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土耳其政變後，中土關係怎麼變化？

土耳其於7月15日突發的軍事政變，令世界輿論瞠目譁然。然而在軍方封鎖首都安卡拉幾個小時內，劇情卻急轉直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 Erdogan）在半夜時竟然只是通過手機視訊發表演講，便成功號召支持羣眾上街反抗政變，一度被攻陷的媒體又被赤手空拳的羣眾和政府軍給奪回，沒多久隔天上午電視已經開始播放許多士兵繳械投降的畫面，隨之土耳其總理耶爾德勒姆（Bina Le Yildirim）宣佈，此次軍事政變已經完全挫敗。

此後，輿論開始聚焦在政變究竟是由誰主導。土耳其國內有人質疑美國暗中支持策動了這場政變，而有些國際輿論懷疑這是埃爾多安自導自演。埃爾多安指稱流亡美國的土耳其宗教領袖居倫（Fethullah Gulen）是政變的幕後黑手，並要求美國將古倫引渡回土耳其，甚至有土耳其官員直接指出美軍在土耳其的因吉爾利克（Incirlik）空軍基地，疑似在政變當晚為政策者劫持的軍機補充燃料。美國國務卿克里則回應表示，土耳其應當提出古倫策動政變的確鑿證據，美國才能考慮依法將居倫引渡回土耳其。克里甚至反擊稱，“公開影射或指責美國參與了這次未遂政變是徹頭徹尾的誣告，會損害我們的雙邊關係”。

土耳其和美國雖然是北約的軍事盟國，然而近年來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決心走自己的路，此次政變未遂後美土兩國領導人在全球媒體前的相互指責，使美土關係的惡化以及雙方相互間的不信任公開在世人面前。由於土耳其在美國的中東和歐亞大陸的戰略佈局上，是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在《大棋局》一書中所謂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具有重大的地緣戰略意義，因此美土關係的惡化倒退，必然將衝擊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

土耳其的地緣支軸戰略地位

英國地緣政治戰略學家麥金德提出的“世界島”理論，將歐亞非大陸稱為“世界島”，而東歐地區則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其最有名的三句論斷便是“誰控制了東歐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就控制了世界”。麥金德的“世界島”理論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一書也帶有“世界島”學説的影子。

在布熱津斯基看來，在歐亞大棋局之中有五個重要的地緣戰略棋手，以及五個關鍵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棋手分別是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和印度，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則分別是烏克蘭、阿塞拜疆、韓國、土耳其和伊朗。其中，土耳其和伊朗分別扼守波斯灣和地中海，是連接南方歐亞大陸橋必經之地，又是中東地區實力最為強大的兩個國家，因此布熱津斯基將土耳其和伊朗視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地緣支軸國。

在冷戰期間，美國將土耳其視為抵禦蘇聯勢力南下進入中東和地中海的前沿，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約後，1953年美國便將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組織成為“北層”（Nothern Tier）聯盟，從北約向東延伸至“北層”國家，再延伸到“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集團，形成一道橫跨歐亞、防堵蘇聯的國際遏制戰線。

冷戰結束之後，北約不僅沒有隨之解散，反而在美國主導下不斷東擴。作為北約中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軍事國，土耳其對於美國在中東、高加索、地中海地區的戰略佈局，乃至北約的東擴進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尤其在普京時代的俄羅斯不甘淪為二等大國，除了試圖在前蘇聯地區恢復舊有的力量，也積極介入中東地區事務。

2014年烏克蘭衝突和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事件爆發後，美俄兩國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競爭日趨激烈，敍利亞危機以及“伊斯蘭國”（IS）不斷攻城略地所造成的威脅，更是將中東亂局攪成一鍋粥，如此也進一步凸顯出土耳其對美國在此地區極其特殊重要的戰略價值。

土耳其與埃爾多安的大國雄心

自1994年起曾任伊斯坦布爾市長的埃爾多安，於2001年創立了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並自任主席，2002年埃爾多安帶領正發黨在土耳其國會選舉中大勝，2003年正發黨開始組閣至今，執政地位日益穩固。埃爾多安自2003年至2014年前後擔任土耳其總理長達11年，並於2014年8月當選土耳其總統。在埃爾多安擔任總理和總統的十多年期間，土耳其年均經濟增長率一度曾高達7.3%，多數老百姓在歷次選舉中用“錢袋子”投票，大力支持正發黨和埃爾多安。

2003年埃爾多安執政之初，滿懷激情地向土耳其人民展示出一幅加入歐盟的願景藍圖，土耳其政府也為了滿足歐盟開出的各種入盟條件而推動大量改革，然而礙於土耳其絕大部分人民信仰伊斯蘭教，以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問題上遲遲不願撤軍，歐盟內部依舊不願鬆口。土耳其入歐之路坎坷不斷，包括埃爾多安在內的許多土耳其政治人物和老百姓已對加入歐盟失去耐心，從而促使埃爾多安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開始從西方轉向東方，不僅在心態上逐漸將自身排除於西方陣營之外，在戰略上也逐漸走上“脱歐入亞”的道路。

埃爾多安代表了許多土耳其人的大國夢，他們懷抱着復興奧突曼土耳其帝國盛世的大國雄心，即便國家版圖疆域無法和從前的帝國時期相比，但也要努力使土耳其躍升成為世界的一級；即便不是世界的一級，也要作為一個能夠主導地區秩序的大國傲立於世。如此的大國雄心夢，要求土耳其不僅要在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發展上努力不懈，在外交政策上更需要主動積極介入地區事務當中，並且走出一條土耳其獨立自主的外交道路。

正是在大國雄心的驅動下，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幾年中，土耳其偏離了此前“與鄰國零問題”的外交政策，冒進地過度介入各種區域熱點問題，包括因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對加沙進行人道救援船隻的事件而使土以關係墜入谷底，公開反對敍利亞巴沙爾政權而使土敍關係崩解，穆斯林兄弟會政權遭埃及軍方推翻后土埃關係也大不如前。土耳其最為嚴重的冒進外交，當屬去年11月擊落俄羅斯戰機，雙方當時公開的相互指責引發俄羅斯對土耳其進行一系列嚴厲制裁，致使土耳其的觀光和貿易均遭受嚴重打擊。

為了改善土耳其四面楚歌的外交環境，重振大國雄心之夢，埃爾多安於六月主動致函俄羅斯總統普京，對擊落俄羅斯戰機事件表達歉意，俄羅斯也隨即表示將盡快恢復俄土關係。據傳此次土耳其政變爆發前數小時，俄羅斯軍方在敍利亞截獲了情報並及時向土方情報單位通風報信，埃爾多安政府才能在短時間內成功壓制政變。而在政變之後，土俄兩國也正式表示將就重啓修復雙方經濟關係而展開討論。

美土關係生變打亂美國戰略佈局

相較於俄土關係回暖走升，美土關係長期就庫爾德問題多生齟齬，並在此次土耳其政變未遂後迅速惡化，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和反差。美國在中東的首要戰略目標是推翻敍利亞巴沙爾政權，其次是消滅IS恐怖主義，美國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將盤踞敍利亞、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國邊境周邊而富有戰鬥力的庫爾德武裝視為重要的合作對象，甚至直接空投武器給敍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武裝。然而，對土耳其而言，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武裝與所謂的“恐怖分子”和IS無異，美國支持庫爾德武裝的做法成為橫亙於美土關係中的一大心結。

美國深知土耳其對庫爾德問題十分在意，出於鞏固這一關鍵的地緣戰略盟友的考慮，美國也多次在庫爾德問題上做出一些動作和表態，比如今年年初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土耳其時，公開將庫爾德工人黨（PKK）與IS畫上等號。然而，在土耳其看來，美國與庫爾德武裝力量的切割並不徹底，尤其是在敍利亞境內的美軍士兵佩戴庫爾德民主黨（PYD）下屬民兵組織“人民自衞隊”（YPG）的臂章，更是令埃爾多安和土耳其難以忍受，因為土耳其認為YPG是庫爾德工人黨在敍利亞的分支，在土耳其南部製造了多起襲擊事件。美國雖然已將庫爾德工人黨列為恐怖主義名單，但仍將YPG視為反IS聯盟“敍利亞民主軍”的重要組成，是抗擊IS的有效盟友。儘管美軍已於今年5月底要求美軍停止佩戴YPG的臂章，但美土兩國因庫爾德問題的矛盾已然難以繼續粉飾下去。

至於此次土耳其軍人政變未遂，埃爾多安大概已深信這是美國在背後主使策劃、意圖顛覆埃爾多安和正發黨的陰謀，幾乎使美土關係瀕臨破裂的邊緣。從目前已披露的信息來看，確實可以合理懷疑美國是此次政變的幕後主導者。首先，美國國務卿克里在政變爆發當晚僅表示注意到政變消息，並希望土耳其國內保持穩定與和平，然而在隔日凌晨政變確定受挫之後，克里又改口表示支持土耳其的民選政府，克里兩次前後不一致的表態，顯見美國原本是寄望政變能夠成功。其次，俄羅斯在政變前數小時便截獲政變情報，美國和土耳其有軍事同盟關係，而發動政變的又都是土耳其軍方部門，因此美國在政變前不可能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政變的線索和情資。此外，土耳其軍方在發動政變前，沒有理由不尋求美方的支持和承諾，否則不可能如此輕易擅自發動政變。

對於土耳其指稱此次政變的幕後黑手居倫，已被指出其與美國中情局關係緊密，而土耳其總理耶爾德勒姆則揚言稱，“任何國家如果為他撐腰，就不是土耳其的朋友，而是在與土耳其打一場嚴重的戰爭”。土耳其勞動部長索伊盧（Suleyman Soylu）甚至直言認為，美國政府支持了此次政變。就連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辦公室主任威爾克森(Lawrence Wilkerson)都認為，美國中情局局長布倫南（John Brennan）“無疑”在此次土耳其政變中“起到作用”。

面對土耳其的指控，美國不僅佯裝事先對政變毫不知情，還抨擊土耳其在政變後在國內開展的政治大清洗，國務卿克里揚言稱：“如果土耳其當局在未遂政變後，不能堅持民主原則，那麼該國不排除會被取消北約成員國資格。”土耳其與西方陣營僅剩的聯結便是北約軍事聯盟，土耳其也是北約與中東國家唯一接壤的成員國，是北約面向中東的門户。倘若有朝一日美土關係徹底破裂，土耳其主動脱離北約，或者被美國逐出北約，都將成為美國和北約在歐亞地緣戰略上所難以承受之痛。

從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來看，土耳其軍事政變未遂以及美土關係墮入冰點，再加上英國脱歐、難民問題和恐怖襲擊對歐洲盟友的衝擊，以及俄土兩國重新靠攏，使得美國不得不將精力和戰略資源抽調至土耳其與中東地區，從而打亂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中國進行遏制和包圍的佈局。7月12日南海仲裁結果公佈幾天後，16日凌晨土耳其軍事政變便以失敗告終，而隨後18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最高指揮官理查德森（John M. Richardson）便親自訪問中國，與中國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會談，並登上遼寧號航空母艦，緩和了中美雙方此前在南海的緊張態勢。這代表土耳其軍事政變未遂對美國全球戰略的衝擊非常嚴重，美國希望在短期內穩住中國而避免在亞洲大陸東西兩側兩面為敵。

對於中國而言，從短期戰略目標來看，眼前最為重要之事當屬穩住南海局勢，而土耳其政變未遂及其引發的美土關係惡化，也為中國提供了戰略緩衝的時間和空間。從長期戰略佈局和中美大國博弈的角度來看，一旦美國從土耳其和中東問題騰出手來，便會重新集中全力調轉矛頭指向中國，因此中國很可能會考慮同時與土耳其和俄羅斯同時建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係，甚至在打擊東突問題上與土耳其達成更為明確的共識與合作，土耳其也不排除為了取得中國的支持而在台面下減少對東突組織的庇護。

中土兩國關係升級，將使中方同時獲得幾個戰略上的有利條件：一是有助於穩定新疆東突問題下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情勢，二是幫助中國打通“一帶一路”戰略連接歐亞大陸的通道，三是對沖美國在東亞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對於土耳其正發黨政權而言，此次土耳其軍事政變未遂，讓埃爾多安徹底看清美國不惜將其顛覆的惡劣意圖，因此埃爾多安不僅將尋求和俄羅斯接近，合理預期未來他也將尋求和中國的戰略合作。如果美國執意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威脅中俄兩國的戰略安全利益，很可能將進一步逼使中俄兩國與土耳其建立更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也可能促使上海合作組織加快吸收土耳其成為正式成員國的進程，共同抵制美國的戰略進逼。

美國千算萬算，最後竟落得如此“賠了夫人又折兵”。土耳其軍事政變未遂與美土關係崩解，代表美國很可能將從此失去土耳其此一極其關鍵的地緣戰略支點，同時這也意味着美國霸權將被迫從“世界島”逐步撤離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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