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紀鵬：悼念陳錦華，懷念體改委
【前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同志於7月2日逝世，享年87歲。陳錦華同志在任上時，中國資本市場和企業股份制改革剛剛起步，他堅定理論認識，有力地推動了這一改革的持續進行。幾十年過去了，今年中國資本市場已經發達成熟，股份制企業成為社會財富創造的主體。作為當年改革的見證者，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教授，特此撰文，懷念逝者，呼籲後來者繼續把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持續地推進下去。同時，文後附上2002年劉紀鵬教授的一篇文章，收錄在他的改革論著三部曲之一《大道無形》（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出版），詳細介紹陳錦華領導的國家體改委對當時的改革推薦所持的方法論與滿懷的激情。】
一、
驚悉錦華同志去逝，不勝惋惜，歷史場景，幕幕再現，感慨萬千。錦華同志於1990年9月接替李鵬總理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由總理兼體改委主任的慣例被打破。正是在他任上，中國股份制和資本市場艱難起步，步上征程。
股份制有三要素：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場。當時的中國股份制度改革兩條主線推進；一條主線是以孫樹義（時任國家體改委生產司司長，後為中財辦副主任）、李小雪為代表的線（李小雪時任生產司所有制處處長，後為證監會副主席），當時，我愛人當時是副處長，我則是體改委家屬。在錦華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孫李二人具體組織下，聚集了十五個政府部門的三十幾位同志，冒着“股份制是私有化”的猛烈炮火艱難前行，在短短兩年時間裏起草了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兩個定向募集公司規範意見和十三個配套文件，我本人也是這一系列文件起草過程的全程參與者和見證者，這就是中國最早的依國情量身定製的《準公司法——定向募集規範意見》。根據這兩個法規，才有了中國內地9家企業到香港H股上市，才在短短兩年時間裏出現了近六千家定向募集股份公司，從此股份制在中國生根發芽。
另一條主線是在王岐山和周小川的支持下，以王波明為代表成立了“聯辦”（全國證券交易聯合設計辦公室的簡稱）開始設計並參與推動中國股票交易所的建立，在幫助組建上交所的同時，也模仿美國NASTQ和做市商制度，成立了北京STAQ系統。先是把過去行政攤派的國庫券改為市場化的承購包銷，後來在我的建議下，把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法人股在這個系統掛牌上市，在短短一年時間裏實現了十五家企業的掛牌上市，這就是今天“新三板”最早的前身“老三板”，記得那時要掛牌總得有個部門批啊，可證監會還沒有成立，王波明、章知方等人深感擅自掛牌的風險，找誰批呢？於是我就把股改掛牌的全套標準文件帶回家交給我愛人第二天拿到國家體改委生產司蓋章，而這一切都是在錦華同志領導下，由生產司同志認真研究了三十多個國家的公司法和股票制度，審慎考慮，先行試驗，果斷推出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後深滬交易所和北京STAQ系統都成立了，總得有個監管部門管，於是在聯辦的一致意見下，由劉紀鵬主筆在章文晉家“關了”三天，由章文晉之子章知方（現和訊網總裁）監督，不寫完不能回家，於是寫出了《銀證分離，發展中國證券市場》報告（初稿），打響了從人民銀行手裏接過證券監管權的第一槍。這篇文章被聯辦同仁稱為《聯辦宣言》，我記得發表在《經濟日報》1991年7月，正是在《聯辦宣言》的基礎上，由王波明、高西慶、李青原三人向當時的朱鎔基總理彙報組建中國證監會，並推薦剛剛從體改委副主任位子上退休的劉鴻儒任首任證監會主席，
上述這一切，無論是孫樹義、李小雪的股份制公司線，還是王波明的股票市場線，每遇到困難都是由陳錦華同志拍板，因為當時的聯辦也是掛靠在體改委系統。由於當時主流觀點認為，無論是股份制還是股票股市場都是私有化的產物，很多的重大拍板都要突破傳統的體制束縛，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每到關鍵決策時刻，錦華同志看到大家等待拍板批准的焦急目光，深知如果往上報就會石沉大海，總會毅然決然的簽上字並飽含深情地説，“你們幹吧，有風險我來承擔”。每當樹義同志提及此事，都會熱淚盈框，要知道，在當時背景下，一位勇於創新的同志能遇到這樣一位領導，是多麼踏實和幸運啊！
所以，幾乎每一位中國改革30多年曆程的參與者，尤其是大力推崇股份制和資本市場發展的同志都自然會對陳錦華同志有着崇高敬意和深厚感情。中國也正因為有了錦華這樣有作為敢擔當的領導同志，才誕生了今天37年改革的成果，其來之不易取之艱難，只有完整經歷了這一時代的人，才會有如此山高海深般的體會。錦華同志這一代改革者不辱使命，把昔日積累積弱的中國，變成正在富裕崛起的中國，留給今人，即欣然隨小平而去，笑慰於九泉。
緬懷錦華，撫今追昔，改革征途，壯志未酬。如何讓今天的青年人能深刻領會中國改革的成功來之不易，並由此而格外珍惜。我始終認為，開展一場三十七年改革史總結，認真開展“中國改革成功了嗎？中國改革成功在哪兒？”的大討論是非常必要的。
我現在中國政法大學開設兩門課程，一是《資本金融學》，另一是《公司組織與公司治理》，兩門課程有一講是共講的，這就是《論改革的方法論與方法論的改革》。
因為我堅持認為，如果説這世界上有普世的東西，那就是善良，誠實和正確的方法論。這是錦華身上的寶貴品質，也是我作為一名學者從他身上學習到的教益。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錦華，因病於當日下午15時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翻頁為附文：《想念體改委》劉紀鵬（2002年）
附：
想念體改委
（2002年）
劉紀鵬
在當前中國改革的攻堅時刻，有時我很懷念體改委。我想把寫一篇文章表達我的懷念之表，要是最近經歷的三件事：
（一）陳錦華同志要寫回憶錄。他在體改委工作期間，股份制無疑是一場他經歷的大事。於是由孫樹義同志牽頭，組織大家搞了一次座談。其中，大家追思到15年前國家體改委在中國推動的企業股份制改革中，體改委憑他獨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集中了來自15個部門的70多位同志，圍繞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規範意見》制定了十三個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出乎預料。這為以後中國股份制的推進及大陸企業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二）近來股市持續下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場傳聞銀監會和外管局力求儘快推出QDII。QDII的投資方式是通過境內一些合格的金融管理公司設立專門的外匯基金，投資於香港和其他境外資本市場的股票，打通香港和大陸股市的通道。但由於境內外股市價格的差異，人們無疑會對石化、電力等在大陸和香港同時上市的股票棄高就低，直接導致大陸股市的下跌。QDII是《國務院關於穩定發展資本市場九點意見》的一個具體內容。《國九條》是由證監會為主，組織十二個相關部委成立六個小組，落實七件大事。但每個部門在推進這一過程中，往往是從本部門的角度和利益出發，由於證監會在其中也有一些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的調整所涉及，不像當年體改委那樣超脱，協調起來就顯得力不從心。
（三）從去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在宏觀規劃和調控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電力，大面積的電荒和價格持續上漲的趨勢使人們開始反思國家發改委承擔的工作是否到位。發改委某位副主任提到今天出現的電力危機是由於經濟發展太快造成的，即便如此，發改委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規劃和主導電力改革的部門，又該承擔何種責任呢？國家發改委不把發展和規劃放在首位，而是沉迷於對項目、價格和資金的行政審批。結果是“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早在去年全國人大會議結束，馬凱同志履新國家發改委時，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採訪我時曾問到，馬凱同志及其領導的發改委成功的標誌是什麼？馬凱同志最難的工作是什麼？我曾經回答，馬凱同志工作成功的標誌就是在其任內能把發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虛。如果發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實，審批權力越來越大，則意味着失敗。而在回答第二個問題時我則答道，馬凱同志工作最難的環節是説服和帶領他的同事進行自我革命。出乎預料的是，這一採訪竟然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事後國務院研究室的一位同志給我打電話説，希望你能夠把你的想法寫出來。然而愧疚的是，由於他們沒有再催，這篇文章至今也沒寫出來。
看着今天中國電力方面和其他行業出現的起伏給國民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國家發改委真的是越改越大，審批權力越改越實，我們越來越離不開這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始終無人敢碰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後一座堡壘。發改委既然沒有足夠的精力保證對國家的改革和發展規劃及預測投入足夠的力量，而我們的經濟發展又確實需要這樣一個部門，當然就想起了體改委。
二
寫這篇想念體改委的文章，還有其他一些更深刻的原因。首先，經常有一些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批判當初中國的改革不徹底，比如資本市場的“一股獨大”和“股權分置”。其實認真回顧中國改革，已走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儘管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是這25年以來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又經常遭到人們對中國改革不規範、不徹底的非議。然而，我們卻很難把“成功和不規範”連在一起。究竟是中國改革有問題，還是規範本身出了問題？這的確是擺在我們今天面對經濟出現的問題，想念體改委時的一個現實思考。其次，中國改革到底成功在哪？儘管世人公認中國改革的成就，但是卻很少有人能總結出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所在。其實回顧和反思中國改革的25年，絕不僅僅是一種情感的需求，而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當然，經濟學家看改革和管理學家是不同的。經濟學家可能更青睞於改革目標的確立。儘管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目標在改革之初也困惑了人們很長時間，但中國改革的成功絕不僅在於目標的確立。否則我們就無法論證在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上，比中國更清晰、更徹底的俄羅斯及前蘇東國家的改革為什麼就不如中國。
中國改革的成功恰恰在正確的改革方法論上。當我們確定“搭橋過河”的目標時，重要的是如何“過河”，如何搭建一座“過河”的橋樑。這座橋的形狀、材質、承受力及造橋的成本和時間，都是更重要的。而這些問題往往是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所看不到的。
國家體改委成立的20年，書寫了一部光輝的歷史。那時的體改委借鑑國際規範，尊重中國實際，經常召集一些中外專家就中國的一些重大改革和發展思路問題，吸取各方意見，歸納總結。既考慮我們搞市場經濟的大方向，需要借鑑西方規範，同時又尊重國情，實事求是地進行順利到達彼岸的路徑選擇。筆者當時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曾經參加了國家體改委組織的三、五、八年規劃總體設計，也有幸參加了從九十年代初就由國家體改委牽頭負責、組織落實的在中國穩步推進股份制改革的整個過程。回想往事，思緒萬千。
三
在中國25年的經濟體制變革中，有兩個機構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其一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其二是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改革中很多的重大決策和“過橋”思路，都是由這兩個機構組織提出和落實的。當遇到部門之間的利益紛爭時，也都是由這兩個機構進行協調的。
八十年代後期，為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國家體改委在組織專家研討中國的三、五、八改革總體方案中，就廣泛地聽取各界意見，組織了四五個小組，來完成這樣的思路。還有八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改革，楊啓先同志介紹説，當時就是採納世行專家的建議，組建國有資產管理局，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國有資產改革構思。而在經歷了實踐中反覆徘徊的13年之後，我們才又開始建立了中國的國資委。又比如，錦華同志作主任、劉鴻儒同志作副主任時期的國家體改委，就組成了由孫樹義、傅豐祥、孫效良牽頭的股份制三人領導小組，頂住當時股份制是私有化的巨大壓力，根據中國國情，對中國股份制的推進做出了系統的規劃：一條線由孫樹義負責的生產體制司出台十三個股份制配套法規，抓全國的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發展、建立和規範工作；另一條線則由傅豐祥等同志領導的宏觀司，通過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探討中國的銀、證分離，籌組中國證監會，規範中國的股票交易所和證券交易報價系統。
這期間，國家體改委在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家計委等政府部門之間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這當然不僅需要體改委的改革觀念和系統的改革思路必須要首先形成，同時也需要體改委在體制內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儘管調整一些部門的行政權力會遇到障礙，但由於體改委的特殊地位和沒有自身部門利益，超脱的地位使其不會陷到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和利益之爭中，這就為總能成功地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奠定了基礎。
那時體改委的工作是光榮而艱鉅的，也是很多有抱負的青年人所向往的地方。在這裏我想舉兩個我親身經歷的例子。其一，我夫人作為馬洪同志的第一個女博士，畢業後選擇職業時，首選國家體改委。找到當時的孫樹義司長，他提了三個條件：第一，女同志到體改委工作三年之內不能要小孩。第二，三年之內不能出國留學。第三，不能提住房問題。如此苛刻的條件，竟被一口答應並恪守始終。其二，我當時曾在國家體改委下屬的“聯辦”工作。記得九二年的一天，聯辦副總幹事王波明請我吃飯。第一個話題就是“你結婚幾年了？”，當聽到我“八年了”的回答後，他竟然説，你居然八年還沒離婚？（當時的聯辦由於正在籌組中國的證券市場建設，工作非常辛苦。不僅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是家常便飯，而且出差任務繁重。我夫人在九二年給我記了一筆帳，那一年我出差的天數是186天）。我的回答是，“因為我夫人在體改委管股份制，比我還忙”。
的確，當時聯辦的10來名高級管理人員中，好像誰沒離婚倒成了怪事。我粗略統計了一下，離婚率高達80%。儘管各家有各家難唸的經，但是在十幾年以前的中國，如果一個單位裏高級管理人員離婚率高達80%，恐怕不可能和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一點關係都沒有吧？我雖然沒有離婚，但是直到上個月，48歲的我還在給我兩歲的兒子過生日。為了中國證券市場STAQ系統當時推出的法人股市場，我還放棄了當時董輔礽教授為我安排去法國留學的機會。但我為生活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並完整地經歷了中國25年改革的全過程而感到驕傲。
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發揮的作用就更大了。1986年，我曾有幸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同志出差，抓重慶嘉鈴和湖北二汽的企業改革試點，探討股份制改革。張勁夫同志是對中國股份制和證券市場做出最重要貢獻的領導人之一。那時他一方面抓中國證券市場的組建和發展，另一方面又抓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在中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的模式上，他總是能夠善於聽取各種不同的觀點。既聽取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學者的意見，也充分聽取像我的老師蔣一葦這樣的國內經濟學家的意見。當各派意見不同時，總能讓各種觀點充分闡述其理由，然後再做決策。記得在陪同勁夫同志出差的火車上，以蔣一葦和宮著銘各為代表的觀點在當時股份制中要不要設“企業股”這個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論。儘管勁夫同志知道國外的股份公司中沒有“企業股”的提法，但考慮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現實，指出要根據國情實行分步走的股份制改革思路。
199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周建南同志看到了我寫的一篇關於《公司集團與集團公司》的文章，讓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的洪福友總經理給我打電話，探討企業集團問題。一見面他就説，我看了你的文章，贊成你提出的企業集團不是法人的觀點，你的文章對國企改革、政府體制改革和工業組織調整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當時，讓國家工商局接受企業集團不是法人是多麼的難。建南同志淵博的知識及對我文章中一些概念一字不漏的引用，實在令我驚訝。本來作為一個研究企業組織和公司制度層面的學者，總是覺得這個領域出不了大家，哪個著名經濟學家不是研究宏觀經濟的？為此而悲觀。但是建南同志的一番話，使我堅定了要把公司問題作為我畢生的研究方向。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領導同志那種儒家風範的淵博學識、平易近人的領導作風，令我終生難忘。
四
總結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與其放在改革目標的確立上，不如放在改革路徑選擇的方法論上。在深交所中小企業板啓動儀式上，成思危副委員長曾説：他更願意讓別人把他叫做管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他説管理學家的任務是解決如何“過河”的問題，是解決如何用最小的成本搭建橋樑的問題。這番話令我非常有感觸。在中國改革“過橋”的整個組織過程中，像國家體改委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為什麼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時總是感覺困難重重？他們不僅理論嚴重落後於中國改革的實踐，甚至連總結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都十分困難。記得九十年代初期，在筆者參加的幾次經濟學家論壇上，一些經濟學家力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薩克斯給波蘭和俄羅斯制定的“休克療法”，甚至預言俄羅斯的改革一定會比中國快。一晃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的歷程，俄羅斯的改革也走過了近15年的歷程，儘管我們不能現在就下結論説中國的改革會永遠比俄羅斯成功，但至少迄今為止，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低，進步比他們大。當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在總結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進程時，人們無一例外的是把中國放在首位。
五
對中國改革我們充其量也只能説是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我們正在通過改革的兩大高風險區――產權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不可掉以輕心，功虧一簣。從政府管理經濟的組織模式上看，國家發改委還沒有真正轉型，怎能就輕言經濟體制改革成功呢？
總結中國所經歷的25年改革發展史，寫一篇懷念體改委的文章，不僅僅是為了抒發改革尚未成功，改革者先我而去的情愫，重要的是表達絕不能在中國改革已經成功的牀上睡大覺，忘記我們正面臨產權改革、金融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的攻堅戰，保持清醒的頭腦。由此得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中國改革的成功是與他建立像國家體改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體制分不開的。在小平同志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目標之後，這些部門所做的眾多艱苦卓絕的搭橋、建橋、過橋的施工設計和管理工作，不應被忘記。科學總結中國25年的改革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當我們今天享受着改革的成果，住在新房裏、開着私家車，再對25年前連麻醬、粉絲都要憑證、按計劃供應的貧窮、落後時代作回顧時；當我們對未來的中國改革將要通過產權革命、政府體制改革這樣的高風險區作展望時，不應忘記為中國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改革者和體改委。當我們在緬懷為新中國的成立付出流血犧牲的先烈時，同樣也不要忘記曾經為崛起的中國做出貢獻的改革者和體改委。
（三）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時，應善待在改革一線直接指揮改革戰役的體改委等部門。而對中國改革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所必然付出的一些代價和做出的一些今天看來似乎不能理解的選擇，要予以包容的態度，而不是簡單的去和美國模式、俄羅斯模式進行對比，橫挑鼻子豎挑眼。
（四）回憶過去的人和事是為了展望未來。在這裏，我並不想表達恢復國家體改委的願望，知道那不現實，但至少表達了在懷念體改委的同時，盼望發改委轉型的心情。其實熟悉馬凱主任的同志都知道，他是搞體改的出身，又曾經是著名的學者，應該説改革的意識和心力是足夠的。可中國有一句俗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加上今年以來經濟過熱背景下的宏觀調控，更使得市場化的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環境並不成熟，發改委這艘“大船”掉頭需要一個過程。對此，人們需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