《習近平時代》 選載：一介儒生習近平的文化情結
6月13日出版的《學習時報》繼續選載美國學者熊玠主編的《習近平時代》，標題是一介儒生的文化情結。
文章如下：
習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時結識的至交、作家賈大山曾給過他這樣一個評價：儒生。
2014年9月24日，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這樣的大會，自1994年起每五年舉辦一次，這一年規格最高，首次有國家最高領導人登台演講。
“當代人類也面臨着許多突出的難題，比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慾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削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係日趨緊張，等等。”習近平説，“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藴藏着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啓示。”
在那之前，2013年11月末，他曾到曲阜參觀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轉年“五四”，又在北京大學與中國哲學學者湯一介促膝交談，瞭解《儒藏》編纂情況。他還曾在到訪北京師範大學時，明確反對課本中去掉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認為這種做法很悲哀；在萬米高空的專機上，倡導媒體記者學古詩文經典，因為它們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了我們的基因”；傳統文化與國家文化軟實力，也被作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題。
人們發現，習近平並不僅僅是在一些場合引用一兩句古詩文作為點綴，而是在過去20餘年的行文、講話中，時時處處引用中國古代典籍或詩詞，密度極高，從容熟稔。引述的來源非常廣泛，並不限於《論語》《孟子》《左傳》《老子》等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還有一些甚至有點生僻的古籍、詩文。
2015年10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倫敦出席全英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年會開幕式並致辭。
中共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的這種表達風格更加鮮明，無論國內視察、與公眾交流，還是出訪時演講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他總會以典雅藴藉又高度概括的經典名句來傳達思想。這激發了國內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切關注。
有學者評價：“習近平對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廣泛的興趣，是我黨歷史上繼毛澤東之後，又一位熟知並廣泛引用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領導人。”
更重要的是，在他對於治國理政各個方面的闡述以及制度建設中，中國傳統經典的思想精華同樣貫通其間。他甚至還“第一次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核心價值觀建設、領導幹部隊伍建設等的重要手段”。
還有一個第一次——“這種高度肯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人類共有精神財富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義的思想觀點，是我們黨歷代領導人中第一次提出。”
這被視作一種豐富執政黨文化觀念、強化文化自信、拓展執政資源的重要創新。
包括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也被認為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道、仁愛、和而不同一脈相承。
事實上，在將執政者的文化態度視作其重要人格特徵和治國思路風向標的中國，習近平每一次與文化有關的表達——出席一項活動，舉出一個典故，提及一本書或幾位作家，都會被社會輿論細細咀嚼解讀。
作為知識分子、儒生的習近平，和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家習近平，如何統一在一起？他的文化態度、文化理想和文化策略，對於中國的現實問題又有怎樣的闡釋和回應？
一張書單背後的文化視野
自青年時代起，習近平就結交了不少文人朋友。比如前文提到的賈大山，出身低微，洞悉世情，思想深邃，專注於文學、史學和佛學，小説曾獲全國大獎、作品被收入中學課本。
更早一些，當習近平還在黃土高原插隊當農民時，曾與陝北作家路遙相熟。2015年春節後，改編自路遙名著《平凡的世界》的同名電視劇熱播，習近平在全國兩會上提及：“我跟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
那是在1970年至1973年間，當地回鄉知青路遙喜歡結交見多識廣的北京知青，和習近平成了朋友，兩人多次長談，話題涉及文學、民生、理想、國家。
要想描繪一個人頭腦中的文化圖景，辦法之一是看看他的藏書。
2014年2月7日，在俄羅斯索契接受當地媒體專訪時，習近平説，“我個人愛好閲讀、看電影、旅遊、散步”，“現在，我經常能做到的是讀書，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他還説，讀書可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啓發，滋養浩然之氣。
之前在2013年3月，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後首次出訪前夕，曾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採訪，也談到自己“最大的愛好是讀書”。
中國傳統經典自不必説，從他繁多的引文中至少可見《論語》《孟子》《中庸》《尚書》《老子》《墨子》《禮記》《詩經》《春秋榖梁傳》《呂氏春秋》等數十本。西方文化他也非常熟悉。
面對俄羅斯記者，習近平歷數了自己熟知的俄羅斯作家，包括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裏、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他們書中許多精彩章節和情節我都記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再次提到了俄羅斯文學，他説自己喜歡普希金的愛情詩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之間，他更喜歡後者，更喜歡《戰爭與和平》；他很喜歡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對大時代的變革、人性的反映非常深刻。而俄羅斯的音樂大師、畫家，比如柴可夫斯基、列賓等，也是他的心頭所好。
2013年5月，習近平還曾對希臘總理薩馬拉斯談到，年輕時閲讀過不少希臘哲人的書籍。
將時間前推至2004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一次專題學習會上的中心發言中，曾提到美籍德裔哲學家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指出傳統的工業文明，使人變為沒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單純技術性的動物和功利性動物，這種物質性壓迫下的人，是一種變形與異化的人”。
《單向度的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的標誌性作品之一，剖析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人的合理批判能力的剝奪。
2014年3月的訪歐之旅，既是對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四國的國事訪問，也可以視作習近平充分展現其文化思想、文化視野的文化之旅。11天，4篇文章、4次公開演講，這位政治家以充滿文藝色彩的表達向世界闡釋了中國夢，而人們也正好能從他的言談中細讀其文化淵源。
比如，在法國的行程中，有一項安排是探望99歲的旅法華人李治華——老人歷時27年翻譯完成法文版《紅樓夢》，是將這部中國不朽名作介紹到法國的第一人。
對於這部中國四大名著中最具文人氣質的經典，習近平不僅熟悉，而且還曾在河北正定工作時，費盡心力建成了“榮國府”。
在中法建交50週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演講時提到了諸多對他產生過影響的法國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
“讀法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史的書籍，讓我豐富了對人類社會政治演進規律的思考。讀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人的著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冉阿讓、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藝術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於我的腦海之中。欣賞米勒、馬奈、德加、塞尚、莫奈、羅丹等人的藝術作品，以及趙無極中西合璧的畫作，讓我提升了自己的藝術鑑賞能力。還有，讀凡爾納的科幻小説，讓我的頭腦充滿了無盡的想象。”
他還提到了法國的歌劇、芭蕾舞、建築、體育、美食、時尚、電影。
他坦率地説：“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着我”，“瞭解法蘭西文化，使我能夠更好認識中華文化，更好領略人類文明的博大精深、豐富多彩”。
德國一站，習近平在科爾伯基金會發表演講，特別提到了德國“在哲學、文學、音樂等領域誕生許多享譽全球的巨擘”，並列舉了他們的作品，包括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學鉅著和不朽詩篇，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海德格爾、馬爾庫塞等人的哲學辯論，巴赫、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優美旋律。
“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中國讀者都從他們的作品中獲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他説。
有媒體統計，此次出訪全程中，習近平曾提及法國名人34位、藝術形象3人，還有凡爾賽宮、盧浮宮等建築；提及德國名人19位，藝術形象有歌德名作《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的書單又增加了英美作家作品。他説，英國的拜倫、雪萊、蕭伯納、狄更斯，美國的惠特曼、馬克·吐温、傑克·倫敦、海明威等的作品，他都看過，很喜歡傑克·倫敦的《海狼》《野性的呼喚》。
因為喜歡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在第一次訪問古巴時，習近平專程去了海明威當年寫《老人與海》的棧橋邊。第二次訪問古巴時，又去了城裏海明威常去的酒吧，點了海明威愛喝的朗姆酒配薄荷葉加冰塊。
以往中國的高層領導，很少曝光個人愛好。習近平對於自己的文化趣味，甚至包括一些很“文藝範”的舉動，相當坦率。
從習近平自己述及的這份長長的書單來看，他的文化視野甚為寬闊，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音樂，古希臘、文藝復興、現當代，都涵蓋其中；他的描述評價並非禮節性的讚美，也不限於外交場合，而是有感而發，帶有很強的個人化色彩；同時，這些內容並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而是時時強調“人類”“世界”，強調人類對於思想的力量、美的力量的共識。
他透露，自己看的小説基本是在青少年時期讀的。“當時的文學經典毫不誇張地説能找到的我都看了。”有一次在一位鄉村教師那裏發現很多好書，有《紅與黑》《戰爭與和平》等，讓他喜出望外，手不釋卷。
習近平這一代生於1949年之後的中國人，儘管少年時期受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化禁錮的嚴重影響，但他們也不乏機會接觸各類書籍；而在思維最為活躍，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定型的青年時代，又恰逢20世紀70年代末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改革開放而起的思想文化大激盪、大沖撞，這必然強烈激發他們拓展自己的視野與胸懷。對於人類文化圖景的認識，他們顯然比前代人更為全面客觀，也更有鑑別力、包容心。
甚至，對於中共領導人歷來相當謹慎的宗教問題，習近平也表現出高度的自信和坦然。
在2014年3月到訪位於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時，他的演講有一段專門談及佛教傳入中國後演化發展的歷史。這段“教科書式的精確敍述”，被評價為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論述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與意義”。
事實上，儘管習近平的知識系統和文化素養中，帶有強烈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色彩，但他並不排斥流行文化。他會很自然地提到流行歌曲和美國電影，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就已經看過梅麗爾·斯特里普演的《獵鹿人》《上尉的女兒》《教父》，據稱美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是他最喜歡的戰爭片之一。2012年初訪美時，經由習近平之手，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達成協議，中國人每年可以多看到14部美國進口大片。
在2014年10月的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談到，以往有觀點認為，進口幾部外國大片就覺得是擠佔了我們的市場，很糾結。我國領導人訪美期間，談合作聚焦在進口美國大片，能否擴大美國電影進口配額竟然上升到考驗中美關係的程度。但分析後，中央認為利多弊少。現在看來，不僅沒有造成國有電影產業的萎縮，反而刺激了發展，更有競爭力了，這説明對開放持積極主動的姿態是正確的。
歷史不是包袱
“歷史不應該是記憶的負擔，而應該是理智的啓迪”——習近平曾引用德國文學家萊辛的這句名言，來説明中國道路選擇的歷史因由。
自青年時期就愛讀歷史的習近平，認為讀史最重要的目的是“具有歷史文化素養”，“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歷史意識和文化自覺，即想問題、作決策要有歷史眼光，能夠從以往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自覺按照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辦事”。
在2014年一年之內，中國增設了三個國家級紀念日：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9月30日中國烈士紀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這三個紀念日在設立當年都有高規格的隆重紀念活動，習近平都親自參加，並在勝利日和國家公祭日發表講話。不僅如此，2015年9月3日的抗戰勝利日，還舉行盛大閲兵，此舉打破了以往在國慶日逢十年閲兵的慣例。
有人強調這三個紀念日的“國防”色彩，將它們視作中國強化國防意識、國防動員的舉措；有人將它們置於中日關係變化的大背景下，認為是藉以向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表明堅決態度，是在糾結的中日博弈中打“歷史牌”。
事實上，以上原因都太過表面。
習近平認為，禮儀是宣示價值觀、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一些重大禮儀活動要上升到國家層面，以傳播主流價值，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另一方面，這三個紀念日，都與中華民族現代史中的苦難卓絕、犧牲奮鬥有關。在中國的傳統中，紀念日多源於慶祝，罕有記錄屈辱苦難的功能。從這三個國家級紀念日的設立過程，可見習近平的歷史觀。
比如，國家公祭日，是一個國家為紀念曾經發生過的重大民族災難而設立的國家紀念活動。二戰結束後，主要參戰國政府紛紛設立國家級哀悼日，以國家公祭的形式來祭奠在災難中死難的國民，增強現代人對國家遭受戰爭災難歷史的記憶。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屠殺紀念館、美國的珍珠港事件紀念館、俄羅斯衞國戰爭紀念館等，每年都舉行國家公祭活動。
此前每逢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南京本地都會有紀念活動，但從未上升到國家高度。而第一個國家公祭日，現場放飛3500羽和平鴿，象徵着抗戰期間傷亡的3500萬同胞。
9月3日勝利日，起自1945年。當年9月2日，參加對日作戰的同盟國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日本代表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中、美、英、蘇等9國代表相繼簽字。至此，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同時宣告結束。次日，中國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並從第二年起將9月3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新中國成立後，9月3日雖被認可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但也有以日本天皇《停戰詔書》發佈的8月15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的規定。
1999年，國務院對1949年頒佈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做了修訂，其中有關抗日的紀念日有“七七”抗戰紀念日、“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九一八”紀念日。不過並非每年都進行隆重慶祝，只是在逢五或逢十的年份舉辦一些活動。
而在學術界和民間，究竟在哪些日子紀念抗戰還存在爭論，“七七”“八一五”“九一八”似乎比“九三”更為普通人熟悉。
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再次對“九三”勝利日加以明確，以最高規格紀念，再選擇這一天隆重閲兵，既與同盟國一致，民族歷史承續之感也豁然而出。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陣亡將士紀念日、烈士紀念日等，而9月30日中國烈士紀念日，從建議到正式設立，歷時10年。
這三個國家級紀念日都有同樣的特點：其一，接軌國際慣例，特別是二戰以來現代民族國家的慣例，並溝通世界歷史；其二，毫不迴避民族的苦難屈辱，而將之作為聚攏人心、面向未來的重要資源，正如習近平所説，“歷史不能選擇，未來可以開創”；其三，關照民族歷史的延續性，為民族大義的凝聚打開新空間。
習近平多次建議領導幹部要多讀歷史，要學習和借鑑中國歷史上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比如“儒法並用”、“德刑相輔”、人才選拔看重基層經驗等。他還説，希望領導幹部學習一些世界歷史知識，為此他舉出了明朝末年的例子——封建社會統治者閉關自守，看不到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後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拒絕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
習近平曾態度堅定地告訴世界，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於與中共黨史有關的事情，他非常關注。毛澤東誕辰120週年、鄧小平誕辰110週年、陳雲誕辰110週年，他都在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鄧小平誕辰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更是長達萬言。
事實上，對於歷史、對於英雄的“反思”“解構”“揭秘”，已在中國社會喧嚷多年。而習近平的歷史觀，在秉承中共科學歷史觀的基礎上，增強了包容性和開放性，加之他強烈的歷史意識和直率鮮明的表達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2013年12月26日紀念毛澤東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談及對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歷史評價時，他説：“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
聯繫到他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座談會的講話中，對鄧小平的評價增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並強化了“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這樣的表述，應該説，體現出了“不隔斷歷史”的客觀態度，以及拋開歷史包袱的超然與新意。
一個制度是進步還是反動，看其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
“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習近平1991年任福州市委書記時，曾在福州市三坊七巷召開的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上這樣説。那個時候，正是福州城市建設的興盛期。
這片位於中心城區、覆蓋38公頃的古建築遺存，興建於晉、唐，輝煌於清代及民國，是國內現存規模最大、保護最完整的歷史文化街區，現存古民居約270座，其中有林則徐、嚴復、沈葆楨、陳寶琛、林覺民、冰心等人的舊居。
林覺民故居，後來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是福州市文物保護單位。但在1989年，福州市有關部門批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拆除林覺民故居部分建築，準備建設商品房。福州市政協委員寫信給剛到任不久的市委書記習近平反映這個問題，習近平立即讓人核實並要求暫緩拆遷。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覺民故居召開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習近平親自主持。
在林覺民故居二進大廳廊前，習近平問時任福州市博物館館長的黃啓權：“老黃，這裏是不是林覺民故居？”黃啓權回答：“對，我們站的地方就是林覺民故居的大廳。”“好，我們就決定把它保護下來，進行修繕。”習近平話語簡潔。
林覺民故居修繕完成，並闢為福州市辛亥革命紀念館對外開放。開館當天，習近平除了參加剪彩儀式，還親自給省外客人當起了講解員。開館一個月內，他又三次來到這裏瞭解觀眾反應。
當時，包括林則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紀念館在內的許多遺蹟，都存在年久失修、損毀嚴重、房舍被侵佔等問題。位於福州市中山路左營司巷的林則徐出生地，出讓給了一家房地產公司，計劃興建高級商住樓“則徐花園”。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福州市以1200萬元的補償收回了這塊地。一個月後，林則徐出生地暨幼年讀書處修復工程開工典禮舉行，1997年6月竣工。兩次儀式，習近平都親自參加。
2015年1月，《福建日報》刊登萬字長文，回溯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關注文化遺產保護的往事。
比如用搪瓷燒製“福州市名人故居”銘牌，從速保護一批名人故居。這些故居中的絕大部分，當時還不算文保單位，原則上不受文物法保護。而被稱為“福州瓷牌”的銘牌，使它們在城市建設中免於被拆的命運。
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繕經費，以前只是從城市維護費中列支8萬元，1991年起，此項費用每年市財政撥款100萬元，此後逐年增加。
福州市還在福建省率先成立了市級文物管理局、建立福州市考古隊，這支長於水下考古的專業團隊，後來成為西沙水下考古、“南海一號”沉船遺址、平潭“碗礁一號”等水下考古發掘的骨幹力量。
就任福建省省長後，2000年元旦，習近平發佈省長令：保護三明市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當時這處遺址尚未定為文物單位，一家大型企業即將在那裏炸山開礦，習近平緊急批示企業“立即停止爆破”，要求當地政府加強保護。
而這一遺址，把福建有人類活動的歷史提前了十幾萬年，也證明了閩台同根同源的密切關係，號稱“南方周口店”。
2002年4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州古厝》一書，習近平為該書作序，2015年1月6日，《福建日報》重發此文。
文中説，古建築是科技文化知識與藝術的結合體，也是歷史載體。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保存城市的文脈。
“保護好古建築有利於保存名城傳統風貌和個性。現在許多城市在開發建設中，毀掉許多古建築，搬來許多洋建築，城市逐漸失去個性。”他寫道，“發展經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文物，保護好名城，同樣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二者同等重要。”
應該説，自改革開放起至今，中國地方官員在這30餘年裏，一直面臨着如何協調歷史與現實的問題——GDP要上升，城市要改換新貌，文化遺產究竟是障礙還是資源？如何選擇，其中既有政績觀、義利觀的問題，更是對執政者文化素養、歷史意識的考驗。
擔任浙江省委書記後，習近平對待文化遺產的態度一以貫之。
距今約8000年的蕭山跨湖橋遺址，因出土世界上最早的“獨木舟”而聞名。習近平參觀獨木舟時，一批攝影記者腳踏在遺址上拍照，習近平為此發了火。他説，拍照是小事，文物保護是大事。
2002年西湖免費開放後，習近平曾三次向杭州西湖管理部門建議：一是西湖邊公共廁所24小時免費開放；二是遊船船頭增設橡膠輪胎，以免損傷橋洞；三是景區長椅保持一定的間距。“他考慮到西湖邊的戀人很多，如果椅子之間距離太近，戀人們反而會感到不自在”。
“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2014年2月25日，已經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時這樣強調。這次他考察的主題正是城市歷史文化，行程中安排了首都博物館、南鑼鼓巷等地點。
習近平的歷史觀，除了前述的開放、包容、不隔斷歷史之外，作為長期深耕基層的政治家，他還很善於為歷史觀的落實找到具體實在的載體，並且能超越經濟指標的誘惑，一以貫之。
正如著名建築學家、兩院院士吳良鏞所説，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都是從總結自己的遺產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