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媞：扯出“中共殖民”論，起底“港獨”的新陰謀

自從今年香港發生“旺角暴亂”後，中央就將這場“本土主義”運動定性為“分離主義”，而隨着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旺角暴動”主要發動者）發言人梁天琦受邀於4月底前往印度達蘭薩拉演講，香港的“本土主義”正式加入國際“反共、反華”的隊伍。

香港這波以“本土民主前線”為代表的新世代本土派靠組織街頭暴動出名，並弔詭地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取得不俗成績，大搖大擺進入公眾視野，而眾論者在討論這種“本土主義”時，只着重討論其政治影響力，很少追問其形成和興起的原因。荒謬的是，梁天琦此次在印度演講並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以“殖民”形容中央對香港的管治，並聲稱主張“獨立建國”是香港加入世界範圍內的“解殖運動”，此謬論一出，眾論者竟一時間無法對香港“本土主義”的此番進化做出反應。

梁天琦的這次演講之所以非常重要，在於“本土”的論述發展至今，已經走到黔驢技窮的地步，以“獨立建國”而不是“本土主義”為實際政治訴求的本土派不得不尋找新的論述框架，以便繼續動員羣眾。“本土”作為討論香港時政的視野，其適用範圍和動員能力是有極限的。

從梁天琦的言談中不難看出，所謂反抗“中共”對香港的“殖民”，似乎為本土派提供了新的論述空間，這也是本土派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文宣的主要方向。儘管如此，“本土”威力尚在，“本土派”還想要繼續攫取“本土概念”，持續獲取商業價值。我們可以分別從“本土”的商業價值在文化戰場的影響力和“反抗中共殖民”在意識形態戰場的影響力這兩個層面入手，瞭解香港“本土主義”的最新情況。

梁天琦

借低劣舞台劇 散播“白色恐怖”

香港本地劇團“醉岸居製作”出品的實驗舞台劇《案件編號：D7689》之前在香港牛池灣文娛中心公映，劇本講述10年後的香港，屆時已變成“中國香港市”，作惡多端的女市長賈昭賢（廣東話“假超然”的諧音）被一班抗爭者試圖審判，建立公平民主新制度。

“D7689”最初是馬拉松選手的編號，後被網民利用D7的粗口諧音，影射取得選舉委員會689票當選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天則成為實驗劇團“醉岸居製作”的劇名。和電影《十年》雷同，《案件編號：D7689》“取材荒謬的現實”，用抗爭者包圍遮打道、神秘“七警”被暗殺等，令觀眾聯想到高鐵追加撥款繞過財委會直上立法會、“普教中問題”、“雨傘革命”和期間爆出的“暗角七警”事件。該劇的演員們也大多參與過香港的社會運動，按照演出者自己説的，他們皆參照現實中的政客和社運領袖來詮釋角色：“高度寫實，就是為了讓觀眾覺醒。”

這樣一出極度政治化的舞台劇，也是深諳政治宣傳的套路，主創人員熟練地利用《蘋果日報》、《明報》和網媒，將自己打造成遭受政治打壓的“受害者”，增加舞台劇的話題性，千方百計進入公眾視野。4月22日公映期間，該劇導演兼編劇馮振宇（Oscar）向媒體投訴，稱向地政處申請在港島路旁懸掛標有“D7689”的宣傳橫額，但地政處拒批，並以“白色恐怖”將此形容為政府的政治審查。

實際上，該劇早在今年3月已向地政處提出在全港18區懸掛橫幅宣傳的申請，那為何導演選擇在公映期間公開表示對地政處的不滿？除了吸引公眾眼球之外，也達到先聲奪人，在現實層面繼續攻擊孱弱的特區政府的效果。然而，特區政府的工作部門也確實漏洞百出，先是地政處職員指劇團不是非牟利註冊團體而拒絕其申請，但另一方面康文署卻因應劇團是非牟利而提供場租減免。

不過，回到這出舞台劇的動機，作為一部標榜“取材荒謬的現實”，帶有明顯“政治立場”，並且嚴重影射特區政府最高負責人的舞台劇，主創人員稱自己受到“政治打壓”實在有點邏輯混亂。相反，該劇對香港十年後那些不負責任的想象和預言，不正正在向全體香港人散播“恐懼”？就像他們的宣傳語：“殺死一個人，叫罪犯；殺死一座城，叫政治”。誰殺死了香港？誰來清算散播恐懼者正實施的“白色恐怖”？

《案件編號：D7689》海報

“和台灣一樣”

但很不幸地，暫時還沒看到能與這類不斷散播恐懼的文化現象相抗衡或對話的力量出現。這裏的抗衡是説，即便心懷不滿，也絕少人能解釋為什麼香港會出現《十年》、《案件編號：D7689》、《亂世備忘》等一系列文化產品，可如果不能解釋出現這類文化現象的原因，也就意味着我們便找不到批評或評論的焦點。即便我們用“分離主義”、“港獨”等方便操作的語境對這類文化現象進行批評，但也始終不痛不癢，説不到位。

這種尷尬的場面，並非香港獨有。不知讀者是否還記得，台灣“獨派”導演魏德聖備受爭議的幾部影片，像《海角七號》、《KANO》、《賽德克巴萊》，都被不少文化評論認為是“媚日”或“美化殖民”。而魏德聖2014年接受訪問時，稱打算投資3億拍“台灣三部曲”，講述台灣被荷蘭佔領時期的故事，似乎還沒有下文。儘管不少台灣學者對魏德聖影片刻意強化與殖民者的“牽絆”不能苟同。但這種不認同，依然無助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電影？我們應該如何回應這類文化現象？應該在哪種視野之下討論港台兩地的文化現象的異同？

之所以提起幾年前台灣出現的這類姑且稱作“獨派”的電影，源自台灣的朋友得知香港電影《十年》獲得金像獎最佳影片時，除了説一句“和台灣一樣”，就沒有了下文。當他們通過媒體看到香港今年大年初一發生“旺角暴亂”，得知是“本土派”人士所為，也是一句“和台灣一樣，香港怎麼也扯本土了？”然後便沒有下文了。

港台兩地的路真的會越走越相似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弄清楚港台兩地的歷史，特別是同作為中國割讓給別國的殖民地，兩地的殖民歷史的異同何在？這種討論是幫助我們認清兩地社會“迴歸”/“光復”後卻離中國越來越遠的關鍵，這個問題非本文的篇幅能討論清楚。筆者姑且提出倡議，邀請有興趣的朋友一起討論，這個問題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息息相關，我們必須將這兩段歷史研究透徹。

説回本文，實際上，與台灣“獨派”電影的“戀殖”不同，香港的近期電影《十年》、舞台劇《D7689》、紀錄片《亂世備忘》等，差不多與殖民史無關。在這類作品中，都出現一些來自10年後/未來的香港人，他們用充滿恐懼的眼神告訴現在的香港人，如果你們不反抗“中共”和“港共”政權的統治，你們和你們的下一代，將會在恐懼和打壓中度過餘生，這種講故事的手法，和以往評論説的“戀殖”是非常不同的。

台港學術界亂纏 “各懷鬼胎”

而在意識形態和論述層面，梁天琦接受亞洲自由電台採訪時稱，“我們覺得現在中共是殖民統治，而你被殖民者統治的時候，要進行解殖的鬥爭，因此是無法認同殖民者賦予的身份認同的……97前後，政制上、經濟上、文化上、教育上，殖民政策比97前更加嚴重。”本土派轉向“解殖”求助，將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曲解為“中共殖民香港”，藉此尋求轉型，相信有關主張將在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期間廣泛宣傳，屆時再配合電影、舞台劇等文化產品的宣傳，這種認同“中共殖民香港”的“本土崇拜”可能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所以有關方面一定要注意到這個動向和陰謀。

值得留意的是，儘管本土派的抗爭手法毫無底線，論述也存在嚴重漏洞，但若本港學者水準欠奉，大有可能邀請台灣學者幫忙，畢竟兩地那些政治團體、社運人士間的交流已經非常頻密，相信學術界也是充滿“合作”的可能，只是這種合作也許“各懷鬼胎”，各取所需，對外給人本土論述蓬勃發展的錯覺。

提出港台新世代“天然獨”的台灣學者林泉忠，5月3日在香港《明報》以《“香港共同體”的形塑》為名發表文章。林氏力挽狂瀾，稱要回到“歷史現場”，並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概念，意圖為“本土主義”（林氏認為佔中為香港年輕世代帶來“新本土主義”世代，但筆者認為毫無新意，還是沿用“本土主義”）尋找歷史合法性。

討論此文前，有必要回顧林氏去年底的兩篇文章，同樣在香港《明報》登出。他在第一篇《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上）——台灣的語境》中，列出台灣的“天然獨”的三大特徵：1、“天然獨”強調自然的、與生俱來的天性，不揹負過去“台獨”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歷史“悲情”；2、“天然獨”的假想敵轉化為“掘起”的中國+向北京靠攏的國民黨，因此“天然獨”得以重建新的政治攻守態勢，裂解現階段的假想敵；3、“天然獨”自在且自信，不再回應北京有關“數典忘祖”、“十惡不赦”、“絕對沒有好下場”等對“台獨”的指控。

其後，林氏在第二篇《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下）——香港的語境》中，給出港版“天然獨”的定義：根據過去長久以來香港並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在面對九七回歸後，尤其是近年來香港日益明顯的“大陸化”趨勢，而產生拒絕“權力至上”的北京強勢干預香港的社會心理，基於中共與“中國”重疊的現實，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國”的意識。

實際上，林氏對台灣“天然獨”的描述是很“去歷史化”的，所以要十分警惕，從“天然獨”強調自己的自然屬性和拒絕承擔“台獨”的名聲看出，“天然獨”具備非常強烈的政治屬性，不諱言是為政治服務的，否則“太陽花運動”催生出的“時代力量”不會將“天然獨”作為“創黨基因”。其次，創造“天然獨”可以回應中國以往對“台獨”的指控，即“台獨”無法回答的有關國家統一的問題，被“天然獨”輕而易舉地否定了——我們根本不是同一個國家，何來統獨問題？最後，“天然獨”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一旦擺脱了歷史包袱，立刻超越有關省籍的所有爭論，那些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只要認同“台灣價值”，皆可成為台灣人。

在香港語境下，林氏個人的傾向袒露無疑，明明在台灣語境下他還持“去歷史化”的視角，一來到香港，卻突然討論起“香港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的歷史經驗”有別，林氏似乎在努力證明“香港非中國”，而不是處理“天然獨”的問題，因為香港無論在地理上，還是政治上，根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何來統獨問題？這種努力，在最新一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一篇就更加明顯了，林氏開宗明義地為“本土主義”和由此產生的“香港共同體”尋找歷史脈絡，還用所謂“6階段”剖析“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圖借“台獨”史觀 建構“香港共同體”

毫無疑問，筆者認為“香港共同體”是林氏等學者刻意建構的產物，而不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且不説林氏的劃分基本以經濟為主，即使如此，頗具影響的“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皆不在其中，對香港經濟民生產生毀滅性影響的2003年非典也缺席。進一步看，他的劃分實際上忽略了香港的主體性，和香港社會從殖民地社會過渡至中國特區的歷史過程，他筆下的香港歷史不僅斷裂，而且不完整。

諷刺的是，這種做法反而凸顯了他的台灣主體性，他企圖將“台獨”史觀發明的民主路線套用在香港反對陣營（包括傳統反對陣營和以本土派為代表的陣營）宣揚的香港民主進程中，這種做法非常可疑。《明報》不假思索地刊登這種文章，是自我邊緣化兼不負責任，這和它們報紙專欄“開天窗”，用來抗議一間公司人事變動背後的邏輯一樣，太急於為事件定性而不是瞭解事情始末，這實非香港之福。

文章似乎越説越遠，但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源自見證香港文化界/文化市場淪陷後的感傷，連曾經寫出《胭脂扣》、《霸王別姬》等精彩作品的香港作家李碧華竟也媚俗地加入“口誅筆伐梁振英”的隊伍，推薦《案件編號：D7689》這類作品。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最主要的戰場，已經連翻被荒謬、低劣的作品打敗，問題出在哪裏？光是責備觀眾和年輕人似乎也無效，那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已經喪失了“真理”的定義權？而當本土派將“獨立”運動訴諸於“反抗中共殖民”時，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該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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