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蒙比爾特：新自由主義才是西方問題的根源
試想一下，如果蘇聯人民從沒聽過共產主義，情況會怎樣？但現在多數人都不清楚主宰我們生活意識形態的名稱。如果對話中提及這些名稱，對方可能只會聳下肩，表示未聽説過。哪怕聽眾曾聽過，也很難對其下定義。新自由主義：你知道這一概念嗎？
新自由主義的匿名性是其權力的象徵，也是來源。它在很多有名危機中都扮演重要角色：2007-2008年的的金融危機；巴拿馬文件透露出的財富和權利外移；公共衞生及教育緩慢崩潰；兒童貧窮再度復燃；孤單感盛行；生態系統崩塌；唐納德·特朗普崛起。但處理這些危機時，我們好像把他們當成相互獨立的事件，根本沒意識到這些事件都是經同一套哲學催化和加劇，而這個理念已有或有過一個名字。試想一下，有什麼權力要比無名操作來得更大呢？
里根（左）和撒切爾夫人（右）合影
新自由主義曾十分盛行，以至於我們很少將其視為意識形態。我們更容易接受這樣的觀點，即這種烏托邦式、相信太平盛世會到來的信仰描述的是一種中立勢力；一種類似達爾文進化論的生物法。但該哲學卻試圖重塑人類生活，轉移權力中心。
新自由主義視競爭為人類關係的根本特徵。它將公民重新定義為消費者，實踐民主的最佳選擇就是買賣，而買賣過程追崇價值，懲罰低效率。它認為“市場”傳遞的價值不可通過計劃實現。企圖限制競爭對自由有害。税收與監管要儘量減少，公共服務應該私有化。勞動和集體談判的工會組織被描繪成市場扭曲現象，阻礙了贏家和輸家形成自然的層次結構。不平等被重鑄為高尚品德：它不僅是實用性的獎勵，更是財富的來源，層層流淌下來，可使每個人都富裕。努力使社會更加平等不僅會適得其反，更會敗壞道德。市場會確保每人得到其所應得的。
我們正不斷內化及複製該主義的信條。富人認定他們的財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得來的，而忽視了所擁有的種種優待——如教育、繼承權及階級——這些都有利於固化他們的財產。窮人開始為他們的窮困潦倒，埋怨自己，但實際是他們根本無從改變他們的境地。更不要提結構性失業了：如果你沒有工作，那是因為你自己不上進。也不要談高房價了：如果你信用卡被刷爆，那只是因為你無能、無遠見。要是你的孩子沒有學校操場也別在意：如果他們長胖了，那是你的錯。在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中，那些落後的人被定義成/自我定義為輸家。
正如保爾·維哈赫在《我怎麼了》書中提到的那樣，由此帶來的就是自我傷害、進食障礙、抑鬱、孤獨、性能焦慮和社交恐懼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已在英國得到最嚴格的實施，也許英國稱為歐洲最孤獨之都也就不足為奇了。現在，我們都是新自由主義者。
《通往奴役之路》主要講述了集體主義社會制度的缺陷
新自由主義這個詞創造於1938年巴黎的一次會議。與會代表中，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對此概念做了明確的定義。他們都是奧地利的流亡者，以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及英國福利國家的逐步發展為例，他們將社會民主視為集體主義的表現，而集體主義和納粹主義、共產主義又同屬一個類別。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於1944年，書中哈耶克認為政府規劃破碎了個人主義，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極權主義控制。和米塞斯的 《官僚主義》一樣，《通往奴役之路》也被廣泛閲讀。這引起了一些富人的注意，他們從中看到了免監管、免税收的機會。1947年，哈耶克成立了朝聖山學社，用以傳播新自由主義學説，而該組織的資金來源就是富人及其基金會。
有了富人的幫助，哈耶克開始創建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在《萬物主宰》中提到的“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一個由學者、商人、記者及活動家組成的跨大西洋網絡。該運動的富人支持者還資助了許多此類組織，用以完善及推進該思想。此類組織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美國加圖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以及亞當斯密研究院（the Adam Smith Institute）。他們同時還資助了一些學術職務及部門，以芝加哥大學及弗吉尼亞大學居多。
隨着演變，新自由主義變得更加尖鋭。哈耶克認為政府應規範競爭，防止壟斷形成，這一觀點在諸如米爾頓·弗裏德曼等美國信徒的叫囂聲中終讓路於另一個信念，即壟斷權利應被視為對效率的獎勵。
轉型期間，發生了另一件事：即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失去了名字。1951年，弗裏德曼高興地將自己描述為新自由主義者。但此後不久，該術語開始消失。但更奇怪的是，即使意識形態變得更清晰，運動也更連貫，但失去的名字未被其他常見名稱所替代。起初，資助資金很多，但新自由主義仍是邊緣學説。戰後，人們幾乎達成普遍共識：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被廣泛應用；在美國及西歐，充分就業及救濟貧困成了大家共同的目標，最高税率變高，政府臉不紅、心不跳地尋求社會出路，發展新公共服務，建立社會安全網。
新自由主義主張維護個人自由，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成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甦形式，自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際的經濟政策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上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政策開始土崩瓦解，經濟危機襲擊了大西洋兩岸，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開始變成主流。如弗裏德曼所説：“時候到了，你就不得不改變……剛好有一個替代準備可供選擇。”在記者、政客、新自由主義人員的幫助下，新自由主義——尤其是貨幣政策——受到美國吉米·卡特政府及英國吉姆·卡拉漢政府的重用。
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上台後，跟進了一系列後續措施：為富人大規模減税、碾壓工會組織、放寬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務外包及競爭。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及世界貿易組織，新自由主義經常在未經民主同意的情況下，將政策強加於世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執行該政策的政黨一度屬於左派：如勞工黨和民主黨。正如斯特德曼·瓊斯指出的那樣：“如此充分實現的烏托邦，很難想到另一個。”
一個宣揚選擇及自由的學説竟然用“沒有其他選擇”為標語，這看起來很奇怪。但哈耶克訪問皮諾切特將軍統治下的智利時説：“相比於缺乏自由的民主政府，我個人傾向於自由的獨裁統治。”智利是第一批完全應用新自由主義學説的國家之一。新自由主義所提供的自由，在用專業術語表達時，聽上去十分誘人，但其實它只為富人服務，而不是窮人。
工會和集體談判自由就是自由的壓制工資。監管自由意味着污染河流、危害工人利益、收取不公正的利息及設計異國金融工具。税收自由意味着自由分配扶貧基金。
娜歐蜜·克萊恩
正如娜歐蜜·克萊恩在《震撼主義》記載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提倡利用危機，趁人民分心的狀態下來強加不受歡迎的政策，：皮諾切特將軍政變後發生的伊拉克戰爭及卡特里娜颶風就是很好的例子，弗裏德曼將兩次危機描述為“可徹底改變新奧爾良教育系統的機會。”
如果新自由主義政策無法在國內實施，就會通過“國間爭端解決機制”等貿易條例轉移到國外：離岸法庭中，企業可要求消除社會及環境保護。議會投票表決限制煙草貿易、保護供水不受礦業公司污染、凍結能源賬單或者阻止製藥企業剝削國家時，企業就會上訴，而且經常勝訴。此時，民主就變成了一場戲。
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矛盾是，普遍競爭依賴的是普遍量化及比較。結果工人、求職者及公共服務都處於吹毛求疵、令人窒息的評估和監測制度下，這種制度旨在獎勵贏家，懲罰輸家。米塞斯所推行的理念本意是使我們脱離中央計劃的官僚噩夢，但現在反而又新建了一個。
新自由主義本意不是自我服務，但很快就淪落至此。新自由主義時期（英國和美國1980年以後時期）的經濟增長明顯比之前慢很多；但富人情況卻是另一種圖景。財富及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在經過60年的衰弱後，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死灰復燃，國家打擊聯合工會、減税、上漲租金、私有化及放寬監管。
能源、水、交通、衞生、教育、道路及監獄等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及市場化讓公司有權在相關地點建立收費站，向居民或政府收費，供其使用。非勞動收入另一個代名詞就是租金。你用高得不合理的價格購買火車票，但票價只有一部分用於補償運營商，以及燃油、工資、鐵道車輛及其他項目的支出。剩下來的錢都歸公司所有，這反應出你是如何受人擺佈的。
經營英國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服務的那些人，投資很少的錢，收取高費用，以此賺取巨大財富。在俄羅斯和印度，寡頭通過降價銷售的方式獲得國有資產。在墨西哥，卡洛斯·斯利姆獲得授權，控制幾乎所有的固定電話機移動電話的服務，很快就成為世界頂級富豪。
如安德魯·薩耶爾在《為什麼我們供不起富人》中所説的那樣，金融化所帶來的影響與此很像。“利息和租金一樣，也是非勞動收入”。窮人更窮，富人更富，富人對另一項重要資產——錢——的控制越來越緊。絕大多數利息的支付都是由窮人匯款給富人。很多人因房價、政府資金撤出而渾身是債（學生助學金變成學生貸款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同時銀行及高管在謀取暴利。
薩耶爾認為，過去四十年中，財富不僅從窮人轉移到富人，也從那些通過生產新產品和提供服務掙錢的人轉移到控制資產、收取租金、利息及資本收益的富人。勞動收入正被非勞動收入所代替。
新自由主義政策處處受市場失靈的困擾。銀行因規模龐大，不能倒閉，連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司情況也是如此，正如託尼·朱特在《沉痾遍地》中提到的那樣，哈耶克忘了一點：基礎國家服務是不可宣告破產的，這也就意味着競爭在此處行不通。商家謀取利潤，但風險卻留給國家承擔。
失敗越多，意識形態就會變得越極端。新自由主義剛好給政府提供了藉口和機會，來減税、對公共服務進行私有化、撕裂社會安全網的漏洞、放開企業監管、重新管制居民。政府現在將其魔爪深入到公共部門的每一個角落。
也許，新自由主義最危險的影響不是其帶來的經濟危機，而是政治危機。由於政府管轄的領域在不斷減少，公民通過投票來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也受到限制。而新自由主義認為，人們可以通過花錢來執行選擇權。但富人的財富比他人多：在大消費者及股東制民主下，選民並不是均勻分佈。結果造成窮人及中產階級失權。由於右翼政黨及此前左翼政黨採取了相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失權變成了權利被剝削。大部分民眾脱離政治。
克里斯·赫奇斯評論道：“法西斯運動建立的基礎並不是政治活躍，而是政治不活躍”。“輸家”感覺他們在政治體制中無權發表意見，不能發揮作用。”政治辯論不再對民眾公開時，人們就開始對口號、符號及轟動變得敏感。比如，對特朗普的崇拜者而言，事實和論據幾乎就無關緊要。
朱特解釋道：公民和國家間親密的互動消失時，就只剩下了權威和服從，權力成為連接國家和公民的唯一紐帶。而當政府失去建立在公共服務中的道德權威時，政府就只能通過“哄騙、威脅及迫使的方式來逼迫人民服從，這個時候，哈耶克所害怕的極權主義極有可能出現。
如果公民不能直接參與政治，就會對口號十分敏感，因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一般對事實依據無動於衷
和共產主義一樣，新自由主義是已經倒下的神。但這一學説像殭屍一樣仍然存在着，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匿名性。換句話説是無名者的聚集。“看不見的手”這一匿名理論被無形的支持者不斷推動。慢慢地，慢慢地，我們開始發現一些名字。我們發現：在媒體上強烈反對政府進一步規範煙草行業的英國經濟事務學會（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自1963年開始，一直秘密接受英美煙草公司的資助。我們發現：世上最富有的科赫兄弟資助“茶黨運動”的發起機構。我們還發現：查爾斯·科赫建立智囊團時，曾指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指責，組織如何運轉操作要保密。”
新自由主義術語背後的隱藏意義往往要多於闡明意義。“市場”聽上去像和重力、大氣壓力一樣，是對所有人公平的自然制度，但實際上充滿了權力關係。“市場所需”更傾向於指公司和領導的需求。“投資”如薩耶爾所説指的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是為生產性及對社會有益活動提供資金；另一件是購買現有資產，以獲得租金、利息、股息及資本增值。用同一個詞來偽裝“財富來源”完全不同的活動，把財富創造和財富提取混為一談。
一個世紀前，暴發户被那些繼承財產的人鄙視；企業家通過假扮食利者來贏得社會認可。如今，雙方關係發生逆轉：食利者和繼承者將自己偽裝成企業家，聲稱非勞動收入是他們努力掙來的。
這些無名性和混淆的概念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無名性、無地域性充分交織：特許經營模式讓工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在為誰工作；公司註冊的離岸保密制度網絡如此複雜，連警察都無法發現利益所有人是誰；糊弄政府的税收安排；無人能懂的理財產品。
新自由主義的匿名性保護得很好。那些受哈耶克、米塞斯和弗裏德曼影響的人開始義正言辭地反對新自由主義，如今這個詞很受鄙視。但他們並沒有提供替代性理論。有人稱自己為古典自由派、自由主義者，這種稱呼就有點誤導性和莫名其妙的謙虛，畢竟他們認為《通往奴役之路》、《官僚主義》以及弗裏德曼經典作品《資本主義與自由》沒有任何新穎之處。
但新自由主義至少在其初期階段還是很令人欽佩的。它是一個由思想家和活動家組成的一致性網絡，有着清晰的行動計劃。十分有耐心、堅持不懈。《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也成為通往權利的道路。
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也體現在左翼政黨的失敗上。1929年，自由放任經濟學導致經濟大蕭條，凱恩斯設計了一個替換性的全面經濟理論。而上世紀七十年代，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行不通時，作為替代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出現。2008年，新自由主義崩塌，之後就沒有理論可替換了，這就是為什麼該理論如行屍走肉般存在着。左派和中央已經有80年沒提出過新的通用框架了。
而現在，每次求助凱恩斯主義都以失敗告終。用凱恩斯主義解決21世紀的危機忽略了三大明顯問題。首先，要勸服固守舊思想的人很難；其次，凱恩斯主義在七十年代暴露出來的弊端並沒有解決；最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對我們的環境危機隻字未提。凱恩斯主義通過刺激消費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而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像電機一樣，不斷地破壞環境。
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歷史都證明了一點，即僅反對破碎的體系遠遠不夠，必須提出一個連貫性的替代方案。對於工黨，民主黨及廣泛左翼政黨來説，中心任務是打造經濟上的阿波羅項目，根據21世紀的需求，有意識地定製出一套新體制。
（觀察者網嚴南譯自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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