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土耳其“例行”軍事政變 這次有何不同？

又雙叒叕政變了？

7月13日，法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發表聲明，取消原定在（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爾和伊茲密爾舉行的7月14日（法國）國慶招待會，同時，法國關閉了安卡拉大使館和伊斯坦布爾總領館，理由是安全問題。

作為有數百年中東經驗的老牌殖民者，法國的嗅覺一向靈敏。法國關閉大使館之後的第二個晚上，土耳其軍隊發起了政變，坦克開上街頭，戰鬥機在首都上空巡航，伊斯坦布爾跨海大橋被封鎖，廣播電台出現了士兵的身影。但從新聞照片來看，土耳其人並不顯得特別驚慌，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相當淡定，對他們而言，這不過是每十幾年必然要上演一次的“例行”劇情。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都發生過成功的軍事政變，2003年政府則挫敗了軍隊推翻政府的密謀，為此在2010年後一次性判處數百名軍官有罪，完全清洗了高級軍官團。

這一夜雙方激烈交火，目前看來埃爾多安政府正在逐漸恢復對局勢的控制，第六次政變恐怕要和第五次一樣夭折。

拋開那些只能算是分贓團伙的非洲小國政權，土耳其這個政變頻率在大中型國家（土耳其被列入“G20”國家）中算是非常高的，56年政變6次，僅次於80多年奪權20次的泰國軍隊。為何土耳其軍方如此喜歡干政？為何21世紀的多次政變均未能成功？這要從二戰後土耳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説起。

紅與黑的時代

二戰前，凱末爾及後繼者控制的土耳其政府非常親蘇聯，1934年還在蘇聯援助下實施了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規劃（比中國早了19年）。但二戰中，土耳其一度以為德國將勝利，又撿起了歷史上的親德傳統，和蘇聯翻臉，向納粹提供大批軍事物資。二戰後，美蘇對抗，土耳其別無選擇，只能倒向美國，在1952年成為第一個加入北約的亞洲國家。在經濟上，土耳其也順理成章地選擇了面向西方吸引外資，實施經濟自由化政策，不斷推進一波波的私有化。

雖然在獨立時放棄了大多數奧斯曼帝國的領地，但土耳其依然是一個近80萬平方公里的國家，相當於中國的東三省之和，自古以來就有明顯的地域差異，西部地跨歐亞，是面向海洋的工商業地區，東部則是傳統農牧業地區，西北部的工業企業一度佔全國的90%以上。在激烈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之下，階級差異和地域差異進一步擴大，導致整個國家日益分裂。

總的來説，軍方接受西方援助，自身也佔有眾多的工商業企業，和西部工商業地區和中產市民的利益比較相近，贊同凱末爾推進的現代化和世俗化進程。但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地域差異不斷加深，經濟波動越來越大。據統計，佔總人口20%的富裕階層在國民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1987年為49.9%，1994年上升為54.9%。相比之下，佔總人口20%的貧困階層在國民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1987年為5.2%，1994年下降為4.9%。

在經濟下行週期中，窮人不僅僅發現自己（相對）越來越窮，非常容易破產，還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資本主義以消費文化來定義人的價值，窮人當然就沒價值。

經濟上的貧窮和精神上的淪喪結合，中東部地區的窮人和西部的城市貧民都迫切需要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自凱末爾獨裁以來被打壓的伊斯蘭教乘勢而起，而且通過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擴大了影響力。清真寺不再僅僅是一個聚斂錢財，操縱司法的地方，反而開始為基層羣眾提供一定的福利、娛樂，當然也趁機控制這些被現代化拋棄的民眾，擴大宗教影響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蘭黨派繁榮黨，另一個名字就是“福利黨”。

繁榮黨領導人曾經表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皆存在諸多嚴重弊端，是代表着剝削和壓迫的制度和秩序，繁榮黨的目標是建立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伊斯蘭社會則是“公正的秩序”的典範。此外，繁榮黨反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給土耳其政府的新經濟政策，抨擊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特洛伊木馬，落後於先知時代的伊斯蘭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對以色列的立場，反對加入歐盟。

由於土耳其軍政府顯而易見的腐敗，繁榮（福利）黨對世俗政權的抨擊頗為有力，在軍政府的暴力優勢前也始終站得住腳。土耳其社會就像19世紀《紅與黑》時代的法國那樣，由軍隊和教會構成社會的兩大支柱。

埃爾多安來了

埃爾多安在大學期間加入了這個福利黨。1997年軍方政變成功，解散繁榮（福利）黨，埃爾多安和其他一些黨員重新組建了賢德黨（美德黨），更加強調用傳統的伊斯蘭道德來對抗資本主義的破壞性。

埃爾多安

從50年代到21世紀初，土耳其內部始終存在發展經濟和安撫內部矛盾的尖鋭衝突，控制大多數基層社區的伊斯蘭勢力屢屢插手世俗政治。但總的來説，現代化經濟不斷增長，以西部城市為根據地的軍方世俗派控制的資源越來越多。美國為了對抗蘇聯，避免土耳其軍隊加入反以色列聯盟，也往往為軍事政變提供外部支持。所以，從1960年到1997年，四次軍事政變都成功地扭轉了政局，阻止了宗教黨派上台，同時也保住了軍方自己的龐大利益。2001年，賢德黨再次被軍方強制解散。

這一年埃爾多安四十六歲，他痛定思痛，意識到了傳統伊斯蘭政治力量的問題——只強調獲取民眾支持，卻忽視了利用現代經濟的力量。以往的成就其實不是伊斯蘭勢力或的勝利，只意味着現代化進程的失敗。所以，繁榮（福利、賢德）黨在對抗軍方世俗化利益集團的過程中，始終處於是被動的守勢，無法真正掌握一個現代國家。2001年，埃爾多安在賢德黨的基礎上重新組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從黨名就能發現，埃爾多安從原有的政治立場上大幅轉向，企圖在安撫底層的宗教力量和促進現代經濟的工商業之間取平衡，打造一個伊斯蘭化的現代化國家。

為此，正發黨放棄了此前的抵制歐盟政策，不再和全部工商業者作對，而是在堅持經濟自由化的同時，提高在救濟、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領域的預算，緩和貧民生活壓力，調和經濟發展與底層民眾相對貧困的矛盾。簡單地説，正發黨放棄了極端的保守底層主義，轉而和新興的富裕階層結合。他計劃用保守力量掌握的基層力量穩定社會，創造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提高外國投資和本國資本的利潤率，再增加税收來獲取更多的底層支持。可以説這是對過去幾十年底層伊斯蘭運動的“修正”。

事實證明，在21世紀初的經濟繁榮週期中，這個“修正”策略頗為有效。2003年，正發黨和其他黨派聯合執政，埃爾多安出任總理，2007年和2011年又兩次勝選。到現在為止，埃爾多安和正發黨已經連續執政15年，土耳其政體也逐漸轉向強勢的總統制，埃爾多安從政府首腦變成了國家領袖。依託這一執政成果，2003年之後的多次軍事政變都被挫敗。

運去英雄不自由

然而，一旦經濟繁榮期結束，同時討好所有階層的政策很難持續下去。隨着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加深，土耳其這個產業水平不上不下的中等國家也隨之出現經濟減速，增長率從10%上下回落到2014年的2.9%，2015年的4%。在這種情況下，埃爾多安不肯放棄和新興資本家的聯盟，也不敢大幅削減給基層的福利，因為國家體量小還不敢放棄對西方的經濟改革承諾，自然只能對城市中間階層下刀。從2013年開始，城市中產和埃爾多安政府屢屢爆發大規模衝突，一度導致全國前十大城市一齊癱瘓。

與其同時，由於埃爾多安和資產階級緊密聯盟，正發黨迅速腐敗化，迅速向當年的軍政權靠攏，泛左翼也放棄了堅持和正發黨的聯盟，轉而自行發動底層運動。左翼底層力量不僅在選舉中不再是政府的支持者，部分極端力量還屢屢發動武裝對抗。2015年3月31日，土耳其共產黨武裝曾攻擊伊斯坦布爾司法機構，公開殺死了對左翼提起不公正訴訟的檢察官。埃爾多安發現，之前十幾年的左右逢源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左右為難。

本次軍方的政變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爆發的，軍方世俗化集團在蟄伏多年後意識到埃爾多安的政治虛弱性，冒險發動了新一輪政變。目前看來，政變可能失敗，但很明顯是21世紀最接近勝利的一次軍事政變。（修訂：埃爾多安又稱本次政變是極端伊斯蘭主義葛蘭運動發起的，如果這個説法沒錯，則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埃爾多安的“修正主義”破壞了從賢德黨繼承的政治資本）

總的來説，土耳其、台灣、泰國、埃及發生的一系列政局變動都有相似之處。以軍方利益集團和傳統執政集團為代表的一方（如土耳其軍政府、台灣國民黨、泰國軍隊、埃及軍政府）強調經濟發展，主張經濟自由化，對資本相對放縱；以宗教、傳統社區和底層運動為基礎的另一方（如土耳其宗教勢力、泰國他信勢力、埃及兄弟會、台灣民進黨）強調社會公正，主張限制資本，在一定程度上主張保護農民（貧民）利益，增加底層福利，為此不惜降低經濟速度乃至放棄社會現代化。

軍方和傳統執政集團雖然無恥，但擁有現代化力量；保守化運動雖然主動反智反生產力，客觀上卻能安撫資本主義的“棄民”，掌握底層，兩者的對抗很難迅速分出勝負。在民主政治下，後者往往會取得更高的支持率，入主政府。但前者更能創造經濟增長的條件（如建設核電站，為商業項目徵地），同時也為利益集團提供更多分肥機會。所以，要麼是每到經濟下行期就出現政權交替，要麼是軍方頻繁發動政變。無論哪一種結果都意味着社會動盪和經濟減速，製造更深的政治矛盾。

21世紀前期的埃爾多安暫時帶領土耳其跳出了這個死循環，但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埃爾多安中間偏保守的“修正主義”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經濟繁榮週期的結果。一旦經濟開始減速，全部有利條件都可能轉化為他腳下的地雷。眼下埃爾多安憑藉執政15年的慣性勉強控制了局勢。但如果世界經濟減速的大勢不變，各路反對派肯定還會發起新的一輪輪挑戰。到那時候，埃爾多安政權要麼崩盤，要麼就得放棄眼下的騎牆政策，迴歸傳統的極端伊斯蘭運動，用社會發展停滯的代價來維穩——畢竟今天攔住叛軍的主力是宗教力量動員起來的民眾。這土耳其很可能會像泰國、埃及那樣，回到兩派輪流奪權的死循環。

一堂公開課

寫到最後，忽然想起毛澤東主席在七十六年前評點過土耳其問題：

如果説，由於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還有過一個基馬爾（凱末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決不容許有一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

當年毛澤東主席明確説中國不做“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今天的政變直播秀能否給中國一點借鑑呢？仔細想想還真有——90年代新疆工商業就業人口下降，基層黨組織崩盤，此後清真寺成了很多基層社區唯一的娛樂和文化場所，即市場經濟拋出的邊緣人口是極端主義天然的土壤。與之類似，東北大下崗也導致了邪教氾濫和基督教的迅速擴張，在許多老工業社區，市民過年貼春聯的比例在21世紀初急速降低（部分地下教會不許，或要求貼基督教頌詞）。既然土耳其沒有通過騎牆政策解決這個矛盾，未來的中國也必須跳出原教旨資本主義和底層愚昧盲動的二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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