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有關恐怖主義事件，美國至今還沒想明白的問題

【美國現代史上最致命槍擊案、“9·11”後美國本土最嚴重恐怖襲擊，當這樣兩個“之最”13日被奧蘭多同性戀吧槍擊案一肩扛起，美國社會的反應猶如經手了“一次電擊”。當然，在“奧蘭多的悲傷”背後也有人説，這是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的“十月驚奇”，但回顧當年的“9·11”事件，你覺得，如果美國病了，特朗普真的有藥嗎？我們最怕的事情無疑是，在槍擊慘案後會有人出來説話，也會有人流淚，但隨着事件的過去，很多事情會被拋在腦後，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當未來的歷史學家和國際關係學家回顧21世紀曆史的時候，他們大概會發現，恐怖分子拉登原來開啓了世紀新歷史。不管人們對拉登痛恨得如何的咬牙切齒，他已經進入了這個世紀的歷史。911事件既是新世紀的開端，也是人們總結上個世紀曆史的一個不可逾越的起點。上一個世紀出了什麼問題，這個世紀又會如何發展，人們不得不從拉登開始。

20世紀：美國民主帝國的建立與擴張

二十世紀的歷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威爾遜決定美國捲入世界事務開始的。在此之前，美國基本上是個孤立的國家，專注於新大陸的建設，享受那裏所具有的無窮的資源，世界事務對當時的美國人來説似乎並不重要。所以有人説，美國當時進入世界事務並非心甘情願，而是有些不得不這樣做的味道。大英商貿帝國的衰落造成了國際政治權力的真空，歐洲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似乎毫無止境。美國當時所擁有的實力決定了美國必須取代大英帝國充當新世界的霸主。

美國現代史上最致命槍擊案、“9·11”後美國本土最嚴重恐怖襲擊，當這樣兩個“之最”13日被奧蘭多同性戀吧槍擊案一肩扛起

不管怎樣，美國進入了這個世界體系。一旦進入，它就開始了建立一個民主帝國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已經是個強國，但他的行為和其他國家並沒有什麼區別，到處擴張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民主帝國真正的開始是在二戰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造就了以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陣營。這也是一個帝國，到處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在這個時候自然成了民主世界的代言人和領導者。美國的行為似乎變得仁慈了一些。首先，美國一般不會單獨行動，而是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來行為的。面臨來自共產主義陣營的外在威脅，民主國家陣營顯得非常的團結，他們能夠協調行動。其次，國際組織成為美國行為的行為機制。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等都是在美國權力的支持下運作的。儘管美國憑藉着這些國際組織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整個自由世界也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得到了相應的利益。

在和自由世界的競爭中，共產主義陣營最後敗下陣來。20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的瓦解立即導致了共產主義的陣營消失。這個局面使得民主自由的信仰者欣喜如狂。美籍日本作家福山當時就宣稱“歷史的終結”。在福山看來，沒有任何政治價值能夠和西方自由民主競爭了，共產主義的解體表明自由民主是世界歷史的最後一站。的確，蘇聯的解體把從七十年代開始的所謂的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據統計，權威主義政體從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時期，民主政體從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體也從7.5%上升到26.2%。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現了不同類型的民主政治。

“歷史的終結”並沒有為人們帶來多少和平。反之，隨着美蘇兩極世界的解體，外在威脅的“消失”，兩個陣營內往日強制性的舉措不再有效，局部戰爭因此而起。但這些都不足以打擊美國人對“歷史的終結”的信任。真正對“歷史的終結”信念的打擊當是拉登的恐怖主義陣營的形成及其外化的911事件。

911恐怖事件和文明的衝突？

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名噪一時的“文明的衝突“一文。顧名思義，文明的衝突是亨廷頓的主題。亨廷頓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和國家之間的互相依賴都不足以改變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衝突關係的本質。儘管全球化和互相依賴會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主權國家的行為，但是全球化和互相依賴也為世界帶來文明之間的衝突。亨廷頓的宗旨還是要擴張民主。在他看來，民主如果不能在全球實現，西方的使命就不能完成。亨廷頓在隨後的文章中又把民主和宗教聯繫起來，認為西方民主自由等價值都和基督教相關。或者説民主自由只是基督教精神的外化而己。亨廷頓沒有明説，但他實際上是在説，民主的擴張帶有宗教擴張的味道，或者説，擴張西方式民主是基督教的使命。

亨廷頓説得對。我們現實世界上的很多價值觀與宗教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儒家文明和其它所有大大小小的宗教都在很長的歷史長河中確立了一套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都有自己不同的世界觀。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宗教無所謂優劣，它們都是人們的信仰。當全球化來臨之時，各種宗教接觸的機會多了，相互碰撞的機會也就自然增多，各種和宗教相關的衝突也在所難免。但是，亨廷頓錯了。文明之間的衝突的解決絕對不是可以依賴西方文明的擴張而能達成。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脅會來自伊斯蘭教和儒家的結合。他甚至牽強附會地説亞洲的日本、朝鮮，甚至台灣，儘管屬於儒家傳統，但已經民主化，進入了西方陣營。言下之意就是説，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國大陸和伊斯蘭世界的結合。

911恐怖主義事件説明了什麼？它證明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的理論？是因為基督教文明衝擊了伊斯蘭教文明？還是美國民主帝國的擴張方式出了問題？這是美國人迄今還沒有想通的問題。人們可以往好處想，把911事件看成是特例，一個例外，一個個別事件，而儘量不把911事件的恐怖主義和宗教聯繫起來。但是，追根到底，這個問題時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從哪個角度看，911事件對我們這個世紀的意義並非任何一個個別事件所能顯示的。

美國：帝國的迷失

任何形式的帝國都有其獨有的代價，無論是以往中國式儒家文化帝國還是現在美國的民主帝國。對任何一個帝國來説，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帝國的無限擴張。在冷戰期間，因為有蘇聯為中心的共產帝國的制約，美國民主帝國的擴張受到很大的制約。一旦冷戰結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美國民主帝國的擴張了。這就是人們所説的民主的“第三波”。但實際上，在歡呼“第三波”到來的同時，很多危機已經潛伏其中了，只是人們不想去正視罷了。

冷戰一結束，美國在全球到處擴張民主的同時，把矛頭對準了中國。要實現“歷史的終結”就必須把中國“西方化”。克林頓對中國實行“拉”的策略，即把中國拉入以美國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體系，用各種體系的規則來約制中國。當時，克林頓政府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避免，與其説是圍堵中國，倒不如讓中國崛起，分享中國崛起的果實。這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想法。

正當中國“高高興興”地接受美國西方的規則而準備進入這個體系的時候，布什政府上台了。布什更多地繼承了冷戰的遺產。他一上台，馬上就想與中國為敵。美國的強硬派根本就不相信美國自由主義的做法，不相信拉中國入世界體系就會使中國俯首聽命於西方世界。強硬派喜歡的是冷戰時期的做法，相信只有用強力才能來制約中國的崛起。在他們看來，讓中國進入世界體系只會讓中國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與其説讓中國崛起來挑戰西方世界，倒不如造就一種新冷戰來制約中國。

但是，事情並沒有像美國強硬派想象的那樣順利。正當布什政府不遺餘力營造圍堵中國的世界力量的時候，911恐怖主義事件發生了。中國還沒有來得及被迫成為“敵人”，拉登捷足先登。美國又不得不轉移其戰略重心，把眼光從中國移到了“看不見”的恐怖主義者身上。

帝國的重造還是衰落？

儘管很多人都會認為，美國帝國的擴張是過度了；美國要保持這個民主帝國盟主的地位，必須收縮、整頓和鞏固。但是，很少美國人會這樣想，正如往日中國的文化帝國從來不會認為自己會過度擴張那樣。

911事件以後，美國和西方世界聯盟反戈一擊。在阿富汗建立了一個親美親西方的政權。但是，美國人發現事情並非那樣簡單，因為這個世界並非冷戰後美國原先所想象的世界。儘管迷惑，美國人開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國際關係。所謂的新帝國主義論就是這種反思的產物。新帝國主義論者把今日世界分成三類。第一類就是美國、西方等後現代國家，第二類就是像中國和印度那樣的現代化中的國家，第三類就是那些前現代化國家，如車臣和阿富汗。在美國西方人眼中，第三類國家簡直就是糟糕透頂，是所有邪惡的根源，如販毒、犯罪和恐怖主義。而要保證第一類國家的安全，保證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就要實行往日帝國的統治方式。鞏固帝國內部的團結來對付邪惡世界。因為新帝國主義論的敏感性，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沒有正式使用這一理論，但美國已經提出了所謂的“伊朗-伊拉克-北朝鮮邪惡軸心”説，這可説是新帝國主義理論的形象表白。向這些所謂的“邪惡根源”開戰相信是美國今後很長時間裏所面臨的艱鉅任務。

顯然，美國在重整民主帝國。但是，這樣做能夠阻止這個民主帝國的衰落嗎？作為民主的霸主，美國的弱點在於沒有國家能夠阻止得了美國的行動，也沒有國家敢於這樣做。美國的命令一出，誰敢不從。儘管很多國家對布什“要不是和我們站在一邊，要不就是和恐怖主義站在一邊”的兩分法大表不滿，因為這完全是一種赤裸裸的強盜邏輯或者黑社會邏輯。但是，實際上，誰也不該説一個“不”字。每一個國家出於私利，出於自保，都紛紛擁護支持美國的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連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也是這樣。

不管各國的主觀意願如何，從長遠來看，這樣做只會加速美國民主帝國的衰落。各國的支持使得美國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反思自己以往的擴張政策，不必來節制自己的行為。進而，儘管很多國家都能給予美國的反恐怖主義運動這樣那樣的支持，但美國本身必須負責大多數代價。一旦當美國和各國因為利益關係而達不到共識的時候，對美國的支持和合作就成了問題了。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問題上就是這樣。

實際上，美國的行為越來越像一個平常的霸主國家了。二戰以後，美國對擴張民主充滿信心，其行為也顯得有些仁慈的味道。但現在國家面臨威脅，美國人也就收起了仁慈的面孔，霸道又在重現。一旦美國訂下了目標，無論是否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美國總是要行動的。如果得不到聯合國的支持，美國就轉向盟國的支持；如果連盟國的支持都得不到，美國就採取單邊主義。不管做什麼，達到目標就是勝利，這是美國現在的行為邏輯。

不過，或許很少有人認識到，美國的這種行為仍然是合乎冷戰的邏輯的。美國界定“邪惡軸心”，把一些主權國家確定為恐怖主義的邪惡之源，認為推翻了這些邪惡國家的政府，天下就會太平，美國人可以安心了。實際上則不然。美國人正在對付的是一個比其想象要複雜得多的世界。

有形的民主帝國和無形的“恐怖帝國”

對美國來説，對付恐怖主義比對付有形的主權國家難得多了。無論是美國所界定的“邪惡軸心國”，還是美國從前對付過的蘇聯，或者美國曾想當成敵人對待的中國，都是有形的。對有形國家，美國可以有明確的策略，如對前蘇聯的“軍備競爭”策略，對中國的“圍堵”策略等等。那麼，對美國所界定的恐怖主義者呢？

在很大程度上説，恐怖主義者是無形的(invisible)。可以這樣認為，恐怖主義也幾經形成了一個無形的帝國。美國可以在短時期內摧毀阿富汗政府。但是，根據很多國際組織的估計，恐怖主義組織基本上健全，恐怖帝國現在又成形了。

這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了。我們經常把全球化看成是貿易、投資等等的自由流通，似乎每一個國家都能從中得到利益。但實際上，全球化並非象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好。“邪惡”的傳播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如何控制“邪惡”因素的傳播呢？沒有人會相信，美國及其同盟能夠控制得了他們所説的“邪惡”。到最後，對“邪惡”的控制還得依靠各個主權國家。但是，全球化正在迅速弱化這些國家的控制能力。因為全球化，很多窮國家已經完全失去了主權，這些國家的政策並非本地政府所制定，而是為外國大公司、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所掌控。

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控制內部事務的能力也越來越弱。一些國家接受了民主，但政府實際上是沒有任何能力的。結果，國家流於無政府狀態。儘管有政府，但沒有能力管制社會。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面臨的威脅並非是外在的，而是來自內部。各種極端主義的出現正在嚴重挑戰當地政府的統治權威。這種情況即使在美國也是這樣。國內的極端主義一直在挑戰着美國政府。

隨着全球化，這些極端主義也流向了全球各國。結果，在很大程度上，現在各國所面臨的不僅僅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主權國家和非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主權國家面對的不僅僅是另外一個主權國家，而是無數的變化無常的社會力量，其中不乏“邪惡”的力量，美國和恐怖主義組織之間的關係就是屬於後一類。

這已經是一個新的世紀了。用過去帝國的方式能否解決像恐怖主義那樣的問題，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美國正在做試驗，沒有人會對此試驗的成功有很大的把握。如果恐怖主義這樣的事件是個案，那還好。但是，如果美國做得不當心，讓反恐怖主義戰爭演變成了宗教之間和文明之間的衝突，或者如果恐怖主義變成一種精神而存在，那情況更為糟糕。

所以，人們在譴責恐怖主義者的同時，是否也要考慮一些更深層的問題呢？

——摘自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