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槍擊案或使歐美陷入暴力政治的深淵-羅傑·科恩

佛羅里達槍擊案兇手奧馬爾•馬廷，在行兇前宣誓向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效忠。不妨想象一下：經過這一事件，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宮，英國選擇脱離歐盟，瑪麗娜•勒龐成為法國總統，整個世界被捲入愈發可怕的暴力漩渦。

100多年前，19歲的波斯尼亞塞族民族主義者加夫裏若•普林西普，用他的子彈點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撕裂了當時腐朽欲墜的政治秩序。而今，29歲的馬廷便是21世紀的普林西普，他同樣點燃了一個憤怒的時代。

當然，這些令人沮喪的情景可能只會出現在我們的想象中。到目前為止，馬廷還沒有改變世界；也許永遠都不會。

然而毫無疑問的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槍擊案，恰好發生在當下這多事之秋。無論在美國還是歐洲，民眾對政治和經濟無比沮喪，開始山呼海嘯般地反對現狀，隨時有可能縱身跳下黑暗的深淵。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已成為癱瘓狀態的代名詞。

星期日，調查人員在奧蘭多 “脈搏”酒吧門外

對於特朗普和英國退歐的支持者們而言，這兩大現象代表着固有秩序正在被撼動，而這是那些自鳴得意的精英們活該遭受的報應。

在此以外，伊斯蘭教也正處於劃時代的危機之中，而這種危機又反過來使西方的問題進一步惡化。如今，遜尼和什葉兩大教派深陷在暴力衝突的泥潭裏。伊斯蘭教對現代世界的適應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和痛苦，一股仇視西方的聖戰主義信仰如癌細胞般擴散——正是這種暴虐的惡疾，俘虜了馬廷和聖貝納迪諾槍擊案行兇者。

馬廷射殺同性戀酒吧狂歡者的行為，再次表明伊斯蘭教和性議題結合在一起，尤其容易點燃火藥桶。對某些伊斯蘭教徒而言，西方的自由主義性道德觀是最令人難以接受的侮辱。這種觀念衝突正在醖釀激烈的暴力。

12年前，因為拍攝關於伊斯蘭教婦女糟遇的電影，特奧•梵高被一名持荷蘭摩洛哥雙重國籍的穆斯林聖戰分子謀殺；如今，奧蘭多脈搏酒吧的同性戀者被一名擁有阿富汗血統的美國公民槍殺。從目前的跡象來看，兇手同樣在伊斯蘭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中找到了精神歸宿。

把伊斯蘭教的危機怪罪到全世界16億穆斯林身上，無疑是一種惡毒的中傷。特朗普自鳴得意地再度呼籲暫時禁止非美國籍的穆斯林入境，這是他推行暴力政治、造成社會分裂的最佳例證。槍擊案發生幾小時後，前以色列駐美大使邁克爾·歐倫在推特上寫道：“如果我是特朗普，我就會強調這個穆斯林姓名，奧馬爾•薩迪克·馬廷。這將改變競選。”稍後，他澄清道，特朗普本來就會這麼做，而不是聽從了他的建議。

然而，“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強大威力絕不容忽略或輕視。從巴黎到加州，這一意識形態在暴力襲擊事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它與伊斯蘭教更大範圍的危機息息相關。奧巴馬政府喜歡用“暴力極端主義”來稱呼這種災禍，但這種説法閃爍其辭，可以説毫無意義。沒錯，聖戰恐怖分子的確是“暴力極端主義者”，但這樣稱呼他們就好比把納粹主義説成“德國對一戰受辱的反應”：道理沒錯，但完全不夠分量。

馬廷用他的行動再次表明，當“伊斯蘭國”和反對禁槍兩種意識形態結合起來，會產生多麼強大的效果。對於“伊斯蘭國” 的追隨者們而言，美國是進行“獨狼式”恐怖襲擊的完美場所，因為在這裏他們可以合法獲取武器，把個人能夠造成的危害最大化。儘管近年來聯邦調查局已經懷疑馬廷和恐怖主義有聯繫，並兩次調查他，他竟仍然能從容地走入佛羅里達州某間槍支專賣店，順利買到步槍和手槍。這種縱容，無論用什麼理性的標準來衡量，都是瘋狂的。

馬廷使用的武器是AR-15突擊步槍，與聖貝納迪諾槍擊案兇手所用槍支相同。美國步槍協會前主席大衞·基恩曾形容它是“最招自由主義者仇恨的槍”。 事實上，這種步槍很好地證明了，美國鬆懈的槍械管理法律使公民的生命變得廉價。該法律本身就是畸形的。

6月12日，奧巴馬總統就奧蘭多槍擊案發表講話。他將這起槍擊案件描述為“恐懼和仇恨的行為”；明確重申了自己對當前槍械管理法律的反對；並呼籲人們團結起來。然而他卻隻字未提“伊斯蘭國”，也沒有談到該組織在敍利亞和伊拉克佔有領土的事實，有助於其提升意識形態吸引力，並通過互聯網向世界各地傳播。此外，奧巴馬還表示：“積極地不作為也是一種決定。”

是的，在過去五年當中，美國在敍利亞戰爭裏貫徹了積極不作為主義，使得該國部分淪為“伊斯蘭國”的大本營，導致歐洲出現大規模難民危機。美國對敍利亞出現災難性屠殺和大規模流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但削弱了自身的國際話語地位，還給了普京總統出場大顯身手的機會。這一系列政策及後果疊加起來，構成了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最大失敗。

美國的不作為主義已經使世界變得兇險無比。如今，我只能對世界報以最大的善意與祝福，但我真的擔心憤怒政治會在美國和歐洲迎來勝利。

（青年觀察者網黃鬱譯自《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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