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怎樣影響中美經貿關係-何帆、梅新育

主持人：

鍾偉：《中國外匯》副主編

嘉賓：

**何帆：**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原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副所長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經濟已經深刻融入全球經濟之中，歐、美等經濟體的政治經濟變動往往會對中國的對外經濟產生顯著影響。例如當下的美國大選，英國脱歐等事件，都或多或少對中國有所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現仍處在艱難的“進行時”中，在外貿、資本流動和匯率政策等方面，也仍然承壓。人們習慣用“好不到哪裏，但也壞不到哪裏”來形容中美關係的定勢。目前美國大選透露出的保守右傾和孤立主義的傾向，會對美中經濟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

**鍾偉：**歡迎兩位參與本期的“圓桌”討論。每次美國大選，都會對美國國內政策有所影響。目前奧巴馬正忙於為其總統生涯畫上儘可能完美的句號，而兩黨總統候選人卻還走在競選的開端。從特朗普和希拉里兩位熱門候選人的演講來看，他們（不論是誰）上位後，會如何修正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有無可能重新增加財政刺激，或調整美聯儲候選人並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鴿派基調？這又可能對美國經濟復甦產生怎樣的影響？

**何帆：**不管是哪位候選人當選，遇到的首要問題都是如何重振美國經濟。儘管今年美國經濟走勢較好，但仍面臨增速低迷、勞動參與率較低等問題，並未真正復甦。

若從刺激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當前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增加對基礎設施、教育、研發等的投資。這不僅能在短期內穩定增長勢頭，而且能夠奠定長期持續發展的基石。但這樣的政策很難實施。

從財政政策來看，美國國內反對擴大公共支出的聲音很大：一方面，很多人認為擴大公共支出就等於是政府幹預；另一方面，公眾對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非常擔心，茶黨更是反對一切增税政策。

從貨幣政策來看，量化寬鬆政策需要逐步退出。但怎麼退出，誰也沒有良策。美聯儲主席耶倫將於2018年任期結束，在這之前，圍繞着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提名和任命的博弈將會非常激烈。

**梅新育：**就我所見，希拉里的政策多數只是對民主黨奧巴馬政府政策的修修補補；特朗普則希望對民主黨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動大手術。鑑於希拉里主張更多地干預國際事務，在國內更多維持福利，估計美國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問題會繼續惡化。

從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宣示來看，我認為他傾向於主張壓縮財政支出和赤字，方法是通過收縮海外存在、由盟國分擔軍事保護費等方法減少軍費開支，減少逆向歧視性的福利開支，同時適度增加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裝備方面的投資。這些對美國經濟應該是有好處的，長遠看有助於其減少貿易赤字、提高儲蓄率。而在貨幣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主張尚不十分清晰。

**鍾偉：**儘管奧巴馬已是跛腳總統，但美國仍運行在試圖重塑全球貿易規則的軌道上。目前，美國和環太平洋的TPP協議進展順利，對歐洲的TTIP雖有波折卻仍在不斷推進。同時，WTO的多哈回合卻仍命運多舛，前景不明。奧巴馬錶示，未來貿易規則應由美國書寫。在兩位看來，美國大選之後，會在全球貿易機制領域逐漸偏離WTO而轉向以美國為主導的區域協定嗎？這又會對全球貿易以及中國產生怎樣的影響？

**何帆：**從目前情況來看，TPP能夠順利通過的概率只有50%左右。如果特朗普當選，TPP可能從此夭折；如果希拉里當選，她會推動TPP通過。但由於美國大選之後，政策的變化以及各種不確定性的增加，會使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並可能進一步影響到匯率波動。總體上看，全球化正在退潮。WTO談判步履維艱，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也會出現頓挫，單邊貿易政策會更為常見。這對中國這樣的貿易大國會帶來負面影響，中國的出口有可能遇到更多的貿易保護政策。

**梅新育：**TPP目前確實在美國國內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在競選中所有主要競選人全部公開反對TPP，包括曾經力推TPP的希拉里。奧巴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擠中國參與制定規則過程、排擠中國在國際市場的份額，以此確保美國對貿易規則的影響力；而其他美國政治領導人則擔憂，這會導致美國貿易赤字更大，並進而影響美元匯率的穩定。

特朗普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尚且極力否定，更不要説TPP了。美國不可能退出WTO，但區域自貿協定是可以捨棄、修訂的。如果特朗普上台，區域自貿協定進展勢頭可能會減緩，甚至停頓。

**鍾偉：**次貸危機之後，美國率先走上了量寬之路，目前已處於放棄量寬和加息的拐點。但歐美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週期和貨幣週期滯後於美國。這是否會使得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匯率政策更有干預之心？近期包括美國財長在內的一些政要，以及特朗普等人甚至用“掠奪性”來指責人民幣匯率政策。兩位覺得在美國大選的政治生態中，人民幣匯率是否仍會成為敏感的靶標？

**何帆：**匯率問題一貫是較為敏感的政治話題。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出口的收入彈性大於價格彈性，這意味着影響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國外的收入增加程度以及購買中國產品的意願程度，而由匯率影響的價格競爭力是相對次要的因素。

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將始終把匯率當作一個靶標。最近出現的一個新的現象是，“害怕浮動”的不僅僅是中國，其他國家也害怕人民幣過度浮動。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處於一種兩難：既要求人民幣更加市場化，又不願讓人民幣大幅貶值。或許，未來的全球貨幣體系將逐漸向一種更為穩定的匯率安排轉變，但這需要重大的改革。

**梅新育：**大選期間，美國政治家肯定會更多地拿人民幣和其他貨幣的匯率説事；同時，由於其他經濟體，特別是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由於在貨幣政策不同步所導致的跨境資本流動逆轉中遭到巨大削弱，美國也就更有能力強迫其他經濟體接受自己的要求。

**鍾偉：**美國似乎在美元的國際地位、國際收支和財政收支領域存在一些不安全感。這也許和美國全球戰略焦慮感有關。例如近期美國和沙特之間的矛盾再度尖鋭化，就反恐和愛國法案等敏感問題，沙特甚至威脅説不排除大規模拋售美國國債的選項。同樣，美國股市和債市也面臨調整壓力。兩位覺得美國對自身國際收支和財政收支政策的調整，可能產生怎樣的外溢效應？

**何帆：**美國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恩怨更多地是由於地緣政治因素。美國感到戰線太長，希望有所收縮，於是更多地在中東地區施展“平衡手”策略。沙特阿拉伯出於不安全感，希望增加自身重大決策的獨立性，這在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窺見端倪。

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在短期內不會受到太多的挑戰。其國際收支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增長影響，如果美國經濟走強，進口將會增加，但出口未必同步增加。美國財政政策的調整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經濟增長的快慢、政治兩極化、貧富分化等，都會影響到其財政收支政策。

**梅新育：**就理論而言，美國的政策調整努力方向應該是壓縮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特朗普對此主張尤甚。據此，許多人擔憂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經濟可能會變得內向，並有損中國的出口。同時，某些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希望複製中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的成功路徑，美國有些勢力也企圖通過對這些國家進一步開放美國市場，扶植他們以抑制中國，侵蝕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市場份額。換一個視角，如果美國經濟變得相對內向，也意味着中國的後發競爭對手要想複製中國的成功路徑沒那麼容易了。同時，一個更加強調美國國內經濟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特朗普總統”，也意味着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參與美國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的機會會更多。

關於美國與沙特的矛盾，如果沙特全面拋售其官方美元儲備資產，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對沙特自己的傷害都超過對美國的傷害，因為目前美方公佈的沙特持有的美國債券僅為1168億美元。

從1970年代起，美國自身在經濟上對沙特的需求主要是在兩個方面：沙特向美國提供穩定可靠的石油供給；沙特石油美元迴流支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目前美國基本實現了能源獨立，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甚至將油氣出口視為未來數年美國經濟的一大增長點。另外，如果説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初期，美國需要沙特等國石油美元迴流以支持美元穩定的話，則現在已不可同日而語。

**鍾偉：**作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美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有顯而易見的利益分歧甚至衝突。在過去，人們習慣於使用“好不到哪裏，也壞不到哪裏”來形容美中關係，但隨着美國大選所折射出來的保守和孤立主義氛圍，人們開始擔心美中之間能否有效建立互信，管控衝突。在兩位看來，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中美之間在經濟領域還存在哪些必須關注的風險點？

**何帆：**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可能需要準備好應對中美經濟關係的局部惡化。如果希拉里當選，安全問題會在中美關係中變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當選，貿易問題很可能會成為矛盾焦點。特朗普當選之後最大的風險在於，美國的政策會變得更加不確定，而這種不確定易於引發誤讀和衝突。中美之間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處理中美關係應該更多地採用危機管理的思路，放過小的摩擦，集中防範重大的潛在衝突，增加雙方行為的可預測性，並對雙方利益、立場的分歧有更為客觀、清醒的認識。

**梅新育：**如果特朗普上台，中美之間政治摩擦會趨向降低，經濟摩擦會在一定時期內有所上升，但未必能持續多久。

審讀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講，開篇他就明確提出，要“用目標來取代盲目，用戰略來取代意識形態，用和平來取代混亂”；他強調，美國應當明白，“強化和推廣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將能比軍事幹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發積極的改革，而不是試圖傳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適價值”。可以猜測，如果未來進入“特朗普”時代，美國主動挑起的直接的對華意識形態摩擦的烈度將有望明顯降低，中國與美國在實力基礎上達成務實交易的概率也許會提高。但我們也不能把特朗普主張的美國在海外的有限收縮，等同於中國獲得了在海外全面伸張影響力的機會。中國尋求“有所作為”時務必要積極穩妥、謹言慎行。

**鍾偉：**謝謝兩位的參與。在兩位看來，如果希拉里當選，美國的經濟政策延續目前奧巴馬政府基調的可能性比較大；而如果特朗普當選，那麼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可能更為內向和保守。兩位都認為，未來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更為寬鬆的可能性不大；而對目前奧巴馬力推的TPP以及TTIP的前景，兩位則都不看好。何帆對未來中美關係的前景更謹慎地強調管控風險和危機，而梅教授則對特朗普主義的淡化意識形態、強調經濟務實交往抱有一定的期待。次貸危機之後，全球變局仍在演進之中，有待我們持續觀察。（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

本文刊於《中國外匯》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