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土耳其政變策劃者真的是他嗎？

土耳其政變之後，吸引世人目光最多的並不是埃爾多安，而是遠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居住的土耳其著名伊斯蘭學者法土拉·葛蘭（觀察者網注：又譯居倫）。按照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説法，法土拉·葛蘭就是此次政變的“策劃者”，並且不惜以美國-土耳其關係惡化為代價，要求美國引渡葛蘭回國。

埃爾多安與其説要求引渡葛蘭，不如説是為了希望摧垮“葛蘭運動”。作為一個在埃爾多安口中統領“國中之國”的領導人，葛蘭的身世和影響力確實不小。《時代》雜誌曾經將葛蘭列為2013年全球“百名影響力人物”。

葛蘭的奮鬥

1941年，葛蘭出生在土耳其東部埃爾祖魯姆（Erzurum）省哈珊卡爾堡（Hasankale）區的科魯卡克（Korucuk）村，他的父親是一名當地的伊斯蘭教士（伊瑪目）。儘管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已經在1938年去世，但當時的土耳其政府仍然強力維持着“世俗主義”的原則。以至於當時葛蘭的父親前往當地政府給孩子登記姓名時，遭到地方政府的拒絕——“穆罕默德·法士拉”這個名字被當地政府官員認為“太伊斯蘭”，因此要求孩子父親更換孩子姓名。倔強的父親拒絕更名，於是怒氣衝衝地回家。所以直到四歲葛蘭的名字才正式登記在土耳其當地的政府名冊上，名字也最終被換成了法土拉·葛蘭。

葛蘭從小在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庭中長大。母親拉菲阿·哈妮姆也是一個教門虔誠，真誠信仰真主之人。在法土拉四歲之後，她便教會葛蘭誦讀古蘭經，並要求他在一個月內誦讀一遍。當時，母親半夜將葛蘭喚醒，教授他誦讀《古蘭經》。葛蘭的父親則常常邀請當地著名的學者和蘇菲人士到家中做客，這讓葛蘭從小便習慣了和大人們坐到一起，聆聽他們的談吐。他父親還教會他阿拉伯語和波斯語。

少年時期的葛蘭接觸到了土耳其著名伊斯蘭學者、庫爾德人賽義德·努爾西的著作《光明信札》（Risale-I Nur），這部著作對於後來的葛蘭產生巨大的影響。葛蘭的青少年教育基本上沒有經歷太過系統的學校教育，而他的早期知識體系都來自於父親的言傳身教。不過葛蘭並不單單是傳統上那種只會埋頭於《古蘭經》的伊斯蘭教士，隨着年紀增長，他的閲讀量也不斷增加。他所接觸的文化也更加多元。他閲讀西方文化、西方思想和西方哲學的著作的同時，也閲讀東方哲學的著作，並堅持學習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和生物學等現代科學知識。

成年後的葛蘭在參軍結束後，幾經輾轉在上世紀60年代來到土耳其東部海濱重鎮伊茲密爾。在當時，國內左翼運動和右翼運動之間的動盪撕裂了土耳其社會，不少土耳其高校學生都依照意識形態的“左”和“右”來劃分陣營，街頭聚眾鬥毆和衝突更是家常便飯，不少土耳其高校的正常教學秩序被打亂。而葛蘭在此時期倡導的伊斯蘭博愛精神，吸引了一批早期的信中，而葛蘭自己也逐漸能夠在伊茲密爾站穩腳跟。到了1976年，葛蘭和他的信眾們已經在伊茲密爾開設第一個寄宿制學校，隨後在布爾薩、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等地也開設了類似的學校，甚至到了1991年，發展壯大後的葛蘭信徒網絡在阿塞拜疆也開設了一所寄宿制學校。如今，在許多非穆斯林國家如墨西哥和日本，都有葛蘭開設的寄宿制學校。

葛蘭運動的網絡

葛蘭寄宿制學校的成功，主要在於學校定位的準確。學校主要以“大學考試培訓學校”這樣的名頭招生，對那些渴望加入土耳其一流大學的學生進行培訓。文章分析認為，經過葛蘭學校培訓的考生，大約75%以上都能進入土耳其國內的一流高校，而沒有經過培訓的考生，這個比例大概只有25%。

從高校畢業的“葛蘭學校校友”，往往由於其優秀的學校背景而進入社會的金融、政治和文化等重要領域，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校友網絡”。這也就成為日後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心中又愛又恨的那個“葛蘭運動”。這個“校友網絡”，反過來又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資金和輿論支持，來加強葛蘭領導的學校和慈善網絡的影響力，形成良性循環。不過葛蘭曾經否認自己當初“有意為之”，認為：“實話講，我從來沒有策劃過這種所謂的‘工程’……這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

葛蘭的影響力，隨着教育的作用而與日俱增。比如在1979年建立的凱納克集團（Kaynak），就是土耳其國內的商業巨頭，業務廣泛，該公司就和“葛蘭校友”們關係密切。巨大的影響力，往往會招致政治上的危機。不過最早的政治威脅並不是來自於埃爾多安，而是上世紀80年代的土耳其軍方政府。當時土耳其軍隊高層面對日益壯大的葛蘭力量，擔心葛蘭志在建立一個“影子伊斯蘭政府”（是不是和今天埃爾多安的指責有點神似？），並對葛蘭發出了通緝令。葛蘭在經歷了多年的東躲西藏後，還是被土耳其軍方逮捕。不過很快時任土耳其總理的圖爾古特·厄扎爾向葛蘭伸出了援助之手，認為葛蘭只不過是一個“慈善家”，並沒有利用自己手中資源來叫板政府和軍隊的意圖。也正是因為厄扎爾的保護，葛蘭才得以轉危為安。葛蘭對於厄扎爾的感情很深，厄扎爾去世時，葛蘭曾説，“只有厄扎爾和我父親的辭世，才讓我如此悲傷。”

應當插一句，葛蘭運動在90年代的快速發展，也得到了美國和土耳其國內某些政治力量的支持。美國和一些土耳其世俗主義者，將葛蘭視作“伊斯蘭文化主義者”，而不是“伊斯蘭政治主義者”，因此希望通過支持葛蘭這樣專心於教育和文化傳播的學者，能夠遏制土耳其國內伊斯蘭政治運動的快速擴張。

流亡美國

葛蘭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上世紀80年代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並且伴隨有心血管疾病。到了1999年，葛蘭決定前往美國就醫，此後就一直留在美國。

葛蘭到達美國後不久，一家土耳其媒體跟蹤採訪葛蘭希望製作紀錄片，在錄製時拍攝到了葛蘭對學校畢業學生們的一段教導：“你們在到達權力中心前，必須學會隱忍和低調……你們必須等待合適的時機，否則要隱藏你們的力量。”這段視頻曝光之後，不少對於葛蘭學校的“陰謀論”聲音不斷湧現，很多人認為葛蘭學校畢業生們在警察、法院等機構人數眾多，很可能會形成未來的國家隱患。不過曾經擔任土耳其警察總長的哈內非·阿維西后來回憶説：“當年（2000年），我個人並沒有感覺到警察隊伍中有什麼葛蘭派別……直到2005年之後我才逐漸感覺到這些人的存在。”

至少在2000年，葛蘭在土耳其的地位仍然不穩，當時有司法機構向葛蘭提出訴訟，認為葛蘭在土耳其國內擴張“非法系統”，因此如果葛蘭回到土耳其極有可能被抓。也正因為如此，葛蘭決定不再返回土耳其，而繼續待在美國。對於葛蘭來説，此時的聲望和影響力已經足夠他在海外生存，一家土耳其投資公司在美國賓夕法尼亞的塞勒斯堡為葛蘭購買了價值25萬美元（2000年時候房價）、方圓150英畝的房產，供葛蘭在美國頤養天年。

當時，葛蘭在美國的日子並不開心，一方面自己身體不適，頻繁的就醫打擊了葛蘭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土耳其國內對於葛蘭的起訴讓他心煩意亂。2000年齋月結束之時，葛蘭在電視上觀看土耳其國內穆斯林在伊斯坦布爾的清真寺內祈禱的情景，據葛蘭的助手回憶，那時候“葛蘭雙眼濕潤，他明白，即使他創造了一個屬於他的龐大團體，但是他仍然到頭來只是一個無法超越生死的凡人。”2008年，針對葛蘭的起訴被駁回，但他還是選擇待在美國，“我會在適當的時候回土耳其”，但是這個時刻終究沒有到來。

葛蘭與埃爾多安

葛蘭與埃爾多安的邂逅發生在2003年，當時埃爾多安剛剛當選土耳其總理。從思想上講，埃爾多安是埃爾巴坎倡導的“政治伊斯蘭”的踐行者，葛蘭是“文化伊斯蘭”的踐行者，兩者在目標、路徑和價值取向上有着諸多不同。但在當時埃爾多安政治地位仍然遭到土耳其軍隊威脅的情況下，兩人一見如故，都認為土耳其軍隊應當“做好本職工作”，遠離政治。

隨後埃爾多安和葛蘭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合作。這其中可以肯定的是，葛蘭在輿論和宣傳上幫助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幫助其抵消軍隊的壓力；埃爾多安幫助葛蘭取得合法化地位，如在2008年取消了針對葛蘭的起訴，以及幫助葛蘭“校友們”進入司法和警察系統，並且向軍隊滲透。比如在2007年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就和葛蘭運動相互配合，“偵破”了一起土耳其軍隊內部小團體“灰狼”（Ergenekon）試圖策劃政變的圖謀，並且以此大規模清洗土耳其軍隊。在這次事件中，葛蘭和埃爾多安的盟友關係顯現無疑。

這次清洗後，關於葛蘭運動向軍方滲透的傳聞就不斷出現。比如剛剛我們提到的那位土耳其警察總長哈內非·阿維西就在該事件後不久就爆料，葛蘭運動在大規模地向警察和軍隊系統滲透。以色列情報機構也有人回憶，當時葛蘭運動在土耳其軍隊的滲透很多。

埃爾多安和葛蘭之間遠遠談不上“親密無間”，兩人之間缺乏信任，只是因為軍隊的壓力才走到一起。當軍隊壓力不再，兩人的“友誼小船”也就隨之傾覆。當時“葛蘭校友們”甚至將土耳其和埃爾多安的情報源源不斷的送給美國情報機構，因此在2012年前後埃爾多安開始命令過自己的親信、情報總局局長哈坎·費丹秘密的蒐集“葛蘭運動”的相關情報和人員名單。

2012年，葛蘭和埃爾多安的緊張關係浮出水面。是年情報總局局長費丹收到土耳其檢察機關的傳票，要求調查費丹和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之間的關係，這被埃爾多安視作葛蘭開始向自己發難的預兆；隨後埃爾多安開始反擊，在2013年命令全部取締土耳其國內的“大學入學培訓班”。考慮到葛蘭運動就是從“大學入學培訓班”發展壯大的，因此此舉被視作埃爾多安開始挖空葛蘭運動根基的舉措。而葛蘭運動很快再次反擊，利用司法系統發起了針對“正義與發展黨”高層子女的“腐敗案調查”，揭露了數名部長和高官子女涉嫌行賄受賄的醜聞，甚至包括埃爾多安的兒子也深入其中。這次事件也直接導致了2013年夏天伊斯坦布爾埃爾多年最大的政治危機，筆者的一些土耳其同學也加入到了當時的遊行隊伍中，要求埃爾多安下台。

當埃爾多安挺過危機後，再次向葛蘭反擊，這次埃爾多安直接封殺了一批同葛蘭關係密切的土耳其企業和媒體，包括土耳其第四大媒體集團KOZA IPEK也被迫被關閉。在2015年之後，利用土耳其大選勝利後的聲望，埃爾多安加緊了對葛蘭的打擊和抹黑，並且將葛蘭稱作“以色列間諜”和“美國間諜”，認為2010年的“加沙救援船”事件中葛蘭“沒有説一句以色列的壞話”，兩人決裂已經徹底公開。

此次政變，背後也許有着葛蘭的身影，但他是否直接涉入還很難判斷。曾經有以色列情報高層在看到此次政變被拘捕的部分土耳其軍隊人員名單後表示：“這些人都是葛蘭的人，我一看名字就知道”，並聲稱“但是有一個名單，我們和土耳其情報機構交換過”。當然，是否是吹牛，這就要見仁見智了。

此次政變發生的時期，搶佔政權當然是政變的最終目的，但是為什麼選擇在這一時刻發難？當然有埃爾多安離開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前往外地休假這樣的臨時因素，但恐怕並不足以解釋此次政變發生的時機。從當前的信息來看，很可能是7月下旬將要召開的土耳其“最高軍事委員會會議”，是促發此次政變召開的直接原因。這次會議，很可能會意味着埃爾多安對軍方高層人士的一次“大清洗”的開始，因此在7月下旬會議開始之前，土耳其軍中某些小團體主動發難，也是情有可原。

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軍隊中的“葛蘭同情者”策劃政變，和葛蘭親自策劃政變，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埃爾多安想要以葛蘭策劃政變來要求引渡葛蘭，恐怕還得拿出更多證據。但是葛蘭和埃爾多安的關係無疑已經無法調和。兩個曾經的“盟友”，也因為權力，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而最終走向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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