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從未説過中國科研是為西方免費勞動

近日，有媒體發佈以《施一公關於中國創新人才培養的演講》為題的文章，此後又進一步將標題改為《施一公：中國大學及研究所科研是為西方免費勞動》，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17日在博客發表聲明：本人從未在任何場合發表上述言論。

該媒體在報道中稱，施一公在不同場合下對“中國教育”的直言不諱，常常引人深思。他於2014年9月在“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第三屆年會”上關於中國的創新人才培養的主旨演講中提到：

“我們的大學在科研上的導向，就是指揮師生在西方雜誌出版文章。我們的科研成果寫成英文，發表在西方雜誌，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西方雜誌訂閲費用十分昂貴，國內少有企業訂閲；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實際是在為西方免費勞動，而且有時還付費在西方發表文章，等於倒貼為西方服務，這是我國大學導向的最大問題。”

對此，施一公表示，對部分新聞媒體譁眾取寵、無中生有地編造其言論的不當行為表示強烈譴責，同時呼籲有關媒體履行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以下為原報道中歸為施一公演講的文字：

施一公

我們的大學在科研上的導向，就是指揮師生在西方雜誌出版文章。我們的科研成果寫成英文，發表在西方雜誌，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西方雜誌訂閲費用十分昂貴，國內少有企業訂閲;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實際是在為西方免費勞動，而且有時還付費在西方發表文章，等於倒貼為西方服務，這是我國大學導向的最大問題。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對這個數字。我們有14億人口，我們號稱我們勤勞勇敢智慧，我們號稱重視教育、重視科技、重視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還可以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們還是剛剛起步，“文革”剛剛結束三十多年，但無論怎麼樣，我希望大家能有這樣的意識，就是我們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科技質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説的不對，會説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麼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佈祖國大地了，怎麼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我想説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佔的是什麼優勢，我們佔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請大家別忘了，1900年我們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九億八千萬白銀的時候，中國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強，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沉重的現實。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説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説了一句：“不管怎麼説，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説不出話。他説：“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麼發展，怎麼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裏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麼結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説：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説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麼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但這並不意味着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根本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麼怎麼辦?其實很簡單，教育部給大學鬆綁。大學多樣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長，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説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麼基礎的發明，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緝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諮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説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週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

他説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説，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麼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地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説，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説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後嘆了口氣，説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們有一千四百萬中小學教師，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希望孩子培養創新、獨立思考的思維，但我們的老師真的希望孩子們多提一些比較尖鋭的問題嗎?這和我們的部分文化，和師道尊嚴又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路上的確還揹負了沉重的文化枷鎖。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説，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地開始了。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地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