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我們為什麼有必要學習古代世界歷史
【在《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出版付梓之際，劉小楓教授傳來專為本書所作的“我們為什麼有必要學習古代世界歷史”的漢譯本前言，並獨家授權觀察者網首發。一部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就是一部“征服世界的力量”時空交錯史。在所謂“南海仲裁案”宣判即日，我們全文刊發這篇前言。因為這種征服的力量從未止息，且一直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染指中國南海。從這個意義上説，劉小楓教授在前言中提出的尖鋭問題遠遠超出《地圖集》的本身，為我們閲讀這本西方最具權威的《地圖集》提供了思考問題的重要線索。】
本書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出版，八月上海書展與讀者見面。
我們為什麼有必要學習古代世界歷史
——《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中譯本前言
劉小楓
一
1868年的冬季學期，瑞士巴塞爾大學史學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開設了一門名為“歷史研究導論”的專題課程。從名稱來看，這門課程是為剛剛形成不到半個世紀的史學專業開設的。可是，布克哈特開講就宣稱，這門課程的目的“不是要培養[專業]史學家”，而是“要讓學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每個接受大學教育的人都應該培養這種能力”。布克哈特告訴學生們，如今“史學已經高度專業化，即使一個非常小的個別問題，也可能已經有若干專著研究過”。投身史學專業，就得準備為澄清某個很小的歷史事實耗費數年時間。在19世紀的大學，所有傳統學問都在走向高度“專業化”（the professionalization）。在布克哈特看來，大學的專業化訓練並非是為了讓學生今後“以所學專業為終身職業”，而是為了讓年輕的靈魂學會如何聚精會神地獲取知識，“培養科學研究所必需的嚴肅品格”。布克哈特告誡説，任何學科的專業化都有一個危險：讓人忘記學科訓練僅僅是通向精神自由的一種途徑。布克哈特所謂的精神自由指的是“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無聊”，“不讓報紙和小説”——如今我們得説媒體網文——荒廢自己的精神。[1]
布克哈特在近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教誨明確針對當時正在形成世界趨勢的現代民主文化。他在自己的課堂上講授世界史課程時説道：
普遍民主作為一種懵懂的衝動，從法國革命及其對人性本善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中噴發出來，湧動於各個民族的裏裏外外。隨之出現的是顯著的同質性；普遍民主的基本特徵以普選的形式得到了君相們本人的承認，普選可被擴展為對幾乎任何事情的公投。[2]
民主文化讓“幾乎任何事情”訴諸公投不僅荒謬，而且表明一個國家或民族已然喪失精神自由。畢竟，涉及一個國家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品質或優或劣的任何分歧，都不可能靠公投獲得解決。布克哈特看到，民主文化的基本品質就是“日常無聊”。在商業民主化的時代，大學教育固然史無前例地普及，但民主化的大學不可能讓大學生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無聊”——即便設立通識教育課程也無濟於事。布克哈特的“歷史研究導論”就是如今的通識課，但他心裏清楚，並非每個被迫接受大學教育的學生都天生具有“超脱日常無聊”的意願。何況，民主化的大學培養出來的教師很難具有講授通識課程的資質和能力。畢竟，學科專業化的所謂學術規範一直在摧毀熱愛智慧的情趣，讓年輕的頭腦因長時間“過分專注地研究”某個“內容單調且索然無味的”課題過早患上“腦癱”（《沉思》，頁16-17）。
既然如此，布克哈特為何要在巴塞爾大學開設“歷史研究導論”這門課程，而且不是為史學專業的學生開呢？在布克哈特看來，已然形成世界趨勢的民主文化是一個不祥的趨勢，它標誌着世界歷史進入了史無前例的“危機”時代。面對這樣的時代處境，如果現代的大學還不至於敢公然背棄人類古典文明關於教育的傳統定義，即讓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獲得對自己所處時代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精神狀態具有明辨是非對錯好壞優劣的認識能力，就應該讓大學生了解甚至研究世界歷史。布克哈特覺得，既然作為大學教師自己總得開設某種課程，就不如開設“歷史研究導論”這類通識教育式課程。他相信，與其給年輕的大學生灌輸民主的自由權利意識，不如讓他們學會“審視過去”——他用“觀察”來命名這種精神活動，這是真正的自由人的“權利和義務”。通過觀察世界史獲得“普遍的和歷史的知識”，不僅有助於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撇開個人的和暫時的擔憂和顧慮”去了解處於變化中的人類狀況，而且會使得天素優秀的年輕靈魂超逾平庸“向高處攀登”。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世上的多數人其實是“在最為簡單的平民生活中度過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填飽肚子”。普遍民主觀念出現以後，史學也被要求用平民“眼光”來看待歷史。在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民主觀念推崇的這種“觀察和推理”方式進入精神生活的各個角落，導致了“聽覺上的巨大混亂”。布克哈特非常自覺地要讓自己的史學通識課抵制這種平民“眼光”的史學，讓史學保持其古典品格：historia vitae magistra[歷史是生活的導師]的含義是，熱愛智慧的人通過認識過去讓自己變得明智。因此，布克哈特説，世界史的“觀察對我們意味着自由”。[3]
1870年冬季學期，布克哈特第二次講授“歷史研究導論”課，剛剛獲得巴塞爾大學古典學系教席的26歲年輕人尼采也坐在講台下面聽講——在後來的整個一生中，尼采都稱布克哈特是“偉大的教師”。[4]
二
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發端於啓蒙運動時期，而且與商業行為相關。1729年10月，倫敦的8位書商和印製商在《編年月刊》（Monthly Chronicle）上刊出一份聯名簽署的圖書徵訂廣告：即將出版一部名為《普遍歷史：自最早的時代敍述到當今》（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的史書，分“古代”和“現代”兩個部分出版。徵訂廣告稱，《編年月刊》將先以連載方式刊發這部《普遍歷史》，然後結集成書。不過，書商們沒能做到按月連載，拖拖拉拉差不多15年後（1744），“古代部分”（the Ancient Part）才殺青。畢竟，那個時候的大學還沒有史學專業，撰寫這部史書的並非是某些個史學家，而是書商為了賺錢找來的幾位業餘寫手，其中兩位曾因在報紙上胡編亂造“史話”以impostor [騙子]聞名——主要寫手之一是個浪跡倫敦的法國人，他用筆名普薩爾馬納扎（George Psalmanazar，1679–1763）經常給報紙寫文章。為了在傳媒出名，他在25歲那年就剽竊荷蘭傳教士的回憶錄編造過一本關於中國台灣的書，慌稱自己原籍台灣，其父是在台灣傳教的荷蘭傳教士……儘管如此，《編年月刊》上連載的這部《普遍歷史》很快開始風靡歐洲：1732年，法國的書商開始翻譯連載，1734年，意大利的書商開始翻譯連載，德意志的書商則在1745年直接翻譯“古代部分”合訂本——大名鼎鼎的伏爾泰和吉本都採納過其中的“史料”。[5]隨着貿易和自然科學雙雙快速發展，歐洲智識人渴望全面認識世界。
英國書商組織寫手編撰這部世界史並非為了搞啓蒙，毋寧説，這一商業行為既反映的是英格蘭王國崛起時的需要，也反映了18世紀新知識狀況的需要。現代中國知識人以為，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世界史，其實，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最早出現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期的英國。何維爾（William Howell）的《通史要義》（Institution of General History，1680）和拉萊夫（Walter Raleigh）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702）儘管相當粗疏，在當時卻頗為風行。由於這兩部通史仍然以歐洲各民族的歷史為主，涵蓋面不足，採用同時代的編年史和地理學的新材料也不多，書商們就想到，搞一部新的《普遍歷史》銷量必定可觀。畢竟，隨着國力上升，那個時候的英國人對世界歷史的興趣大增。據統計，截至1730年，以徵訂方式在英國出版的專書有388種，其中128種涉及歷史。夏克福德（S. Shuckford）的《聖和俗的世界史》（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 of the World，1728），以及斯潘海姆（F.Spanheim）的《編年史和聖史導引》（Introductio ad chronologiam, et historiam sacram，1727）銷路頗佳，讓書商深受啓發。[6] 我們難免想起，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力急速上升，與此同時，各路書商及其編輯構想層出不窮——如今輪到世界史了……
然而，真正的史學功夫並不在於知道世界歷史的史事，而在於認識和解釋史事。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中闡述現代民主政制原則時，已經力圖憑靠當時已知的世界地理新輪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視野來增強其論證的説服力。在孟德斯鳩激發下，索邦神學院高材生杜爾哥（1727- 1781）雄心勃勃，23歲那年（1750）寫下了堪稱劃時代的兩篇論著綱要（“普遍歷史兩論大綱”和“關於政治地理學的論著綱要”），將自己關於俗世的進步論“普遍歷史”（histoire universelle）的思考與政治地理學結合起來。他提出的問題包括：全球範圍內不同國家的自然地理資源及其分佈對商業文明的影響，地理的自然交通條件（河流、海洋）對國家間敵友關係的影響，自然地理因素與民族[國家]性格及其德性的關係等等。[7]杜爾哥相信，貫穿整個人類的一條普遍歷史的發展線索是：由於商業交往不斷增多，人類將走向柔化的民主道德，即所有人將獲得“基本的人性化權利”。商業活動不僅是人類物質生活進步的基本推動力，也是人類道德從義務變成權利這一精神進步的推動力。[8]可以設想，如果按杜爾哥的歷史哲學觀來編纂一部世界歷史地圖集，我們看到的會是，原初處於野蠻狀態的人類如何從狩獵狀態、遊牧狀態到農耕狀態再向商業狀態演進。[9]直到今天，好些世界歷史地圖集仍然是按這種啓蒙哲學式的文明史觀來編纂的。[10]
1753年，伏爾泰的《論諸民族的道德風習和精神》出版，史稱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專著——畢竟，英國書商搞的《普遍歷史》的“現代部分”（the Modern Part）在1759年開始連載，直到1768才連載完。十年後（1763），伏爾泰又為自己的這部“普遍歷史”添加了長達兩百頁的題為“歷史哲學”的“導言”，據説因此獲得了發明“歷史哲學”這個語詞的思想史聲譽。[11]
伏爾泰的世界史敍述“八卦”説法居多，水分太大，他的“歷史哲學”看起來也委實不夠哲學。接下來具有影響力的普遍歷史哲學式的世界史，非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莫屬。[12]黑格爾的世界史從“自由理念”的朦朧狀態開始，把現代的公民社會式國家的形成視為世界歷史的“必然”進程。實證史學出現之後，史學家大多蔑視黑格爾的普遍歷史哲學，認為它只有“觀念”，沒有多少實實在在的“史料”。其實，黑格爾提出的“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世界史劃分”及其歷史演進過程，使得啓蒙主義的“進步論”史觀更為明晰，為好些實證史學家的世界史敍述提供了指路明燈。
三
在布克哈特看來，啓蒙哲人們的所謂“歷史進步”一類説法純屬胡扯。這類歷史哲學式的説法不過想要在政治現實中獲取“迫切需要的東西”，嚴肅的史學恰恰應該拋棄這些東西，儘可能客觀地觀察和描述“過去的鬥爭、衝突和多樣性”。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觀察拒絕從人類的“野蠻”狀態開始，而是從人類的“文明”狀態開始。他的理由是：“只有文明民族而非原始民族，才可納入較高意義上的史學”。在他看來，世界歷史絕非是一個從野蠻到文明的線性進步過程，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古希臘羅馬文明能夠“垂範後世，無法企及”，或者為何直到近代，遊牧民族仍然威脅着已經有上千年文明史的農耕民族的政治體。從“野蠻”狀態開始看世界歷史，不過是霍布斯以來的啓蒙哲人用虛構的“自然狀態”論思考國家問題所導致的可笑結果。布克哈特非常擔憂：由於啓蒙史學的普及，歐洲“受過教育的人”不再能夠理解自己的古代文明，商業民主時代的“公眾所支持的‘文化’甚至厭恨”古代文明。受過民主的啓蒙教化的大眾對現代商業文明滿懷自負，根本不知道技術物質進步絕不等於道德文明進步，“只要求共同體盡一切可能確保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一心為自己的生存討價還價——“古人則相反，要麼擁有一切，要麼一無所有，不懼怕災禍”。[13]
布克哈特在一百多年前的教誨彷彿就是對今天的我們説的。如今，我們在技術物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們不僅需要學習中國的古代歷史，也需要學習世界的古代歷史——這與史學專業的事情無關，而是與保有文明危機意識相關：我們的史學專業更多關心技術物質進步，而非文明危機。與抵禦外敵時打仗一樣，學習歷史斷乎離不了地理知識和地圖——歷史是文明民族的生活經歷，由大大小小的事件彙集而成。任何事件的基本要素都是時間、地點和人物：何時、何地、什麼人做了什麼事。無論史書還是史學，都是文字描述，離了地圖，就無法直觀地呈現事件發生的地點乃至過程。這部由德國的古典學學者編制的《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以歷史地理學的方式來展現古代世界的政治和軍事史，並通過對歷史事件進行分層來展現古代世界的經濟、行政、宗教和文化領域的發展狀況。尤其難得的是，《地圖集》所附文字扼要闡釋了古代世界的文明含義及其被探索的過程，為我們學習古代世界歷史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我們組譯這部歷史地圖集並非為了古代世界史專業或古典學專業，更非因為如地圖集的編者所説，“隨着全球化的到來，世界似乎正在變成真正的地球村”。事實上，即便世界正在變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也未必有多少人會生髮“研習世界上曾經存在的古代文明”的願望。我們組譯這部歷史地圖集，僅僅為了讓所有願意“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無聊”的中國年輕人懂得：近兩百年來，中國所遭遇的“征服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怎麼來的。
這部歷史地圖集演示了宏大的古代世界歷史，時間跨度上起公元前3千紀（古代近東）、下至公元15世紀拜占庭帝國覆亡，尤其聚焦於古典時期東西文明之間的交往。編者宣稱“以冷靜、公正的態度回顧人類歷史……不再侷限於地中海世界的希臘、羅馬文明”，而是涵蓋古代近東地區諸多文明，關注的主題也更加寬泛。儘管如此，這部歷史地圖集並沒有涵蓋古代遠東文明。對中國和印度古代文明隻字不提，能夠擅用“世界”這個語詞嗎？
四
這部歷史地圖集的編者們的“世界史”觀念將整個遠東地區的古代文明排除在外，我們禁不住馬上要給他們扣上一頂“歐洲中心論”的帽子。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史稱現代史學奠基人的蘭克（1795-1886）在85歲那年（1880）開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史》，已經將遠東古代文明排除在他的“世界史”觀念之外。在蘭克看來，“世界歷史”不是自然史，而是政治史——相互爭鬥才使得民族或國家走出自然狀態，形成文明意識。因此，“世界歷史”這個概念指的是文明國家之間相互鬥爭的歷史，或者説，各個不同文明國家之間的相互爭鬥才形成了世界歷史。蘭克把中國和印度古代文明排除在“世界歷史”之外的理由是：只有在古代的近東和地中海周邊才出現了諸文明國家（或稱為“大國”）之間的激烈拼搏。[14]相比之下，古代的遠東地區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激烈的“大國”衝突。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文明古國在發展出“被視為人類所有文明發展之源”的政制之後，就“靜止不變”了。[15] 布克哈特儘管不贊同自己的老師蘭克的“大國”衝突論，他的世界史觀察同樣把中國和印度等古老“文明民族”排除在世界歷史之外，其理由與蘭克如出一轍：
環地中海和遠至波斯灣的各民族實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存在，是最優秀的活躍人羣。在羅馬帝國中，這一存在果然達成了一種統一。只在這裏，精神的各個前提才得以實現；只在這裏，發展才佔優勢，沒有絕對的衰落，而只有變遷。
在與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後，在又一個1500年或2000年之後，這一活躍的人羣重新脱穎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將徹底打開亞洲。還有多久，一切消極的存在都將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種抵抗、屈服、滅亡。埃及人、巴比倫人、腓尼基人，那時已為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礎。不但通過跳躍和對立面的激發，也通過緩慢的發展，我們在精神上與他們聯繫在一起。能夠從屬於這一活躍的人羣，實乃幸甚。（《歷史講稿》，頁2）
無論蘭克還是布克哈特，其“世界歷史”觀的基礎都來自古希臘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學：“自然界的歷史告訴我們，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驚肉跳的鬥爭，而這種鬥爭也延伸到人類的生活和歷史中”；因此，“生命只能在運動過程中孕育，不管這種運動有多麼痛苦”（《歷史講稿》，頁247、248）。“運動”是修昔底德政治史學的關鍵概念，與蘭克一樣，布克哈特理解“世界歷史”的立足點是現代歐洲所經歷的劇烈“歷史運動”，而他們僅僅在古代的地中海周邊世界才見到過類似的“歷史運動”。因此蘭克説，歷史中的“普遍聯繫”是“世界性的國際關係”，這種關係體現為歐洲各王國之間的殊死搏鬥（《秘密》，頁328）。
對我們來説，“民族國家”是個現代概念，對於蘭克或布克哈特這樣的世界史家來説，則會是個古代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看待地球遠東地區的歷史毫無意義，畢竟，在遠東的古代，並沒有出現文明國家之間的衝突，長期存在的僅僅是定居的“文明”政治體與遊居的“野蠻”政治體的衝突。與現代中國遭遇源自歐洲的世界歷史“運動”相比，古代中國被元人和清人征服真算不上征服。20世紀的西方史學大師布羅代爾在給整個歐洲的中學生寫的世界史教科書中還説：“遠東那些偉大的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遇到的麻煩，主要是“其疆域內蒙昧原始的地區”。當然，“來自廣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對中國來説在其西部和北部，對印度來説是在其北部和西部）”各遊牧民族的覆亡威脅具有天罰般的力量。但是，這些民族儘管“兇猛、殘酷、富有亡命徒精神”，“對我們現在的文明研究”並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他們令人難以置信的劫掠無疑延遲了與他們毗鄰的那些大型文明的發展”。[16]
如今的中國知識人喜歡自豪地説：縱觀整個世界歷史，唯有中國文明政制在數千年的時間顛沛中不絕若線，無論種族還是政體更不用説語文，從未遭遇過徹底覆亡。然而，早在18世紀，西方的啓蒙思想家們就對這種自豪感表示過輕蔑，並對中國文明的歷史延續性給出過“合理解釋”：古代中國的文明政制能夠長期存在，不過是因為沒有遭遇過強壯的文明大國的攻擊。休謨的説法還算比較客氣：
雖然中國政府是純粹君主制，但確切地説，它不是絕對專制。這是由於中國有如下特點：除了韃靼人之外它沒有什麼鄰國；對韃靼人，中國由於建造了萬里長城，還由於人口極多，某種程度上還是有安全保證，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17]
康德的説法就不那麼客氣了——他在談到戰爭是“文化”的推動力時説：
只要看看中國：它按照自己的位置也許必須一度擔心一場出乎意料的侵襲，但卻無須擔心任何強大的敵人，且因此自由的一切痕跡在那裏都被滅絕。所以，在人類目前尚處的文化階段上，戰爭是使文化繼續進展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唯有在一種文化完成（誰知道什麼時候）之後，一種持久的和平才會對我們有益，而且也唯有通過那種文化才有可能。（《人類歷史揣測的開端》，前揭，頁124）
康德在這裏所説的“文化”就是布克哈特的時代已經成為世界歷史趨勢的現代自由民主文化——如今我們追慕的“全球化”。即便布克哈特也自豪地在歷史課上説：
無論我們為之喜悦或悲哀，有一件事情是我們無需期盼而只能作為現實而遭遇的，即歐洲作為多種生活的一個古老和嶄新的中心，作為產生了最為豐富的形態的地方，作為融入這麼一個整體的所有對立面的家園，一切知識見解都在這裏發出聲音，得到表達。
這就是歐洲：在豐碑、圖畫和言辭中，在制度、政黨直至在個人中，所有力量的自我表達；所有方面和向度上充實的精神生活；精神為留下關於它所經驗到的一切事物的知識而奮鬥，不去默默服從各種世界君主制和神權政治，就像東方因其一元化君主制而做的那樣。（《歷史講稿》，頁179）
遊牧民族入侵併入主中國並沒有中斷中國文明，而是讓自己融入了中國文明政制。清人僅僅在如下意義上“延遲了”中國文明的發展：未能即時地有效應對西方民族為了實現自由民主文化而發動的東征。在康德式的“文化”戰爭的衝擊下，中國第一次遭遇強壯的文明民族的攻擊——中國雖然還沒有覆亡，知識人的文明意識已然覆亡。
五
無論如何，這部《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的編者們把中國的古代歷史排除在之外，並非沒有他們的理由，我們沒必要感到自己的文明情感受到傷害。相反，我們倒是應該深入認識他們歐洲人所理解的“古代世界歷史”。宋人趙汝適的《諸蕃志》雖然記載外國達58國之多，有中國最早的“世界”地理書之稱，必須承認，我國古人的確沒有經歷過慘烈得你死我活的 國際性文明政制衝突。納蘭容若有一首出塞詞蝶戀花，其曰：
今古河山無定數。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涼誰可語？西風吹老丹楓樹。
幽怨從前何處訴。鐵馬金戈，青冢黃昏路。一往情深深幾許，深山夕照深秋雨。
納蘭容若（1655 -1685）飽讀過中國典籍，才獲得如此“情深而文明”的感覺。中國文明的偉大教化力量的確在於，納蘭容若出塞後也會覺得“滿目荒涼”，並用極佳的中文修養來表達自己的“荒涼”感——雖然他的祖籍就在這“滿目荒涼”之地。納蘭容若的祖上做了中國皇帝，整個皇族卻服膺華夏文明。如果納蘭容若出塞後往西去，穿過中亞，進入後來大英帝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麥金德（1861-1947）所界定的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大低地”地區，他會看到什麼呢？他會看到，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宗教內戰演變而來的一場歷時30年的歐洲國際性戰爭剛剛結束，處處滿目蒼夷。[18]一百年後，德意志詩人、史學家席勒（1759－1805）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出版的《三十年戰爭史》（1791）中還説：由於這場戰爭慘烈得史無前例，詩人要閉上嘴，史家要閉上眼睛。[19]
納蘭若容主持編纂了《通志堂經解》，熟悉華夏文明的歷史。但是，由於缺乏歐洲的“古代世界歷史”知識，即便他看到德意志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慘烈場景，他也不會明白，這場戰爭標誌着史無前例的世界歷史“運動”正在形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雖然確立了歐洲國際關係中的國家領土、主權與獨立等原則，卻拉開了歐洲土地上更為持久、更為慘烈的國際間戰爭的歷史帷幕。隨後，基於“自然狀態”和“自然權利”論的民主理論在歐洲連綿不斷的內戰和國際間的戰爭中長足發展，並終於迎來了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由一場內亂躍升為普世“民主理想”的化身，隨後的拿破崙果然採用康德所説的“戰爭”這一“不可或缺的手段”來實現普世的“民主文化”理想。[20]“拿破崙從西班牙到俄國的戰爭讓每個人都知道，革命不僅僅是法國憲政改革的問題”，更是“民主理想”的國際化問題——華盛頓在1798年已經寫信告訴拉法葉：自由民主的種子“將會一步步長遍全球”，“美利堅合眾國將成為所有國家的立法者”。[21]長達16年的拿破崙戰爭（1799-1815）雖敗猶榮，1815年的“神聖同盟”條約不過“一紙崇高的廢話”，從國際法角度來看則是一紙空文。拿破崙戰爭之後的一百年內（1815年到1914年），由“普遍民主”理想所驅動的戰爭迅速擴大為今天的世界性戰爭，“普遍民主”的歐洲式“運動”一步一個腳印吞噬世界歷史中所有文明民族的“今古河山”。如沃格林所看到的，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到1944年的《雅爾塔協議》，無數的和約僅僅證明：人們絕不應該相信，這個世界憑靠一份國際條約就“可以免除困苦和恐懼”。[22]
納蘭若容這樣的皇族精英如果在其有生之年知道一點兒世界歷史地理的政治知識，帝國的命運説不定會有所不同。可是，説到歷史地理學，我們又難免有歷史自豪感。據説，《漢書•地理志》中的下面這段話表明我國早就有了歷史地理學：“漢興，因秦制，……至漢武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採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然而，由於古代中國從未遭遇過希波戰爭或英法百年戰爭那樣的文明衝突，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歷來主要關注疆域內部的行政沿革，而非像西方的歷史地理學那樣被迫關注世界性的文明政治衝突。晚清時期大量引介西方地理學以來，我國的歷史地理學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仍然沒有脱離所謂“沿革地理學”的習慣。[23]我們的孩子在名牌幼兒園長大，不可能養成在鎮上長大的孩子那樣的生存感覺——鎮上到處是陌生人，且隨時可能出現各色品性的團伙或盲流。英格蘭經歷過數百年與法蘭西衝突的歷史，麥金德在這樣的國土上長大，其歷史地理學的視野和關注不可能僅僅在於英格蘭王國的歷史沿革。在他眼裏，古代中國雖治理良好，卻長期處於“呆滯狀態”，不值一提——我們沒有理由為此生氣。[24]
依據歐洲傳統的“古代世界歷史”經驗，蘭克在拿破崙戰爭之後發表的《諸大國》（1833）一文提出，世界的歷史“運動”總是呈現為：大國可能淪為小國，小國可能崛起為大國。17世紀末，“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俄國——開始捲入歐洲的歷史“運動”，或者説進入了蘭克意義上的“世界歷史”。俄國要崛起為“大國”，不可避免會與既存“大國”展開較量。北歐的瑞典在三十年戰爭之後成為大國，俄羅斯崛起首先面臨瑞典的遏制。俄羅斯並非蘭克眼中的“歐洲民族”，但他相當讚賞彼得大帝（1672-1725，清康熙十一年-清雍正三年）帶領俄羅斯“以孜孜不倦如飢似渴的學習天性的全部激情”吸納西方文明的“種種進步”要素，然後與“歐洲民族”殊死較量。彼得大帝明白自己國家的文明目的是建立“希臘-斯拉夫原則”，瑞典國王查理十二卻不清楚“自己國家的真正利益在哪裏”，結果使得瑞典王國在與俄國的拼搏中遭受重挫，從大國地位上“被拉了下來”，淪為無足輕重的國家（《秘密》，頁176）。
具有文明抱負的國家之間的爭雄，首先比拼的是代表文明國家品格的卓越人物身上的政治德性。在《諸大國》一文中，蘭克給出的另一個史例是普魯士王國的國父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在蘭克看來，這位德意志的政治和軍事“天才”的思想紮根於“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祖國”。他的歷史事功讓在列強夾縫中生存的小小王國僅僅憑靠自己的力量成為“大國”，給德意志人帶來“自信”，使得近千年來散漫慣了的德意志人終於有了形成統一的文明政治單位的基礎。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詩人，且酷愛啓蒙哲學，在我們看來，他的詩人才華顯然沒法與毛澤東相提並論。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詩作同樣產生於與國家的敵人殊死較量的危難處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男子氣概的靈魂激盪”——如蘭克所説，越是生死存亡關頭，這種偉大的靈魂越顯出自己的道德力量。在“七年戰爭”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偉大的個人品格”體現得最為充分，即便知道這場戰爭僅有極小的把握打贏，他的道德上“堅忍不拔”的品格讓他義無反顧地面對不可避免的戰爭：自己生長的“土地”被敵人圍困、國家的“榮譽”被剝奪、祖國孤立無援，除了戰爭還能靠什麼讓自己的國家擺脱險境呢（《秘密》，頁181-183）。憑靠這場險勝的“七年戰爭”，弗里德里希二世讓德意志人以文明國家身份登上了歷史的“世界舞台”——正如憑靠極為艱難的朝鮮半島戰爭，毛澤東讓中國登上了歷史的“世界舞台”，進入了歐洲人認可的“世界歷史”……世界歷史地圖集從此增添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頁，儘管在我們自己編制的歷史地圖集裏，這一頁迄今尚未得到足以與其歷史意義相匹配的版面尺度。[25]
六
康德以為，實現了自由民主“文化”就會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但要實現這種“文化”還得憑靠戰爭。因為，戰爭才會迫使“國家元首們”“看到共同體的各階層為了相互促進自己的富裕而緊密結合起來”。[26]與此相反，同樣信奉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政治學家麥金德卻相信，“民主的理想”必然開放地球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的所有國家產生追求富裕的慾望。由於世界上的自然地理資源並未平等分配，“平等”的權利訴求必然導致新的世界性國際衝突。麥金德非常憂慮：由於長期灌輸“民主的理想”，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在考慮問題時僅僅從個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出發，不知道還有“從國家戰略上思考”這回事。其結果是，在西方民主國家，“自由的各種理想已經成了普通公民的固執偏見”，國民僅關心“個人的種種權利”，不懂得“維持我們的自由的安全”必須憑靠國家及其組織能力。[27]
麥金德的擔憂同樣基於“歐洲民族”所具有的“古代世界”的歷史經驗。雖然與德國人蘭克和瑞士人布克哈特是完全不同的學者，麥金德卻與他們一樣相信：唯有地中海地區和歐洲種族的歷史才算得上世界歷史，“因為，使希臘和羅馬的繼承者統治整個世界的那些觀念來自這些種族之間”。[28]布克哈特在大學開設“歷史研究導論”課，出於與後來的麥金德同樣的憂慮。他已經看到，西方的國家觀念和文化觀念“出現了重大危機”：自由民主理論家們不斷要求國家隨時按民眾的情緒來調整自己，公民對國家權力的認可程度已經降到極點。與此同時，這些人又要求國家必須完成他們定期交付給它的保障公民富裕和安全的義務。競相角逐的黨派各自要求國家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在國家應該做什麼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國家本身變得無所適從（《沉思》，頁126-127）。
在布克哈特看來，康德所憧憬的自由民主“文化”前景實質上是歐洲文明的徹底淪落。因為，這種“文化”要求國家乃至文化本身充當市民趣味的外衣，而基督教歐洲的市民已經被教育成唯利是圖的人民，由民眾主導的文化必然是流俗文化。自由民主理論家們宣稱能夠通過普及教育把所有市民造就成“不同尋常地重要的個體”，實際上“只能以拔苗助長的方式培養平庸之輩”。就文化的品質而言，自由民主“文化”的所謂“進步”其實是“退步”，因為，現代生活“只不過是一種生意，現代之前的生活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存”——布克哈特一再提到，美國就是這種“沒有歷史文化根基”的“生意”國家的代表。歐洲的民主思想家從所謂自然狀態出發探究國家的起源和性質，無異於廢除歐洲文明的歷史傳統，向壁“虛構”出一種普遍的國家形式。美國就是按照這種“虛構”出來的國家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野蠻人和現代美國的文明人毫無歷史意識”。[29]倘若如此，令人費解的是，當今的中國把模仿美國作為自己的文明目的，怎麼就成了偉大的“文化復興”？
布克哈特在“歷史研究導論”課上説：“強者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弱者身上的權力，構成了世界歷史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問題在於，弱者並不意味着文化的高貴品質很低，強者就意味着文明的高貴。恰恰相反，一個比較低級的“野蠻”文化佔上風，並憑靠自己的強勢使用種種權力的情形，在歷史上並不少見。蒙古人的入侵和擴張就是如此，“亞洲似乎一直未能從兩次蒙古人的統治下所遭受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羅馬人“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開始征服東方和西方，並且以血流成河的代價完成了擴張活動”，這是另一種強者支配弱者的行為，其目的是創造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並通過這個文化讓一個新的世界性宗教傳播開來。“後來，這兩個元素傳給了捲入民族遷徙中的野蠻的日耳曼人，並且最終成為新的歐洲的黏合劑”。相比之下，現代西方人用強權讓低俗的民主文化在全世界傳播開來，就是對世界的文明歷史犯下了可怕的罪惡。[30]
出於一往情深的文明意識的深切憂慮，布克哈特在開設“歷史研究導論”課的同時，也開設了“古希臘文化史”課程。他充滿絕望地期許，“只要我們當前的西方文化一息尚存，我們就將通過吸收形形色色的過去事物來內在地豐富自己，並把早先世界各個時期精神的狀況和變化看作對我們自身精神意識的巨大促進”（《歷史講稿》，頁72-73）。對於我們來説，布克哈特對古代世界歷史所作的如下觀察則應該被“看作對我們自身精神意識的巨大促進”：
有些民族靜止不前，他們幾百年保持同一個整體的形象。在外人看來，他們好像對自己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滿足。（《沉思》，頁248）
在布克哈特眼裏，古代中國就是這樣的民族……古代歐洲民族的品質是怎樣的呢？
他們需要時不時地把自己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全部力量，通過劇烈的運動釋放出去。這些劇烈運動的作用是毀壞舊東西，為新東西開闢道路。在這些劇烈的運動中，除了偶爾感受到短暫的勝利喜悦之外，他們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用説長久幸福，因為那些勝利本身就是暫時的。他們層出不窮的力量源泉在於永不滿足，他們新邁出的步子還沒有站穩，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想邁出下一步。（同上，頁249）
布克哈特告訴西方的大學生們：詩人荷馬已經展示了西方民族的這種本能——《奧德賽》的結尾讓人看到，主人公所經歷的艱難險阻一個接着一個，他面臨着的考驗似乎沒有盡頭……（同上，頁248）。
我們早就知道：馬克思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課則讓我們知道，西方人從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世界的歷史中看到，“西方的生活就是鬥爭”（《歷史講稿》，頁187）。倘若如此，我們就不應該自欺欺人地相信：有自己的古代歷史經驗的西方人會相信中國人自古以來主張的“和為貴”。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放下自己的歷史自豪感，認真閲讀西方古典學家們把古代中國排除在外的《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否則，輪到美籍華人寫納蘭若容那樣的出塞詞的時代，一定不會太遠。
2016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1]布克哈特，《世界歷史沉思錄》，金壽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4-15（以下簡稱《沉思》，並隨文注頁碼）。
[2]布克哈特，《歷史講稿》，劉北成、劉研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75（以下隨文注頁碼）。
[3]布克哈特，《沉思》，前揭，頁8-9，11-12，14。
[4]尼采與布克哈特的關係，參見Alfred von Martin，Nietzsche und Burckhardt，增訂第二版，München，1942，頁11-18；亦參Edgar Salin，Jacob Burckhardt und Nietsche，Basel，1938。穆瑞，“《古希臘文化史》英譯本序言”，見布克哈特，《希臘人和希臘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王大慶譯，頁21-30。
[5]關於這部《普遍歷史》的編寫和出版過程，見Guido Abbattista，“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1736–1765）”，刊於Publishing History，17（1985），頁5-49，編撰緣起見頁8-9。
[6]參見Daniel Woolf，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England，2003，頁284-285。
[7]參見沃格林，《危機與人的啓示》，劉景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135。
[8]參見Ronald. L. Meek編/譯，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 Press，1973 / 2010，頁73-75。杜爾哥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唐日松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刊佈於1766年，十年後，亞當•斯密出版了《探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中譯本：《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1996）。
[9]康德在1786年發表的《人類歷史揣測的開端》一文對這種四階段論有簡厄精煉的描述，見《康德全集》卷八，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21-123。
[10]參見巴勒克夫拉主編，《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毛昭晰、劉家和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5，頁34-39；亦參吳於廑主編，《大學世界歷史地圖：從地圖看世界歷史行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97。
[11]中譯本見伏爾泰，《風俗論》，三卷，梁守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12]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劉立羣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13]布克哈特，《歷史講稿》，前揭，頁1，6-7，83，187。
[14]參見蘭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約爾旦/呂森編，楊培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3-14。
[15]蘭克，《世界歷史的秘密》，易蘭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334-335（以下簡稱《秘密》，並隨文注頁碼）。
[16]布羅代爾，《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常紹民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頁201-202。
[17]休謨，《人性的高貴與卑劣》，楊適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頁47。
[18]戰爭期間（1629年），31歲的霍布斯出版了《伯羅奔半島戰爭志》英譯本。
[19]席勒，《三十年戰爭史》，沈國琴、丁建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亦參R. G.. Asch，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48，London，1997。
[20]杜爾哥的學生孔多塞在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中按啓蒙哲學的文明史四階段論勾勒出歷史精神的進步綱要，參見孔多塞，《人類精神歷史進步史表綱要》，何兆武、何冰譯，1973 / 2010，頁3-4，13-22。
[21]沃格林，《危機和人的啓示》，前揭，頁207。
[22]沃格林，同上，頁214-215。關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和約”，參見Fled L. Israel編，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 1648-1967，四卷，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67。
[23]參見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商務印書館在1904引進日人小川銀次郎編制的《東洋歷史地圖》和《西洋歷史地圖》，作為最新中等教科書（張元濟校訂）。《西洋歷史地圖》共20幅38圖，從古代迄至近世，“凡歐洲歷史變遷沿革有大關係者，皆有圖以明之”。參見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405。
[24]參見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武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頁20。
[25]在吳於廑主編的《大學世界歷史地圖》（前揭，頁63）和張芝聯、劉學榮主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頁164）中，朝鮮戰爭都僅佔半頁，尚未獲得單獨篇幅（另參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中國戰爭史地圖集》，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頁367-376）。
[26]康德，《人類歷史揣測的開端》，前揭，頁124。
[27]參見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前揭，頁24-25，31-33，151-154。
[28]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慰、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010，頁51。
[29]布克哈特，《沉思》，頁57-62；《歷史講稿》，頁3。
[30]布克哈特，《沉思》，頁25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