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國民黨退居台灣後的60萬"榮民"老兵消亡之謎
【號稱“公民記者”洪素珠辱罵老榮民一事，近日引發台灣島內輿論討伐聲浪。所謂“老榮民”指的是，1949年前後隨蔣氏政權到台的軍人，原以為“三年反攻”即可與母親、與新婚的妻子團聚，卻在40年的漫長等待中骨肉離散；他們身在軍營不準婚配，從軍半生後難以成家，不少人孤老終身；他們退伍後在台灣開路造橋墾荒，卻因為文化不高、口音南腔北調而難以融入社會；他們少小抵台為台灣奉獻一生，卻被社會歧視、遺忘……作者何書彬在《國民黨退居台灣後的60萬"榮民"老兵消亡之謎》一文中敍述了“榮民”老兵的歷史。本文載於《國家歷史》2009年12月，公眾號“看歷史”（ID：EYEONHISTORY）授權轉載。】
1949年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自上海黃埔港起航的太平輪，搭載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數百噸物資，駛向台灣基隆港。滿船的乘客，帶着離亂的苦痛，開始了這一段艱難的航程。晚23時45分，當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羣島附近時，突然與迎面駛來的建元輪相撞，半小時後，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還者僅36人。
《太平輪》劇照
在波濤洶湧的大時代浪潮中，很少有人會留意這小小一船人的命運。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國民黨已無從立足，在1949年兩百萬人潰退到台灣的過程中，太平輪的悲劇只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在青島，在煙台，在上海，在廣州，在中國沿海的每一個重要的港口，類似太平輪這樣的生死離別在日復一日地上演——成千上萬的家庭就這樣在歷史的轉折口分別，一鬆手就是一輩子。
這是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遷徙，無論是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還是命若螻蟻的兵士，都在自願與不自願當中，來到一個陌生的彈丸之地。而更多的則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眾，被這股潮流所裹挾，以1949年為分界點，開始了人生的下半場。
“1949年，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國民政府帶領二百萬殘兵、難民來到台灣。”著名的中國史專家費正清在史書上冷峻地記載道。這200萬人，不管是否情願，都被刻上了失敗者的烙印。敗軍之將，何敢言勇？隱忍與傷痛，屈辱和自省，種種的情緒都在這一刻埋下了種子，任由歷史的風雨澆灌，歲月催長。
來自不同地域的兩百萬人，無論原籍何處，共同的遭遇，同樣的情緒，將他們組成了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一起去承載離鄉的愁苦。在這個小島之上，他們有了一個統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區分於六百萬“原住民”。
小島上的故事，就以這兩百萬人和六百萬人為主題，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60年後，當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漸凋零，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則擁有了一種全然不同於父輩、祖輩的視角。他們在這個小島上成長，與這個小島的命運休慼與共，他們既是外來者，也是原住者，他們遺傳了父輩祖輩的鄉愁，更誕生了自我歸屬的台灣意識。60年後，他鄉儼然變成了故鄉。
理解現在的台灣，不得不從1949年講起，這裏麪包含有太多的歷史基因，它是台灣之所以是現在，台灣之所以是台灣的關節點。只有這些“敗軍之將”的命運，不被看做是無關緊要的過去，而是一個關乎將來的現實，他們才不會成為孤獨的歷史棄兒，而是同為中國人，一個民族在大轉折時期的分離體。只有正視這羣人的命運，歷史形成的傷口才能漸次癒合，傷痛的分離才能再次聚首。
60萬"榮民"
國軍撤守大陳島
1960年5月9日，國民黨遷台後的第一項主要基礎建設——中部東西橫貫公路舉行通車典禮。“行政院院長”陳誠和“退輔會主委”蔣經國出席。
這條公路穿越台灣險峻高聳的中央山脈，在修建的過程中，施工方共動員了一萬多名“榮民”作為開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榮民”因工程的艱險而傷亡。
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的作用在於將台灣的東西部連了起來，使得台灣東部的發展可以加速，然而對當時的台灣當局來説，修建這條耗資巨大，用工極多的公路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數量眾多的退伍軍人。
從1950年起，原本隨國民黨來台的60萬士兵，在台灣實施義務兵役制後，逐步被年輕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們在台灣沒有親人，自己也身無長技，退伍後怎麼生活？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就在這個背景下，台灣當局於1954年11月設立了“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以安置和輔導這些退伍士兵轉業。一開始，“退輔會”主任由台灣省“主席”嚴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蔣經國，而在實際上，嚴家淦只是掛個虛銜，主要工作都由蔣經國操辦。
“榮民”這個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產生，它的全稱為“榮譽國民”。
蔣經國在“退輔會”上任不到半年，即為“榮民”們建立了屏東隘寮農場、嘉義大埔農場、宜蘭三星農場、花蓮壽豐農場、彰化二水農場等，讓“榮民”們種植水果和其他一些農產品，能夠自食其力。後來，又在屏東、花蓮、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榮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榮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榮民總醫院”在蔣經國的推動下開始興建，並於三年後投入使用，簡稱“榮總”，日後這家醫院不但成為許多“榮民”看病的地方，也成為國民黨許多高層人物的病房，蔣經國遺孀蔣方良在病重時，宋楚瑜即是赴“榮總”探望。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的興建是蔣經國在“退輔會”乾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蔣經國就帶着“榮民弟兄”進山勘測，施工過程中，蔣經國又多次到工地為“榮民弟兄”打氣。
為數眾多的“榮民”就在這條公路建成後，在山區沿着公路紮下根來，一位“榮民”説：“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農場分給我們的約二十棵果樹苗，誰能料定未來？在最初幾年，種下去的果樹都沒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間先種蔬菜。”後來這一帶成功培植了台灣以前沒有的温帶水果和高寒地帶蔬菜，改寫了台灣農業史。日後，這條公路及其旁邊優美的山林、連綿的果園，成為台灣的重要旅遊帶。
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隨着兩岸關係的改善，“回家”成為“榮民”們的共同心聲。1949年，他們從大陸各地來到台灣後，時時刻刻都在思念着家鄉的親人，可由於海峽兩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榮民”們想回家是難上加難。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陸》正是“榮民”心情的真實寫照，他寫道：“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1987年，“榮民”集體上街遊行、請願，要求當局開放回大陸探親。一名“榮民”胸前的牌子上寫着兩個字“想家”。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寫？他回答，“我離家快40年了，我不願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1987年11月，蔣經國正式宣佈：“基於人道立場，開放老兵探親。”長達數十年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當年12月，第一批“榮民”踏上了返鄉路，台灣紅十字會為這場“少小離家老大回”準備了10萬份表格，在半個月內就被“榮民”們搶領一空。
那時的“榮民”們都會清晰地記得，蔣介石曾多次向他們允諾：“一定帶你們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陸”的歲月裏，每一名士兵都領到了一張“戰時授田證”，台灣軍方告訴他們，等到“光復”了大陸，每個人都可以憑藉這個“戰時授田證”領取一塊土地。進入蔣經國時代，“反攻大陸”正式成為歷史，“榮民”們把這張“戰時授田證”都換成了十幾萬元的台幣補貼。
一部分回鄉探親的“榮民”，則娶了“大陸新娘”回來。由於在部隊時待遇微薄且結婚限制嚴苛，退伍後又和台灣本省人“語言不通”，“榮民”們有許多到老了都還是光棍漢。“榮民”劉家信就是這樣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國民黨的敗軍路過山東，當年21歲的劉家信就這樣“稀裏糊塗”地當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後終於退伍，住進台北的“大我退舍”，這是為老“榮民”準備的集體宿舍，僅在台北，就有16處像“大我退舍”這樣的地方。
1988年時，劉家信曾回到山東老家一次，但那時母親已撒手而去，劉家信用僅有的積蓄，為父母修了墳，為家鄉築了橋，從此斷絕了回大陸的念想，回到台灣繼續做他的老光棍。
不過，正當劉家信為終生未婚“認命”的時候，一個比他小35歲的“大陸新娘”走進了他的生活，於是劉家信在年近80歲的時候，第一次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從1949年到現在，60個年頭過去了，如今僅僅在“大我退舍”，“榮民”的數量就已從高峯時的數千人減少到了800多人，並且他們的年齡大多都已超過80歲。每當一位老“榮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來一個空房間。在無情的時間面前，“榮民”這道因特殊歷史造就的“台灣圖景”，漸漸走向了消失。
眷村：竹籬笆的世界
在台灣，“外省人”是一個有着特殊政治含義的名詞，它指日本投降後陸續來台的大陸各省人士。據史料統計，1945年~1953年共有約120餘萬外省人來台，其中撤台軍隊約60餘萬人。另外，還有黨政要員、學術專家、一般公務人員、民意代表、學生及一般民眾等，以軍公教人員及其家眷居多。原籍方面則是大陸各省都有，其中又以福建（14萬）、浙江（11萬）、江蘇（9萬）、廣東（9萬）、山東（9萬）等五省最多，人數約53萬以上，佔遷台人口的60%左右。這大部與居住地在沿海地區據地利之便有關，部分則是因為政府有計劃的撤退，如青島、上海即是其例。
基隆、高雄兩港是絕大多數“外省人”踏上台灣的第一站。50年代，為解決中下層“外省人”的居住問題，國民政府開始在各地大量興建“眷村”。早期眷村多位於市郊並利用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日人房舍。以數量而言，台北縣市、桃園縣、高雄縣市、台中縣市及各軍事基地附近為眷村與外省人口集中分佈地區。
如今的基隆港
最初，“外省人”在黨政軍統治地位的優勢，代表着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的強勢者，相當程度地擠壓了部分台籍人士的發展。眷村的興建，使得外省人自成為一個文化圈，無形中也是一種障礙，加之語言的隔閡，外省人無法與當地居民流暢的溝通，過客的心理態度使他們一開始並沒有認真融入當地社會。族羣間的矛盾，成為後來台灣相當棘手的問題。
又，“外省人”中涵括了大量的大陸精英分子，帶動了台灣的發展。台灣土改及後來的經濟建設即是借重來台技術官僚的專業與努力，許多大陸企業或產業遷至台灣繼續發展，對台灣的經濟亦有一定的貢獻。文化上，大量知名大家的赴台，不僅深化和豐富了台灣的文化內涵，而且數量眾多的知識階層，挾着政治統治的優勢，對台灣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如強力推行國語等，將台灣重新拉回了中華文化之內。大陸各省移民與本省人長期接觸之後，雖呈現出多元文化的面貌，但外省人的文化優勢依然明顯。
參考文獻：林桶法：《1949大撤退》
Lawrenceglow解讀：
原公司一個台灣人説，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衝突真的很厲害，本省人多企業家，不肯僱傭外省人，他這個外省人後代只能去外資繼而去國外工作，自己的兒女也都在大陸生活，他雖然覺得台灣政府工作人員工作效率高，服務意識好，但還是會説台灣城市和上海比就是三四線城市，因為房子都是二十年前的，太老舊了。特別認同大中國理念，一碰上釣魚島的事就説，中國什麼時候打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