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民主需要學習，學多久？

2016年西方一共有兩大黑天鵝事件：英國脱歐、特朗普當選總統。英國脱歐不可思議地成為現實，特朗普則贏得初選並獲得黨內一致支持，這起黑天鵝事件已經有了50%的發生可能性。而兩起事件，“民主”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特朗普崛起也另西方專家反思民粹在選舉政治中的角色

西方民主似乎進入了瓶頸，但卻絲毫不妨礙精英們繼續推崇這套制度。但在我看來，中國選擇西方民主並不明智。原因如下。

第一，中國的政治制度必須符合中國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正如西諺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強調，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中國學者錢穆也有類似的結論：“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他還發出這樣的反問：“試問哪裏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

中國的政治傳統是什麼？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政治中心”。

文化上，這因襲於儒家對世俗化的強調。由於世俗化，宗教在中國社會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根本無法與強大的政治權力抗衡。

政治上則與科舉制有關。而科舉制令社會階層流動迅速，導致中國從未出現過穩定而強大的貴族階層，從而沒有羣體能對政治權力形成挑戰和博弈——這與西方文明皇權、教權和貴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從歷史記憶角度，每當出現多個政治中心之時，國家往往陷入分裂、戰亂，民不聊生。歷史教訓，使得中國社會對政治一元化高度認同。

此外，中華文明在價值偏向上，認同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社羣高於個人，和諧高於衝突，也排斥了西方競爭性、對立性為特點的政治傳統。

可見中國未來的制度演變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遵守自身的政治傳統。中國或許可以引入選舉、建立國會，也可以實行集體領導包括黨內民主和任期制，但前提是只能有一個政治中心。

或許有人質疑，何以同文同種的台灣就能夠實行西方的民主？這樣的類比成立嗎？就連西方研究台灣的學者也普遍認為台灣模式不適合大陸。他們的理由是，台灣規模小、美國的壓力以及出現江南案促成的權力傳承危機都與大陸情況不同。而以我本人的研究，促成台灣民主的有十大因素。內因有：（人口和麪積）規模小、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小、教育普及、廉潔的社會（蔣經國動用情治單位反腐再加上台灣很小，便於監控）、強人推動、“憲法”和政黨理念（軍政、訓政、憲政）轉型更為自然。外部因素則有：美國的壓力、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和平方式對待台灣。歷史偶然因素則是江南案造成國民黨和蔣家權力傳承危機。這十大因素大陸只具備兩個。

更重要的是，台灣實行民主化之後，社會陷入停滯和倒退狀態，從四小龍之首降為之尾，內部也極為分裂。在台灣觀選時，當地學者往往自豪的聲稱台灣民主是奇蹟。可就目前來看，認為台灣民主試驗已經成功是不是還為時過早？

第二，從別國經驗看，發展中國家民主化付出的代價慘痛。

一個國家向民主轉型往往代價極為高昂甚至生死攸關。全球第一個代議制民主國家英國，經歷了兩場殘酷的內戰，一次軍事獨裁（克倫威爾）、一次復辟和一次光榮革命。儘管如此，相對來説，英國付出的代價還是相當小的。法國兩百年來經歷了五個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個短暫的巴黎公社。整個國家幾乎每二十年就來一次血腥的大波動。其他發達國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這種宿命。德國一戰後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憲法：魏瑪憲法，但卻成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義不僅給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也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全國成為廢墟，德國被肢解。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個十年就發生一百五十多次農民暴動，後來還發生了內戰，死亡數萬人。二戰末期，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後來，它們在盟國佔領之下，在冷戰之後，才完成了民主轉型。

相對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處於轉型帶來的危機中，或在轉型過後依舊落後。泰國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憲制已達八十多年，但至今國家仍是軍變和民變交替上演。亞洲其他國家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老撾、柬埔寨、菲律賓等國大同小異：不是軍事政變就是持久的內戰。民主制度總算穩定下來的菲律賓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貧窮和最腐敗的國家之一（2013年德國透明國際腐敗排名：中國80位和歐洲的希臘並列，菲律賓94位，印尼114位）。

泰國前總理英拉身陷“大米換高鐵案”，被控違憲下台。

再看拉美大國，和亞洲不同，它們大都是由原宗主國殖民者的後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傳統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獨立後，從1824年到1848年發生了250次政變和叛亂，更換了31位總統。後來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奧·迪亞斯長時期的獨裁統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 但卻又發生內鬥，讓墨西哥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陷入內戰。革命結束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獲得了政權，並且一黨獨大統治墨西哥，直到20世紀末。2000年墨西哥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轉型。拉美其他國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均有着類似的慘痛經歷。

以研究民主崩潰著稱的學者包剛升先生曾總結道：一個國家平均要經歷1.5-1.7次的民主崩潰，才能實現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這是較早啓動民主轉型的18個大國的平均值。這個數字放到中國這種超大規模國家身上會怎樣？無疑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想像的。更何況，發達國家的民主都是在全球化之前實現的，當今世界的發展速度10倍於以往，一旦把精力轉移到民主轉型上，中國將被世界遠遠拋於身後。

有人認為，民主是需要學習的。如果不給人民機會，永遠不可能學會。只是這個學習期要多久？泰國八十多年還在學習，海地兩百多年了還在學習。似乎今天的英國也仍然在學習——國家解體之後，人民連學習的基礎都沒有了。中國學得起嗎？

第三，民主化隱含着國家分裂的危險。

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產生牢固的民族認同之前，實行民主極易讓國家分崩離析。這在已經建立起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也是無解的難題。前有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後來的印尼。今有英國（蘇格蘭）、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庫爾德）、法國對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

2014年9月，蘇格蘭獨立公投一度沸沸揚揚。

中國被認為到二十世紀才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中華民族這個概念還是上世紀初由梁啓超提出的。客觀來説，“中華民族”還沒有成為各民族的共識。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仍然存在疆獨、藏獨和台獨的原因。這是為什麼疆獨、藏獨和台獨都希望中國民主化的原因。分裂的代價顯然是中國無法承受的。

第四，西方循序漸進的民主化過程不可複製。

西方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像是從種子長成大樹。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美國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權，瑞士1971年才實現普選。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發育和演變，伴隨着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的發展。但是，西方國家卻沒有給轉型國家循序漸進的機會，而是迫使它們在瞬間突變、休克方式完成民主化，好比“整樹移植”。用一句話解釋這一現象：高級民主一但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的合理性。但激進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價也是極為高昂。

民生的發展有可能導致民主的產生，而民主本身卻無法推動經濟的發展。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是在完成現代化之前就實行普選民主的。在現代化完成之前實行普選民主的，沒有一個國家是成功的。

第五，西方出於地緣政治的需要，可能會藉機徹底根除中國的潛在威脅。

這樣的手段早已在俄羅斯身上使用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和東歐同時進行休克療法改革。東歐成功了，俄羅斯卻失敗了。索羅斯在《開放社會》一書中提到，西方支持東歐而拒絕經濟援助俄羅斯。他一語道破：這不是經濟問題，這是地緣政治。

舉例為證。前蘇聯解體時，唯一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烏里揚諾夫斯克號已經建了40%。由於俄羅斯無力承擔後續的建造費用，便停泊在烏克蘭造船廠。儘管俄羅斯已經衰落至此，這艘航母也無法再建，但西方仍然不放過。於是便上演瞭如下一幕：蘇聯解體後第一個到造船廠來的客户，是一家挪威的造船公司。它向尼古拉耶夫船廠下了建造6艘大型商船的訂單。這些商船很大，以至於只能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廠建造“烏里揚諾夫斯克”的0號船台建造。同時訂單很急，要求馬上就要開建，而且定金很豐厚。為此，就要空出船台來造商船。船台怎麼空出來？造了40%的“烏里揚諾夫斯克”號還放在船台上，總不能強行讓它下水吧？

建到一半的烏里揚諾夫斯克號

就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廠方面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另一家美國廢舊鋼鐵回收公司找上門來，由副總裁親自帶隊，説要收購廢舊鋼鐵，而且開價一噸450美元，這個價格大大高於當時國際廢鋼鐵的收購價格。還有比這天上掉餡餅更好的事嗎？還有別的選擇嗎？一邊等着要0號船台，一邊急着要廢鋼鐵，而且開高價；一邊佣金豐厚，一邊收購價格可觀，甚至連定金都給了。尼古拉耶夫船廠上上下下，已經沒有別的選擇，畢竟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於是，他們決定把這艘完工40%的蘇聯海軍第一代核動力航空母艦徹底解體。

就在解體工作基本結束時，西方的兩家公司突然同時變卦了。挪威船廠通知尼古拉耶夫造船廠，由於市場環境影響，原來的訂單取消，違約金照賠。美國鋼鐵回收公司也派來了一個新的代表，説不了解國際市場廢鋼鐵的行情，但後來公司總裁認為太貴（國際市場不高於200美元）而違約，繼續賣也可以，價格降到150美元而不是450美元一噸。這樣戲劇化的轉變，誰能説是巧合。

如果中國進行民主化轉型，上文中的“西方”不但不會讓轉型成功，還會令中國永遠喪失發展的機會。

上述理由都是些歷史經驗，反觀今天的中國又如何？

當下中國廣大農村仍是一個宗法社會，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權、責、利清晰的法治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後，各個層面都已經結成了以利益為基礎的關係網，這就是所謂的“利益集團”。打破這種網絡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權利。假設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個層面的利益集團將利用所控制的資源，把任何可能挑戰它們的力量通過選票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它們也得以通過選票將自己的利益合法化。這時的最高政治權力為獲得選票，就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團支持，不但不能制約各種利益集團反而需要向他們俯首。這樣一來，社會公正將更加遠離中國。

自從1840年中國第一次被來自海上的文明打敗之後，以西方為師便日益成為中國各界的共識，並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過程。然而越來越深化的學習並未挽救中國的命運，從而又引發了逆向的反思。梁啓超1903年在美國考察8個月後得出了醒悟般的結論：“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其如於我不適合！”可謂振聾發聵，當是最早打破西方迷思的知識分子。只是以今天中國觀之，這個歷史任務仍未進入尾聲。

英國《金融時報》著名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如何解讀英國是否應該學習瑞士：“首先，與英國相比，瑞士規模小得多，也沒有特別大的地緣政治議題；其次，瑞士人長久以來一直實行直接民主，他們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謹慎、保守。有人認為，隨着民眾逐漸成熟，他們會作出更為明智的決定，但英國民眾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國有着不同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媒體、政治辯論方式等等，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實行直接民主結果將會非常糟糕”。

假如我的六大理由還無法説服諸君，那麼就請看看沃爾夫的這三大理由吧。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