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春：十年九次，默克爾為什麼喜歡來中國

新科南京大學榮譽博士默克爾女士剛剛結束了擔任德國總理十年以來對中國的第九次訪問，這使她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中的“老朋友”。我們同時不難發現，她在中國的行程之廣也足以令她傲視各國同儕：除了在中國首都完成必修科目以外，她還亦莊亦諧地在南京、西安、成都、合肥、瀋陽等地留下各種足跡，串過衚衕、進過農莊，甚至還炒過菜。《明鏡》在線的記者如此評論：默克爾對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對中國那麼關注。

彷彿是為了展現這種關注，這次默克爾除了率領經濟界領袖同行，還把大半個德國政府帶到中國來現場辦公：六位部長和五位國務秘書一同前來中國，參加中德第四輪政府磋商——一種被德國駐華大使稱為“兩國政府內閣共同會議”的罕見的國家間政治機制。

兩國政府在磋商後發表《聯合聲明》，從政治、第三國及第三方市場、經貿與投資、創新、環境和氣候、教育與人文等五大領域達成42項合作共識。我們從中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德國政界和經濟界對於中國的興趣之廣、渴望參與的程度之深，遠超任何一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

無論德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媒體在默克爾此次訪華之前和期間如何放話製造緊張氣氛——“這可能是默克爾歷次訪華中最困難的一次”、“中國不是市場經濟”（《法蘭克福匯報》）、“中國和西方的關係明顯變冷”（《明鏡》在線）、“中國‘可控的進攻性’舉止已經‘越過了紅線’”（德國對華智庫“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恨不得自己能夠變身德國政府，直接向中國要價，我們也不能忽視上述基於理智分析的結論，即中德關係是中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最為穩定、最有基礎、也是最值得深耕的關係，這才是主線。我們正視問題和風險的同時，切切不可如德國媒體一般，刻意忽視和唱衰這條主線。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這一結論來之不易——無論是對中國而言，還是對默克爾本人而言。

關注中德近些年交往歷史的人都會記得，默克爾2005年接任施羅德出任德國總理之後，一度企圖以所謂的價值觀主導對華交往。2007年第二次訪華後，她緊接着在總理府接見了達賴喇嘛，甚至出言“我見誰不見誰和在哪兒見由我自己決定（而不容他人置喙）”，並且此前訪華中沒有向中國政府就此進行任何交流。同年，她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聯邦議院黨團炮製了一份《亞洲戰略》，其中把中國在德國對外關係中的重要性定義在所謂享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如日本、印度之後，而且警告公眾注意中國作為“體制競爭者”所帶來的潛在威脅：“中國越來越向西方提出體制問題，把自己看做政治秩序的替代性模式，這一模式在歐洲之外對德國和歐盟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構成挑戰”。

不難想象，這種一連串明顯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行為會帶來什麼結果：中德關係因此冷卻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這與此前科爾、施羅德執政期間的中德關係形成明顯反差。當時就連德國外交部的官員也私下承認：中國的重要性在日本之後？！有人把這話當真嗎？

一份連自己人都不以為然的“亞洲戰略”的效果可想而知。默克爾最終還是迴歸德國對華政策的傳統基調，即務實和低調，從而開啓中德關係的“黃金十年”（美國《紐約時報》網站語），也揭開了她作為“默大嬸”在中國網民中的人氣之旅。撇開其中可能涉及的個人因素不論，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默克爾對華外交政策發生轉變的呢？

首先，意識形態或理念指導外交行為並不符合德國的自身定位。出於歷史經驗，德國放棄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曾經追求過、也慘痛失敗過的大國野心，在國際政治行為中沒有類似美國的“傳教士和救世主情結”以及英國的“老帝國情結”，而是力圖通過經濟和貿易行為追求福祉和和平——國際政治領域有人據此把德國定位為“貿易國家”。

其次，德國從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執政時期就確立了在東西方之間的協調人角色。“以接近求改變”，這在冷戰時期就形成傳統，當前也沒有理由放棄這一獨特的國際政治優勢。這一點不單體現在德國對華關係中，同樣也體現在德國對俄關係中。

第三，良好的經濟和貿易往來才真正涉及德國的切身利益。在世界經濟前景一片晦暗的背景下，中德的經貿關係顯得尤其突出：經過雙方四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德國此間已成為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是德國第四大出口對象國（排在法國、美國和英國之後）、最大的機械設備出口對象國、第三大汽車出口對象國、最大的汽車零部件出口對象國和最重要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對象國之一。

即使這次隨行的德國企業代表抱怨在中國沒有享受同等待遇、經營氣氛逐漸不友好、存在信息安全隱患等等，德國媒體又在炒作兩國間的經貿數據在過去一年中有所倒退，但這種抱怨是一種深度交往中“恨鐵不成鋼”的牢騷、倒退是一種以極高水平為基準的回調，德國企業對於中國市場的倚重仍舊會對德國政府造成壓力。嚴重依賴出口的德國經濟界對德國參與制裁俄羅斯、從而被迫放棄俄羅斯市場充滿怨氣，不可能再鼓勵政府冒風險與中國進行貿易戰。正如默克爾6月14日在瀋陽參觀寶馬華晨時所説：“這裏的合作對我們有好處，這也保護了德國國內的工作崗位。”很明顯，中德密切的經貿關係是一種雙贏。

第四個原因對默克爾而言是一個由外及內、內外互動的過程，即默克爾逐漸從一個黨內無根基的政治“半道出家者”積累了政治經驗和國際視野。在成熟的過程中，她尤其看到了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上升，以及認識到了中國的發展潛力和超出德國經驗的複雜性。

她在第八次訪華結束時曾經總結道：“每年來中國一次很好，而且很對，因為這裏的變化很快。”這大概不是慣常令人不知所云的外交辭令，而是默克爾多次中國之行的真實感受。默克爾尤其提到中國在2008年歐債危機中力挺歐洲，德國對華出口猛增使得德國免於衰退，中國在伊朗核問題、敍利亞問題、阿富汗、朝鮮核問題、聯合國氣候問題等德國關切的重大問題和議題上主動發揮協調人的角色，給德國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前往瀋陽瞭解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中的問題和經驗，無疑會進一步加深她對於中國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的理解。在接受南京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致辭裏，默克爾説道：“重大的挑戰——中國也面臨這樣的挑戰——呼喚可靠的夥伴關係。德國想成為中國的可靠夥伴。”

當然，隨着中德兩國國內以及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的發展，兩國的關係也不斷面臨新的內容以及挑戰。比如針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默克爾此次表達的態度就明顯比上一次訪華時的表態退縮。她曾經在合肥表示：德國政府支持中方的努力，獲得歐盟關於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現在她把歐盟的態度置於德國政府的態度之上，明顯是受到了國內和歐盟經濟界、尤其是鋼鐵業的壓力。

隨着中國經濟走出去力度的增大，中國企業高價併購德國優質企業的做法也引發德國政界、經濟界、乃至普通民眾的矛盾心態——美的提出收購機器人製造商KUKA更是成為德國的新聞焦點：一方面，德國要堅持市場經濟的原則，政府不應該介入企業行為；另一方面，德國上下面對競爭優勢縮小和流失表現出強烈的不安。再比如隨着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引發的東海和南海爭端問題，德國選擇了G7集團的立場，未能滿足中方的期望。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在頻繁互動中成熟起來的雙方更為坦誠、更為緊密的合作與溝通，而不是訴諸民粹手段的喊話和鬥氣。

至於最近國內突然出現的一種所謂“後默克爾時代”的聲音，我們還是建議附和這種腔調的人士多瞭解一點德國的政治傳統和政壇現狀：在德國政壇歷來求穩的前提下，在黨內見不到任何哪怕有一點威脅的競爭對手、黨外最大的可能對手即社會民主黨連總理競選人都無法確定的情況下（該黨黨首加布里爾左右算計，還是不知道自己應不應該站出來投入一次毫無希望的競爭，懂得政黨政治遊戲規則的人都明白這不是什麼好的徵兆），我們還是着眼於現實，做好繼續迎接默克爾總理第十次、第十一次、乃至更多的訪華準備。

（本文獲得同濟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