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西方企業該向中國式創新學什麼？
英國《金融時報》7月7日刊發文章指出，向東方看、向中國學習，在西方是一個正在興起的概念，在企業創新方面亦是如此。該文章通過對帝國理工大學商學院市場和戰略學教授葉恩華的採訪指出了在互聯網時代下中國式創新值得西方同行借鑑之處，同時也提到了中國在企業管理創新方面的不足。報道全文如下：
“不久前ASDA（英國第三大超市集團）剛換了首席執行官，繼任者是沃爾瑪中國區的總裁。西方企業開始意識到擁有中國經驗的高管的價值，因為他們在競爭更激烈的市場歷練過”，葉恩華（George S.Yip）教授説。
“五年之前，誰會想過這樣的事發生呢？”
帝國理工大學商學院市場和戰略學教授葉恩華
坐在倫敦校區的辦公室，這位帝國理工大學商學院的市場和戰略學教授，頻繁提起今天中西方企業在創新理念和實踐上的巨大差異。他與人合著的新書：“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中文版譯名：《創新驅動中國》，合著作者：布魯斯·馬科恩/Bruce McKern）剛剛出版上市。在書中他呼籲，西方跨國公司急需向中國企業學習管理和發展經驗。
這本書的最終章寫到：“幾個世紀前，世界曾經向中國學習；過去幾百年間，中國則耐心地向世界學習；現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學習中國的時候。這對每一位跨國公司的CEO而言，都是一個最為緊迫的課題。”
向東方看、向中國學習，在西方是一個正在興起的概念。去年7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佈名為《中國創新的全球效應》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已具備成長為全球創新領導者的潛能；今年4月，小米創始人雷軍登上了英國版《連線》雜誌的封面，那本雜誌認為，創立僅六年、估值已達450億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國科技企業的互聯網思維，它的故事值得歐美同行借鑑。
但葉的新書試圖把這種理念提升一個高度。他認為，“中國式創新”雖然已被討論很久，但今天才開始真正起飛。最大的推動力來自於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產製造能力、規模龐大的本土市場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在人類近代歷史上，這種合力效應只出現過兩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國商業帝國”，葉恩華説。
無疑這是一幅波瀾壯闊的圖景。但是向中國學習，學什麼呢？
通過對數十家中國企業的走訪，葉恩華在書中羅列出一系列案例以描述中國式創新的肖像，這包括：強勢領導在生產研發流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產品定位對於用户需求的密切關注等等。
但另外一些案例，卻更加引人思考。
在論述中西方企業的創新差異時，書中講述：通過消除產品特性、改進工藝流程、降低材料成本（有時也會降低耐用性），中國企業傾向於提供品質並非最高、但更具“適用性”的產品。而西方公司設計的產品雖然擁有更好的特性和品質，但高昂的價格卻無法讓中國消費者買單。甚至一些西方企業因為過於顧及品牌的質量和聲譽，無法將品控靈活“降維”，進而迅速被品質稍低，但價格更低、迭代速度更快的中國同行擊敗。
在另一種情境中：中國企業遵循“從失敗中學習”的信條，推出新產品的速度讓其他在華國際企業瞠目。“新產品或許不完美，但它也沒有必要完美；基於客户的反饋，改進後的迭代產品很快就會出現，然後再繼續改進。由於市場太大，在某一地區推出的產品並不會對公司的整體聲譽產生大的影響。這樣的策略雖然不適於擁有全球客户的大型公司，但對中國企業來説，卻是非常有效。”
“過去我參加很多國際學術論壇和商業論壇，我向與會代表發問，西方企業能向中國公司學習什麼？基本上得不到任何答案。但現在回答最多的則是：速度。西方企業現在太慢了。”葉恩華説。
案例所體現出的邏輯，在今天的中國商業戰場耳熟能詳。它一部分脱胎於硅谷“完成比完美重要”的互聯網基因，代表着一種最新的經濟形態：互聯網被深度融合進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極大影響和改變生產要素的優化與集成。
“‘快速應變，在不斷試錯中發展’的模式，在西方更多還是在較新的互聯網企業中流行。但在中國，即便是傳統領域的企業，也已經接納了這種方式。”
葉恩華認為，這代表一種思維的轉變：“在過去20年中，只有很少的西方公司採用這種模式。但是中國的例子證明，這種方式是可以被廣泛採用的。”
但不應忽視的是，這種高效激進的企業發展模式，如今在中國市場也面臨爭議。伴隨着近年來興起的創業熱潮，很多創新企業篤信“極致、口碑和速度”。然而在林林總總的理念大旗之中，“快”是為數不多的可以被客觀量化的因素。相比之下，“體驗”、“口碑”等用來真正衡量品質的指標，卻常常在各種含混、主觀、營銷式的標準中被不斷扭曲和消解。
“唯快不破”的理念會不會面臨欠缺發展持久力的問題？
葉恩華並不認同這種觀點：“這種實用主義和快節奏，和中國企業的起家模式相關。”
這的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國式效率”與中國當下的市場環境密不可分。在一個叢林法則森嚴、制度規則相對不完善、企業家普遍缺少長期安全感，但同時又坐擁龐大用户規模且品味參差不齊的市場中，對速度的追求和對品質的妥協，代表一種生存智慧。
我又追問，今天更多的中國企業仍然是在高產出、低收益、低價值的領域徘徊。如何解釋今天的中國仍難以出現像德國、日本那樣，既能滿足大眾消費市場、同時也取得高利潤率的產品和品牌？
“首先，大部分的中國公司是盈利的，”葉恩華回答，“不應忽略的現實是，今天中國公司取得的盈利水平，在40年前都是零。而今天被人們所熟知的日本和德國公司，早已經告別了‘從零到一’的發展階段。即便日本在1945年之前，也已經有了近百年的工業化進程。”
這讓我想起，不久前在中國輿論界有關“工匠精神”的討論。有觀點認為，在幅員遼闊、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市場，高速流動、高速傳播和高度可複製的商業模式，更有利於調配利用資源。而如德國、日本那樣，依賴在特定組織內部建構精細管理體系的“工匠式模式”，很難在此找到生髮土壤。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構建在企業“求存基因”和用户“寬容與健忘”之上的速度和效率，讓中國式創新伴隨着越發濃重的營銷驅動型色彩。主導中國式創新的真正思想和肌肉，並非來自對技術核心競爭力的追求。
與此相伴的，是研發設計抄襲成風、產品體驗的可靠性下降和價格戰氾濫，企業則普遍缺少深度知識沉澱、難以塑造起能真正創造高利潤率的技術門檻。隨之而來的，是創新型品牌的速成和速朽。
我由此發問，在呼籲西方企業學習中國模式的同時，是否也應當提醒他們注意這種模式的不足？
葉恩華表示：“中國公司的模式目前是成功的，因為他們採用了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合理利用了人力成本、製造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優勢。中國企業之所以速度快，是因為沒有那麼多繁文縟節。”
“當然，實現這一點的前提是企業員工對於領導的絕對忠誠。西方近十年來最成功的企業是蘋果，蘋果的員工對喬布斯是十分忠誠的。從這個角度看，蘋果公司很像一家中國企業。”
但企業層面的繁榮，尚無法回答另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如今陷入艱難轉型的“中國製造”，長期被產能過剩、人力成本飆升、貿易摩擦等問題困擾。隨着東南亞國家配套體系逐漸成型，西方的廠商開始離開中國。在這種格局下，商業模式創新的繁榮，可以改善中國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嗎？
對此葉恩華指出，中國如今達到了一個狀態：國家經濟整體的健康狀況和企業個體的健康狀況出現分化，這種狀況在西方也存在。“就和美國一樣，自動化和智能化讓美國公司變得越來越繁榮，但是美國工人階層卻十分痛苦。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中國式的“速度與激情”已經催生出眾多現象級公司，當這些速成的估值龐然大物站到了引領世界的風口浪尖，它們應該如何選擇下一步的方向？
我問葉恩華，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已經取得極高估值和國際影響力的今天，中國是否會出現像1980年代日本企業那樣相對清晰完整、具有普世意義的管理模式？
葉恩華表示：“我目前還沒有看到中國誕生一些革命性的管理理論。但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收購西方公司，他們未來如何管理好這些西方公司，將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和研究的問題。如果有一天，中國公司開始真正影響和改變這些西方企業的運營模式，那將是中國式管理模式真正誕生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