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雅：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家國大義——共和國一代的堅守與擔當》是我的第三本訪談錄。前兩本，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另一本是2013年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幾本書寫下來，感覺像是走過了一段長路。路上沒有很多的熱鬧和精彩，有的是一路走來的那種心境——寧靜致遠。
我做國是訪談十幾年了。這件事説來是偶然，其實是必然。偶然，是當初機緣巧合的那個開始；必然，是十幾年來不言放棄的一份堅持。偶然，是專業能力和職業特點所致，採取了訪談這個形式；必然，是家國情懷和理想信念使然，選擇了“國是”這個課題。
2008年出版的《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
我的第一篇訪談文章《崛起的印度趕超中國？》，作於2004年3月。2004年初，“印度發展將趕超中國”在國內成為一個熱點話題。看好印度的學者和媒體普遍認為，印度在未來發展中將不讓中國，主要在於它的“軟件”，即所謂的“體制演進比較優勢”——相對完善的民主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使這個“軟件”大國的發展後勁會更足。
當時，我從美國留學回國不久。憑着在研修比較政治學時對印度民主的瞭解，我意識到，所謂“軟件”之説，相當程度上是意識形態使然的“一葉障目”。這種對印度民主缺乏全面理解和客觀表述的熱炒，難免會對社會大眾產生誤導，因此有必要給予反駁，加以澄清。於是，我求教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陳峯君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金安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王紹光教授和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納恩國際事務學院飛凌教授，同他們就印度的“體制優勢”進行對話，寫了《崛起的印度趕超中國？》這篇文章。
現在回頭看，那是我第一次挑戰國內主流輿論，給當時一哄而上的熱炒潑了一盆冷水。那也是第一次從我的文章裏反映出，儘管我全部的民主政治理論都是在美國學到的，我卻不是一個西方“普世價值”的追捧者。不過在當時，我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我更多是在圍繞熱點話題做新聞。
那篇文章發表後受到好評，因為對問題的觀察和分析明顯超出了一般媒體報道的深度。這給了我一個啓發：回國後，由於進入媒體而非學界，被認為“十年一劍”白磨了。採用與學者對話的方式，我可以將傳媒與學術“合璧”，把這種“撂荒”變為收穫。就是説，利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和媒體平台，通過通俗易懂的口語表述，反映當代頂尖人文社科學者最關心的話題，特別是熱點政治話題，向社會各界傳輸有真知灼見的學術思想。
那以後，我就明確了一個定位：以對話的形式談學術，形成一種兼有理性和感性的通俗理論，深入淺出、雅俗共賞。十幾年了，我一直在做高端訪談，往來於媒體和學界之間，求教中國出色的人文社科學者。我希望把他們的思想記錄下來，傳播出去，為政府決策層提供戰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議。同時，這種“口語化學術”要面向社會大眾，有可讀性和傳播性，有啓迪心智、培養家國情懷的作用。也就是説，它是理性的，但也不乏感性，既要講“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大道理，也要有“祖國終將記住那些奉獻於祖國的人，祖國終將選擇那些忠誠於祖國的人”的肺腑之言。
這樣一個定位，與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致的。我是一個新聞人，儘管有政治學背景，我不是研究者，也不是分析家。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中國思想”的記錄者和傳播者。作為一個新聞人和政治學人，我希望自己手裏的這支筆能夠成為一杆旗，彙集堅持中國道路的思想，使之成為中國的主流。我也希望向世界表達和傳遞這樣的中國思想，為建立“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盡綿薄之力。
二
有人問我，你的幾本書，書名是怎麼起的？我想了想，除了“顧義思名”以外，其實每個書名都表達了一種心志。這種心志和寫書的時間相聯繫，每個寫書的時間段，又和國家所處的大環境相聯繫。
《戰略高度》收集了我從2004年到2008年四年間的21篇訪談文章。之所以強調“戰略高度”，因為這些文章討論的是國家大事。我們知道，“戰略”一詞在今天已經超出了軍事範疇，涉及政治和經濟領域，其涵義是指決定全局、左右勝敗的策略。《戰略高度》全書分為改革篇、政體篇、國際篇和社會篇四個部分，內容涉及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方向、路徑和目標，國家產業安全與戰略，三農問題與新農村建設，中共執政能力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地緣環境與外交戰略，中美關係，中國民族主義，社會核心價值觀，中國文化大國形象等話題。這些都是關涉國家未來和發展方向、關涉國計民生和內政外交的大問題。
2013年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
強調“戰略高度”還因為，中國在新世紀之初迅速崛起，亟需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表達和傳播。就像我在書的《自序》中所言，中國之崛起是21世紀地緣政治的重要事件。因為中國的崛起，因為這種崛起必將挑戰和改變當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對於中國來説，今天是一個大時代；對於世界來説，今天也是一個大時代。《詩經》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中國的文明規模、歷史規模和人口規模，只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現有世界體系的挑戰和改造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大的國家發展戰略——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發展藍圖。這就需要大的戰略思想家，需要來自官方和民間各界出色戰略思想。
我懂得大戰略和大戰略思維的重要，緣於我學習生活了10年的美國。美國成為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正是因為戰略上的成功。而美國戰略上的成功，得益於美國人出色的戰略觀。美國人的戰略觀是極為開放的，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提出大戰略思想的空間向一切有識之士開放；第二，將戰略目標開誠佈公地對外宣佈。“遏制戰略之父”喬治·肯南當年是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公使銜參贊，提出遏制概念6年後，才於1952年出任駐蘇聯大使。遏制戰略是肯南1946年2月發自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電報，後在1947年7月號《外交事務》上發表。這樣一種開放使得真正優秀的大戰略思維能夠脱穎而出，並且在實施過程中不斷被監督、批評和完善。在當今錯綜複雜的國內國際局勢下，中國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必須有出色的大戰略之道。在這方面，美國人的戰略觀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
真正優秀的戰略性思維的產生，靠一個領導人的智慧是不行的，靠幾個精英的天賦也不行，要靠開放式、多元化的爭論和探討，靠集思廣益。這就需要開放言論自由的空間，並且建立言論自由的制度性保障，讓國家戰略成為公民話題。沒有這種空間和保障，就不可能產生比別人更加出色的戰略思想。或許，真正的戰略思想家並不多見，但是在開放的話語空間中，戰略性的思想建樹卻會常有。
進一步説，大戰略思維既不是政治領袖的專利，也不侷限於官場，它更多來自民間，來自學界。中國古有養士之風，有“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之説。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亦能聽取民間有識之士諫言——“精兵簡政”這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古代社會尚且問諸鄉野，現代社會的大國戰略更要依靠公共參與。家國天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追求莫過於為民族思考，為國家建言。在今天，應該發揚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鼓勵和激發有社會責任心的知識分子為國分憂獻策。同時，建立社會各界參與戰略討論的接納機制，將真知灼見及時吸納並付諸實踐。
國家安全戰略學者張文木説：“公民國家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最終歸宿。在這裏，民族主義的自決權利已讓渡於國家主權，自由主義的人權訴求已讓渡於與公民責任不能分割的公民權利。‘公民國家’顧名思義，是以國家為依託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和以自由人聯合體為發展目標的國家主義的統一。歷史轉型中的強制時期除外，沒有公民權利的國家與沒有國家責任的公民一樣，在已崛起的現代國家成長經驗中，都是不可思議的。”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將自己的人才真正激勵起來，不能把來自民間的智慧充分利用起來，是很可惜、很悲哀的事。與之相反，開放產生戰略性思維的大環境，建立汲取各方真知灼見並將其付諸實踐的制度性保障，激發整個民族的活力，讓每一個熱血不曾冷卻的中國公民為國家的強大承擔一份責任，這是我們的國脈得以興旺的根源。
三
《中國為什麼能》顧名思義，主題是“唱響中國”。就像我在書的序言中所説：我們之所以要唱響中國，是為了以事實和分析告訴自己的人民，60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什麼，創造了什麼，收穫了什麼，從而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激發和增強追求中國夢的正能量。我們之所以要唱響中國，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從另外的起點和路徑，同樣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點。
為什麼選擇“唱響中國”這個主題？是發自內心，也是應運而生。這本書是我2009年策劃的。在這之前，2008年對於中國人來説是記憶深刻的一年——我們經歷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奧運會的大喜。2008年對於世界來説也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始於美國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裹挾着世界經濟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國在遭遇5·12大地震後，全國人民萬眾一心抗震救災，很快走出了災難的陰影，於8月成功舉辦了史上最精彩的奧運會。2009年，中國率先於世界各國走出了金融危機，實現復甦，GDP增長9.2%，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令人不解的是，伴隨中國驕人的成績，國內外卻不斷傳來刺耳的噪音。大地震發生時，國內有人拋出“天譴論”；奧運火炬傳遞中，在西方“文明”國家遭遇阻撓；金融海嘯之下，有西方學者預言，中國將是最後走出經濟危機的主要國家之一，而美國是第一個。
為什麼中國交出了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卻被國內外很多人惡言相向？為什麼美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被唱衰的卻是中國？這個世界還有沒有是非標準，還有沒有公理？！然而，面對這樣的黑白顛倒，如果中國人自己不站出來説話，又有誰會為我們發聲？更何況，那些唯恐中國不亂的人還在叫囂“中國崩潰”。所以，2009年在策劃這本書時，我就確定了一個主題——中國立場，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唱響中國。
時機也巧，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60年大慶，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90誕辰。官方和民間都在紀念這兩個重要的日子，學界相關的研究也比較多。這種情況下，我在2009年採訪潘維教授作《共和國一甲子探討中國模式》，2011年採訪章百家研究員作《60年中國外交的目標與選擇》、採訪喬良將軍作《中國的崛起需要戰略智慧和戰略耐心》時，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個關鍵詞：中國。
2012年夏天，我正在進行採寫，為完成這本書積累文章，出版方策劃了一個選題——“中國為什麼能”，並希望由我來作這本書。這個選題與我想要表達的“中國立場”很接近，我就接受了這個建議。
那麼究竟中國為什麼能？或者説要表達什麼樣的中國立場？在我看來，就是要説清一個事實：新中國60多年來的道路是成功的，這個成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而這也恰恰證明了我們的制度優勢。這個立意與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三個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後確定書名時，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
有人説，這個書名很“潮”，很有點兒暢銷書的味道。也有人説，這本書正當其時，準確把握了時代的脈搏。其實，我既不是一個“潮人”，也不是一個“超人”，我只是恪盡一箇中國新聞人的本分，説自己應該説的話，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我留學回國14年了，14年來我一直在做兩件事：一件是向中國讀者講述美國，幫助大家客觀地認識美國。我寫的《親歷美利堅——家庭寫真、社會繪本、政治影像》、主編的《美國的邏輯——意識形態與內政外交》都是這樣的書。另一件是在向中國人“講述”中國的同時，向國外講述中國。我之所以把《戰略高度》和《中國為什麼能》推向海外，就是要向世界傳遞中國思想，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説，就是“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那麼，《中國為什麼能》表達了什麼樣的中國思想，傳播了什麼樣的中國聲音？
潘維教授説，中國道路非常成功，顯然也非常獨特。因此，是時候總結中國模式了。中國模式挑戰西方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構建這一理論模式的學者，大可稱為“中國學派”。
張維為教授説，中國崛起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中國知識界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曹錦清教授説，有一部分人要為這一天的到來做好精神準備。這是賭國運，賭民族的命運。如果到了這一天，要重新審視二三百年的人類現代化過程，整個知識結構會不會因中國崛起而變動？完全可能的。
他們這些話顯示了中國人的自信，有振奮精神、激勵人心的力量。這使我深深感到，在經歷了60多年的努力奮鬥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成功而獨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樣的成功和獨特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被唱衰的國家，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自己國家的未來感到悲觀的。如果説，完成這本書對我最大的啓發是什麼，那就是，中國需要自信，需要與我們的硬實力相匹配的話語自信，需要建立中國人自己的話語體系。
由此我認為，《中國為什麼能》的出版十分有意義。就像書的封底説的：“世界需要中國的聲音，中國需要積極的能量。”我很高興這本書已被翻譯成英文出版，讓世界聽到“中國學派”的聲音。
四
“中國學派”是當代中國思想界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理論的中流砥柱。正因此，這是我在選擇採訪對象時最重要的一個標準。選擇與這些專家學者對話，因為他們是以“中國立場”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們的思想具有國家戰略意義和政策參考價值，也有助於啓迪心智，培養家國情懷。
有人建議我採訪一些外國學者，包括某些知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以求“從更開闊的視角來闡述對三個自信的理解”。我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因為不符合我的初衷。近30多年來，關於中國發展、變化和現狀的解釋、論述多如牛毛。但這些論述很多都存在兩個侷限：在分析工具上，多沿用從西方歷史情境中提煉出的既有理論和方法，少見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創新；在觀察立場上，囿於西方“普世價值”觀念，慣於從個人與政府對立的角度出發，罕見對中華民族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與堅守。《中國為什麼能》所要體現的是全新的“中國視角”，所要表達的是鮮明的“中國立場”，而非海外視角、海外立場，否則就和其他很多思想作品一樣，突破不了上述這兩個侷限。
同樣，《中國為什麼能》也沒有遵循中國官方的表述和邏輯，而是從民間獨立的視角出發，探討中國發展的軌跡以及走向強大的奧秘。它遵循的是思想學術界的“獨立之精神”和求真原則，而不是服從某種既有的結論或目的。
《中國為什麼能》彙集的15位專家學者的思想和主張，在當代中國思想界有相當的代表性。儘管他們的觀點不盡相同，卻都在思想和文風上排斥官八股和洋八股，展示了“中國學派”的獨立思想境界。不僅如此，這本書的中國視角也並非自説自話，明顯有同西式主流話語體系溝通對話的優勢。由於這種對話是平等的，不是跟着人家走，因而是新穎獨到的，對西方讀者也是有吸引力的。
中國社科院黃平研究員評論説，“中國為什麼能或不能？”是這些年來中國政界、學界人士在國外經常被追問的問題，甚至是難題。然而很多時候，我們都對此三緘其口，要麼因為固有的謙虛，要麼因為不必要的顧慮。當然也有胡言亂語的，尤其是在大眾媒體上。但是大多數時候，總是外國的專家和記者們在那裏發揮聰明或不聰明的才智和想象力。《中國為什麼能》這本書，是不多見的由中國學者自己發出的聲音，卻並沒有多少自吹自擂，更多的是他們的專業分析，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論點。
從這個事實本身也可以對“中國為什麼能”看出一點道理，這就是所謂的自信。在這本書裏，不論學者們的學科、視角、觀點有何不同，自信這一點是共同的，而且是文化上（也包括學術上）的自信。而在這種文化自信的背後，更是從事實來看中國的建設、發展、改革和進步的億萬中國人民的道路自信，否則，那就只能是“為什麼不能”了。這本書的受訪者都是目前國內最優秀的學者，無論是專業水平還是愛國立場，都是難能可貴的。相信這本書的英文版一定能引起國外關心中國的讀者的高度重視，也能改變關於中國的故事總是由外國人喋喋不休的現狀。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由於我採訪的專家學者情感、立場和觀點趨同，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樂觀自信，因此可以想見，會遇到某些批評甚至牴觸。我覺得，批評和牴觸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國內外唱衰中國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樣的人，唯恐中國不崩潰，喊了多少年了。這種人已經失去理性，連為了證明“普世價值”都談不上了。他們是為了證明“中國崩潰論”，所以見不得中國好；中國好了，“中國崩潰論”就成了胡説八道。其實那就是胡説八道，是他們的一廂情願。用曹錦清老師的話説，“那些嘰嘰喳喳的負面聲音，是一個民族成長當中的正常現象。就是一點小雜音，不足為慮。”國內很多人也一樣，一旦祭旗，就沒了退路，不惜讓中國崩潰，也要證明他們心目中的“普世價值”是歷史的終點。
當然也有善意的批評。這些批評者憂國憂民，也希望中國好，只是他們看問題的一面比較多，對國家的現狀和未來比較悲觀。我非常理解他們。中國今天的問題確實不少，而且有些積重難返。就像我在《中國為什麼能》的序言中説的：“我們國內的問題很多，困難重重，諸如思想上對道路、制度和方向認識不一致，經濟上進入了結構調整的困難階段，社會建設也遇到大的阻礙，尤其是，腐敗正嚴重侵蝕着執政黨的肌體，破壞黨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國際上需要我們與其他國家相互適應，尋求建立新型國家關係，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創造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所以，我們唱響中國，但並不迴避問題。《中國為什麼能》的主調是樂觀向上的，同時也不乏憂患意識。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是我們自己對中國道路的認識問題。很多人，包括很多黨政官員，對我們的道路和制度沒信心，從骨子裏認同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對改革的方向也有爭議，很多唱衰者其實就是“改革者”們自己。習近平反覆強調，“要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增強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理想信念的堅定性。”“全黨同志要強化黨的意識，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任何時候都與黨同心同德。”説真的，如果連黨政領導幹部都對我們的道路和制度沒信心，中國就有可能倒在復興的門檻上，成為永遠的悲劇。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今天並不容樂觀。就像潘維老師指出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矇昧主義流行於世界，也在我國流行。照流行的説法，從秦始皇到今天，中國兩千多年都實行專制；近60年的制度則是“集權主義專制”，即最惡劣的一種專制。這種分類法掩蓋了一個事實：西方模式的基礎是侵略性的軍事和政治、經濟機器，是通過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國，實行種族壓迫，直至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這些基礎，中國不曾擁有，將來也不會擁有，也不應該擁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學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這種民主與專制“兩分法”奉為圭臬。中華體制缺少“合法性”的説法就是這樣變成了我國的流行話語，讓“根本改革政體”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忘記歷史意味着輕薄，篡改歷史意味着背叛。中國的復興在於闖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幾代英雄滿懷理想，前仆後繼，浴血奮戰才完成的中國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們忘記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礎和高昂“成本”，我們的國家就會走上不歸路，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我們唱響中國，不是因為中國不存在問題甚至危機，也不只是回擊國內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為了堅定走中國道路的信念，防止東施效顰，走上失敗之路。
五
坦率説，中國今天問題很多，面對着巨大挑戰。不能不問上一句：“中國為什麼能”的故事還能不能繼續講下去？怎麼才能繼續講下去？
中國經濟自2010年開始下行。國家在過去兩年採取了新一輪的市場化改革，試圖穩定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但迄今為止成效不彰。與此同時，過去30多年積累的問題已經凸顯：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民生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加劇。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十八大以來，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重拳反腐，但時至今日，仍有一些人頂風而上，不收手，不知止；還有一些人談虎色變，不作為了。體制內外，追捧西方“普世價值”、否定中國道路的勢力強大，思想輿論陣地嚴重失守。資本的力量在席捲中國經濟領域之後，開始進軍上層建築。一些黨員，甚至所謂的“優秀共產黨員”，公開挑戰政治底線，質疑黨的執政合法性。家門外，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恣意妄為，頻頻挑起事端，試圖遏制中國發展……
諸多內外挑戰疊加，將中國置於一種“未來不可知”的憂患之中。這一切都在考驗着中國，考驗着中國共產黨。如果認識不清、定力不足，甚或方向不明、政策不當，不能帶領廣大人民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中國道路就走不長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將歸於失敗。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就是這本《家國大義——共和國一代的堅守與擔當》產生的背景。這本書收入了我在過去兩年對國內不同領域最具影響力專家學者的9篇訪談文章，由《苦難輝煌》的作者金一南將軍作序。這些文章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中國，看中國共產黨、中國軍隊和中國社會，看今天中國所處的世界，力圖回答一個問題：當今中國從哪裏來，正在何處，意欲何往？
之所以稱為“共和國一代”，因為這是與新中國共同成長和成熟起來的一代人。這10位專家學者中，有一位出生在新中國誕生前夕，三位生於60年代初期，其餘都是“50後”——包括我這個採訪者。作為繼往開來的一代人，這代人最能體會，中國的今天來之不易。老一輩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不能斷送，他們所開創的氣壯山河的偉大事業，一定要在我們的手中傳承下去。就像金一南將軍所説：“我們曾經與那些偉人同時代，我們今天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我們必須讓後人也能站上我們的肩膀。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不惜奮鬥，實現多少代人百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為什麼能》）
那麼，“共和國一代”想要堅守什麼呢？
首先是對國家利益的堅守。沒有國就沒有家，沒有國家，13億中國人就沒有依靠。看看今天中東的亂局和難民潮就知道，什麼叫做國破家亡。強權可以任意欺凌弱小，操弄別國的命運，這個世界就是如此不公！中國是個還在發展中的大國，發展嚴重受制於資源、環境等硬約束。13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夢想，化解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問題，艱難而悲壯。即便這樣，外部還有人不願意看到中國強大，從軟的硬的方面遏制我們的發展。因此，從整體來説，堅持國家利益至上，就是堅持中華民族全民族的利益至上。因為，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中國，是13億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家園。
從個人來説，國家利益或許不是目的，但它卻是一切個人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今天的人講夢想，如果沒有國家，我們每個人就沒有根，而一個人沒有根，也就意味着沒有夢。從這個意義説，所謂國家利益，其實就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分享的利益。就像我們常説的，只有把整塊蛋糕做大做好，每個人才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換個角度説，沒有大我，何來小我？因此，即使是從個人利益的現實立場出發，也應該將國家利益擺在最優先的位置。
在堅守國家利益的同時，是對人民福祉的堅守。國家強大為了什麼？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歸根結底要落實到人民的福祉上。中國是人民共和國，蛋糕做大以後怎麼分配？應當遵循“人民福祉最大化”原則，也就是社會主義原則。以人民福祉為總的價值方向，真正將“不斷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改革發展的總目標，讓人民羣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只有這樣，國家才有凝聚力和競爭力，才能真正強大。廣大社會成員也才能真正體認到家國一體，國家和人民乃至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也才會認同，國家利益是值得優先守護的。
那麼，怎樣堅守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呢？答案是，唯有堅持中國道路。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人類社會史，尤其是亞非拉國家的發展史和蘇聯東歐的演變史充分證明，服膺所謂“普世價值”、追隨西方發展道路，解決不了大多數後發展國家自身的問題，反而會帶來新的危機和災難。各國唯有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才有希望、有未來。而中國的成功就在於，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從1949年到今天，一甲子時光，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來。曾經積貧積弱的窮國，成長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強國。這條成功之路，就是我們的中國道路——一條既不同於前人，也不同於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六
這條中國之路有三個基本支撐點。
支撐點之一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正如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所説，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這是半個多世紀前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半個多世紀以來，雖歷經風雨、波折與苦難，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黨、對這個政權，仍然有着較高認同。時至今日，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今年是蘇聯解體25週年。從蘇東顛覆性轉型的失敗經驗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必然四分五裂。國家利益將無以為繼，個人境遇也會一落千丈，甚至很多人可能陷入生存危機。這種選擇的唯一性，正是堅持中國道路離不開共產黨領導的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之所在。
但是，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穩固有兩個前提：第一，必須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第二，必須遵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就是説，要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這一方面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保持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性質。“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習近平語）
同時，要真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治國理政的總目標。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是什麼？民心就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執政黨長期偏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目標，蜕化變質為利益集團，與資本集團沆瀣一氣，就必然會失去民心，從而失去政權，淪落到蘇共亡黨亡國的境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道理很簡單，馬上打天下，馬上卻不能治天下。因為這個天下不是你的，你是代天下守天下。天下交給你了，你不能只為自己，你要守護這個民族，照顧好天下百姓。
如此就導入了中國道路的第二個支撐點：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毛澤東一代中共領導人對中國人民的承諾，也是當年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的原因。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大開幕詞中，毛澤東指出：“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就人類歷史而言，社會主義是一條新路，必然經歷曲折求索。新中國在這條路上，也經歷過一次次挫折、震盪和損失。但不論怎樣跌宕起伏，都未構成對方向本身的否定。當鄧小平一代中共領導人開啓改革開放道路時，仍毫不動搖地確立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
鄧小平説：“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他還説：“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
2012年十八大召開前，黨內理論界有人想丟掉共同富裕目標，讓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但是他們失望了，他們錯把自己的願望當成了中國未來的走向。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有人解讀説，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就是在經濟上完全市場化、私有化，在政治上實行西式民主化。但是他們也失望了，他們低估了新一代共產黨領導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路選擇上的堅定性和成熟性。
習近平説：“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麼改、怎麼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理解，就是十八大確立的，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所以，“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絕不是要西方化、資本主義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堅定“三個自信”不動搖。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
儘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分化不可避免，儘管中國今天貧富分化已經相當嚴重，幾代中共領導人始終沒有放棄共同富裕的目標。時至今日，執政黨更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這些思想，直指社會主義的核心內涵。
由此就導出中國道路的第三個支撐點：堅持發展經濟。社會主義顧名思義，是以全社會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是社會主義的真義，也是共產黨和政府的應盡之責。
1997年2月鄧小平去世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撰文回憶，鄧小平在古稀之年帶領中國步入改革發展之路，因為他相信，他的人民deserve a good life（值得擁有一個好生活）。為了中國的發展，為了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鄧小平奉獻出他的全部精力和才華。直到晚年，他都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他在南方談話中反覆告誡全黨：“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中國正在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習近平説，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現有人掉隊。他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使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脱貧。目標已經明確，發展經濟是實現目標的必要手段。在今天，發展仍然是硬道理。
人類歷史不斷證明，不同的主義和制度各有其不同的合理性和適應性，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環境下表現出不同的優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誰能更好地發展經濟，誰就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國民福祉，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
實踐證明，中國的制度是有優勢的。從改革開放開始到2014年的36年間，中國經濟平均每年以9.7%的高速持續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間沒有發生戰爭，沒有對外擴張掠奪，內部保持了穩定。這在人類現代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雖然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速有所放緩，但只要政策對頭，仍然可以穩定在中高速水平。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超過2%。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如果能保持6%上下的增長速度，同其他大的經濟體比，我們還是最快的，跟美國的距離會越來越小。
我們都目睹了汶川地震後的大規模重建過程：19個省市以不低於1%的財力對口支援重災縣市，政府主導+社會協同，舉國體制+市場機制。僅僅兩年時間，嶄新的城鎮村莊就拔地而起，原來的災區實現了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建設的全方位跨越式發展。反觀日本，2011年發生的大地震距今已5年過去，受核事故帶來的重建高難度以及資金短缺等問題限制，重建之路仍然任重而道遠。這説明，以中國現有的經濟實力和制度優勢，我們完全有能力解決民生和發展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我們的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好、利用好。
中國的制度優勢何在？在於我們人多體大，在於共產黨有上下動員的能力，在於舉國體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長。只要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共同努力，我們就沒有過不去的關、搬不動的山。因此，要把我們的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利用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而不是由市場決定。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有些內容作為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不能改變的。例如政府對市場進行有效監管，謹防“市場失靈”衝擊正常的經濟秩序；國家介入分配，更好地做到“限高，擴中，扶低”；在社會集團的利益博弈中，更加註重維護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利益，等等。尤其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維護消費者的利益有着特殊意義——既然要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就要把作為普通消費者的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擺在核心位置。
客觀説，這方面我們做得很不夠，一些方面如民生保障，還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如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今天民生問題十分突出，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擴大。這個矛盾是市場化解決不了的，政府推動均等化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民生難題雖然有發展階段性的原因，但畢竟在世道人心方面產生了不利影響。這方面的“欠賬”不容忽視，亟待彌補。
事實上，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很多事情也不是市場能完成的，要靠政府來完成，何況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二元結構、貧富懸殊結構，這些中國今天最大的失衡都是市場調節不了的，是政府的職責所在。當前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等等，也都得靠政府來做。不斷增加和豐富我們的社會制度、社會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元素，把社會主義的蛋糕做大做好分配好，這是黨和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必須全心全意履職盡責。
這是執政理念問題，也是政治方向問題。要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羣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人民羣眾成為奔小康的主力軍，成為實現中國夢的築夢者。同時，“要始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一句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不能忘記自己的人民，奔向“兩個一百年”這趟追夢列車不能把勞動大眾給丟下。否則，中國夢就不可能實現，或者只是實現少數人的“美國夢”。
七
中共十八大以來，同是“共和國一代”的新一屆領導人所展現出的堅定信念和強大魄力，給國人以堅持中國道路的信心。前所未有的反腐業績，也贏得了點贊，凝聚了民心。然而，當下中國正面臨嚴峻挑戰，前面的路崎嶇不平。一度創造了發展奇蹟、證明“中國為什麼能”的中國道路，正在經受風雨考驗。中國能不能走出這個峽口，重現廣闊前景？終結了“歷史終結論”的中國模式，能否經受住歷史的考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能否最終成功實現？這是今天關注中國前途命運的人們最憂心的問題，也是中國嚴肅的思想者們深刻思考的問題。在此艱難下，“向前走”需要匯聚更多的信心、智慧和力量。幸運的是，不管是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中國都有一大批寧守家國、深明大義而不動搖的人。
這也是我作這本書的意圖之一——探尋這代人的心志，也就是擔當。採訪中，我在挖掘思想觀點的同時，也和專家學者談他們的個人經歷、感悟和追求。回顧這一代人的心路歷程，自始至終，他們都把個人的理想、事業與整個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不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在自覺堅守，自覺擔當。在經歷風雨和磨礪後，支撐他們始終不悔、至今不渝的內在堅持，是濃濃的家國情懷。“時窮節乃見”，共和國這代人，他們的信念、思想和情操，正是中國戰勝當下危機和迎接未來挑戰最寶貴的資源和力量。
黃平研究員説，我們解決“捱罵”的問題，絕不是在思想和文化層面向別人求饒，在價值和制度層面繳械投降，而是要向世界證明中華文明本來就有的正當性，讓世人看到和認可中國道路的正當性。如果説改變輿論環境是一場無硝煙的戰鬥，那麼可以借用一個詞，這是一場“文化上甘嶺”。今天的中國，一方面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最近的時候；但另一方面，在國際環境尤其是輿論環境層面，在對話語權的競爭中，我們還在延安，還是游擊戰。但越是游擊戰越要講主動性，越要分清敵我友，越要抓住文化領導權。在發展道路和國家安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僅要積極爭論，還要敢於亮劍。
秦天將軍説，今天軍隊的職能和使命，其內涵外延都有了很大變化。但是我們始終不變的，也是永遠不能變的，就是這支軍隊要真正肩負起對黨和國家、對人民的使命擔當。老一輩完成了他們的事業，我們是他們的傳承者。這個傳承不光是事業的傳承，也是精神的傳承。當前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圍繞實現新時期強軍目標，破解軍隊建設的諸多現實問題，實現人民軍隊的本色迴歸和精神重塑。我相信，當這支軍隊迴歸本色，重塑精神，就永遠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一定能肩負起黨和人民的希望與重託。
餘永定研究員説，中國經濟學家的目標應該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公眾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為了某個特定利益集團或社會層級的利益。如果你同某個特定利益集團接觸較多，誰能保證你在不自覺中不會把這個集團的利益當作國家利益了呢？絕對超脱是不可能的。如何才能保證你確實是從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出發？對我來説很簡單，就是你提出的政策主張是否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安全？是否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這個原則下，當你提出某種政策主張的時候，你的出發點自然不是某個特定集團或層級的利益。你也會討論收入分配問題、貧富差距問題，但你關於這些問題的主張，出發點也應該是國家利益、公眾利益的最大化。
高柏教授説，中國高鐵要走向世界，就必須積極開展針對出口對象國的國際研究，並動員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領域為此提供智力支援。發展這樣的軟實力不僅是中國高鐵走出去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前提條件。一個國家的知識生產必須反映它所處時代的根本需求，中國在21世紀迫切需要支持“一帶一路”大戰略的國際研究。我現在最關心的是“一帶一路”戰略在具體的有關國家如何落地的問題，我們的研究課題都是圍繞這方面的問題展開的。我們希望在高鐵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過程中，做些有價值的研究工作。
王湘穗教授説，中國要成為美國的朋友，首先要當美國打不敗的敵人——不打不成交。打，主要不是軍事交鋒，而是戰略博弈，是精神、物質、行動的博弈，在博弈中實現合作。這樣可能促使美國承認中國的崛起，以分享的姿態重新跟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如果是這樣，中美還能走得更遠，在太平洋共同發展，甚至形成新型大國關係。中國與美國是有不同戰略利益的兩個國家，絕不是“夫妻”。中美之間，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就可能出現，因為他認為你是合格的對手。如果我們以退讓求合作，就沒有合作。中國的戰略家們要看到這一點，堅持博弈論和辯證法，所有的利益都要靠博弈來獲得。
祝東力研究員説，當今世界，與民主憲政相比，民生和發展至少也是一種同樣重要，甚至可以説更為重要，也更為根本的價值。我們要有自信。憑藉“政府主導+社會協同、舉國體制+市場機制”這種中國特有的制度優勢，以及世界上最龐大的生產和建設能力，圍繞“民生和發展”，我們完全可能構建一套既是中國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話語，與西方那種口惠而實不至的“民主和憲政”相對抗。那麼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就將發生扭轉。
潘維教授説，立足中國國情，創新社會主義理論和話語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這是我黨鞏固執政地位，樹立理論自信，在國內國際爭取話語權所必須面對的挑戰。我們創建“中國學派”的社會主義理論，既是為了改善中共與本國及外國民眾的交流溝通，也是為了與世界主流政治話語系統競爭，獲得與中國硬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利和地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生力軍，也是世界社會主義思想的生力軍。
李玲教授説，坦率説，我們這些堅持中國道路的人相對勢單力薄，而否定中國道路的勢力太強大了，雙方力量對比極不對等。但是我們生逢這個時代就應該盡力，盡力了，即使不能扭轉乾坤也無悔。如果沒盡力，我們將辜負這個時代，愧對這個時代。我很樂觀，人類社會將不斷往前走，人類追求美好社會的探索是不會停止的。20世紀所向披靡的資本主義制度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世界帶入了一個政局動盪和社會衝突多發期。在這個重要轉折時期，中國怎麼能抓住機遇？我們需要新一輪的或新版的社會主義。唯此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蘇力教授説，中國的學界一定要研究中國。一定要知道，我們不是在複製外國的制度，我們是在創造一個制度——一個覆蓋和造福近14億人的制度。就像毛澤東60年前講的，“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中國近代以來，一代代的志士仁人百年奮鬥，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就快要做成一件大事了，我們這代人應該繼續努力，去做成這件事。哪怕再艱難，可以説是“逆襲”，但是當我們把肩上的擔子交給下一代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實現。這太偉大了，你説一個人一輩子還能幹什麼事比這個更偉大？！
八
我寫“共和國一代”的堅守與擔當，因為我也屬於這代人。我們堅持中國道路、追求實現中國夢的理想信念是共同的。曾經有媒體記者在採訪我時問過一個問題：中國今天的主要思想派別有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你屬於哪一派？我説，看過我書的人，一般認為我是新左派。我有左翼情懷，注重平等，主張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的全部民主政治理論都是在美國接受的，對“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的美國模式的優長之處，我有深入瞭解，我也認同自由主義理念。在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説我是自由主義左派——尊重民主但不迷信民主，尊重市場但不迷信市場，尊重科學但不迷信科學。
其實我覺得，本土派、民族主義、新左派或自由主義左派，都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立場，我更願意定義自己為“中國派”。有位很有名氣的網絡寫手在對我《親歷美利堅》一書的書評中寫道，“千秋不改，家國情懷”。就家國情懷而言，就從中國立場出發思考問題、發表意見而言，可以説，和我志同道合的思想界、輿論界的朋友們，都是“中國派”。我非常認同潘維老師提出的“中國學派”主張。我認為，中國學派的使命，就是高高舉起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大旗。
也許因為我留學美國的經歷，有人評價説，瑪雅看着也像個紐約客，竟長了一個“西柏坡的腦袋”。説實話，我喜歡這個評價。但我也覺得，這個評價太高，我受之有愧。“西柏坡”那代人是無敵於天下的。共產黨那時是朝陽，馬上就要建立新中國，實現鴉片戰爭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我希望中國強大，很多我的同時代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樣。就像曹錦清老師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這些有着近代記憶、有家國情懷的人是認同的。只要對近代有點感覺，對追趕有點熱情，對這個夢的成功實現是寄予深切期望的”。（《中國為什麼能》）包括今天的80後、90後年輕人也都有中國強大的夢想，要這麼説，長“西柏坡腦袋”的人多着呢。
我猜説這話的人可能是不理解，我在美國被洗腦多年居然還這麼愛國，這麼正統。這和我的成長環境、從小受的教育有關。我出生在軍人家庭，自己也在部隊入黨，這決定了我對中國傳統和中國革命理想有所繼承，我不是數典忘祖的人。所以我作《中國為什麼能》和這本《家國大義——共和國一代的堅守與擔當》沒有懸念。對我來説，共產黨不能變質，紅色江山不能變色，這個信念與生俱來，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就像黃平老師所説，“只要長江長城還在，黃河黃山還在，中國就在，我們的希望就在，就不會失去底氣和信心”。
再説我出國學習也不是為了西化，而是為了提高和強健自己，回來報效祖國。尤其我在美國生活多年，經過不斷比較，知道西方文化中要學什麼，對自己的文化要珍惜什麼。我的這種認識也許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麼很多從美國學成歸來、深知“市場+民主”美國模式的人，包括我採訪的多位學者，並不是美國的追捧者，不是所謂的“普世派”，而是堅定不移的“中國派”。
當今世界，中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由於中國的崛起，世界已大不相同。美國人一向認為，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仍將是美國的世紀。的確，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強大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它扶持併成就了一個發達的西方；有能力“輸出富裕”，這是它軟實力最堅實的根基所在。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這種能力在衰退，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部分取代了美國的這種角色。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句話在國際關係領域意味着，誰能夠創造財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誰就能擁有話語權，擁有制定規則的權力。按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本來還不足以擔當這種分量的角色，但由於中國人多體大，由於共產黨有上下動員的能力，由於舉國體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長，中國可以提前參與到劃分全球蛋糕的遊戲中。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優勢所在，是社會主義中國能夠影響世界、對人類有所貢獻的根本所在。當然，前提是，中國能夠保持自身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同時要具備與所希望擁有的話語權相對稱的自我保護能力——經濟上的、軍事上的、思想上的。
落後就要捱打，貧窮就要捱餓，失語就要捱罵。經歷了中國革命的苦難輝煌，經歷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我們已經解決了“捱打”和“捱餓”的問題。接下來的30年要解決“捱罵”的問題，就是在2049年中國夢實現之時，向世界證明中國道路的正當性，讓中華文明得到世界的尊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為了找到實現這個目標的正確路徑，我們需要思考當初是從哪裏出發的、為什麼出發的。就像習近平所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而這，就是這本《家國大義——共和國一代的堅守與擔當》所要回答的問題：當今中國從哪裏來？向何處去？
中華民族走到了一個新30年的十字路口，未來向何處去？是保持偉大復興的強勁勢頭，實現“兩個一百年”崇高願景，還是改旗易幟，從此走向衰敗，走向被奴役之路？正如潘維老師所言，“正題”與“反題”的爭論方興未艾，“合題”應該在中國模式之中。未來30年，只要我們有堅定的信念和決心，中國就能打贏經濟仗，打贏制度仗，打贏信念仗，打贏虛擬世界的傳播仗。到那時，中國人將會對自己國家不同於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懷自信，中國模式也將為世界所尊重。
九
《戰略高度》2008年12月出版，恰逢改革開放30週年，這本書被選入中國出版集團公司重點推出的“名家30年訪談書系”。《中國為什麼能》2013年11月出版，這本書的精編本被中宣部、中組部推薦為黨員幹部學習讀本，並獲“2014中國好書”和優秀通俗理論讀物。兩本書都出版了繁體字本，在海外發行。《中國為什麼能》還出版了英文本，其他語種版本的出版也在計劃之中。
兩本書能有這樣的影響，有人説，“瑪雅訪談”已經成了一個品牌。作為一名普普通通的新聞人，我為有這樣的成績而感到高興。但實事求是説，不論是當初做這件事，還是今天看這件事，自始至今，我都是一種淡然的心境。可以説，因為淡然，才能做成，正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如前所言，我做這件事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表達中國立場，傳播中國思想。在國內層面，我希望堅持中國道路的聲音得到放大，成為主流。在國際層面，我希望“中國學派”的聲音被世界聽到，產生影響。至於説做這件事能給我個人帶來什麼，這不在我的考慮之中。做一個純粹的人和純粹地做事情，恪守一箇中國新聞人的本分，這是我對自己期許和要求。
這樣一種純粹，我在對學者們的訪談中也能感覺到，比如餘永定老師、蘇力老師、王紹光老師、曹錦清老師和已故的史天健老師，等等。事實上，這也是我在選擇採訪對象時的一個考慮——他們應該是“純粹的學問人”，堅守一箇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色、正直和真誠。
面壁十年圖破壁。在海外十年苦讀、學有所成後，我的最大心願是學有所用。我知道，雖然追求“戰略高度”、“道路自信”和“家國大義”始終是我的目標，但是以我個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實現的。我衷心感謝參與這幾本書的每一位專家學者。感謝他們對我的熱情支持和充分信任，使我能有機會分享他們的思想成果。採訪專家學者的過程也是我學習的過程，使我開闊眼界，增長知識，提高認識水平和思想水平。我的訪談文章越做越好，影響越來越大，與他們的真知灼見和對我不吝賜教是分不開的。他們與我風雨同舟幾年、十幾年，是我不可或缺的良師益友。沒有他們的支持和認可，沒有他們的思想成果並與我分享這些成果，就沒有“瑪雅訪談錄”的產生。這是一個真正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歸功於它的每一位創作者。
我衷心感謝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先生、前第二炮兵政委彭小楓上將、中共吉林省委前副書記林炎志先生、中信集團前董事長孔丹先生、華遠集團前黨委書記馬綠波先生。感謝他們對《中國為什麼能》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推介，以及對我本人的熱情支持和鼓勵。他們的行動讓我感到，我這個“自幹五”不是一個人在孤軍奮戰，我在一支“向着太陽向着勝利”的隊伍中。如果像黃平老師所説，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文化上甘嶺”，那麼我手中的這支筆就應該是一杆旗——堅守和捍衞我們的思想陣地，讓堅持中國道路的思想佔據制高點，旗在陣地就在。
我衷心感謝鳳凰衞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先生。感謝他為我提供了鳳凰這個平台，以及他一直以來對我的理解和支持。沒有劉長樂先生，沒有鳳凰，我也許沒有機會“研修國家戰略”，也沒有機會傳播中國思想——這也是我十幾年來舍小我求大我，堅持不懈，始終不言放棄的一個原因。我也十分感謝劉長樂先生的正面引導。他“積極、善意、建設性”的新聞理念影響了我，使我得以在一個浮躁喧囂、充滿誘惑的社會里，不趨炎附勢，不隨波逐流，堅持做一個有自覺、有理想、有擔當的新聞人。
做這樣一個新聞人，在今天並不很容易。正如很多人所説，中國媒體已經“全面淪陷”，美國的洗腦很成功。資深媒體人、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2014年撰文指出：“資本集團勢力已控制了中國最有影響的網絡媒體資源和部分傳統媒體資源……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倡導共同富裕的媒體或記者編輯在官方媒體的微博版裏被邊緣化。”這話道出了問題的嚴重性，也道出了扭轉這種局面的緊迫和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我作這些訪談錄，也是為了回應國內媒體那些否定中國道路的人。這樣的人今天很多，聲音很大，我們要與之展開思想交鋒，讓堅持中國道路的思想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
位卑未敢忘憂國。我希望《家國大義》的出版和《中國為什麼能》一樣，能夠產生積極影響。就像石頭激起浪花，激發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逆勢而上”，和我們這代人一起堅守與擔當。我很高興地看到，中國年輕一代中愛國主義者越來越多。他們是伴隨中國崛起的腳步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代表着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在這裏，我引用“四月青年”的一句話，寄託對廣大愛國青年的希望：“你所站立的那個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2016年5月於北京
【7月，鳳凰衞視出版中心主筆瑪雅女士第三本訪談錄****將由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出版，本文為新書《家國大義——共和國一代的堅守與擔當》的後記，感謝作者賜稿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