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從“兄弟”到“同志”

正像康德所説的那樣，人類最震撼的秉性，就在於為他人而工作，為後代而犧牲。眾所周知，馬克思把這種人類的秉性，稱為“人的類本質”。在馬克思看來，隨着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興起，隨着人們對於個人利益的追逐，人的上述“類本質”卻正在喪失，於是，從25歲起——也就是從寫作著名的《巴黎手稿》那時起，馬克思就決絕地要抓住這種正在消失的“人的類本質”，正是這種力量，決定了馬克思人生中那致命的覺悟與轉變。

與人類共命運——正是馬克思的這一宏願，深深打動、震撼了毛澤東和中國第一代共產黨人；而用青年時代毛澤東的話來説，這就是“為天下受苦人貢獻自己的一切”。

在短促的5年之間，毛澤東由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無政府主義者，成長為替勞動者謀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者。

1918~1923年間，世界和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在歷史的激流中，冥冥之中的那隻巨手，幾乎是猝然間將毛澤東託舉起來，使他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鉅變。

在這短短的5年間，毛澤東的父母和恩師楊昌濟相繼去世，從此他的身邊再無長者。

在短短的5年裏，他獲得了令他終生驕傲且心碎的愛情，他成為一個偉大女性的丈夫，也成為一個偉大兒子的父親。

在短短的5年之中，毛澤東由湖南長沙的一介書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隨即又成為中國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由一個小學教員，成為中國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巨星。

正是在此期間，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德國爆發了工人階級起義，終結了“一戰”，而中國則爆發了五四運動，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這5年決定了毛澤東的一生，註定了毛澤東的人生不會在寧靜的校園裏度過，從此後，他便永遠不可能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當一個“教書先生”了。

而這鉅變如風暴走過夏季寧靜的原野，來得如此迅疾而猛烈，事先幾乎毫無徵兆。

1918年6月，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大部分成員先後畢業，而擺在他們面前的最現實的問題，便是升學或者就業。新民學會的成員都是抱負遠大的青年，他們的共同意見自然是繼續學習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國去深造。而恰好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機遇擺在了他們面前——留法勤工儉學。

留法勤工儉學這件事，與李石曾這個人物最有關係。李石曾的父親是前清軍機大臣李鴻藻。李家非常有錢，李石曾1902年隨駐法公使孫寶琦赴法留學，他在巴黎巴斯德學院的畢業論文是《大豆的營養研究》，李石曾畢業後在法國經商，辦了一系列企業，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豆腐公司。他從家鄉河北蠡縣招募了一批老鄉，在巴黎生產幾十種豆製品，而恰逢當時法國流行素食主義，結果豆腐公司賺了大錢。蠡縣，因此也被稱為北方的僑鄉。

李石曾因把中國的豆腐引進到法國而發了大財，但他的抱負卻是要做一個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他和蔡元培共同參與“一戰”期間負責招募和遣散中國赴法勞工的勞務中介機構——惠民公司的經營，並在吳稚暉等人的協助下，在巴黎辦了一本《旅歐雜誌》，宣傳“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勞動互助，當時，這就叫作無政府主義學説。而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説，李石曾經營的那些機構，便是“非政府組織”（NGO）。

“一戰”結束後，法國效法美國，想把“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並計劃在法國辦一所大學，專門吸收中國學生去留學。作為著名的華商和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加之在中法兩國的政界都廣有人脈，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頭上。於是，他專門辦了一個銀行，把法國的庚款存入其中，並創辦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來經營這件事。

1916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即於當年聘任李石曾為生物系教授。

1918年6月，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應北京大學之聘，舉家遷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衚衕9號。而兩個月後，即這一年的8月15日，毛澤東、蔡和森、肖子升、羅章龍等“楊門弟子”一行二十餘人，便浩浩蕩蕩追隨導師而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來到北京。

他們是有備而至。

按照當時民國教育部的規定，師範生畢業後需立即工作，不能繼續升學。而此時的楊昌濟則告訴弟子們説，他們雖然喪失了進入北京大學或中國其他大學深造的機會，但卻可以去法國勤工儉學。

經楊昌濟的託付，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介紹毛澤東等4人，與李石曾在其位於香山的別墅見面。在看了毛澤東起草的赴法勤工儉學計劃書後，李石曾當即答應：為湖南青年先辦三處留法預備班，分設於北京大學、河北的保定和蠡縣。

儘管執筆了留法勤工儉學計劃書，但毛澤東本人卻並沒有出國留學的打算。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釗的信中，毛澤東説，欲改造中國，有兩件事是最為急迫的：其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驗加以系統地整理與批判；其二，是做實地的調查研究，而這兩項當務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國外做。

毛澤東不願出洋留學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親的病。

此前，毛澤東曾經給蕭子升寫信説：“然母病在廬，倚望為勞，遊子何心，能不傷感！”而旅途中的他不禁這樣感慨：“刁斗再發，餘音激壯，若鬥若擊，中夜聽之，不覺泣下。”在赴京前，毛澤東寫信給兩個舅舅，感謝他們照料病重的母親，並打算在秋收之後，接母親去省城長沙治病。毛澤東是借錢來北京的，他必須生活。一個説法是楊昌濟直接找校長蔡元培批了一個條子給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但今天的北大檔案館並未留下這樣的資料），而另一個説法則是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湖南同鄉章士釗出手相助—但無論如何，當時接受了毛澤東這個貧寒書生的人，便是長他4歲的李大釗。

1918年10月間，毛澤東被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了助理員，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掃衞生，並負責在第二閲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閲覽者的姓名。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為二三百元，毛澤東的月薪只有8塊銀元。1936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念及此處，依然十分感動，他説，這8塊銀元是李大釗的特殊照顧，8塊銀元的“工資很不低”。

1915年，毛澤東曾經在長沙的報紙上，以“二十八畫生”之名徵友，結果是來了“三個半”人，一個是羅章龍，另外兩個人的名字，他後來忘記了，而那“半個”是李立三，因為他聽了毛澤東的話之後，沒有表態就走了。

李立三後來説，當時他是被毛澤東的博學所震撼，感到自己讀書太少，在談話時竟一句也接不上來，因此，只好自慚形穢地離開了。

1922年7~9月間，李立三協助毛澤東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而另一個在罷工中協助毛澤東的人是劉少奇，他來自湖南寧鄉。劉少奇少年奇才，因喜讀書，且在家中又排行第九，所以綽號“劉九書櫃”。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3年，與他一起在上海領導工人運動的北大學生鄧中夏説：“隆郅，你的名字太複雜了，一般工人不能認得，不如改了為好。”看到工會門口站着三個人，鄧中夏便説，“你就改叫‘三立’吧”。李隆郅説：“‘三立’太俗了，我改叫李立三吧。”

當時，他們誰也沒能想到，“立三”這個名字，日後會與“中共六大”後形成的一條“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聯繫在一起，而載入史冊。

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的成員，與蕭子升不同，他因“思想過激”而遭到李石曾和吳稚暉的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陳毅等103名留法學生，被法國當局驅逐回國。到達上海之後，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則被派回了他的故鄉湖南。

在見到毛澤東三天之後，李立三便跟隨毛澤東去了安源，開始領導安源的工人運動。

李立三與蔡和森，既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校友，也是周恩來留法期間的學友。正像談到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就不能不從他們與易禮容、李立三一起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説起一樣，講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也不能不追溯到他們與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誼。

今天想來，日後那些改造了中國的“同學少年”，似乎生來即是有緣的。

為人類而犧牲自己——這是馬克思17歲時所寫作文中立下的志願，而這也是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的信念。

1901年，由基督教青年會的12名會員組成的耶魯大學“德懷特·霍爾”小組，提出了雅禮協會的最初計劃，正是這個計劃，導致了長沙雅禮中學、湘雅醫學院以及護士學校的誕生。耶魯大學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那裏曾經是新教徒的避難所。1854年，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在此光榮畢業。“雅禮精神”是清教倫理的體現，用馬克斯·韋伯的話概括來説，這就是“全心全意地創造財富，但自己卻絕不享受這些財富”。

1972年年底，海倫·斯諾重訪中國時，訪問了毛澤東長子的誕生地長沙湘雅醫院。當時，她感慨地談到了清教精神與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者精神品格的聯繫，她説：“在古老的中國文明中，唯利是圖根深蒂固的，非物質的動機對舊時代的中國人來説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正是共產黨人，首先給中國帶來了真正的精神價值—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犧牲。”

她還説，共產黨人的精神，與現代“大學精神”有着某種聯繫——“實際上，毛澤東主義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劍橋、牛津、耶魯的原則有相同之處，只是某些方面更適合中國的實際罷了。從受英國教育的楊昌濟老師那裏，從他第一位妻子那裏，毛澤東學到了這些原理”。

這一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毛澤東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的。

而像李振翩這樣的“雅禮精神”的服膺者，何以會成為新民學會的會員，而大多數新民學會的會員，為什麼會成為共產黨人。

海倫·斯諾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思考並講述了什麼是“大學精神”、什麼是早期共產黨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學會的主要創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賣，犧牲於廣州軍政監獄，年僅36歲。

1976年11月，新民學會的另外一個主要創始人蕭子升病逝於烏拉圭。

自從與毛澤東分道揚鑣之後，蕭子升一生都在逃避和“逃跑”，他最終逃到了南美洲。而這個“逃避者”晚年著書，深情地描述了與毛澤東徒步走遍湖南5縣的經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毛澤東與蕭子升生於同年，也均享年83歲。

毛澤東奮鬥了一生，而蕭子升則空説了一世。毛澤東當年的這位“兄弟”，並未成為他的“同志”。

當新民學會的主要成員李振翩得知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含淚寫下這樣的詩句：“仰望巨星今不見，長使世人淚滿襟。願化悲痛為力量，加緊服務為人民。”

今天看來，如果沒有毛澤東，如果沒有新民學會那些“同學少年”，沒有“嘴巴大的能塞進一個拳頭”的李立三，如果沒有善於經營、膽大心細的蔡和森、易禮容，如果沒有立志“寧可一日不吃飯，不可一日不學習”的“劉九書櫃”（劉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澤東當年向蕭子升預言的那樣，用30~40年的時間就能取得全國政權，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長沙新民學會這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新青年，僅憑“中共一大”那13個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一定會是另外的一幅畫卷。

毫無疑問，革命是慘烈的，政治是嚴酷的，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逃避慘烈與嚴酷。在信仰、真理、路線問題上，他們畢生都沒有過絲毫的妥協與退讓，因為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哥們兒兄弟，他們不是利益集團——而是為了真理而鬥爭的同志。

同志——這是王陽明發明的詞，新民學會的會員們用這個詞來稱呼彼此。

同志之間，只有信仰、思想、路線分歧，沒有利益之爭。

【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中文系韓毓海教授新書《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