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建黨95週年：誕生地為何在上海？-新民週刊
閲讀提示：在大中城市，無產階級得以發展壯大，工人運動逐漸走向成熟。正是基於對城市政治學的考察，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得以建立。大中城市藴藏着推翻舊統治秩序的偉力，這方面十月革命的勝利便是一個成功範例。
撰稿｜吳海勇（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1920年6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寓所成立，當時暫名“社會共產黨”，8月定名為“共產黨”。因其在黨的創建中發揮了組織發起的作用，史稱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中共上海發起組的聯絡指導下，僅用大半年的時間，武漢、北京、長沙、廣州、濟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紛起成立了早期共產黨組織。建立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水到渠成，按照共產國際“二大”的有關規定，召開成立大會勢在必行。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公館開幕，宣告黨的正式成立。
共產主義磅礴背景
十月革命的勝利，牽引共產主義運動的浪潮前所未有地激盪澎湃。其鮮明的歷史表徵便是共產黨紛起成立於世界各國，共產主義真正成為遍及全球五大洲、具有世界規模的運動。這構成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國際政治大背景。這中間，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產國際發揮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十月革命的勝利，牽引共產主義運動的浪潮前所未有地激盪澎湃。這構成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國際大背景。
共產國際的建立，緣於對第二國際的反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惡性膨脹，其各主要政黨以“保衞祖國”為由，“投票贊成軍費開支，參加內閣，實行‘國內和平’政府，在合法性不存在的時候不去建立秘密組織”。對於如此背叛工人階級的行徑，列寧領導他的戰友予以堅決的鬥爭，並促成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在十月革命後的成立。共產國際“一大”代表名單顯示，當時除了俄共（布），以及在俄境內成立的諸如烏克蘭共產黨等若干共產黨，其他各國成立以“共產黨”為名的政黨的還有德國、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芬蘭等6國，另有捷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英、法、荷、美、瑞士等國的共產主義小組，餘者為社會民主黨、左派工人組織等。
而在共產國際成立後的4年間（截至1922年），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共有33個共產黨成立於世界各洲，共產國際的功績可見一斑。這其中，1920年7、8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明確“共產國際開始進入組織建設時期”。要求“目前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分散的共產主義力量，在每一個國家中成立統一的共產黨（或加強和革新已有的黨）”，並就“正式加入共產國際”作出規定：至遲在共產國際“二大”閉幕後4個月內“必須召集黨的特別代表大會，以便作出結論”，“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稱為：某國共產黨”，等等。凡此進一步加速了各國共產黨的成立，並加強了組織建設的規範性。
將中國共產黨置於同時期湧現的33個共產黨系列中加以考察，不難見出異同。當時新興的諸國共產黨大體呈現出三類創建方式：一是原有的社會民主黨等工人政黨在左翼勢力的作用下，召開代表大會（有的聯絡新生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就加入共產國際、改名共產黨等重要議題作出表決，從而改組為共產黨，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丹麥、瑞典、印度尼西亞、伊朗、英國、埃及、羅馬尼亞、南非、比利時、智利等國共產黨；其二，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左翼成員另組新黨，如美國、西班牙、烏拉圭、法國、盧森堡、意大利、聖馬力諾等國共產黨；其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有的聯絡社會民主黨左派）召開成立大會，宣告共產黨的成立，如墨西哥、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亞、蒙古、瑞士、新西蘭、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巴西、日本等國共產黨（僅蒙古人民黨的名稱不規範）。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模式基本可歸於第三類，由於中國工運發育遲緩，社會民主黨在此並無基礎，因此也就並不存在聯絡社會民主黨左派的可能。
此外，世界諸國共產黨在創建地，以及建黨日等方面的創建活動規律，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樹立了歷史參照。
近代化城市中孕育
倫敦、貝爾格萊德、芝加哥、墨西哥城、悉尼、里約熱內盧、布加勒斯特、東京、開普敦、布魯塞爾、巴庫，以及圖爾（法國中西部城市）、裏窩那（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圭爾夫（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城市）、三寶壟（印尼爪哇島中爪哇省商港和首府）、蘭卡瓜（智利中部城市），等等，一系列明星城市成為所在國共產黨的創建地的事實，足證大中城市確乎是共產主義者創黨的首選地。
當然，也存在着個別例外。比如，保加利亞共產黨以該黨前身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創建地巴爾幹山布茲魯查峯為尊；印度共產黨在蘇俄境內的塔什干建黨；盧森堡國土狹小，盧共在該國南端城鎮成立。這幾個特例並不能顛覆大多數共產黨的創建規律。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
各國共產黨所以通常在大中城市創立，其首要根源在於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興起在政治上的體現，而促使該階級產生的近代工業又與城市的近代化密切相關。在大中城市，無產階級得以發展壯大，工人運動逐漸走向成熟。正是基於對城市政治學的考察，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得以建立。大中城市藴藏着推翻舊統治秩序的偉力，這方面十月革命的勝利便是一個成功範例。在俄共（布）後成立的各國共產黨，當然更應繼續以城市為中心的鬥爭之路，在城市建黨勢在必行、理所應當。此外，大中城市人才匯聚、交通便利、文化發達、信息暢通等種種資源優勢，也為共產黨創建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外來人口流動頻繁的陌生人社會也有利於召集標誌創黨的代表大會，具有易於隱蔽的功效。
創黨大會適宜在大中城市召開，這不僅是各國共產黨的創建通則，也符合中國當時的歷史情境。至於哪座城市能夠擁有這份無上的榮幸，則是城市不同的發展模式所鑄就的歷史命運。當時中國如果有一線城市榜的話，那麼，上海無疑高居榜首，繼其後者雖有較大差距但仍具大中城市規模的有北京、天津、廣州等。
事實上，這些城市在黨的創建活動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陳獨秀由北上而南下的人生軌跡，形象地説明了當時民國“首善之區”北京的政治高壓，並非創黨的理想地（天津對北京具有強大的政治經濟依附性，城市結構功能相近）。廣州一度是陳獨秀的嚮往之地，他在1920年1月底、2月中旬先後兩次抵滬，都是為了籌辦西南大學，在預想中上海不過是他赴粵實施教育抱負的中轉站。在秉賦氣質方面，陳獨秀與上海似也格格不入，他曾語帶不屑地説：“上海為工商社會，不宜設立文理兩科”云云。然而，上海以商興市、以商促工，工人階級超過51萬，佔該城市人口的1/5，佔全國工人總數的1/4強，且在五四運動時期就登上了政治舞台。這是“工業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北京無法望其項背的。由京到滬，極有利於要走俄國人道路的陳獨秀接觸工運。一批進步青年也在此與工人打成一片。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運實踐相結合，勢必催生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説的南方重鎮，除了陳獨秀帶回來的《新青年》，上海還有《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星期評論》《太平洋》《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等名刊構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輿論陣地。共同的信仰，初步團結起邵力子、李漢俊、沈玄廬、李達、施存統、陳望道、沈雁冰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人等經京來滬，代表蘇俄與共產國際在此遠東國際大都會“敲枰佈局”，有力地助推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滬運作，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順理成章。但在一年多時間裏還是頻生變數，歷史機遇曾不止一次地垂青廣州。1920年12月中旬，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前往廣州辦教育。翌年初，中共上海發起組繼任書記李漢俊因經費緊張、抵制中央集權等問題，與陳獨秀先後發生兩次衝突，一氣之下辭去書記一職，由李達代理。在那年五一勞動節紀念後，新漁陽裏6號遭到法國巡捕房派武裝巡捕搜查，李漢俊決定暫停機關部活動，要包惠僧到廣州找陳獨秀決定如何進行工作的問題，或者把中央搬到廣州去。然而，就在包惠僧滯留廣州不久的6月中旬，上海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的提議下，來信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廣州可能成為創黨地的歷史機遇期就此終結。
大會首日即為建黨標誌日
由於沒有社會民主黨滋生的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模式顯得純粹得多。稍有糾葛的是，羅素1920年10月來華演講，宣揚基爾特（行會）社會主義的觀點，獲得張東蓀、梁啓超等人的呼應。此外，無政府主義者起初也參與黨的創建活動，北京、廣州早期黨組織都有他們的身影，維經斯基還有意籠絡各色標榜“社會主義”的團體成員，成立所謂的“革命局”。對此，中共上海發起組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不僅通過兩次論戰，反擊了針對馬克思主義的右、“左”兩方面錯誤言論，亮明瞭立場，而且在組織上清退了無政府主義者，並促成了社會主義者同盟的解體。因此，召集中共一大之際，各地與會的代表都是初步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
確定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的建黨標誌日，理應並不困難，仍可以當時湧現的各國共產黨的相關情況為參照。除去成立大會的會期僅為一天的。
各國共產黨建黨日的確立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大會的首日，如印度尼西亞、伊朗、英國、澳大利亞、羅馬尼亞、比利時、加拿大、巴西、蒙古等國共產黨；二是大會就加入共產國際的表決日，如法國共產黨，這僅發生在前身為社會民主黨一類的政黨，通常是在大會中後期；其三，因表決加入共產國際而導致分裂且左派屬於少數，為此左派另開大會組黨，如盧森堡、意大利等國共產黨，實際上仍以另開大會的首日為建黨日。
此外，似乎還存在着個別特例，值得細究。比如，從美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兩支左派力量在1919年8月31—9月1日，分別成立了“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和“美國共產黨”，均宣佈加入共產國際。其中，“美國共產黨”以9月1日為建黨日。這就給人以大會的最後一天為建黨日的錯覺。其實，這兩派左翼人士在那年8月30日社會黨大會上遭到驅趕，遂分別於8月31日、9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此事足以説明在三類建黨日確定模式之外，並不存在其他可能。
由於後兩種情況不可能在中共一大發生，因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建黨標誌日應以大會的首日為是。
位於上海市淮海中路567弄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
意外事件不改變成立事實
可能會有人強調中共一大的特殊性，即在會議進程中發生了一件意外的突發事件。7月30日晚，中共一大第6次會議仍在李公館召開，突有陌生人闖入，大會為此緊急中止，不久法租界巡警聞風而至。此事直接導致了中共一大代表後來轉移到嘉興南湖的遊船上開完最後一次會議，使中共一大擁有了兩個召開地。
事件的原委究竟如何？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漸有文章披露，其實主要是來自曾為法租界警員的薛畊莘的回憶：據説法租界當局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已通過李漢俊胞兄李書城得到相關信息，後因捕到北洋政府派出的殺手要往會場扔炸彈，所以有意指派華探程子卿前往通知與會代表撤離。此説相當離奇，相關情節與“一大”代表的回憶不符，回憶者年事又高，因此長時間得不到重視。但2011年有專家找到了1968年薛畊莘在內蒙服刑時的交代材料，明確提到程子卿“奉法帝當局命令，禁止中共開成立大會”。那個闖入會場者是程子卿，就此確定無疑。
綜合相關歷史信息，較為合理的解釋應當是：7月30日，法租界當局頒佈了一項“取締集會”的新章程，規定各團體如要集會，必須在48小時前報告。頒佈當天，中西捕探奉命分赴界內各團體通知。與中共一大會址緊挨着的望志路104號，是各界聯合會所在地，應是程子卿前往的目的地。但從後門樹德里進入，難分彼此，為此程子卿一頭闖入了李公館。也有可能是他聽到了馬林的説話聲，因為是外語，由此心生警覺，有意進門一探究竟。無論如何，程子卿回去報信，引來法租界巡捕的搜查，對中共一大構成威脅，幸好代表們及時撤離，避免了可能的兇險。
不過，對程子卿誤闖會場事件之於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影響不可作過分評述。即便是中共一大代表在那天夜晚遭遇不測，也並不能改變中國共產黨已經正式成立的事實。
實際上，在當時成立的各國共產黨，也確實有在成立大會中遇險的。1921年5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大會，截至5月12日會期是5天。然而，這最後一天會議未必就是原定的閉幕日，因為羅共一大遭到政府當局的鎮壓，出席大會的代表被捕，以至原擬好的黨章都未及付諸表決通過。但，這並不意味着羅共的成立被迫延後，該黨仍以羅共一大的首日為其建黨日。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宣告黨的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留下了諸多遺憾：沒有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沒有制定黨章，沒有發表建黨宣言。儘管如此，中共一大對於中國共產黨成立具有的標誌意義，絕對不容否定。
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就此本質關鍵而言，這次大會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正如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追述的那樣：“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時（引者注：具體時間有誤），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我被推為主席，首先宣佈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另據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回憶，當時馬林作了“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宣稱“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東方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也就是説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的首日，無論是大會主持還是共產國際代表都已宣告黨的正式成立。
由於中共上海發起組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成為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發展成員的依據，起到了臨時黨章的作用，“一大”代表對於黨的名稱、基本政治主張不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即便是以加入共產國際這一建黨的重要標準而論，中共一大盡管沒有形成相關決議，但是與會代表對此也並無異議。李達追述：“開會時，馬林首先用英文演説，大意是説，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義，第三國際添了一個東方的支部，蘇聯布黨添了東方的朋友，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他在演説中，強調着要致電第三國際，報告中共的成立。”
另據大體產生於1921年下半年的俄文檔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尼柯爾斯基同志把成立遠東局的消息告訴了我們，並向我們講述了他對俄國的印象。在這個報告以後，根據尼柯爾斯基同志的建議，我們決定打電報給伊爾庫茨克，向他們報告代表大會的進程。”説的也是中共一大第一次會議的內容。顯然，此檔案源自中共一大代表，清楚表明當年與會者無不認同共產國際的領導。馬林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宣稱：“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小組的代表在上海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並加入共產國際”，並非無根之談。
強調中共一大的首日即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並不與黨中央確定的建黨紀念日有根本的衝突。由於中國革命鬥爭異常殘酷，直到建黨15週年之際才由共產國際在海外發動組織相關紀念活動，但那時已不能明確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到1938年5、6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戰研究會上講演《論持久戰》時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週年紀念日。”這是一代偉人在事件親歷者無從記起開會的具體日期，文獻又缺乏的情況下所作的變通辦法，透顯出黨的領袖人物作此決策的思維邏輯：建黨紀念日只宜定於一日，中共一大具體日期不明可作權變，但是日期只能前移而不是置後。循此思路，推論毛澤東實際上也是認同大會首日即標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不唐突。事實上，在上海解放後的5月29日發表的新華社社論《祝上海解放》就明確宣稱：“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此文經過毛澤東的審閲修改，黨的誕生地的確定與建黨日形成了有意義的照應。
根據尼柯爾斯基同志的建議，我們決定打電報給伊爾庫茨克，向他們報告代表大會的進程。”説的也是中共一大第一次會議的內容。顯然，此檔案源自中共一大代表，清楚表明當年與會者無不認同共產國際的領導。馬林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宣稱：“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小組的代表在上海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並加入共產國際”，並非無根之談。
強調中共一大的首日即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並不與黨中央確定的建黨紀念日有根本的衝突。由於中國革命鬥爭異常殘酷，直到建黨15週年之際才由共產國際在海外發動組織相關紀念活動，但那時已不能明確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到1938年5、6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戰研究會上講演《論持久戰》時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週年紀念日。”這是一代偉人在事件親歷者無從記起開會的具體日期，文獻又缺乏的情況下所作的變通辦法，透顯出黨的領袖人物作此決策的思維邏輯：建黨紀念日只宜定於一日，中共一大具體日期不明可作權變，但是日期只能前移而不是置後。循此思路，推論毛澤東實際上也是認同大會首日即標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不唐突。事實上，在上海解放後的5月29日發表的新華社社論《祝上海解放》就明確宣稱：“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此文經過毛澤東的審閲修改，黨的誕生地的確定與建黨日形成了有意義的照應。
圖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內一大召開時的蠟像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