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趙薇事件過後，大V和官員可以有什麼心得？
【最近發生的兩起事件，讓人對新媒體的未來展開想象。一件是土耳其政變，總理埃爾多安通過facetime號召民眾上街，這讓有些人又想起了阿拉伯之春和推特革命。另一件是趙薇引起的商業刪帖事件，在幾波發展之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新媒體生態。觀察者網採訪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沈逸，就這一話題進行分析。】
觀察者網：我們先從土耳其政變開始談。政變發生後，埃爾多安用facetime號召大家上街，有些人因此聯想到“阿拉伯之春”中的推特革命，認為是新媒體在革命中的又一次運用，您怎麼看？
**沈逸：**我是覺得把埃爾多安這個事扯到新媒體上去，就是瞎扯。這跟新媒體沒有任何關係。那篇把這件事解讀為“新媒體運用”的文章，有點過度解讀了。這個過度解讀表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在土耳其政變中，動員民眾的工作是通過清真寺來完成的。埃爾多安用facetime給CNN的土耳其頻道打電話，最多就是一個視頻會議，怎麼還能扯到新媒體頭上？
第二個，我們現在回過頭看，阿拉伯之春中和“推特革命”有關的只有伊朗那一場。其他幾個國家，比如説突尼斯和埃及發生的，都是軍事政變。突尼斯的領導人可不是因為什麼小販自焚，人民上街了，然後才走了。而是突尼斯軍隊封鎖了機場、碼頭，只留給本阿里一架飛機，他只好走了。這是一場街頭革命掩護下的軍事政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之前，同樣處於被陸軍司令部扣留的狀態。
推特充其量起到新媒體工具的作用，也就是突發事件發生後把大家串聯起來，上街示威遊行就結束了。它就是個組織動員的工具，真正導致革命發生的，是社會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力量。是軍方的、或者説有組織的力量。“推特革命”是對於新媒體力量的誇張解讀，它把上層的鬥爭、包括軍人對政治的鬥爭給簡單化了。
觀察者網：大概是“推特革命”的概念挺理想化的，一直被人提及。
**沈逸：**你去看“推特革命”在谷歌上的熱搜頻率，它在“伊朗革命”和“茉莉花革命”時，熱過一陣，以後就消失了。就連“推特革命”的始作俑者——美國國務院也不怎麼提。反而在中國國內，這個詞的引用頻率比較高。是典型的牆內開花牆外香。説這話的，往往是一批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教育比較深的人。“推特革命”提供了一個很大的想象空間，一種符合自由主義審美邏輯的想象。也就是，隨着新媒體的發展，可以把暴政給幹掉。中國的一些學者，把“推特革命”當一個模式，套用現實，或者説從現實上挖一塊下來解讀為“推特革命”。
觀察者網：您認為今後社交媒體或者説新媒體，會不會在政治事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沈逸：**社交媒體作為一個動員工具的價值永遠是存在的，但是作為一個工具，它是中性的。所謂中性是説，你不要以為它只能用來把政府幹掉，政府也可以用它來團結和動員民眾。新媒體就是一個“能力競賽”，只有那些不會使用它的人會被淘汰。
都説互聯網有天然的反權威屬性，那麼誰是權威呢？不一定是政府。有的人用互聯網反掉了政府，自己變成了新的權威，於是在下一輪互聯網高潮來臨的時候，他成了被反的對象。比如大V用互聯網來反政府的權威，他們成了新的權威。大V很享受這一點，以為自己可以永葆權威，但是他們沒想到上了互聯網這趟車，也會輪到他們被反。趙薇這個事情不就是各種反權威嗎？
觀察者網：您怎麼看這次趙薇事件？
**沈逸：**趙薇這個事情是分幾波的。第一波是説趙薇不好的，第二波是繼續説趙薇不好的。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差別，第一波是有明確的證據的，比如説她用了戴立忍，比如説有理由懷疑資本對於網絡發佈進行商業化刪帖操作。到了第二波就扯淡了，説趙薇和什麼共濟會有關。然後第三波是什麼？第三波就是用“共濟會這事不靠譜”為趙薇洗白。第四波，利用網上流傳的共濟會不靠譜證據，説主張愛國、反趙薇的都是一些無腦腦殘青年。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在網上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場活的輿論戰。這場輿論戰跟以往不同的是，大家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有一方使用了反宣傳的技巧。什麼叫反宣傳？有一個叫立白的直播主持人，他平時不是一個愛國的人。突然之間他標榜起自己愛國了，用非常噁心的方式，讓大家討厭愛國本身。這就叫“反宣傳”，用冷戰時期的術語來説，叫“黑色宣傳”。
通俗點説，敗壞一個人的名譽有兩種方式，第一個我直接出來説你不好，第二個是我假冒你的名義做很多事情，抹黑你的名聲。説得更直白一點，抗日劇《敵後武工隊》裏日本對付敵後武工隊的辦法是什麼？就是搞一個假的敵後武工隊，冒名去做一些損害他名譽的事情，來割裂民眾和游擊隊之間的聯繫。
在這個過程當中，注意不要使用“陰謀”這個詞，這是共謀和配合。沒法證明也沒有必要證明，第四波就是故意用共濟會攻擊趙薇的人，第三波人的攻擊方式為那些想為趙薇洗地的人提供了靶子和幫手。
第三波用“共濟會這事不靠譜”為趙薇洗白
觀察者網：要怎麼應對這種“反串黑”？
**沈逸：**在趙薇事件過程當中凸顯了幾件事情。
第一，我們政府的能力不足，沒有發展出一套機制。
從這次事情看，政府是時候對商業刪帖行為進行規範化處理了。美國政府也會要求谷歌刪帖，但是每次提出刪帖的要求，法院都要判決。要刪東西可以，要告知理由。“他人身攻擊了”，“他涉及法輪功違法邪教宣傳”，那就應該刪掉。被刪可以進行申訴，你説“我這不是邪教宣傳”，然後有一個程序來判斷這是或者不是。如果是就去刪，如果不是就把它放出來。
第二個，我們政府部門必須要出來説：“沒錯，這件事情證明政府的政策創新能力面臨巨大挑戰，我們是要改的。”網絡內容管理終究也是要規範化的。現在很多問題和爭議在於政府不作為、亂作為，或者作為的創新不夠。
從整個中國新媒體發展歷程來看，趙薇事件可能在不經意中會成為一個標杆。如果監管部門足夠敏鋭的話，應該以此為契機，來推動一輪監管政策的創新和改變。但無論是否做出這個重大變革，有一點是已經證明的，就是中國民眾或者説大陸民眾在刪帖問題上，態度、看法已經發生顯著變化。
新媒體發展的這些年中，一些商業化的運作規則看上去已經順理成章。中國存在一個商業化的刪帖市場，這大概不是什麼秘密。現在網民對商業化刪帖規則表示“我不認賬”。新的遊戲規則正在出現，民眾正在興起。
這後面甚至可以引出一個很有趣的追問，就是對於那些以“不民主，要自由”為理由向政府發起挑戰的自由主義大V們。你們説的“民主”到來了，怎麼就不允許網民説話了呢？網民説話怎麼就變成暴民了呢？為什麼就變成了“叫魂”呢？親，説好的民主去哪了？搞了半天，你要的“民主”就是，你可以説，我不可以説嗎？這算怎麼回事？
（實習生王世怡 郝妍 葉娜妮對本文亦有貢獻）
千里送民主解讀：
獨裁不曾封我口，自由讓我別説話
高坂保奈美解讀：
順我者民主自由，逆我者暴民小紅粉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