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牆女作家”顧保孜推新作《毛澤東真情實錄》 回顧創作之路

被譽為“紅牆女作家”的顧保孜，在《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毛澤東神州正值有事時》、《周恩來最後600天》等暢銷作品後，又推出了新作《毛澤東真情實錄：1949-1976》，追根溯源毛澤東與各位政治高層、風雲人物間的關係，細數他們之間從革命時期到共和國建設時期的情誼、嫌隙、甚至裂變等，為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真情實錄：1949-1976》還集中了從新中國成立至毛澤東離世的領袖隨身專職攝影記者侯波、錢嗣傑、杜修賢提供的圖片，長時段還原領袖形象。

新書推出之際，顧保孜特別撰文回顧自己的創作之路，由澎湃新聞首發。

顧保孜

一張照片孕育一顆初心

1990年，我33歲，一個偶然機會我來到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

那時候的我一門心思熱愛着文學，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文學青年。但是對領袖題材的認識幾乎為零，這個區域一片空白。杜修賢老先生是我家的親戚，我在北京讀書的那段時間經常去他家裏。關於杜老，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他是新華社攝影記者，一直跟隨毛主席、周總理拍攝照片，因為年齡小，對他的工作不甚瞭解。記得第一次去杜老家的時候，我就被他滿屋子的領袖照片震撼了。照片多到他想給我放杯茶都要把成堆的照片扒拉開才能騰出一個地方。如果打開櫃門取東西，那些照片都能從櫃子裏“流”到櫃子外。一次我和他下象棋，目光偶然看到棋盤下的玻璃板底下壓了一張毛主席和周總理晚年的照片。頓時我被領袖老態模樣震驚了，結果那盤棋我根本沒心思好好下，目光不斷在注視那張照片。因為那照片是以前沒有見過的。據我所知，新華社的攝影記者要按規定將參加活動的新聞照片交由新華社發表，使用剩下的圖片稱為“廢片”。而我看見的這張照片恰恰是沒有見報的廢片。後來經過考證，這張照片是1974年5月底毛主席與周總理最後一次面對鏡頭的握手照片。照片上毛主席顯現出蒼老且沉重的神情，而周總理卻十分消瘦，臉上佈滿病容。那天晚上握手之後，周總理便躺上了手術枱，從此再沒有離開醫院與病牀……

説句實話，這張照片引起我內心極大的震動，心就像被人用刀劃了一下那樣揪着痛。因為我是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人，雖説沒有到天安門參加過紅衞兵接見，但我知道毛主席那時候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光輝形象。而周總理在我們的年代，就像“一家之長”一樣存在在每個家庭中。我看過很多的紀錄片，外交場合中的周總理總是那樣風度翩翩，英俊瀟灑。甚至一次在周總理圖片展上，我前面兩個小姑娘，看着周總理的照片説：他長得真帥，將來我找對象就要以他為標準。那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無論他的形象多麼光輝，多麼高大，即使在我們心中站立成一尊不朽的雕像，但是作為人來説，他們有着血肉之軀，和我們一樣是吃五穀，他們會老、他們會病，他們也會有離世前的無奈與無助。可我們有誰知道？我如果不看這些照片，也是無法知道偉人的晚景會是這樣的令人心碎。

也是因為這張照片，孕育了一個文學青年對探索領袖的好奇心，引出無數問號與思考，對領袖晚年歲月有了另外一種感觸。這也是我後來答應為杜老寫一本自傳體作品的初心。那本書就是1991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紅牆裏的瞬間》。

杜修賢拍攝的毛澤東。1973年，在中南海會見物理學家楊振寧。

從“一字不剩”到“一字不改”

當我想把震撼心靈的東西傳達給讀者的時候，就想用不可思議的震撼方式表達出來。我當時是寫純文學作品的，不會寫紀實作品，於是第一本書就用我得心應手的小説形式寫了出來。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將我寫的25萬字初稿審讀後，幾乎被“槍斃”得一個字不剩，原因就是我所謂的震撼方式——寫小説根本無法寫出這類題材的真實感。原本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因為小説語言和散文化的結構，真人真事反而覺得不真實了。於是編輯就給了我六字修改意見：真實、客觀、凝重。讓我回家重寫。

這六個字一分鐘就能寫完，可是要我去體會這六個字卻需要無數個日思夜想。真實，有照片為證，我可以做到。客觀，就難一些，因為我那時才33歲，怎麼去站到一個客觀的立場，特別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去看待這段歷史？對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説具有極大的挑戰。凝重，就更難了，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課題。面對歷史，需要沉澱、提煉、審視，甚至有直面的勇氣，作品才能有凝重的分量。可我怎麼用我的筆去寫出那份凝重呢？思前想後，別無捷徑，只能沉下心來從頭學習。那時起我開始惡補，閲讀了大量的優秀紀實作品，包括我小的時候讀過的一些前蘇聯的紀實文學作品，讀完這些作品之後，心有所悟，情有所依，便有了方向，再易其稿，交給出版社，結果不言而喻，與之前第一稿有了翻天覆地的提高，很快就獲通過，中央文獻審讀也非常快，幾乎沒有再改便印刷成書，於1991年底正式出版發行，成為了1992年的暢銷書。

從一字不剩到一字不改，我經歷了半年的思考與學習，我覺得自己一夜長大，由一個寫純文學作品的文學青年轉變為寫領袖題材作品的紀實作家。這個轉身，雖不華麗，但是成功的。

杜修賢拍攝的毛澤東和劉少奇，1965年在中南海。

從“書無插圖”到“無圖不成書”

《紅牆裏的瞬間》雖然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但現在看來非常的不理想。1991年我們的印刷技術還很落後，沒有辦法在書中印製清晰照片，書名雖然叫《紅牆裏的瞬間》，但書中幾乎沒有插圖。這給終日沉浸在領袖照片整理中的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什麼時候才能讓讀者讀書的時候也能讀圖呢？這個遺憾直到1998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鏡頭》得以彌補。

《紅鏡頭》一書中我提供了杜老拍攝的五百多幅照片，可以説那時候很多讀者朋友對那本書印象非常深刻，其實就深刻在書中那些第一次面世的圖片上。我的領袖作品也由一圖不插到無圖不成書的轉變，開啓了圖書市場的真正“圖書”時代，而這個“無圖不成書”的先河就是從《紅鏡頭》開始的。

圖文並茂也成為了我寫領袖作品的一個獨特的風格。

《紅鏡頭》書名能夠一炮打響，還有一個小插曲。

我這麼多年寫領袖題材，深入到了一個什麼程度呢？我不僅把每一張照片看活了，把平面照片看成立體的，就像演戲的人入戲太深，會弄假成真一樣，那時候我整個人的精神狀態都是在歷史當中暢遊的一個狀態。

《紅鏡頭》這本書書名的由來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當這本書審下來，第二天就要下印廠，可是直到頭天晚上書名還沒有定下來，儘管已經為這本書起了二百多個名字，但沒有一個名字讓人覺得滿意。可能日有所思，夜必有所夢，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奇特的夢，夢見中央政治局開會，毛澤東、周恩來……這些我書中的人物全部到齊，主題就是為這本書起名。會上很多領導人都在為這本書起名，最後毛主席抽着煙，用湖南話説：大家都別爭了，我看就叫“紅鏡頭”吧。毛主席一錘定音，將我從夢中驚醒，立刻隨手記下了“紅鏡頭”三個字。

第二天一早整八點，出版社電話來了：書要下廠，你必須要有書名了。這時候我想起晚上做的那個夢，當我將毛主席起名“紅鏡頭”告知電話那頭的出版社總編，只聽見電話裏沉默好幾秒後的一聲大叫：“就是它！”就這樣，《紅鏡頭》書名定下來了。

1998年年初這本書出版，隨後一年裏，出版界層出不窮出版了各種“鏡頭”的書，比如《黑鏡頭》、《水鏡頭》、《藍鏡頭》、《長鏡頭》、《金鏡頭》、《長鏡頭》等等，非常多的“鏡頭”將1998年裝飾成了“鏡頭年”。

1959年9月，毛澤東、宋慶齡在北京設宴招待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杜修賢 攝影

從“閉門造車”到“閲人無數”

《紅鏡頭》中的五百多幅照片，就是我當年在杜老家中看見的那些所謂“廢片”。説句實話，我從一個寫文學作品的人，能去關注黨史軍史，併為之揮筆疾書，還是得益於我走進第一代領導人歲月後獲得了全新的認識。我通過為杜老整理“海量”的照片，不斷髮現歷史的奇妙之處，發現領袖各有不同的性格特點，梳理他們之間的微妙關係，體會高層政治的風雲變幻，那些通過照片展現出來的背後故事往往就是新中國歷史不為人知的真實細節。隨着時間流失，也隨着我不斷在紅牆裏“暢遊”，慢慢地沉到黨史軍史中去研究每一張領袖照片，文史與照片相互佐證，採訪與閲讀相互彌補，由此打開了一扇又一扇歷史歲月的門窗，看見了許多閃光卻包含苦澀的滄桑面容。寫紀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因為功夫都在寫書外，需要做大量的查證資料和採訪工作。然而歷史留下的足印，足以讓我們付出畢生的精力去審視去研究去追尋。

這些年一邊寫作一邊完善每一張照片的説明，而每張照片説明便是一次對歷史審視、研究與追尋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也讓自己認識到對我們國家的黨史軍史乃至漫長中華文明史是那麼的欠缺，同時我也相信像我這種缺乏歷史知識的人絕不止我一個，突然覺得自己肩頭有了一種責任，應該把我知道的領袖歷史寫出來，告訴大家更多的細節，對共和國那一段風雨路程應該有更多的瞭解。

可以説這麼多年下來，我做了個統計，有名有姓的採訪近三百人之多，我這些年還有一個轉變就是，由不需要採訪在家“閉門造車”創作到採訪無數人才可以坐到書桌前寫文章，由“一人不閲”到“閲人無數”。大家看到我的許多作品都是經過了大量採訪、大量閲讀而產生出來的。

1974年，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在中南海毛澤東書房裏會見客人。杜修賢 攝影

了卻一個心願又留下一個遺憾

《紅鏡頭》出版以後，可以説了卻了我一個心願，但還是留下了一個遺憾。我覺得這本書儘管有這麼多照片，但是杜老的彩色照片卻沒能印上去。現在我們手機隨便一按就是一張彩色照片，彩色不彩色能有這麼重要？今天的朋友無法想象，六七十年代一張彩色照片是多麼的珍貴。那時我們國家沒有國產的彩色膠捲，全部靠進口，每個攝影記者手上的彩色膠捲是有定數的，數量非常少，而且都是新影廠拍紀錄片的彩色膠捲，感光度只有36度，就是説要在非常強的光線下才能拍攝清楚，光線一暗就拍不清楚的那種膠片。毛主席晚年時因為眼睛白內障，不允許用攝影燈。記者手裏的彩色膠捲只有很低的感光度，這給拍攝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雖説杜修賢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快在哪裏？就是他能用最快的時間對焦距，對光圈，對速度，穩準快地拍攝高質量照片。可是他面對晚年毛澤東會見外賓的場合，感到了巨大壓力，他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和很暗的光線裏拍下毛澤東會見外賓的新聞照片。當時除了杜老外幾乎沒人能夠完成這樣艱鉅的拍攝任務。

毛澤東晚年因為身體無法站立，幾乎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活動範圍不出他的“游泳池”住所範圍。每一次外事活動，其他記者又不能進入他的書房，外國記者也一律攔在門外，唯有專職攝影記者杜修賢一個人能進。可以説大量的彩色照片都是出自杜老之手，其中很多彩色照片是他用八分之一秒的速度端出來的。如果説毛澤東晚年的照片是珍貴的，那麼彩色照片尤為珍貴。這麼珍貴的照片在《紅鏡頭》中沒有彩色還原，我了卻心願的同時又埋下了一個遺憾。201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這本書中我特意精選了100多幅彩色照片，當時出版此書我就一個要求，要把照片還原真實的色彩，出版社滿足了我這個願望。

我終於又了卻一個心願。

從25年前的第一本《紅牆裏的瞬間》到《紅鏡頭》再到《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周恩來最後600天》，直到今天的《毛澤東真情實錄：1949-1976》，總是完成了一個心願又留下一個遺憾。因為有遺憾，才會激發下本書的寫作，希望下一本書彌補前一本書的遺憾。最近我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真情實錄：1949-1976》一書，也是想通過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國領袖，乃至政壇風雲人物的不凡命運與心路歷程，觸摸到新中國歷史事件的脈絡走向，領略到高層政治的特殊內涵，通過描寫毛澤東的情感世界，感受到領袖人物的常人之心，使得讀者朋友既能看到領袖有淚也有情，從而感知毛澤東作為領袖的非凡毅力與不同尋常的表達方式。寫這部書的初衷就是為了儘可能地再現毛澤東的真情實感！

《毛澤東真情實錄：1949-1976》，顧保孜/著 杜修賢 等/攝影，中國工人出版社 201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