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政變之前，土耳其情報機構竟然沒有發出預警

土耳其15日發動軍事政變導致交火事件，伊斯坦布爾醫院目前已經收治超過150名傷者；有50多名發動政變的軍官也在伊斯坦布爾被逮捕。土耳其總理稱，目前已經掌控形勢，政變被挫敗。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也許會覺得此次土耳其政變“似曾相識”。確實在歷史上，土耳其軍隊多次干預土耳其國內政治進程。從1960年以來，土耳其已經發生至少6次軍事政變，其中包括4次成功政變和2次未遂政變。

埃爾多安

缺失的情報預警

任何軍事政變的策劃儘管再周密，但是往往會露出蛛絲馬跡。但是政變之前情報機構竟然沒有發出預警，以至於埃爾多安仍然安穩的在土耳其西南部的地中海度假地馬爾馬里斯休憩，可以看出土耳其政府對於政變諮詢的缺失。這當然得益於政變謀劃者的精心策劃，但是土耳其情報機構角色的缺失，也是最終導致此次政變發生的重要原因。

儘管軍事政變相較於其他形式的政治事件顯得較為獨特，但是對於情報機構來説，本身只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檢測和管控而已。如果我們聯繫到之前一年半時間裏土耳其國內的多次爆炸事件，就可以看出土耳其情報機構在多次恐怖襲擊（包括7月初的伊斯坦布爾阿塔圖克國際機場爆炸事件）中的角色缺失。

土耳其的情報機構和司法機構在2014年同埃爾多安的“對決”中被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徹底擊敗。埃爾多安藉此進一步“清洗”土耳其國內的司法和情報系統，因此當2015年下半年土耳其國內恐襲頻發之時，就有土耳其前情報高層發文，認為埃爾多安的“清洗”導致情報機構內部混亂，對於多次重大的恐襲事件無法及時偵測。

其實情報機構和司法機構，在受到政治干預之時，往往會經歷“政治正確”和“專業素質”之間的博弈。外來的政治壓力過強，受損的就一定是內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業績。在此情況下，包括近期的一系列恐襲和此次軍事政變在內，土耳其政府都沒有得到及時的預警。在危機出現之後，如果不是國內示威民眾以及各個國內外政治力量在關鍵時刻的力挺，恐怕埃爾多安無法度過此關。

並不團結的軍隊

任何軍事政變，很少能夠做到軍隊內部“高度統一”。從歷史上看，軍隊內部對於軍事政變往往存在多重分歧，因此也往往給政變成功與否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因素。軍隊是否能夠在短時間內採取一系列軍事行動，夯實權利並達成自己的目的成為了政變成功與否的關鍵。此次政變中，軍隊內部對於政變並不統一，大部分的高層軍事人員並未參與，少部分軍事人員發動的政變因此缺少足夠的後援支持。在最初的一系列行動造成恐慌效應後，無法繼續推進以夯實權利，因此當埃爾多安和政治盟友開始反擊的時候，政變的土崩瓦解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

任何軍事政變的背後，往往是當時政策劇烈搖擺之時。此次軍事政變背後的土耳其同樣在近期經歷着劇烈的政策變化。包括新總理耶爾德勒姆在內的人員更迭、土耳其高層結構正在經歷着在巨大的變化；此外在外交方面，土耳其開始放棄（或者逐漸放棄）過去一些年的“新奧斯曼主義”，開始逐步與周邊國家如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尋求關係正常化。此外國內頻發的恐怖主義襲擊也讓民眾不滿情緒升高，這些都為軍事政變發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但是土耳其軍事政變的發生也有一些非常不利的因素，比如如今在傳媒資訊發達的年代，軍事政變控制輿論和社會已經難度上升，過去那種單純控制電視台和廣播站的做法已經無法阻止信息在民眾中迅速傳播；此次軍事政變中參與人數較少，無法在土耳其國內形成壓倒性優勢，這也意味着政變需要大多數人物的跟進，而從這個方面看，政變策劃者無疑是失算了；最後土耳其軍隊高層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關係密切，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對於軍隊的“馴服”已經非常成功，軍隊內部高層將領幾乎都是與埃爾多安關係密切，而之前同埃爾多安關係不佳的軍隊高層將領都以“陰謀策劃政變”的罪名予以逮捕和審判。因此當前任何小規模的政變也都很難再得到高層軍官的支持。

變化的土耳其社會

正是由於歷史經驗，往往使人們會將今天的事件同歷史經驗進行簡單的比對，認為“軍隊動手，埃爾多安將完蛋”。然而，任何的政治事件，往往涉及複雜的歷史和社會現實，時過境遷之後，歷史經驗的參考價值必須結合特定的時代背景才能夠顯現。此次土耳其軍事政變，已近失去了曾有的背景和土壤。

在歷史上，土耳其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據着重要的作用。軍隊是現代土耳其政治和社會的典範。土耳其軍隊是國家世俗主義的捍衞者，也是現代土耳其國家的保衞者。每當土耳其國內出現任何的政治異動，在歷史上往往是土耳其軍隊快速出擊，以政變的形勢，“槍桿子壓迫筆桿子”，逼迫敵對政治力量束手就擒。

應當説，現代土耳其社會中，土耳其軍隊的作用很特殊。一個國家，當經濟基礎仍然是落後的傳統社會之時，一個雄心勃勃的上層建築，就必然會構築起一個強力的國家體系，將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引入自己的強力規劃之下。土耳其由過去曾經的伊斯蘭世界中心轉變為世俗主義國家，以“哈里發”世界觀轉變為“西方國家”世界觀，這需要土耳其軍隊的力量。

但是時過境遷，政治建構的進步極大的重塑了土耳其社會的形態。2002年之後，雖然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遭受諸多批評，但是無法回絕的是，“正義與發展黨”是按照民主程序規則一步步奪取和夯實政治權利的。民主政治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已經不能再接受軍事政變來打斷國內政治規則。因此當政變發生之後，大量的民眾遊行集會，而軍隊政變者攝於民眾力量和內心的道德，沒有向示威民眾開槍。埃爾多安也得以重回伊斯坦布爾，政變很快結束。

另一方面，科技的進步帶來諮詢傳播的發達。當軍事政變者仍然沿用“攻佔電視台”這樣的手段來複制過去的經驗以求“壟斷信息”，結果卻無法有效的組織民眾間的大規模自發動員。當美國、西方乃至土耳其國內其他重要政治人物都紛紛表態反對軍事政變時，軍事政變者也就成為了“孤家寡人”，失敗時刻也就此不遠。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政變後，很可能會意味着埃爾多安進一步的在軍隊進行大規模的“清洗”。一方面，埃爾多安關於政變者是“恐怖分子”的表態，同之前對於“葛蘭運動”的表態相似，因此可以被視作是將對軍隊進行“清洗”的一個訊號；另一方面，任何政變往往會成為“被政變”一方的藉口，藉此加強權力和控制軍隊。埃爾多安應該不會放過這一機會。

驚魂未定的埃爾多安和疾風驟雨後的土耳其，在經歷了一個難忘的“政變之夜”後，應該反思當下的內政外交政策。政變歸於平靜，還有恐怖主義威脅、經濟發展乏力、社會分歧加大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面對。軍事政變，僅僅是當下土耳其面臨諸多問題的一個縮影和體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