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為什麼洪素珠有這麼大能耐？

洪素珠事件挑動兩岸情緒的時候，筆者恰好接受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王炳忠的邀請，隨他一起錄製一期《忠言near》。在吃過台灣粽後（炳忠堅持認為這天只能吃粽子，直接結果是我一天沒吃飯），針砭一下台灣低俗的時政，展望一下兩岸美好的未來。但看到洪素珠辱罵老榮民的視頻後，炳忠徹底暴走，節目臨時改成網絡直播，事先彩排的流程被悉數打亂。筆者一臉茫然地坐在旁邊，看着他發飆一個多小時。

雖然為受辱的老伯感到難過，但筆者並不意外，類似的場景如沙盤推演一樣，早已在筆者腦中被反覆地演繹。正如有些媒體所説，洪素珠是台灣常常出現的那一些人。他們的確應該被不遺餘力地聲討，但總會在一個陰暗的角落春風吹又生。

洪素珠此前接受台灣媒體採訪

老榮民受辱，和國民黨下野有關

引爆輿論的視頻拍攝於“2·28”當天，但直到端午節才備受矚目。假設是這位“高雄州知事”揣了兩個月，在端午節吃過粽子後心情不錯，出來刷下存在，和各位做些節日互動。但隨着事件發展的深入，知事大人也被曝出不止一次霸凌榮民與陸配，且個個驚世駭俗，擊穿底線。

詭譎的地方在於，為什麼只有此次事件引起廣泛關注？

公眾對議題的關注，和一段時間內社會中存在的主導性議題有關。馬英九時期，民進黨出於政治鬥爭的考量，在與國民黨的博弈過程中，將“反中”建構為台灣社會的主導性議題，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反課綱運動藉由這套話語體系風起雲湧。相較而言，彼時的榮民榮貧生死是次要話題，甚至有可能會因為主導性議題的“反中”色彩而被祭旗。這是彼時榮民議題未能凸顯的社會背景。

但主導性議題畢竟是一種宏框架，議題的具體呈現離不開媒體的直接參與。拋開意識形態的色彩不談，強化聚焦主導性議題，是市場化下媒體最正常的反應。只有這樣，媒體才會有人看，媒體人才有薪水可以拿。台灣媒體最不缺乏將某件事情持續發酵、推波助瀾的能力，一旦某個社會問題成為熱點，台灣媒體就會如同狼羣一般撲咬上去，不將事件充分撕碎絕不善罷甘休。洪素珠能很快被起底，成為眾矢之的，實事求是地講，媒體可以記上一功。

馬英九時期，“反中”議題伴隨着反國民黨而延續，媒體在這個過程中起着強化的作用。2016年台灣政黨輪替，國民黨下野，原本尖鋭的“反中”議題得到緩和，繼續醖釀發酵儼然失去可信力。幸運的是，雖然國民黨和民進黨有同質化的趨勢，但難以調和的族羣鬥爭仍然存在。當未廢除“台獨黨綱”的民進黨重返執政時，主導性議題隨之改變，媒體便反過來質疑民進黨的“台獨”理念及族羣霸凌。

總結起來，對榮民的關心與忽視，追根究底是社會議題變化的結果。倘若四年後國民黨僥倖贏回執政地位，“反中”的議題也將會被再次提起，媒體聞風跟進，並延續議題的存在時間，榮民在享受了一段時間社會關懷後，也必然重新回到輿論失焦的地位。

私心來講，我為老榮民在這次事件中得到關懷感到欣慰，但欣慰之餘流露着悲涼。

洪素珠反襯“統派”的分裂

在台灣，“台灣民政府”是個神奇的存在：它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對中國或者是“中華民國”，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有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組織架構，並任命了官員，甚至還有自己的軍隊！

台灣法律對叛亂團體沒有明確定義（當然也是因為民進黨的縱容），致使這樣明顯帶有叛亂味道的組織，一直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大街小巷。雖然一些警局因為其兜售不能使用的台灣身份證將其定義為“詐騙集團”，但更多鄉親因為其洗腦的功力，將其視作“邪教組織”。

這樣的説法並無不妥，還很是貼切。據網絡爆料，網友的長輩在“台灣民政府”接受了幾次培訓後，開始走火入魔，六親不認。但出於宗教信仰自由的考慮，台灣沒有針對邪教的法律，“台灣民政府”如果不違法亂紀，那麼公權力就沒有妨礙其“傳道”的自由。

“台灣民政府”自稱不是“台獨”組織，但其和“台獨”有脱不開的干係。根據此前筆者提出的“黃色勢力”理論，洪素珠以及其所代表的“台灣民政府”，並不是真正意義的本土意識組織，而是日本在台灣的族羣代表。但由於“黃綠合流”的現象（儘管親日的“黃色勢力”和本土的“綠色勢力”相互看不上），使兩個羣體之間共享了一套“台獨理論”，終極目的都是將台灣從中國脱離出去。

拋開政治立場不談，也不論“素素知事”的言論本身有多荒謬，話語中的理論是嚴謹和完整的。簡單而言，他們從《舊金山和約》的提取出“地位未定論”，將“中華民國”歸入外來政權的隊伍中，視其在台灣的法統為異族統治，或者如吳介民所言為“類殖民統治”。論述上極具殺傷力，也極容易吸引不明真相的無辜羣眾。

黃營和綠營為了“去中國化”，進行長期的理論積累工作，沒有理論，就沒有號召力。反觀統派團體，無論是紅統還是藍統，統派團體至今沒有在論述上達成一致，為了主導統一進程，統派團體又囿於內訌爭鬥之中。掌握話語權的國民黨在統一進程上愈發保守，卻不願意放權，其他團體又勢單力薄。相對“綠中泛黃”的整體性，統派團體理念不一，呈現碎片化。

從某種程度上講，今天老榮民被羞辱與被排擠，是統派團體邊緣化的結果，而統派團體的不作為，直接導致自身的邊緣化。只有鬥爭才能求得生存，戰略威懾才能實現族羣的和諧與均勢。馬英九用八年的時間證明，綏靖並不會贏得對手的尊重，相反將自己和國民黨置於被清算的位置，作為第一大黨，不僅錯失了整合統派的機會，也讓統派和深藍族羣隨着其一起陪葬。

兩岸統一的重任在大陸肩上

王炳忠曾悲觀地對筆者講，島內政治勢力已無法承擔統一的重任。他並不是第一個對此有所感悟的台灣人。由於對島內政治局勢的失望，部分深藍百姓轉向從大陸尋找希望，這對大陸是一個機會。主客觀形勢，要求大陸必須承擔起統一的重任，然而劣勢的地方在於，大陸無法直接對台灣社會施加影響力，這恐怕也是長久以來要依靠國民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既然內部無法突破，那麼應該從外圍着手。隨着兩岸交流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往來兩岸之間，他們瞭解大陸，也期盼兩岸交流的和平永續，特別是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他們都是大陸可以倚重的對象。兩岸原有的相互想象，隨着交流的擴大而被解構，但也為建構一個新的聯結提供了機會，筆者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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