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紅色起點】左聯的戰鬥，讓革命文學思想深入人心

這一頁鮮血的記錄，將“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龍華烈士陵園，翠柏森森，一批又一批市民前來瞻仰。八十多年前，這裏是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刑場，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五位左聯烈士就在這裏英勇就義。魯迅先生讚揚“左聯五烈士”用獻血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寫了第一篇文章”，後來仍悲憤難抑，寫下《為了忘卻的紀念》。

左聯五烈士

不能忘卻的，豈止那些熱血青年的面龐。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把上海十里洋場進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團結起來。左聯是“中國革命文學的先驅者和傳播者”。它存在的六年間，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將一批年輕作家培養成新中國文學藝術骨幹，將革命文學的理念傳遍四方。

“文藝必須面向大眾”，“文學是戰鬥的”，左聯作家們以筆為劍，他們的吶喊發自歷史深處，於今仍有迴響。

周恩來指示：停止圍攻和責怪魯迅

多倫路文化街的入口處，一塊“竇樂安路”的路牌，依稀能看到歷史的影子。

竇樂安路233號，曾是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所在地，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聯在這裏成立。如今，這裏是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

中華藝術大學所在地。 陳瓊珂攝

一樓的展廳再現了當時的場景：一間普通的教室裏，講台、黑板、幾條長凳，左聯成立大會正在進行，與會的50多位作家濟濟一堂，連門外也站着人。左聯的問世，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密不可分。當時，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另一方面對國統區實行文化“圍剿”，形勢迫切要求左翼作家們團結起來，共同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

一間普通的教室裏，講台、黑板、幾條長凳，左聯開會的場景。蔣迪雯攝

1928年10月，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後回國，在哈爾濱得悉創造社、太陽社成員正就革命文學論爭的事情圍攻魯迅，他認為“圍攻和責怪魯迅是不對的，應該團結和爭取他”。他委託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處理此事。

陽翰笙是文化支部的書記，李富春找到他，要求立即停止論爭，和魯迅團結起來。魯迅以極大的寬容原諒了這些後生小輩。1929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李立三派文委幹部吳黎平在內山書店與魯迅見面，“希望左翼作家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魯迅對此完全贊同。

左聯的籌備者之一夏衍後來回憶，得到黨組織的指示後，他們迅速行動起來，“籌備會一般是每週開一次，有時隔兩三天也開過，地點幾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館二樓一間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間。”

魯迅當時的寓所離中華藝術大學僅百米開外，每到下午，他喜歡走進街道轉角處的公啡咖啡館，談論文學，籌劃左聯成立事宜。在成立大會上，魯迅作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第一次指明瞭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並提出左翼文藝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大會同時決定了左聯主要的工作方針。

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講話（陳逸飛畫）

“左聯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對革命事業加強領導的直接結果。”一位左聯研究專家介紹，左聯成立後，在北平、天津、保定、青島、廣州等地以及日本東京也建立了左聯組織。

繼承“五四”傳統傳播革命文學

在左聯旗幟下，聚集着當時幾乎所有中國左翼進步作家中的精英人物，組成了反抗國民黨政府文化“圍剿”政策、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推動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強大的革命文藝集團軍。左聯成立到解散的短短六年間，左翼文學運動日益擴大，左翼文藝思想深入人心。

《北斗》創刊號，上面有一枚清晰的“丁玲”印章。陳瓊珂 攝

紀念館中，珍藏着一本淡綠色封面的《北斗》創刊號，上面有一枚清晰的“丁玲”印章。《北斗》是左聯的機關刊物之一，1931年9月創刊，丁玲受黨組織的安排，擔任主編，她牢記魯迅“我們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的教導，努力發現和培養了一批文學新人，如艾蕪、沙汀等，擴大了左翼文學隊伍，同時大力團結知名作家冰心、沈從文等，擴大了統一戰線，為打破反革命圍剿作出了貢獻。直到1932年7月，《北斗》被查封。 　

國民黨當局的打壓並不能阻擋大家前進的腳步，上海等地出版的左翼刊物如雨後春筍，知名的有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左聯機關刊《拓荒者》、《大眾文藝》和《北斗》等，還有以發表創作和翻譯作品為主的《文學月報》等。

在文藝創作實踐上，左聯作家們高擎文藝大眾化的旗幟，創作了一大批具有高度思想藝術性、鋭利戰鬥鋒芒和深刻批判力量的代表作品，如魯迅的《故事新編》、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蔣光慈的《咆哮的土地》等。

“文藝本應該並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鑑賞，而是隻有少數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鑑賞的東西。”左聯成立前後，《大眾文藝》月刊發起文藝大眾化問題的大討論，大家形成一種共識：文藝必須面向大眾，為大眾理解、為大眾喜愛，從而成為大眾進行反帝愛國鬥爭的利器。1932年和1934年，文藝大眾化大討論又進行了兩次，促進了左翼文學的繁榮發展。

左聯的成立，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慌與仇恨，發佈密令、公函，命令上海黨政機關取締包括左聯在內的各左翼文化團體，通緝其成員，“以遏亂萌”。在左聯成立後三個月，他們更指示一些黨政要員、御用文人，拼湊所謂“民族主義文學”派，宣揚和實施“文化統制”、“文化剿匪”。然而，在歷史潮流面前，他們的圖謀被左翼文藝的車輪撞得粉碎。

1932年，胡秋原以“清算”錢杏邨文藝理論錯誤為藉口，攻擊整個左翼文學運動。同時，杜衡自稱“第三種人”，攻擊左聯“霸佔文學”。左聯幾位領導人和理論家隨即進行反駁，進行了一場理論戰線的大論戰。在批判胡秋原和“第三種人”的錯誤觀點時，左聯評論界也有過激和不當之處，當時中共領導人之一的張聞天發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予以糾正，對團結“第三種人”起了良好的作用。

左聯時期，黨開始重視電影工作。1933年3月，夏衍、錢杏邨、鄭伯奇等人共同組成黨的電影小組，輸送了一批優秀的戲劇工作者進入上海電影界，開闢了左翼電影的新天地。國民黨當局對其恨之入骨，採取各種方式“警告”、禁映，但左翼電影界並未屈服，創作出《風雲兒女》等40多部電影教育人民、鼓舞鬥志。

左翼作家們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廣泛吸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世界進步文學的滋養，豐富自己的創作，同時也踴躍地將外國的優秀作品介紹給中國人民，從而開闢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新路。

血腥屠刀嚇不倒無畏的左聯戰士

左聯存在的6年間，不斷遭到反動派的殘酷鎮壓：一批革命作家被殺害、逮捕，大批左翼和進步書刊被查禁、焚燬，當局頒佈“惡出版法”，進行書報審查，封閉、搗毀進步書店，妄圖一舉消滅左翼文藝運動。然而，廣大左翼文藝展示不屈戰鬥，終於粉碎了敵人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左翼文學運動在血與火之中得到凱旋。

1931年2月7日，“左聯五烈士”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被害，這是國民黨對左翼文藝運動的血腥“圍剿”。得知噩耗，魯迅無比悲憤，他在悼念文字中讚揚他們的為人，肯定他們的文學成就，指“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

1933年5月，國民黨特務又在上海非法逮捕了作家丁玲、潘梓年等，並當場殺害了詩人應修人。同年，左聯創始人之一洪靈菲被殺害於北平，詩人潘謨華1934年犧牲於天津獄中。各地被捕殺、監禁的進步作家和文藝青年難以計數。魯迅也長期被反動政府通緝，被列入了國民黨特務的暗殺黑名單。大量革命文藝機關被禁、被毀。

丁玲

然而，血腥的屠刀，並沒有嚇倒無畏的左聯戰士。左聯五烈士就義僅兩個月後，左聯就出版了地下刊物《前哨》（後改為《文學導報》），當時名之為《紀念戰死者專號》，發表了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指出烈士們用鮮血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寫了第一篇文章”，這一頁鮮血的記錄，將“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同時，左聯作家還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思想家書》，向全國和全世界揭露、控訴了國民黨法西斯的野蠻行徑，號召作家們“集中到左翼文學文化運動的營壘中來”。

遊客參觀左聯會址紀念館。 蔣迪雯攝

夏衍是左聯的領導人之一，多年以後他這樣評價左聯：“左翼文化運動犯過錯誤，也付出了血的代價，但在衝破文化圍剿、集合革命力量、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1936年初，為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正式宣佈解散，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然而，左聯所推動的事業一直在延續，正如魯迅先生所説：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髮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