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顯坤：“地方政府競爭”模型的崩解，與國家宏觀調控的再興
（本文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在過去，競爭性地方政府被認為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有巨大的助力，而隨着經濟形勢的變化，這一模型將趨於崩解，由於競爭的負面影響超過了正面，“十三五”規劃提出區域協調、人地掛鈎、差別化考核等新的調控目的和手段，透露出國家將加強宏觀調控的趨勢，競爭格局開始崩解。而這也預示着國內城市間的競爭將相對減弱，形成更明確的分工體系。本文的一些論證可能尚未達到最嚴謹，但無疑提出一個對未來中國發展道路的有趣的預測，值得展開爭論。）
“兩會”結束，“十三五”出台，眾説紛紜。除了説出來的話，比如醫保、社保、環保、温飽這些熱點話題，我們還要去看那些藏在種種舉動之下而沒有説出來的話。作為一個城市研究者，我從“兩會”前後的隻言片語和種種跡象裏觀察到的，是一次央地關係方面的悄無聲息卻影響深遠的轉向——“地方政府競爭”模型的崩解，和國家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在這個轉向下，各個城市或許都要重新思索自身的定位和發展路徑。
一、“地方政府競爭”模型是什麼？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連續高速增長是一個經濟奇蹟，一再超出了傳統理論的預期，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提出種種新理論試圖去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其中，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2009）一書中提出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型，是我覺得最有説服力的解釋之一。
在很多人比如曾經的我眼中，“政府”是一個整體：要麼“政府”又做了多少大好事，要麼有問題怪“政府”。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的政府是一個龐大的代理人集羣，內部又有複雜的關係：縱向有國-省-市-縣-鄉的劃分，橫向有各個部門的條條劃分，也有各個地區的塊塊劃分。
中國政府的縱向層級 來源：戴維·艾爾文，中英中小企業扶持政策體系項目
“地方政府競爭”模型，就是從政府內部關係衍生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它依託幾個基本原理和假設：
原理一：上下級政府間的承包關係
如果你有一大塊土地，你自己種不過來，怎麼辦？很自然的選擇就是僱一批人來，各自承包一小塊替你種。當然，為了讓僱工們更有積極性，不妨制定一些考評標準：能者多勞，去管理更大片的地；不能者下，交不上租的就換人。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讓中央政府從地方税收中拿去了大頭，但是相應的，給了各地方一定的自主權去自謀生計。2004年，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只有餘下不到17%的水平，卻負擔80%的民生和絕大部分公共事務的支出。由於“支出責任”的過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變成“企業”去賺錢（吳曉波）。
我們的上下級政府就是這樣的“承包”關係，或者叫做“授權性分權”。
相比之下，美國、德國等地方自治更明顯的國家，地方都是民選官員，政府直接對下負責而不太對上負責，可以説大家都是自耕農，上級政府僅僅相當於一個農民聯合會，無法對下級政府職能作出太多的干涉，各自行使各自的法定責權，這叫“制度性分權”。
原理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關係
相鄰的幾個縣之間是什麼關係？城市規劃課的標準答案大概是區域合作關係，然而實際答案只有——競爭關係。同一轄區內的幾個平級政府有太多要競爭的東西：升遷機會要爭，官員要在有限的時間裏做出政績；計劃項目要爭，本市規劃的電廠、鋼廠、高鐵站，具體落誰家可是大不相同。最好例子當然是“大內鬥省”江蘇：省裏的南北之間要競爭，蘇南幾個市之間要競爭，蘇州市下轄幾個縣之間也要競爭（經濟領域爭出的火星子還蔓延到了其他領域，不表）。
不在同一轄區之內呢？也在競爭。政策帽子要爭，你有歷史名城，我也要是，你有國家級新區，我也要有；區域定位要爭，你要做東北亞XX中心，不好意思我先佔了這個坑；外商投資要爭，幾乎每個地方都喊出了“築巢引鳳”的口號，爭當梧桐樹枝。比如一個外商要在遼寧與貴州之間考察內陸代工廠選址，那麼此刻哪怕我們地緣上八竿子打不着，此刻也要掰一掰手腕。
原理三：市縣級政府高度的經濟自主權
《中國的經濟制度》裏説，“經濟權力愈大，地區競爭愈激烈。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
基於這種自主性的認知，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地方政府具有企業的性質，並且把過往用於企業的種種理論引介到城市發展中來，包括戰略定位、戰略規劃、競爭策略等等。城市經營”，也就是把城市當做一個企業，把政府特別是其主要領導當做企業經營者，在2000年代逐步成為一種廣泛的理念。作為這種理念的實踐者，也湧現出了一批“能人”、“明星官員”、“拆遷市長”。
規劃建設城市，能不能像玩遊戲一樣隨心所欲？ 來源：城市島嶼3
在土地使用方面，市縣政府擁有高度的決定權，並且在這些年的發展中探索出了讓人歎為觀止的利用方式：在土地一級市場賣地，直接收益；進行債務抵押、投融資；作為招商引資的手段，相對於國外政府調節税賦以引資，我國政府調節地價、修改規劃遠比調節税賦方便。比如現在的工業用地價格幾乎低到商住用地的十分之一，實際成了對工業企業的補貼。以及，地方政府可以站在企業的同一側，幫助修改規劃用地的性質、容積率和限高等等，以迎合想要獲得的項目。
除了土地使用，招商引資也是縣市級政府的任務，更一度成為了各地的工作重點：各級領導集體出行，聲勢浩大地到目的地城市推薦自己的資源和項目的“招商會”；長期在外地設置辦事處的“駐點招商”；乃至某些地區比較極端的，將指標攤派到所有政府部門“任務招商”。
以上三者，市縣級政府高度經濟自主權、上下級政府的承包關係與地方政府間的競爭關係，共同構成了“地方政府競爭”的理論模型。
**“地方政府競爭模型”事實上就是以縣為單位的全國兩三千個“政府公司”在比拼經濟發展的經濟格局。**各個市縣好比一個個商業機構，全國兩千多個這樣的商業機構激烈競爭，加之縣際競爭與官員權位緊密結合，對幹部形成了強有力的激勵，經濟當然會充滿勃勃生機（諶洪果，豆瓣書評）。
在計劃經濟時代，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是不突出的，大家都被安排好了，有什麼好爭的呢？圈養的狗是不需要爭的，因為它們並不自由，同時只要聽從各自主人的命令就有肉吃；放養的狼才會競爭，才會為了爭奪有限的獵物大打出手。
隨着市場經濟改革，不只是個人的能動性被釋放了出來，地方政府的能動性也被釋放了出來。一羣狼悄然鬆開了嚼子，進入到世界競爭當中。
二、競爭模型的可持續問題一：國際環境的變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發展最快的是1990年後的二十年，或者乾脆就是2000年後的十多年。為什麼這十年中國發展最快？
首先，這是多個機會窗口的重合的結果，為中國提供了百年不遇的發展機遇：
·世界經濟繁榮的十年（1997-2007） 兩次金融危機之間，美國大印鈔票，歐盟尚在蜜月期，石油國土豪歡慶油價高漲，巴西俄羅斯資源出口國家也沒被大宗商品貶值困擾，所有人貌似都很有錢。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十多年（2001-） 進出口額的飛漲。
·美國對外戰略從東亞轉到中東的十年（2001-2012） 圍堵中國是美國的國家戰略，但是在9·11以後，美國被動深陷中東。
·世界製造業轉移的幾十年（1990-2007） 上一波世界製造業轉移從歐美到亞洲四小龍，這一波產業轉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中國。
·住房改革啓動的十多年（1998-）****，土地招拍掛啓動的十多年（2002-），這兩個改革共同啓動了“土地財政”，從房屋和土地中釋放了幾十萬億的龐大的資產和信用。其實招拍掛不是早就有的，2002年以前政府賣地用的是不透明的“協議出讓”，2002年國務院和國土部一紙條文才要求經營性土地全部採用招拍掛。
·中國人口紅利最大的十年（2005-2015） 勞動力人口眾多，使企業享受低廉人力和國家的低社保支出。
其次，在難得的發展機遇期，“地方政府競爭”剛好是適應這種大環境的，並助力了中國經濟騰飛。
地方競爭格局也是在這十幾年裏形成，當然不是巧合。全國兩三千個“政府公司”，就是兩三千雙利爪，放到水草豐美的草原上，不擇手段的去爭取發達世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資源，使中國從其他發展中國家中脱穎而出。你別看國內的各個城市之間廝殺得你死我活，事實上卻悄悄把中國變成了全球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土地成本、行政成本低的盆地，吸引了無數資本彙集於此，而它的背面，是歐美下崗的產業工人、亞洲四小龍工廠失去的榮光。
1990-2014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與GDP圖，可以看到2000年後固定資產投資比GDP的顯著增加，固定投資的巨量增長有地方政府競爭的功勞，來源：自繪 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
但是，2000年後十年幫助中國經濟騰飛的機會窗口正在悄悄關上，改革紅利也正消耗殆盡。
在外部，世界經濟繁榮盛景不再，2007金融危機後，美國自顧不暇卻又忙着給其他國家挖坑，歐盟陷入泥潭，資源出口國出口乏力；美國對外戰略中心轉回東亞，2012年前後把眼光回到了亞太“再平衡”，提出TPP；世界產業下一波向東南亞、印度、非洲的轉移悄然開啓，而且，發達國家也紛紛喊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
在內部，加入世貿組織的外貿紅利逐漸耗盡；土地紅利所能釋放出的萬億資本和信用也逐漸耗盡；人口紅利方面，統計局數字顯示2012年起已經開始連續四年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生育潮+計劃生育提供的長達三十年的人口紅利期，在度過最高的十年後，將急劇結束。
最美好的時光過去了，外部的經濟形勢顯著惡化，從繁榮轉向蕭條（這裏“繁榮”和“蕭條”都是相對的，並不嚴格），而內部肌體的活力也不再如之前那般旺盛，就像一個人剛從青春期到步入社會，面臨着真正的轉型和考驗。
1950年以來全球及主要國家新增勞動力人口的情況圖。其中，黑線代表全球情況，橙色柱體為中國的情況，注意增量從2005年起顯著下跌，從2015年左右開始負增長，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斷裂極為顯著。數據來源：摩根士丹利報告，2015
一般規律：向地方政府分權與向中央政府集權，或者説“放養”和“圈養”，跟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正是在外部資源蓬勃擴大的豐裕時期，狼王才會一聲令下讓屬下們各自去覓食，這樣最高效；而在年景不好獵物少的蕭條時期，是必須抱團取暖、集團作戰才行的。
其實在任何國家都有這個趨勢，在經濟形勢良好的時候，各地方政府都説中央你不要管我讓我自己幹，在美國，就是1900年前後的幾十年蓬勃發展，歐洲產業向美國轉移的時期，這時期美國各個城市間同樣爆發了激烈的競爭，芝加哥與紐約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摩天樓競賽”，甚至摩天大樓建築形式本身在這場競爭中正式登上城市舞台。而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各地都説中央你快來幫幫我扶我一把，這放在美國，就快速發展期結束、世界經濟遇冷後的凱恩斯主義與羅斯福新政。
這個一般規律，總結起來就是：
國際形勢：繁榮->蕭條
國內格局：地方政府競爭->中央宏觀調控
也就是説，“地方政府競爭”格局雖然良好地適應了上一個繁榮時期，卻很可能並不適應接下來的蕭條時期。
這不僅是理論上的，事實上也是如此。
三、競爭模型的可持續問題二：負面效應的顯現
首先必須明確一個概念，競爭到底好不好？
很多人認為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來自於競爭。其實，競爭格局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競爭帶來的正面效應，優勝劣汰和激勵創新，才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其負面效應也有，也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比如“公地悲劇”和“囚徒困境”。它就像一個有效的放大器，將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同時迅速複製放大。
競爭的好壞，在於對其正面和負面效應的評價：正面效應更多、創造了紅利的方為良性競爭，否則為惡性競爭。
2009，中國最具競爭力城市排名，那是激烈競爭的縮影 來源：南方都市報
競爭正面效應的消退
企業間競爭比拼的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創新，政府間競爭比拼的是政策和制度的創新。地方政府競爭的正面效應，主要體現在激勵制度創新，並且極大地加快了制度改革在國內地方政府間傳遞的速度。
沿海地區地方政府學習先進國家制度，再結合實際需求，探索出了土地招拍掛、經濟開發區、招商引資、產業培養、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創新，這些往往在幾年內就被內陸的政府學習了去。要知道，中國和歐洲幾乎一般大小，等於法國英國探索的新制度，幾年內烏克蘭羅馬尼亞就用上了，這是非常難以想象的。然而，到了現在，作為曾經制度落後的國家，能現學現用的制度和政策很多都學完了，剩下的是沿海地區從各方面為自己量身打造的制度，內陸政府還真難説用就用。
**地方政府競爭的另一正面效應，在於兩三千個地方政府“企業”放到國際資本市場上去積極的招商引資，在繁榮時期獲得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在蕭條時期，資本非常謹慎，加上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已漸漸變化，不再是低成本的盆地。招商引資雖然看似誰都能做，但是地方政府們慢慢發現，相對於靠人力，終究還是靠制度等軟實力。
這時候，出擊的僅有些強壯的狼（有競爭力的城市）能有肉吃，而越來越多的狼（普通城市）空手而歸，投入如此巨大的行政資源可能得不償失。而且，現在越來越多招商引資帶來的GDP，不過是從河北撕到北京，或者從北京撕到天津，其實只是更改利税登記點，而沒有實質性的幫助企業成長。
要是沒有創造紅利，競爭不過是遊戲
競爭負面效應的顯現
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新的政策制度可學習，而自己又沒有主動創新的能力或權限。再加上兩三千個地方政府只是仿擬的競爭，卻不可能真的“你死我活”地撤換做的不好的市縣政府，大多時候只是官員不好升遷罷了。**其結果就是所謂的“惰政”，路徑依賴地沿用之前抄來的發展方式，**甚至無法根據變化了的形勢進行有效的調整。地方政府競爭的負面效應越發明顯。
**腐敗問題，背後是競爭格局下市縣政府高度經濟自主權的代價。**近一兩年，眾多“能人”、“拆遷市長”查出腐敗問題的不少。縣委書記縣長畢竟不是董事長或總經理，他們競爭的是GDP、形象工程和政績，更直接點説是官位，而不是企業的利潤（邊緣謀生，微博網友）。在賦予他們靈活機變的自主權的同時，也帶來了權力監督不足的陰影。
**霧霾問題，背後是競爭帶來的“公地悲劇”。**北京與河北，江蘇與安徽，相互指摘爭執再久也不會有結果。因為同級別的個體無權阻止對方，而每個個體都傾向於過度使用。這甚至無關道德批判，而是固有的制度缺陷，與沒有物業管理的小區公共環境容易衰敗是一個道理。
**產業乏力問題，背後是競爭帶來的“市場失靈”。**盲目的學習和跟風、缺乏區域間分工協調帶來了產業的同質。而且由於招商引資是政府行為，使供給過剩得不到及時的市場反饋而越發嚴重。過於重視能立竿見影的外資引進，輕視內資培養，使得外資企業行政成本低廉，而走不通關係的本地中小企業行政成本高昂。
**土地超發問題，背後是競爭帶來的“市場失靈”。**在我上一篇文章如何看待 2016 年初上海房價一天飛漲 70 萬元？ - 周看看的回答中已有介紹。過去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國土部門，基本上是不怎麼配合的。每一個城市都在或明或暗的多釋放一些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最後可能就匯成了難以估量的系統性風險。
**民生和公共服務問題，背後是競爭帶來的顧此失彼。**洽談項目、開展銷會、跑部錢進……外國官員往往會驚異於中國地方官員的忙碌，以及如企業家一般的大量工作內容。然而，人或者機構的工作量總是有限的，難免在一些民生和公共服務問題上就放的少了。在貌似忙碌的“一事一議”、“事必躬親”背後，更是制度建設的缺失。
種種問題，當然並不是説是“地方政府競爭”模型直接導致的，但是過度競爭一定起到了加劇的作用。
這個時候，代表狼羣整體利益的“狼王”必須開始發聲。不然羣狼們在開始變得貧瘠的草原上找不到肉吃，只會徒勞的浪費能量，甚至在同類身上撕下肉來。
在今年的“兩會”和“十三五”中，中央政府也正是如此，發出了指示轉型的聲音。
四、新的調控目的和手段：區域協調、人地掛鈎、差別化考核
鋪墊了那麼多，終於説到今年所透出的一些信息了。“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因為涉及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同時放出的信息過於龐雜，讓我們僅摘取其中的幾點要點，或許反而能夠看出某個具體方向的明確指引。
區域協調
建立健全城市羣發展協調機制，推動跨區域城市間產業分工、基礎設施、生態保護、環境治理等協調聯動，實現城市羣一體化高效發展。（第三十三章優化城鎮化佈局和形態）
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資源開發補償等區際利益平衡機制。（第三十七章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人地掛鈎”
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鈎機制，建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户數量掛鈎機制，建立財政性建設資金對城市基礎設施補貼數額與城市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户數量掛鈎機制。（第三十二章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
差別化考核
根據不同主體功能區定位要求，健全差別化的財政、產業、投資、人口流動、土地、資源開發、環境保護等政策，實行分類考核的績效評價辦法。（第四十二章加快建設主體功能區）
**區域協調，將使地方政府在競爭關係以外出現更多的合作、協調關係。**對於霧霾治理、產業協調、資源和生態跨區補償的任務來説已經迫在眉睫。眼下雖然還不明確是中央政府直接協調，還是成立跨區域協調的專門機構，但是，應該要有比平級政府協調更有力的方式出現。
**“人地掛鈎”是要根據全國人口流動來決定各地區的土地供給。人口流出的縮減土地供給，人口流入的增加土地供給。這是極為重要和根本的事情，做好了將徹底改變從前的土地財政模式，逐漸消除地方政府的賣地依賴。**那些沒有活力、人口淨流出的三四線城市卻獲得大量土地資源指標，上海深圳這樣的經濟龍頭卻指標緊缺、供給不足，推動房價暴漲——這樣的倒掛現象將不再出現。一線城市的住房問題得到緩解，鬼城與空曠工業園區也將更少出現。如此規模的國土整體協調其他國家都未必有經驗（想想美俄鬆散的聯邦制，以及它們也沒有縱向的土地供給管理），還涉及到發改委、公安部、人社部、國土部等多部門的合作，是對我們國家宏觀調控和治理能力的很大挑戰，一旦做成了，我們的治理能力會上一個大台階。
**差別化的政府績效考核辦法，則是對過度同質競爭格局的釜底抽薪般的一招。各個城市的經濟體量、發展階段、發展模式、區域定位和職能越發不同，賦予當地政府的任務自然應當不同，有怎麼能適用同樣的GDP掛帥的考核標準呢？ “主體功能區規劃”的概念自2011年提出之後，在應用方面一直不甚明確，因為不像有衞星輔助的、定量的、用來管土地供給的國土規劃，以及技術性更強的、用來管市場管項目的城鎮規劃。現在卻總算明確了主體功能區的任務：就是（中央）政府用來管（地方）政府的。**以主體功能區為依據劃定差別化政策的適用地區，也劃定不同的政績考核標準適用地區，可謂正得其所。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2012
區域協調、人地掛鈎、差別化考核，這三點只是瓦解地方政府過度競爭，走向宏觀調控的幾個主要方面，“十三五”中還有許多相關的內容，例如“解決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的財税改革，等等。種種跡象，字裏行間都指向了：
在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刻，我們需要，也正在走向一個更加重視宏觀調控和區域協調的發展格局。
五、城市展望：座次已定之後
《2010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指出 “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前十名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廣州、青島、天津、蘇州、高雄”
有人説，“這個報告吵得沸反盈天，上海哭了，北京怒了，廣州傻了，青島笑了，大連呆了，天津火了……”
而實際上，這不過是讓人眼花繚亂的眾多城市排名的其中一個，是那個激烈競爭時期的縮影。
中國一二三線城市排名頻出 有意思嗎？ 來源：山東商報
而現在，我們要知道，國內城市間的競爭已經準備落幕了。
在改革開放初始時，每個城市都不清楚自己在全國到底是個什麼位置，就像眾多的個體户還不知道自己未來可能會坐擁萬金。“不負春光 野蠻生長”説的正那是個野蠻而美好的時代，對城市和個人都一樣：大家都是從零開始，摩拳擦掌，想做就做，一切都是未知，一切充滿可能。
而現在，一個城市再説自己不清楚自己在全國體系中的大概位置，就像一個人再説不清楚自己收入處於哪個階層一樣，未免就有些睜着眼睛説瞎話了。在經濟環境不再繁榮的年代，競爭的負面效應頻出，不再有機會讓每個城市都去均等的享有最大的經濟發展自由。
1992-2010 中國夜景燈光地圖，燈光基本能代表發展程度，可以看出地區間的差距顯著拉大 來源：NASA-NOAA1992-2010 中國夜景燈光地圖，燈光基本能代表發展程度，可以看出地區間的差距顯著拉大 來源：NASA-NOAA
全面競爭格局，將在宏觀調控下形成分門別類、局部競爭的格局。
繼續拿狼羣來比喻，那就是有些狼會變回狗，負責看家；那些強壯的狼會吃飽喝足，去和草原上與其他的肉食動物爭鋒。“優化提升東部地區城市羣，建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羣”（“十三五” 第三十三章）已經透露了這個訊息，那就是這些地區才是真正冠以“世界級”，從前城市規劃裏把自己定位於各種“世界XX中心”的那上百個城市可要重新掂量掂量自己了。
最近有篇挺火的文章名字叫“被割裂的北上廣深”，“割裂”一詞用的好，很好的表達了人們心中既有的觀念，覺得好像北上廣深原本和其他地方連成一塊似的。沒錯，最初深圳也不過是個小漁村，然而，現在已經不復從前大家都差不多，都有機會發展經濟的時代。
**從今以後，北上廣深，或者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就是要成為吸取全國精華的三個龐大的巨獸，**它們還在競爭，但是是去和美國東海岸（紐約）、五大湖（芝加哥）、西海岸（洛杉磯）城市羣，英倫城市羣（倫敦），歐洲西北部城市羣（巴黎），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羣（東京）這些世界上其他同樣龐大的城市羣征戰。這羣巨獸是一國政治、經濟、文化精華所聚，它們在爭奪全球的權力、資本、人才和創新，它們的勝負事關一國國運，乃至未來世界的走向。
（點開大圖）2012年世界夜景燈光地圖，幾大城市羣清晰可見 來源：NASA-NOAA（點開大圖）2012年世界夜景燈光地圖，幾大城市羣清晰可見 來源：NASA-NOAA
**對於其他城市而言，並不是説地方政府的競爭會完全消失，但是會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並且不都是比拼經濟發展，三四線城市間會互相競爭公共服務水平，產糧縣和產糧縣之間會競爭糧食生產。就像是對負責看家的一部分狼羣成員來説，能夠看護好幼崽，保障後方的安定，在狼王眼中，對整體的作用可能還大於它們費老勁出去爭來的幾兩瘦肉。
而某些水源地、生態保護區、地震斷裂帶上的城鎮，那真真是它們不發展還比發展了對整體的貢獻大一些。上游建個小化工廠小水泥廠，造成的污染損失可能還大於創造的GDP，還是過剩產能。過去，它們是無奈被分税制以及地區競爭格局綁架，不得不走招商引資、土地財政、工業化的路徑，否則連當地的現狀都難以維持下去。而以後，可能它們只要安靜待著，就有足夠的錢可拿。生態保護補償的方式建立起來，會從全國層面去補償他們未發展的錯失，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也有中央政府更多補貼。
在分門別類，局部競爭的格局下，“城市競爭力排名”，“城市戰爭”之類的提法失去意義。
雖然在上一個時期還算吃香，但現在就説不定只是地產商們的把戲或者媒體們的狂歡了。把不同職能不同定位的城市放在一起比較，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誰也不用“哭了”、“怒了”、“笑了”。因為本來就分工不同，一線城市負責掙錢養家，邊遠山區負責貌美如花。
在分門別類，局部競爭的格局下，對於地方政府來説，最重要的是先在全國體系中找準自己的定位。
出色的完成本職工作是第一步，然後試圖去與同樣位置的城市競爭和超越，要是一開始把自己的門類定錯了，既不能換來有效的發展，也不會得到上級的認可。
座次已定，搶凳子的遊戲已經結束了，現在是排排坐吃果果的時間。
結語
本文的邏輯是：
① “地方政府競爭”模型，是指兩三千個地方政府像企業一般比拼經濟發展的經濟格局。
② 由於國際的繁榮環境和國內的改革紅利，地方政府競爭助力了過去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③ 當前國內外形勢發生了變化，競爭格局逐漸不適用。
④ 不適用性表現在競爭正面效應減少而負面效應加劇。
⑤ “十三五”規劃提出區域協調、人地掛鈎、差別化考核等新的調控目的和手段，透露出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趨勢，競爭格局開始崩解。
⑥ 國內城市間的競爭將相對減弱，形成分工體系
⑦ 對城市而言必須對競爭保持清醒，找準自身定位可能更為重要
當然，國家經濟格局這樣的宏觀變化，也是以數以五年計的宏觀時間尺度去進行。而我在此，僅僅是以“十三五”規劃發佈的當前，作為一個觀察宏觀變化的節點。
至於後來的轉變發展，讓我們隨着我們的國家一起期待。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城市周看”：cityzhou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