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默：達拉斯槍擊案之後，特朗普竟一反常態

進入六月之後，美國除了2016總統大選的兩黨角逐日趨白熱化之外，接連發生了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同性戀酒吧槍擊案，路易斯安那州與明尼蘇達州的警察擊斃黑人事件（此二事件與2014年時震動全美的密蘇里州弗格森事件性質類似），與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襲警事件。其中達拉斯襲警事件，是在一場聲援路、明兩州警察擊斃黑人事件受害者的“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平示威活動裏，一名叫約翰遜（Micah Xavier Johnson）的黑人槍手突然對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進行埋伏狙擊，最終致使五名警察遇害的不幸事件。

據美國警方和相關媒體的描述，槍手曾明確表示，自己是因為有黑人接連遭警員槍殺，對白人感到失望而犯案，“他要殺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 ”，事後，警方在槍手家中發現了製作炸彈的材料、步槍、子彈以及作戰日記。目前並無 任何證據證明約翰遜和“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之間存在實質性關聯，約翰遜聲稱自己是單獨行動，與任何組織無關，而“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領導人也公開譴責了槍擊事件。

達拉斯槍擊事件發生後，一名警察在醫院急診室外哭泣

奧蘭多槍擊案與達拉斯襲警事件至少有以下幾個相似點：1，事件都發生在美國南部的都會地區，都刷新紀錄，一為911事件以來美國本土最嚴重恐襲，一為911事件以來美國警察損傷最慘重的遇襲案；2，槍手都是有專業武裝訓練背景的人，所以殺傷力特別大；3，槍手都是少數族裔；4，槍手針對的都是特定人羣展開仇恨式犯罪，如奧蘭多槍擊案特別鎖定同性戀羣體，而達拉斯案則指向白人警察；5，槍手都是“獨狼式襲擊”，且採用了“開完槍就挪位置”（shoot and move）的快速攻擊策略，得以製造現場有多名槍手的假象；6，槍手的個人精神特質都被形容為高度不穩定，而卻都能掌握到具有強大殺傷力的軍火武器，行兇前後都有必死之心，這種“絕望的瘋子帶着厲害的武器”（crazy people with guns）的模式最是讓人擔憂；7，除了自然都有涉及槍支管制議題外，兩起事件都與整體的時空大背景和新聞熱點密切相關，如奧蘭多槍擊案涉及同性戀，反恐與移民議題，而達拉斯槍擊案則涉及警察暴力，族羣政治（racial politics）和退伍軍人安置問題等。

精神情況不穩定的嫌犯卻能很容易弄到大殺傷力的武器，並可以從容策劃針對特定人羣的襲擊，這樣的事態真可謂美國當代生活的夢魘。在此前的奧蘭多同性戀酒吧槍擊事件時，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曾經嘲笑限槍派説那個酒吧是要求無槍區（gun free zone）啊，但這樣根本對於行兇者無濟於事啊！而這次達拉斯襲警事件發生後，NRA或多或少有被打臉之感，因為NRA一向宣傳的邏輯是唯有好人有槍才能制約住壞人，而達拉斯襲警事件中有槍的不僅是好人，而且還是專業持槍的好人，卻還是被帶着武器的壞人用軍事作戰的技術狠狠地給坑了，反證NRA的邏輯根本也不怎麼靠譜。奧蘭多和達拉斯的槍手都被形容為精神不穩定，武裝經驗豐富，對極端意識形態有所涉獵，但同時在日常生活裏又似乎並非特別狂熱的人，如果大殺傷力武器很容易落到這類人手中，的確對社會公共安全是不可忽視的極大威脅。

而達拉斯襲警事件在槍支問題之外，還特別折射出美國種族極化現象的嚴重性。

此種種族極化現象，其極端的表現形式就是像約翰遜這種狂暴兇殘的殺人案（在本質上和當年三K黨虐殺黑人並無區別）。另一極端的表現形式則是：日常社會生活中黑人相較白人，往往更容易受到警方不公暴力對待，此點基本也是不爭的事實（最近哈佛一項新的研究認為警察在使用暴力上確是常有種族偏見，但是警察在執行射殺決定時則一般少有偏見）。而種族極化現象較常規，也相較更温和的表現形式就是，白人與非白人的投票模式可能日漸彼此對立，亦即，種族背景日漸成為決定投票行為的一個關鍵要素。甚且有學者預期：在未來，共和黨將成為一個以白人為主體的黨，而民主黨將成為一個由少數族裔佔主體的黨 （可參閲筆者文章）。

當然，話又説回來，美國本來就是以種族大熔爐的面貌著稱於世界，而美國當今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更是趨於多元化，白人定於一尊的位置本來就在日漸消減中，民主、共和兩黨的主流建制派都早已經充分意識到不斷吸納少數族裔進入本黨政治空間的極端重要性。本文想稍微在此談一談的，是達拉斯襲警事件後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的一些論調。

眾所周知，如今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不是共和黨主流建制派出身，其選戰中慣於打族羣派，信口開河，肆無忌憚，屢屢突破所謂政治正確性的底線，也由此激起了許多少數族裔人士的反感（參閲筆者文章）。

按照美國媒體披露的信息，在6月中，達拉斯有一場反特朗普的遊行運動，當時槍手約翰遜曾向組織者主動要求擔任安保人員，但是因為約翰遜表示希望能隨身攜帶武器，而最終被反特朗普活動的組織者婉言謝絕了他的參加。

達拉斯襲警事件發生後，特朗普選戰的弗吉尼亞州負責人科裏（Corey Stewart）在臉書表示他認為希拉里是鼓勵達拉斯事件發生的罪魁禍首，因為希拉里率先號召大家將警察們定義為“種族主義者”，“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有警察槍擊事件裏牽涉到少數族裔，希拉里就會嘗試將之定義為種族主義”，而這製造了少數族裔與警察間的對立，導致了襲擊警察的悲劇。但是特朗普選戰團隊的總發言人已經出來澄清，説科裏的言論並不能代表整個特朗普選戰的立場，而科裏所述內容也並非特朗普選戰團隊所能同意。老牌共和黨人，曾任眾議院議長的金裏奇（Newt Gingrich）現在已選擇與特朗普合流，他也在達拉斯槍擊事件後出來表態，説自己一方面能體認若身為一個黑人在美國可能會受到的各種人身安全威脅，並説白人們往往低估了這種潛在歧視與風險的嚴重程度；同時，金裏奇説自己另一方面認為當今美國人在生活中往往缺乏對執法部門人士足夠的尊敬，常常忽視了他們巨大的付出，金裏奇稱讚，從總體上講，美國執法部門仍是時刻奮鬥在拯救文明的第一線。

特朗普自己對達拉斯事態的表述是：“美國是一個極端分裂的國家，情形非常嚴峻且正在持續惡化，而媒體則正在努力淡化事態的嚴重性，而奧巴馬總統也在試圖輕描淡寫我們國家面臨的險惡分裂事實”。但是與此同時，特朗普近期較之以前各種過激的言論大有修正，逐漸在向共和黨建制派靠攏中，特朗普在達拉斯事件後明確説：他為在路易斯安那和明尼蘇達發生的黑人被警察槍殺事件感到哀傷，因為這證明許多美國人至今仍生活在基本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狀況下；同時他也為達拉斯遇襲警察感到悲痛，呼籲社會要重建法律與秩序，呼籲人民必須和執法部門團結一致，捍衞文明，共赴時艱。

特朗普的言論與民主、共和兩黨政要所談的並無本質分異。7月12日， 奧巴馬總統抵達達拉斯，參加槍擊事件哀悼儀式。他在致辭中宣稱，即使發生了這麼惡性的事件，他仍堅持認為，美國人彼此間其實並沒有看起來的那麼分裂。奧巴馬的這一陳述，可以呼應9年前他開啓自己競選之路時所援引林肯的話：“分裂之家不能持久” ，而同時也潛在地回擊特朗普前述的所謂奧巴馬治下“分裂”論。但奧巴馬談話主旨其實與特朗普相去不遠。

在氣氛凝重的哀悼儀式上，奧巴馬嘗試用一種比較中和的口吻論述他的主張，一方面，奧巴馬認為有些美國人試圖把和平的“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請願運動貶低為麻煩製造者或者受害妄想狂，把和平請願運動説成是反向的黑人對白人的種族主義又或者是政治正確性氾濫，都是不對的；另一方面，奧巴馬也直接批評“黑人命也是命”請願運動的參與者太快地譴責警察了，他直言：請願運動的參與者們大概也不會不知道，警察的工作環境是何等危險，但是他們卻假裝這層語境根本不存在。奧巴馬感慨道：有時候我們要求警方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我們要求自己做的則太少了。

居住在達拉斯的前總統小布什也參加了追悼儀式，他也談到：人們往往在説起與自己立場不同的團體時就要舉那些最惡劣的例子，而講到自己的立場時就淨説些最善的意圖，正是這樣的做法切斷了美國人彼此間的理解與共同目標的樹立。兩位前後任總統雖隸屬不同政黨，其致辭意旨卻頗為接近，並都與特朗普的表態接近。

是以這裏就顯示了一個深層次的現象，即特朗普並沒有對槍手曾經的反特朗普形象大做文章，更沒有把槍手與民主黨進行任何掛鈎。因為特朗普大概知道，就算他能找到一些可以稱之為蛛絲馬跡的資料進行勾連，他那樣的化“危機”為“攻擊”的敍事方式也是不會受到普通美國人喜歡的。在面對達拉斯襲警事件這類嚴峻事態時，美國社會一般都在呼籲團結。

另一個相關的線索是，當今美國黑人極端組織激增，雖絕非主流，仍值得社會重視與警惕。達拉斯槍手曾經在社交媒體上關注並稱贊過一個黑人民族主義團體，叫非裔美國人防禦同盟（African American Defense League），其領導人Mauricelm-Lei Millere在2014年就曾呼籲謀殺全美警察。而為了回應最近的路易斯安那州警察槍殺黑人事件，該組織曾公開“發佈消息鼓勵暴力對抗警察”。而在達拉斯槍擊事件發生前後，Mauricelm-Lei Millere在防禦同盟社交媒體賬户上公佈了一張其與克林頓前總統的舊照合影，並在旁寫道：“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在全國範圍對白人警員開殺戒了！” 這條隱晦但卻聳人聽聞的線索特朗普選戰團隊也並沒有用來做渲染和加工（不過需要注意該組織影響力似乎非常小，約翰遜是170多個在社交媒體上追隨該組織的人之一）。

特朗普言論迴歸正常，一個重要理由可能是相對理性的共和黨建制派和大的社會輿論環境促使他這樣做，另一個理由則可能是因為在2013年，美國最高法庭廢除了《投票權法》中一些關鍵要素。自那時以來，近20個州先後出台了新的嚴厲的投票者身份法律，可能將會超出比例地壓低黑人投票率，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戰略也許是儘可能擴大白人投票率，同時儘可能減少其他人種投票率。基於這種思維，特朗普實在沒必要拿達拉斯事件大做文章，將黑人選民進一步推向民主黨。

德州安格拉州立大學(Angel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亨特（Bruce Hunt）先生向筆者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為達拉斯槍擊事件會使得美國更加團結，就像2015年查爾斯頓槍擊案（指發生於2015年6月17日，在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的一起重大槍擊案，一名白人在當地的一座黑人教堂開槍，造成九人死亡）後美國變得更加團結一樣。在這兩起個案的餘波中，美國人都更加認識到，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克服黑暗的陰霾，而激起槍擊事件的激進因素，也絕對不是美國政治生活中合法的因由與意圖。

最後，我們固然不能太信那些拼接碎片信息織就而成的捕風捉影的陰謀論，但是民主黨方面似乎也有必要：1，進一步清晰區隔其與暴力化傾向之關聯（儘管實際上此種關聯的構建非常牽強附會），2，在強調信守個體價值與權利的同時不忘經營社區性與公共性的集體福祉，3，努力抵制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是即非的意識形態化傾向，繼續秉持多元共生理念，並注意和意識形態上立場過於激進，不願包容的組織之間保持一定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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