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杜塔特：世界主義？純屬虛構！

環顧全球時局，這邊不列顛脱歐，民粹主義取勝；大西洋那一邊美國大選，共和黨人基本出局。可以説，“左派”、“右派”界限不再；“保守”、“自由”之分無存。自今以始，政治戰場成為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角鬥場；自今以始，政治角逐的雙方要麼嚴守“國界”——重振吾大美利堅、“這一片神賜的聖土、這一個英格蘭”（《理查二世》），要麼青睞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主義。

好吧，以上只是提供一種可能性。但這種分野有巨大漏洞——我們似乎太相信這些精英人士（具有話語權的那些人）真的是“世界主義者”了。真正的世界主義者要能坦然面對巨大差異，要能接受截然不同的生活。正因此，純粹的世界主義者寥寥無幾。

某位古羅馬戲劇家可謂世界主義的開山鼻祖，他曾寫道：“他人之事皆吾事。”從此，“世界主義”這一概念便被賦予無限可能，可以套用在很多情況下。

西方的“世界主義者”大多可以被歸為精英階層，他們擷取世界各地精粹，化多元為統一，打造了所謂“世界公民”的形象。

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是怎樣的一個羣體？

這些世界公民的民族各異，積極吸收異國美食這樣看似有趣的文化元素，淺嘗一些異域的思想文化作為裝飾。但亦如在退歐投票中團結一致的英格蘭康沃爾郡村民，這羣世界公民有着不盡相同的理念與行為。他們世界觀獨特卻大同小異，教育背景基本一致，價值觀與理念相似。社會心理學家稱他們為“怪人（原文WEIRD為英文“奇怪”之意——觀察者網注）”，他們是西方人(Western)、受過良好教育(Educated)、來自工業化社會(Industrialized)、生活富裕(Rich)、並且篤信西式民主(Democratic)。當然，“局外人士”（新教徒，英格蘭本土主義者）不免感到擔憂、嘆惋甚至鄙夷。世界主義者實際上也在尋找共同羣體的安頓之所，但由於倫敦、巴黎、紐約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還有國際化大學）日益匯通，因此他們處處都能體會到家的歸屬感。

全球化的科技進步、交通的便捷有利於精英們結成自己的圈子。而昔日帝國時期，距離與隔閡讓分佈各地的精英們在互相遭遇後得以融合在一起。帝國時期不乏沙文主義者，也鍛造無數世界主義者。或許他們其實是同一羣人。

要戳破世界公民的幻象、縱身躲進他人的文化羣體也並非不可能。但就我接觸過的人來説，這些異端、孤僻人士最初卻是天生的局外人。我接觸過這麼一位年輕的作家，他曾在亞非徒步旅行數年，卻不寫作品。還有這麼一位雙親皆是福音教士的姑娘，生長在南亞，現居華盛頓。她計劃全家搬往中東，華盛頓只不過是一個歇腳之地罷了。他們不追名逐利，也不是民粹主義者憤懣的那類“局內人”。

就説我吧，姑且曾算個“局內人”。11歲時，我的世界主義傾向達到巔峯。當時，我每週去五旬節教會禮拜，那兒交流都用多國語言；我參加中產階級的社區的少年棒球協會；週末和一羣老嬉皮士們共進養生餐；同時我還在聖公會教徒學校上學。

後來，我在全球化的大學上學，住在全球化都市，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們一同工作、旅遊、社交。然而我卻越來越體會不到那種純粹的文化差異。

但這也沒有什麼錯誤之處。畢竟人類總是尋求一個羣體的認同，人類很難時刻保持開放的心態。

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並不自知。在“英國脱歐派”、“川普信徒”和勒龐支持者的眼中，這些自詡為“世界主義”的人士實則自成一派。

他們眼中的多元，在局外人眼中則是精英主義。脱歐投票後，學者彼得曼德勒筆下的倫敦是“一個律師、記者、政論家和知識分子的階級天堂。政治家、擁有鉅額外國資助的巨腕集團也漸漸躋身高等階層。”

那些主張開放國界的倫敦市民一邊大讚阿富汗美食，卻從來沒在移民聚集的社區住過；那些標榜自由的美國公民一邊叫囂着終結白人霸權，卻堅決不讓自己的孩子去上種族混合學校。在外界眼中，他們高舉多元文化的旗幟，卻是葉公好龍的裝腔作勢。

世界主義者們看不到人類已經不再為種族和宗教所限制，民族國家在“局外人”看來也與過去的略有不同：民族國家不過是強大的精英羣體為粉飾統治世界的野心借用的幌子罷了。

（青年觀察者莊藴菲譯自7月2日《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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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星光解讀：

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義者了，因為在他們的著作中，他們到遙遠的地方去探求他們不屑在其周圍履行的義務。這樣的哲學家之所以愛韃靼人，為的是免得去愛他們的鄰居

——————讓-雅克·盧梭《愛彌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