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蕙逸：印尼對南海問題 需重視支點式思考
【南海仲裁在即，各方的焦點都在東南亞聲索國之上。而近年，素來低調行事的印尼在南海問題上多有強勢發聲。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曾蕙逸認為，這一改變是印尼總統佐科在改革受到傳統政治精英掣肘的情況下，利用敏感話題攫取民意能量。他認為此舉流於短視，印尼作為多元文化融合的國家，在南海問題上應有更多“支點式”思考。】
印尼的南海政策：不是爭端方
南海問題的博弈中，各方焦點多集中在中國與東盟聲索國(ASEAN Claimants) 枱面上的較量， 例如越南、菲律賓和中國在法律與外交場合上的各種熱戰。東盟其他國家，迄今未能就統一立場，達成協議。然而，作為對南海問題有着重要利益的東盟成員，印尼在南海問題的考量和角色，透露南海問題在東盟視角下的另一種樣貌，也隱含東盟(ASEAN)作為一個區域秩序的主體，背後所折射的話語權與體系設定的盲點。
印尼在南海問題上的考量，與作為聲索方的越南、菲律賓不同。
雅加達最關切的，是那吐納羣島(Natuna Islands)產生的200海里經濟海域是否與中國的九段線地圖重疊，因此產生衝突的經濟海域主張。在1993年，雅加達因為那吐納羣島(Natuna Islands)被劃入中國九段線地圖，引起擔憂，因而增加巡航，甚至於1996年於該地舉行大規模軍演。而最近2009年中國向聯合國大陸架劃界委員會提交的地圖，於那吐納羣島附近的海域，並未標明斷續線，印尼的憂心，來自於未來那吐納羣島(Natuna Islands)可能亦歸屬於斷續線涵括的範圍，進而成為中國主張的水域一部分，導致雙方成為正式爭端方。
印尼對南海的主要考慮有二。首先，印尼避免成為與中國在南海有領土/海域劃界爭端的正式聲索方。其次是印尼對自身在南海局勢裏的角色與責任。後者，隨着政權更替，也有所調整。這個調整，關係到印尼對東盟的視野，以及伴隨而來的雅加達的區域責任。
首先，印尼一直以來，避免成為與中國存在領土/海域劃界爭端的南海聲索方，即使與多達十個區域國家存在海域劃界爭端[1]，印尼始終維持與中國不存在海域劃界爭端的官方立場。不成為正式爭端方，給雅加達創造更多的博弈空間，可以更彈性運用協商等外交手段。此外，雅加達也可以站在一箇中立的位置，以超然的中間人姿態，在必要的時候，為爭端雙方提供協助。2012年在柬埔寨舉行的東盟部長級會議（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July 2012）首次對聯合聲明內容無法達成協議，以致出現有史以來沒有聯合聲明的局面，依靠的就是時任印尼外交部長Marty Natalegawa穿梭於各東盟會員國首都的努力，才化解這場“不和諧”的危機。由此，南海爭端，其實是印尼在歷經90年代的區域性金融和內部治理危機之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1998年排華暴動），真正實現轉型成為區域秩序舵手角色的契機。對印尼來説，在南海爭端的場域扮演“調停者”，或可是另一個印尼有能力作為區域秩序主要角色的最佳試驗。
然而，這個“調停者”角色，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印尼具備堅實的國力，以承擔責任與持續增加的壓力。責任越重，壓力自然越大，作為“調停者”，印尼具備域外國家沒有的正當性與説服力，用現下流行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自家門前的事，自己管”。然而，在緊張情勢升高的同時，對“調停者”的期待，也會增加。因此，南海情勢越緊張，雅加達越揹負所謂的“調停者的悖論”的壓力。局勢越緊繃，各方因此更加企盼雅加達的調停，能產生實質性影響，能加速南海行為準則 （Code of Conduct）的談判，化解僵局。然而，這正是目前僵持的南海情勢，最核心的難題，雅加達很難在一時半刻，端出令多數方滿意的成果。
這個“調停者”角色的設定與責任，牽涉到印尼對東盟在國際舞台上的認知與定位，究竟是要走“國際主義”路線，還是以國內事務與鄰近區域為主的“地方霸主”思維。
“國際主義”路線，是蘇西洛政權（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2004-2014）外交政策的主軸。蘇西洛政府加強與印度、澳洲、中國的關係，並在ASEAN場域積極突出印尼的領導角色。在國際層次，印尼也得以參與由聯合國主導的“後2015年發展議程”（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大力提升印尼的國際形象及聲譽。此外，蘇西洛政府也在各國際場合，大力宣揚“民主”“人權”為普世價值，藉此凸顯印尼作為東南亞少數堅實的民主政體的形象，並強調源起西方文化土壤的“民主”，可以與伊斯蘭信仰共榮。印尼因此成為在西方文明體系下，成功調和不同政治、文化價值觀的最佳範例。在東盟場域，蘇西洛政府也向區域成員國輸出自身政治體制轉型的經驗，鼓勵緬甸進一步開放，並自2008年起舉行年度巴釐民主論壇（The Bali Democracy Forum），深耕區域內部的民主人權價值的認同與落實。蘇西洛政府的努力，進一步讓印尼成為更有影響力的區域領袖。
然而，這個“國際主義”路線，其中高舉的“民主”與“人權”的旗幟，更多是一種外交姿態，意在累積政治籌碼與國際形象，還沒有形成一個對內足以凝聚高度共識的政策目標。其中的玄機，在於印尼同時也還堅定支持的“不結盟”與“不干預”外交政策。因為“不結盟”與“不干預”政策，雅加達希望在對“民主”“人權”等價值表態支持之際，同時維持相對安全的不被幹預的國內治理空間，為了統治階層的利益鞏固，與國內政局的穩定，雅加達必須維護這樣的自由治理空間。從實際層面看，印尼的“民主”“人權”的實地執行記錄，也透露出雅加達當局更多是把對這些普世價值的肯定，看作是進入國際社會——文明國傢俱樂部——的門票，但也僅止於儀式性的執行，並未形成以“民主”“人權”為骨幹的基本價值。在這樣實用主義主導的心態下，任何外部勢力對與“民主”“人權”議題相關的各種建議發聲，都被視為是對印尼內政的干預，都是對印尼國家主權的威脅。2014年時任國防部長普爾諾莫（Purnomo Yusgiantoro）的一段話，清楚點出印尼這樣的心態[2]：
“我們（印尼）已經有人權法和憲法，也有人權裁判機制的設計，這些足以治理所有與人民權益相關的事務。即使我們(印尼)不加入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羅馬規約(The Rome Statute)，我們(印尼)也已經遵守其中的主要原則。”
這樣的“國際主義”反應出雅加達統治階層的買辦政治心態，並曝露其對地方治理或需要地方配合的社會事物管理的無能為力。買辦政治，常年存在於脱離帝國主義與西方列強壓迫的，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買辦政治，是形容獨立以後的第三世界國家，政治資源大量集中在領導階層，為了鞏固既得利益，領導階層善用分化、階級鬥爭等手段，壓制可能反對他們的，來自其他階層的力量，並多實行威權與軍事統治。這種買辦政治的成功，也得力於原來殖民主於被殖民社會實施的階級化措施，在將殖民地人民普遍貶義為二等公民之際，更從中分化出不同階層，並以殖民主設定的種族與文化教養為標準，扭曲或破壞原來自然形成的不同社會羣體的界限。印尼獨立之後，常年處於威權與軍人統治狀態，買辦政治貫穿其中，如影隨形，形塑印尼世代政客對國家治理與當代外交的視野。不願意徹底貫徹“人權”保護，其實就是為了保護鞏固領導階層的利益。
再者，印尼的“民主”實踐，也受到地方勢力分據，地方認同的干擾。自1998年結束數十年軍統，印尼開始進行一系列，幾近全面的權利下放地方的改革。除了司法、外交、國防與宗教事務，地方政府擁有對其他領域更實質的政策制定與治理權限，因此可以按照地方需要，進行合宜政策規劃。然而，也因為這樣的“分裂”現狀與其中所尊崇的“地方”(localism)、“多元”(pluralism)思想，導致印尼的民主經常為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所幹擾，消耗政治能量，拖慢整體的國家發展並導致區域不平衡發展。這樣分散權力的治理，同時也導致許多需要更廣層面的政策協調的事務，無法有效管理。漁業、海洋資源的開發與環境的維護，就是一例。而這，也點出雅加達政府對地區漁民在南海海域的捕魚行為，無法有效管理，卻也無法積極保護他們的安全的兩難處境。
簡言之，蘇西洛政府的國際主義路線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提升了印尼的國際形象與地位，一方面，太過高遠的國際事務，讓人民無感於生活中帶來的立即的好處，卻同時曝露雅加達與地方首府的領導階層之間的齟齬，在高調歌頌“民主”“人權”的光環下，實無力實行國內“善治”的缺陷。而地方勢力坐大，也同時削弱中央改善外援投資環境的努力，進而愈發不易吸引印尼需要的外援資金與技術。這樣的惡性循環，導致印尼雖美名為世界第三大民主國家，並且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民主政體，但是其民主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品質，卻始終未能提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虛有其名，卻無法帶來實質的利民好處的“國際主義”路線，可以解釋後來向“國內優先主義”調整的佐科政府（Joko Widodo, “Jokowi”, October, 2014-Present）的外交路線。這，也對佐科政府的南海政策立場，與未來印尼在南海問題扮演的角色，產生決定性影響。
國內政治的困境限縮印尼對南海議題的視角
佐科政府自2014年10月上任以來，內政、外交政策強調以印尼人民利益為優先。這個被美名為“佐科現象”的新政治潮流，意指印尼人民選出一個不具有政黨與軍方背景的總統，宣誓人民拒絕強人和軍方體系對政治權力和資源的龔斷與操弄。然而，在長期為黨、軍系統把持的印尼政壇，沒有政黨資源支持，平民出身，也沒有印尼政府內閣職務歷練的佐科，面臨改革政策受阻，用人受質疑，無法建立自己核心團隊，妥協於周圍許多為利益集團所請命的各種政治勢力，以至於其政策仍處於搖擺不定，方向不明，甚至前後作為及發言矛盾的艱難處境。佐科面臨的困境，使其民調在上任（2014年十月就任）至今，鋭減至5成以下。
印尼總統佐科
2014年7月，佐科僅以些微差距贏得總統選舉，卻肩負着超乎尋常的人民期待上任，反應出印尼社會尋求改革的深層心理。人民對長久把持國家政經資源的氏家大族的厭惡，政府職位成為權貴階級固權、牟利、結黨營私的工具，政治成為權貴們的遊戲，也是鞏固特定階級既得利益最方便的籌碼。為氏家大族把持的政治，服務於特定家族的利益，折射出印尼自1998年脱離軍事強人專政以來，仍然無法衝破買辦政治-階級固化的困境。然而，民主制度雖然賦予了個人權利與自由，卻也相對加劇人與人之間的緊張，以個人權利保護為正義的同時，付出了社會羣體意識進一步弱化的代價。這種個體與羣體之爭，微觀體現在個人權利的保障，宏觀層次，則呈現出地方勢力坐大，地方發展優於國家整體發展思想的盛行。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必須建立良好政、法體制，在個人權益追求、羣體利益平衡與社會秩序穩定之間，發揮作用。然而因為與政黨大老（印尼民主黨鬥爭派，現任黨主席為梅嘉娃蒂·蘇嘉諾普特麗）因為選舉而作的策略性結盟，出現鬆動，沒有背後黨軍政系統支持的佐科政府，只能跛腳，無法調和獨與羣之爭，更無法發揮進一步推行政、經、軍等體制改革。2015年印尼治理霾害失敗，導致印尼及東盟區域遭受近20年來最嚴重的霾害引起的空氣污染，就是印尼民主機制急需改革的最好應證。雅加達中央政府對將權力下放各地方政府，卻無法在需要中央統籌指劃的項目上，有效行使中央的權力。霾害所代表的環境保護與資源管理，就是二例。
這樣的困境，也顯示印尼的民主，正處於深化轉型的關鍵。面對牢不可破的首都精英–黨政軍權力網路，佐科政府逐漸轉向某些仍被視為禁忌的政治敏感議題，希望從中攫取民意的能量，對抗由這些權貴階級領導的龐大利益集團，取得政治資源，推行改革。這可以解釋從2015下半年開始，佐科政府對1965-66年發生，以反共為名的大屠殺事件真相的揭露，開始調整立場，鼓勵信息公開，並於2016年4月27日，宣佈展開對該事件的調查。這樣的聲明，或只是印尼未來政局變化的第一步，官方立場是否就此轉變，因此可能引發的社會各族羣與階級之間的緊張，都是未來決定佐科政府是否會繼續追溯事件發生真相的因素。
然而，這個事件，也預示了未來數年（佐科政府此任從2014到2019年任滿）的印尼，轉型正義的思考持續高漲的同時，民粹力量會伴隨勃發。而已經高度政治化的南海議題，正好為這股民粹力量，提供繼續茁壯的養分。南海議題成為非常好借題發揮的舞台，現下已經高度政治化的南海議題，主流意見已為單一思考所盤踞——以國際法為尊，抗拒藉着強大國力霸凌弱小東盟國家的中國。藉着主流意見坐大民粹思想，以此激發社會動能，影響國內政局，南海問題成為佐科政府最方便的選擇。這也可以理解，自2015以來，佐科政府屢次對南海議題強硬發聲[3]，甚至提出送交國際刑事法庭制裁的意見[4]。
然而並不能就認定佐科政府會繼續在南海議題上持強硬立場，因為佐科政府的目標，其實不真的是在南海議題上與中國針鋒相對，而更多是為了發掘政治能量，凝聚國內民意支持，以利其推行內政改革。而以佐科總統從政以前的商人生涯的歷練，相當清楚中國對未來印尼國家發展的影響，中國一直是印尼國內經濟建設發展的合作對象之一[5]，尤其中國正在強力推行的海洋思路與亞洲基建投資銀行(AIIB)的計劃，對印尼而言，更是一個大好機會[6]。因此，現下的強硬姿態，可以解讀為，佐科政府是希望搭上這波南海議題的順風車，譴責中國，對內突顯統治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對外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以解決目前國內政經改革停滯的僵局。
然而，這一波印尼在南海議題的強勢表態，也突顯佐科政府對南海事務判斷，流於短視，目光偏狹且缺乏格局與高度。南海議題，也不是特例。佐科政府對外交事務，不若前任蘇西洛政府熱切，也不嫺熟國際事務的精細操作。現任的外長雷特諾（Retno Marsudi），不見前任外長馬爾迪（Marty Natalegawa）的長袖善舞，外交體系也不願配合佐科的理念[7]，反而顯示佐科本身因為成長與從政的經歷，對外交事務的敏鋭與判斷都不足，在這樣的情形下，導致印尼在南海議題的立場，將會相應產生質變。
近年來的南海博弈，已經導向美中兩強爭奪南海地區海洋秩序話語權爭奪的局面。美中既鬥又合，打破一直以來由美國佔優勢，訂定區域秩序規則的傳統，原來的權力平衡被打破，越來越多不確定因素，使得印尼的南海政策，變動性更大，也更投機。考慮到佐科政府內政治理的遲滯，與黨、軍系統勃發的矛盾，不難理解雅加達的南海政策，前後反覆、無法預測，並且失去蘇西洛時代的區域視野，更以自身國家利益為主。
最好的例子，就是佐科在2014年10月上任後，對印尼的海洋政策和南海立場，多次出現前後反覆論述，一方面強調印尼願意繼續調停南海爭端，一方面採取“炸漁船”的激烈手段，和宣示優先處理印尼廣大羣島水域的治理問題，等等的矛盾立場。2016年3月19日，印尼再度扣留中國漁船，外長Retno並於3月21日，召見中過駐印尼外交官，抗議中國海警的行動“侵犯了印尼主權”，並呼籲中國尊重國際法。
佐科政府並未承襲蘇西洛政府的温和政策，對東盟各國與中國，在印尼經濟海域以及仍有爭議海域上的“可能”侵漁行為，採取強硬措施，至今已經造成越、馬等國漁民的財產損失。雖然佐科政府對中國漁船，仍然相對剋制，仍可看出雅加達在海洋事務態度的轉向。從蘇西洛政府時期放眼區域的長遠思考，到現今印尼國家利益優先的聚焦，可以説，雅加達正從以東盟整體利益念茲在茲的層次，進一步入凡，更落實先行考慮印尼人民的利益。粗暴卻也現實地兑現了佐科競選時的承諾，印尼優先。這也顯示，佐科政府在南海緊張進一步升高的同時，對南海議題的簡單思考。佐科政府批評前任蘇西洛政府在東盟平台上付出的“調停者”的努力，認為過多的投入區域事務，不符合印尼國家發展利益。2012年7月東盟外長會議上，最終因為各會員國的分歧，未能發表聯合聲明的失敗，實為對蘇西洛政府時期的東盟外交政策失敗的最佳註腳。因此，一些外交政策精英認為，印尼應該超越東盟，尋求在更大平台上發揮影響力，例如世界主要經濟體，20國集團（G20）[8]。印尼總統佐科發表的一些講話表明他似乎不願意犧牲國家利益來推動東盟發展[9]。他的一些政策，例如新“全球海洋支點”規劃，看上去是要重點深化與太平洋和印度洋大國間的雙邊關係，也透露佐科可能會減少對東盟多邊機制的投入與依賴。
佐科政府遵循“印尼優先”的對內治理及外交路線，這樣相對內向的視角，其實是短視而且危險。尤其，印尼作為一個極具影響的區域國家，必須認知到，在南海議題高度政治化，且各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當口，印尼有責任維持相當高度的區域視角，不能僅以本國一己角度出發，反而必須是利己，同時也是利人的。
印尼應該如何看待南海？
佐科政府，可以從以下方向，繼續深入思考：
印尼必須具備地理上的新視野，重新思考南海問題對其真正的意義。印尼國土形狀破碎，大小島嶼散步在廣闊的海面，這種分散的地形結構，加強印尼中央政府治理的難度，也諭示自古以來，兩個永恆貫穿此地區發展的主軸“多元性”(pluralism)與“地方性”(localism)，至今未變。
作為自古以來的交通要衝，文化交流與貿易往來的中繼點，這樣的地理位置，點出印尼不能僅以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的個體角度來思考。反而必須以印尼作為一個，扮演聯通功能的“支點”(fulcrum)，思考南海問題，並且作為未來海洋政策規劃的主軸。
這個“支點式”的思考，有地理上與政策上的雙重意義。
地理上看，印尼現被劃為“東南亞”地區的一部分，然而，這個“東南亞”區域的劃分標準，從文化、宗教，乃至於戰略、軍事部署層面，都有疑義。如果以文化與宗教的一致性來看，印尼、馬來西亞代表的伊斯蘭文明，顯然不能涵括全區，因為此區尚有代表東亞儒家文化的越南，和受到拉丁文化與天主教影響巨深的菲律賓，更不用説在中南半島上，以小乘佛教與深刻的印度文化影響為主的泰緬各國。同時，與中南半島大陸相連的孟加拉，位於緬甸西邊近海的安達曼羣島，文化與宗教上，也接近印尼羣島與馬來半島的伊斯蘭文化圈，但卻未歸於“東南亞”區域範圍。
接着，從戰略與軍事部署上思考，台灣島位在南海地區的北方起點，印尼的羣島國土向東、向南分別與巴布亞、澳大利亞、大洋洲眾多島羣接壤，切開台灣島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島劃出的“東南亞”區域，並不劃入巴布亞-紐幾內亞島，與臨近的西南太平洋島羣，顯然不符合自然的地理形貌。這種區域劃分從軍事部署角度考量，只有徒增軍事成本，降低得勝機率而已。
“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的概念，其實是二戰的遺緒。人類學家Ruth McVey對此有深刻的評價[10]。“東南亞”這個區域概念的形成，是二戰前的歐洲殖民帝國與二戰後的美國霸權，兩個體系之間的斷代，日本的侵略，是這個斷代形成的主因。而其後的美國地區霸權，是為了因應日本可能的再次崛起，因此，日本的侵略，成為二戰後“東南亞”作為一個地區的重要成因。因此，“東南亞”地區的地理劃分，是為了防範日本的再度侵略，而“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概念的形成，於二戰後，最大限度服務了美國在西南太平洋的戰略與軍事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的形成，是在冷戰的大格局下，背後隱含政治與軍事意圖。同理，冷戰雖然結束，南海問題於90年代開始升温，也反應美國與新崛起的中國，在南海地區對新世紀海洋秩序主導權、話語設定權的爭奪。因此，“南海”問題的形成，來源於因為更深層的中-美對區域秩序主導的爭奪。而現今主導人們對南海問題的理解與認識，也都服務於這個隱含的政治目的，而非僅是單純的了領土與海洋劃界爭端。
立基於此，必須重新思考南海問題的本質與影響。
南海作為一個半封閉型海域，雖然有眾多臨海的國家，但是，在上述更貼近事實的地理視野中，南海也是連接西南太平洋與印度洋，上接東亞，南臨澳大利亞，西接西南太平洋島羣的一個水域。南海，不只是地理上的連接地帶，也是各種不同文化、價值，藉着人的活動，匯聚交流的“支點”。因此，看待南海問題，必須採取一個“支點”式的思考。
更細化地看，南海位在這樣的交通要衝，各方主要利益應該更聚焦於保持航行的通暢與海洋活動的安全（泛指商業與民用航行，例如商船通行，娛樂/旅遊航行，漁業/海上捕撈活動等）。顯而易見，領海與經濟海域主張，所以為各方津津樂道，系因為該權利所帶來的海洋資源的獨佔享有。然而，南海水域呈現半封閉型，各方主張重疊，加上本區歷史文化背景的複雜，想以這樣“獨斷式”的規則，解決海域歸屬與海洋資源開發的衝突，並不現實。更多，只有加深各方的疑懼，加快各方單方面開採行為，導致對海洋環境更大、不可逆轉的破壞。換言之，想以一套遵從西方基督教文明價值的國際法——這個國際法體系奠基於“領土佔有”（territorial acquisition）與“資源專屬”（resources monopolization ）兩大原則——解決目前的紛擾，只是服膺於強權主導的話語設定與思考規則，也違反了貫穿本地區發展的兩大原則——“多元（pluralism）”與“地方（localism）”。沒有相應的地區文化土壤的滋養，這個“法律”的解決，可能帶來短期的平靜，但不能從根本解決南海問題。再者，南海問題的緊張局勢升高，海洋安全與海域秩序的紛擾，只會更加限縮人們的視野，更被鎖定在以“資源開採”為主軸的“利己”的邏輯，而忽略更迫切需要，更艱難的“資源保育”的“利人”思想。弔詭的是，這個“利人”的思考，卻是“利己”的最堅實的實踐路徑。海洋事務，不能只用個別的主權國家角度出發，個別主權對海域與海洋資源的獨佔，也不能達到最大的海洋環境保育的效果。
印尼必須以這個邏輯，重新思考南海問題。印尼自認為是這個區域的重要核心國家，不論從當代國際現實或是斑筆可循的歷史記錄來看，印尼必須以這樣的“支點式”思考，從各方面，重新評估南海。作為支點，印尼可以在目前失衡的南海話語論戰中（傾向於西方價值體系與法律主導），提供什麼？目前南海爭端解決的選項，法律的強勢發聲，顯現的是強權主導的現實，實現單一價值體系的強迫性，與儘快解決問題的短視。法律思考，卻帶來更僵化的對立，更升高的敵意，以及未來將更受折磨的人民實利的損失。作為不同文化融合、不同價值體系折衝典範的印尼，應該提供什麼樣的助力，化解目前因為“法律”主導，強權制定話語權方式帶來的僵局？這個助力，顯然必須藉助古老的區域文化價值，“多元性(pluralism)”與“地方性(localism)”，並同時具備在國際現實底下的務實(realism)與可操作性(practicality)。這，也帶來印尼對未來，在區域事務與外交事務上，政策路徑與自身角色設定的再思考。
將南海問題放在更寬廣的區域地理事實檢視，同時也要求採取更廣的視野與更大格局的考慮。因此，印尼不能只囿於以國內利益為主的視角，而必須採取更寬廣的視角，前任蘇西洛政府的“國際主義”路線，可以作為佐科政府日後調整的參考。關鍵在於，這個寬廣的視角，應該是從地方出發，符合地方習慣，也應該同時能增進區域利益。不能以地方利益為主，藉以戕害或犧牲區域其他友邦的利益。因此以“區域主義”為名，或可更好反應這個路線的務實，一方面更貼近印尼國內需要，同時對東南亞區域的內部發展，提供助力。這樣的路線，將同時並重國內與區域利益，不只是為了獲得國際地位與名聲，也不是獨尊國內利益的狹隘考慮。這是一種“知覺式”的選擇，對現下國際秩序尊重的同時，也強調對區域異質文化價值的尊重與包容。因此，印尼必須調整蘇西洛政府“國際主義”路線的作法，對當代盛行的“民主”與“人權”價值，以“多元”(pluralism)、“地方(localism)”與“包容(tolerance)”為尺碼，在個人權益保護與羣體社會各人權利合理制約之間，取得平衡。其中，買辦治理的心態必須摒除，以更促進各階層之間的流動與理解，協調中央與地方治理不同調的僵局。作好跨領域的政策協調與合作，並清晰確立一個海洋政策的主軸——“利人”“利己”並重，最終將帶來最大程度“利己”。海洋事務管理，只有在這樣的思考下，才能獲得最大的成功。
對印尼而言，南海問題帶來對其與整個區域，極大地挑戰。這個挑戰，不再只依靠權力、法律、經濟等單一因素，就能解決。更包容性的方式，突現“地方(localism)”特色與“多元(pluralism)”傳統，或許是突破僵局的一個契機。印尼作為區域重要的發展與傳承的“支點”，具備足夠的經驗與智慧，再一次發揮區域核心角色的實力。
參考文獻：
[1]印尼與十個鄰國存在潛在的海洋領土與劃界爭端，分別是澳大利亞，東帝汶，巴布亞-紐幾內亞，帛琉，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
[2]原文為: “We’ve already got a law on human rights, a law on human rights tribunals and the Constitution, all of which govern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citizens. All of them cover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So even without ratifying [the Rome Statut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re already complying with the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it.”.
[3]Jokowi總統2015年來就南海問題，多次發聲。立場較前任Yudhoyono政府更為務實，有説更為強硬。 2015年3月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稱，中國的南海主張，缺乏國際法依據。2015年9月17日，印尼海洋漁業部部長蘇西向金融時報證實，雅加達計劃在南海建設一個新的海軍基地，也考慮與美國合作開發納吐那羣島。
[4]2015年11月11日，英國路透社報道，印尼安全部長表示，如果不能與北京就南海的“領土主權問題”通過“對話”來解決，印尼有可能採取法律途徑，考慮將中國告上國際刑事法庭。
[5]2015年3月，Jokowi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之前接受新華社專訪，Jokowi清楚認知到，中國與印尼在投資和貿易領域的合作，面臨新機遇，Jokowi強調他期待未來兩國加大在印尼基建領域的投資，希望在公路、鐵路、電力、港口等項目，希望得到中國的幫助。2015年10月16日，中國打敗日本，贏得印尼高鐵項目的契約。中國企業聯合體和印尼企業聯合體正式簽署協議，組建中國印尼合資公司，開始雅加達與萬隆之間的高鐵建設，擬於2016年11月開工，預計將在2018年完工，2019年上半年開通營運。
[6]印尼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之一。Jokowi表示目前印尼急需在基建方面的融資，單靠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難以滿足國內龐大的需求。因此對中國的亞投行，寄予厚望。中國習近平主席與2013年訪問印尼時提出同有關國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也得到Jokowi高度認同。Jokowi説，他希望將印尼打造成世界海洋軸心，如果能與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協同效應，將對中印兩國產生巨大的成果。
[7]兩個事件，凸顯Jokowi政府之間聯繫失調，與Jokowi總統本人與內閣閣員之間的不同調。第一，2015年6月7日，依美國內法公告於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網站上的文件指出，Jokowi政府透過位於新加坡(Pereira International Ltd)與美國拉斯維加斯(R&R Partners)的顧問公司，以80,000美金的代價，請其安排Jokowi總統於2015年10月訪美期間與華盛頓美國政府高層人士的交流。然而，印尼外交部與駐美使館，於2015年11月初，同聲反駁這個資訊，聲稱為被告知也不承認有這項交易，印尼內閣與總統Jokowi之間的嫌隙，顯見非常嚴重。第二，2016年1月，外長Retno Marsudi曾帶着Jokowi總統的親筆信函，前往中東欲調停伊朗(Shia，什葉派)與沙特(Sunni，遜尼派)之間的齟齬。Retno最後無功而返。作為最大的信仰世俗化伊斯蘭教(Sunni，遜尼派)的民主國家，印尼無法取得伊朗等什葉派國家的信任，而且，印尼並未於中東地區累計足夠的聲望與信譽，貿然前往欲提供調停，不僅徒勞無功，且對印尼整體國際形象的傷害，也不能低估。
[8]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採訪，雅加達，2014 年12 月。
[9]“Joko Widodo delievers a blunt message to ASEAN” [《佐科·維多多向東盟直言立場》]，The Jakarta Post [《雅加達郵報》]，2014 年11 月14 日。
[10]Ruth McVey (1995).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 pp 1-9 doi:10.1017/S002246340001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