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略：“悶聲大發財”時代的終結

（文/冉劍）

當地時間6月17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塞爾維亞憑弔了1999年5月8日美國對我駐前南聯盟使館轟炸中犧牲的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3位烈士。幾個鐘頭之後，北京時間6月18日凌晨，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原院長吳建民在武漢遭遇車禍而離世。兩則信息，在國內輿論場都引起了很大反響。

對於許多“七五後”而言，1999年的炸館事件刻骨銘心，激發了一代人的政治意識和愛國熱情。當時，不少人以各種形式，表達了對烈士的悼念和對美帝國主義的抗議。我國領導人也對美國提出了嚴正抗議，但考慮到中美關係的脆弱性，在具體行動上一直比較謹慎，原因在於，要在後冷戰的國際秩序中獲得一席之地，繞不過美國這個單極霸權。

上世紀90年代，美國國會年年拿貿易最惠國待遇來要挾中國，年年搞個大新聞，這也是許多“七五後”的深刻記憶。不過，炸館之後第二年，美國國會兩院居然通過了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法案；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8年，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而吳建民先生也正是在1998—2003年期間擔任駐法大使，並在卸任駐法大使之後擔任外交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直至2008年4月退休。

可以説，從9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對美外交長期秉持求穩的精神，很少表現出強硬的姿態，在很多時候還會主動做出讓步，並對民間主張對美強硬的聲音進行管控。這一態度甚至還影響到了中國影視劇的生產。2000年電視劇《抗美援朝》封鏡，原計劃2001年播出，但十年過去了，該劇也沒有播出。直到最近電視劇《三八線》的播出，抗美援朝題材的播映才出現了鬆動的跡象。

而吳先生一貫主張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基調，中國外交要更多地理解西方國家的思考角度，避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因此也屢次成為主張對美強硬的人士的辯論對象。吳先生不幸離世，更是引發了互聯網上兩極分化的評價，一些人充滿讚賞地轉發吳先生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批判，而另外一些人批評吳先生缺乏國家利益意識，甚至直斥為“漢奸”。

平心而論，“漢奸”之諡，可謂相當偏激，批評者很難舉出例子，説明吳先生在哪些具體問題上出賣了國家利益。在中國，外交重大決策的中心是在中央，而不在外交部，外交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執行機構，儘管在許多事情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先有路線，才有與路線相應的幹部政策。吳先生在外交體系所獲得的地位，其基礎是90年代以來強調“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這條路線決定了，中國在國際上不當頭，不與霸權直接對抗，外交的主要目標是為中國內部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用五個字來概括這一路線，就是“悶聲大發財”。

九十年代正是中國一個矛盾高發的時期。黨政軍學紛紛下海經商，社會風氣滑坡很快，市場經濟建設之初，假冒偽劣商品和血汗工廠盛行；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幾千萬職工下崗；農村税費負擔問題突出，幹羣矛盾非常尖鋭；“台獨”勢力甚囂塵上，在兩岸關係上公然挑釁。在國際上，西方陣營以冷戰勝利者自居，對中國蔑視、封鎖、打壓。1998年，中國的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七，還不如意大利。中國是否克服種種困難，平穩發展下去，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平心而論，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中國與單極霸權正面對抗，缺乏實力條件，也很難在國際上獲得盟友。加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並利用其來壯大自己，是比較理性的選擇。“悶聲”是手段，“大發財”才是目的。

但是，在外交實踐中，“大發財”是可做不可説的，如果天天掛在嘴邊説，恰恰與“悶聲”相違背。因此，必然要使用一些“悶聲”悶出了習慣的幹部，他們真誠地相信列強是和善的，只要我們不主動挑釁，世界就有和平。這樣的幹部和列強談笑風生，可以在列強那裏起到“示弱”的效果，從而放鬆對中國的警惕。吳先生就是這樣的幹部，他做翻譯出身，外語水平高，真誠相信世界和平，不會因為心口不一而在列強前面露出破綻，這正是“韜光養晦”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幹部。

回過頭來看，我們應當承認，中國現在的“發大財”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得益於早年的“悶聲”。1999年炸館事件、2001年撞機事件和晚清和民國常見的國恥事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晚清與民國時期，中國不管是“悶聲”，還是“厲聲”，都沒有“發財”的能力。但是，新中國不一樣，我們有堅實的工業基礎和可觀的科研能力，只要能搞來外國的現貨，就有能力通過“反向工程”，迅速搞清其構造和原理。而且，在炸館事件之後，我國的軍事工業投資不斷增長，積累十多年後，才有了最近軍事工業成果的井噴。

1999年5月7日深夜，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用導彈野蠻襲擊了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原本漂亮、氣派的使館瞬間成為一片廢墟。

另外一個“發大財”的例子，就是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列強接納中國加入WTO時，誰也沒想到，中國會藉助突然打開的國際市場，盤活大量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成為“世界工廠”，甚至對發達國家的很多產業都形成虹吸效應。

美國打的算盤，一是賺中國市場的錢，二是藉助自由貿易，推動中國政治上的演變。但十幾年過去了，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2015年，中國按美元計算的GDP排到世界第二，接近美國的三分之二，但已經是日本的兩倍以上，德國的三倍以上，法國的四倍以上。1998年排在中國之前的意大利，現在已經被甩到了世界第十，GDP總量不到中國的五分之一。世界銀行則認為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已經是世界第一。

而在政治上，自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道路自信”是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反而是美國國內開始出現各種不自信的聲音，比如Donald Trump的競選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個again就表明，他對美國現在是否仍然great，已經沒有那麼確定了。

這些事實表明，中國的掌舵者們一直清醒地朝着中國“發大財”這一目標前進。作為執行者的吳先生即便習慣於“悶聲”，缺乏“發大財”的意識，但只要是認真執行中央決策，還是不會脱離“發大財”的大局的。在吳先生離世之後，我們必須對他作為一個執行者所作出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而不應將其放在決策者的位置上，再推斷其外交思路所可能帶來的後果，這種思想實驗沒有太大意義，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

但需要補充指出的是，如果吳先生在今天繼續做一個外交領域的執行者，或許就沒法達到過去的貢獻高度了。因為“悶聲大發財”的時代，已經終結了。

“悶聲大發財”之所以終結，恰恰是因為“大發財”比較成功，而且列強已經知道中國已經發家致富了。過去沒有一個國家製造業產值超過美國的70%，蘇聯和日本都是在接近這條線的時候，被美國下手搞掉了。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竟然對中國放鬆警惕，等到發現情況不妙的時候，中國的製造業產值已經超過了美國。這就給世界第一霸權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其軍事外交重心迅速轉移，竭力挑撥中國與鄰國關係，制約中國的發展。在這種新的局勢之下，再繼續“悶聲”，虛與委蛇，而非正面迎戰，就會有損“大發財”的事業了。而中國的掌舵者們也及時調整了戰略，無論在東海，還是在南海，我們都主動出擊，敢於和美日正面對抗，在鬥爭中創造新的籌碼，實現對我更有利的利益交換。

在這輪鬥爭中，中國需要在國際上獲得可靠的朋友。“悶聲大發財”時期，中國與許多國家搞了不少經濟貿易合作，但由於我們的目標是為了國內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外交上的基本做法就是誰當權就跟誰合作。當一些國家國內形勢發生變化，各方力量對中國有所期待的時候，我們往往不做出及時回應，這就難以獲得忠實可靠的朋友。走出“悶聲大發財”，意味着要更加積極能動地研究評估相關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形勢需要我們做出政治回應的時候，及時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中國贏得朋友的最大的資本，就是前面“悶聲大發財”所積累起來的家業。在搞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有技術，有資金，有人力，能夠給有需要的國家提供“一站式”服務，這種能力在當代世界是絕無僅有的。在這樣的硬實力基礎之上，加上更為清晰的政治理念闡述，中國就能贏得更多更可靠的朋友。這些朋友不僅能在政治上減輕中國所受到的壓力，還能通過互利的合作，化解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

走出“悶聲大發財”時代，不意味着進入一個“厲聲”時代。在與美國的博弈之中，中國相比以往有了更多的籌碼，兩國之間日益緊密的經濟聯繫也大大降低了擦槍走火的概率。君不見，前一週美國軍艦在南海遊弋，中國軍艦緊隨“護航”，後一週，中國批准提供給美國2500億人民幣的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數量僅次於香港。因此，這是一種在合作中博弈，在博弈中合作的關係。作為執行者的外交官，相比以往，更需要在複雜形勢中做出政治判斷的能力，以行使好手中的自由裁量權。

三位犧牲在塞爾維亞的烈士獲得國家領導人最高級別的憑弔，足以讓我們確信，中國已經告別了“悶聲大發財”的時代。吳建民先生對中國外交的貢獻，值得今人銘記，但總體而言，他屬於已經過去的“悶聲大發財”時代。中國外交，需要的是與時俱進，而非刻舟求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