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中國歷史定位 是追求高收入，還是佔領制高點？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陳平教授，最近去土耳其、新加坡、中國湖南、武漢一番遊歷之後，又有新發現。7月中旬他在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13期的發表演講，內容橫跨物理學、經濟學、全球歷史及世界政經格局，縱橫捭闔，再次豐富了他破解西方中心論，以及對中國在全球歷史地位等宏大問題的思考。演講稿經陳平教授審定授權觀察者網發佈，全文共五萬多字，本文為第一部分。】
今天的主題是兩個問題：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定位，和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前者是歷史的反思，後者是未來的展望。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
兩個問題都很大，涉及的範圍很廣。為了幫助大家理清思路，我們分為四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先討論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給大家介紹我們正在探索的“代謝經濟學”和“史觀經濟學”的主要框架。我們的起點是斯密《國富論》的內在矛盾和空想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
第二，我們來破解西方中心論的神話，還原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競爭演化的圖景，重新理解中國的歷史地位。
第三，我們要破析世界銀行製造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論”的政治意圖，看清中國當前的歷史定位和發展戰略。
最後，我們結合當前形勢，來探討中國建設全面小康，佔領科技、產業、軍事、金融制高點的可能途徑。
鐵路工人的經驗啓發經濟學的新思維
我先解釋一下為什麼自號“眉山劍客”，別號“寂寞求錯”。首先因為名字叫陳平的實在太多了，不得不取個號區別一下。
我的經濟學不是科班出身，我文革時是中國科大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1968年分配到成昆鐵路局眉山電務站當了五年鐵路工人。我觀察經濟學的起點實際上是我在鐵路上的經歷。我發現現代的工業經濟和亞當斯密理論以及新古典經濟完全是兩碼事。亞當斯密講的分工可以由市場協調，講的是手工作坊和小農經濟，個體和個體之間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鐵路上你怎麼分段交易，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場不等於協作，這個經驗是在當鐵路工人的時候悟出來的。我後來學了西方經濟學，發現現代大工業的產業鏈和網絡經濟，基本經驗和現在經濟教條完全矛盾。我為什麼叫“劍客”呢？因為我的經濟學研究課題不是來自教科書，而是來自經濟學大家之間的辯論和交鋒，大家提出沒有解決的問題，很受啓發，自己也就上去參與對話。我們後面會看到，當代很多基本問題都是經濟學大家們的交鋒提出來的。
為什麼別號“寂寞求錯”呢，有一次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辯論科斯問題，辯完了，研究生給我起個外號叫“獨孤求敗”。我覺得不好，因為科學討論不求勝敗，科學過程就是試錯，所以我改成“寂寞求錯”，以錯會友。今天在座的無論年紀大小，只要給我指出錯誤，我一定聞過則喜，向你學習，再交個朋友。
（1.1）警惕經濟學的統計誤差誤導經濟決策
我今天對歷史定位的觀察，始於我懷疑世界銀行對各國收入水平的排序。
我要警告的是，經濟學的數據分析和科學觀察非常不同。科學觀察得到的數據，是科學家自己設計的實驗，實驗室裏的實驗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我們在測量什麼。但是經濟學不是，經濟學大量給你的數據是政府或企業給的，怎麼定義和測量經濟學家也不清楚，誤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我警告大家，我的經驗，經濟學數據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你得親自去觀察比較，才能估計誤差的量級。我後面會説我個人觀察的結果，現在誤導中央決策的經濟數據，尤其是GDP數據，我認為誤差極大，可能會高達50%。這樣粗糙的測量，表明經濟學離經驗科學還差很遠。
（1.2）東歐和中東的實地觀察挑戰西方中心論
我自己的經驗觀察，花了十來年的時間，做了兩次系統性的比較觀察：
第一次是研究東歐蘇聯中國轉型經濟的結果。我去俄國兩次，東歐去了匈牙利、波蘭、東德。其中統一前後的東德我去了三次。觀察的結果我發現，新古典經濟學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論導致的休克療法是完全失敗的，中國摸石頭過河的價格雙軌制，使中國的發展遠遠超越東歐全盤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轉型模式。但是我們國內現在還有一批人在繼續模仿鼓吹“華盛頓共識”以及“普適價值”，實際上就是要中國模仿東歐的全盤西化模式。我研究東歐轉型的結果是否定的。歷史實踐可以檢驗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就是我們現在大學教科書教的，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價格放開會保證有唯一穩定的均衡解，實踐上不可能，因為不同產業有不同的生命週期，價格收斂的速度大不相同。農民養雞幾個月就可以賣，建工廠電網要幾年到十幾年。各產業之間的協調，包括國際貿易逆差，英國美國持續了幾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觀察是從希臘到中東，否定了西方中心論的迷信：所謂西方科學民主，東方專制愚昧。世界文明的歷史就是西方文明的傳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臘，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業餘非常喜歡研究歷史。初中時學過素描，從希臘的雕塑的人體美開始，到希臘建築的美非常崇拜，中國人大會堂的柱廊，顯然受希臘建築影響。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也用希臘的雅典來代表西方民主、科學的最高成就。讓啓蒙運動一批判，中國就代表了東方的專制愚昧。
我對經濟問題的興趣，始於最早研究李約瑟問題，為什麼科學發展起源在歐洲，而不是中國？想當然，大夥兒就認為中國專制、封閉、保守。韋伯講資本主義興起和新教倫理有關，作為對比的就是儒家阻礙科學進步。
帕特農神廟
但是我親自到雅典一看，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雅典娜神廟我向往幾十年了，親眼看的時候卻發現一件西方文獻不提的怪事，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的觀察，為什麼看雅典神廟就知道西方文化是從近東學來的，為什麼西方模式的政治經濟不可持續。也證明啓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是不可持續的。
我先看了希臘，我就猜測希臘神廟是從埃及學來的。2013年我在埃及革命和反革命兩次動亂之間去了埃及，把我的親友嚇壞了。我覺得我必須親自去次中東，才能明白為什麼英美不斷髮動中東戰爭，才能明白中東和中國有何關係。我2013年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廟，立即明白了東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麼地方。看完埃及我覺得我必須要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上個月去了土耳其。兩次恐怖分子在伊斯坦布爾發動爆炸襲擊之間去了土耳其。因為我覺得時間緊迫，再不去可能就和伊拉克、敍利亞一樣去不成了。看來我的命還挺大，兩次爆炸我都沒碰上。但是我觀察到的東西非常重要，跟大家分享。
我從雅典到中東的觀察得到什麼結論呢？就是質疑西方中心論，進一步比較馬克思和毛澤東觀察到的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模式。我們現在都以為馬列毛是一致的，其實不完全一致，我認為中國的革命經驗超過了馬克思和列寧當年的預想。
（1.3）重新理解斯密國富論和空想資本主義的由來
作為經濟學家，我要回到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內在矛盾去，才能理解當代的經濟學問題。
我們在座的都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斯密把大家都忽悠了。為什麼忽悠？斯密書的標題是“國富”（wealth of nations），各國以前只追求國安，為什麼要追求國富？尤其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天天夢想國家富強。改革開放以來的宣傳，中國現在一天到晚都想着我們如何致富。斯密有沒有告訴你，what is wealth？什麼是財富？我告訴你，斯密不知道，他沒有給出答案！他竟敢把沒有答案的東西放在標題裏面，怎麼不是忽悠？當然他是有貢獻的，把問題提出來就是一半的貢獻。有兩個經濟學家是以提問題而不是給答案做出貢獻的，一個是斯密，提出什麼是國富(wealth of nations)，還有一個是馬爾薩斯，質疑人口和資源的關係能否匹配。雖然馬爾薩斯的預言不見得正確，但是他啓發了達爾文，達爾文啓發了馬克思。所以我們做科學的人提出問題可能比回答問題更重要。我們先要儘可能提出好的問題，然後解決問題。
斯密問了什麼是wealth，他沒有答案，但是他不甘心，所以羞羞答答地引用了一個政治學家，霍布斯的答案。大家讀過霍布斯的《利維坦》，講大政府的起源。利維坦説什麼呢？“Wealth is power”。中國翻譯”power”這個詞會分別使用帶貶義或褒義的翻譯，愛憎分明。培根講，“Knowledge is power”，翻譯為“知識就是力量”，這“力量”當然好東西。今天我的翻譯”Whealth is power”，“財富是權勢”。 你會想，權勢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可以是好東西也可以是壞東西。你馬上就想起列強侵入靠什麼？就是靠戰爭和資本的權勢。我們追求GDP，裏面有相當一部分的東西是有真貨的，是實際的物質生產，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虛擬的，是寡頭操縱市場價格構造的虛擬經濟，忽悠剝削大眾的。然後你才知道，西方經濟學老講優化資源分配，怎麼優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權勢。為什麼美國全世界要建700多個軍事基地？為什麼要打金融戰爭和貨幣戰爭？因為要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向，控制國際分工的制高點。討論權勢，經濟學和政治學就分不開，西方經濟學非常大的一個誤導，就是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改名為新古典經濟學，好像經濟學是一個客觀中性的純粹的經濟學，其實和政治和經濟分不開，而且經濟和戰爭分不開。我後面會講，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戰爭，不是生產，也不是需求，也不是金融。
那麼資本主義擴張，究竟追求的是財富？包括自然資源和貨幣財富，還是權勢？權勢究竟是什麼？新制度經濟學不是強調產權嗎？什麼叫產權，產權不僅是什麼剩餘索取權，而是控制權，也包括定價權，還要包括遊戲規則的制定權。奧巴馬為什麼要搞什麼TPP，他公開説不能讓中國掌握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他美國要掌握遊戲規則。你們才會明白，你做得辛辛苦苦，他們改變遊戲規則就讓你市場上競爭成功的企業不戰而敗地出局了，這不是什麼公平競爭。我們大家都在講法制、憲政，資本主義的法制誰制定的？不是民眾投票決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團決定的，是打勝仗的贏家，拿武力，拿大炮、導彈、航空母艦制定的。建立資本主義法典的拿破崙是用大炮打垮貴族的騎兵，然後在被征服的歐洲國家推行拿破崙法典。
斯密是空想資本主義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認“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接近市場規模就會產生壟斷，爭奪市場規模不但可以用價格策略，也可以動用資本和軍事的力量，必然產生爭奪市場規模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國際貿易會由“看不見的手”自動實現貿易平衡，無需政府幹預，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彌補市場競爭產生的社會問題。這都説明斯密對政治的瞭解，遠不如他對經濟的瞭解。幻想經濟可以和政治、生態約束分開，是空想資本主義者共同的弱點。哈耶克和科斯強化而非削弱了斯密空想資本主義的傾向。我們後面再談。
（1.4）霍布斯鮑姆談“英國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後果
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一個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對話。我比較有幸見過幾個很重要的歷史學家，有兩個已經不在了，就是李約瑟和費正清。有一個做世界體系的沃勒斯坦還在，他是社會學家。再一個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霍布斯鮑姆。我原來不知道他，2012年我到英國講演，結識了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亞丁-馬克，他寫了一本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他對我説，你一定要見霍布斯鮑姆，他説是當代最偉大的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寫了四個時代成名，包括《資本時代》、《革命時代》、《帝國時代》、《極端時代》等。我見他當時他已經95歲了，腦子還很好，但時間不多了，你一定得見他。我們在他的家裏見他，幾個月後他就去世了。我覺得真是幸運。因為偉大的歷史學家比經濟學家的視野還要廣闊和深刻。所有的經濟學流派，辯論到最後的裁判，歸根到底都是歷史檢驗理論。
霍布斯鮑姆
今天我給大家分享他跟我談話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只有他敢説。我要知道，大英帝國興起的秘密是什麼？經濟增長的動力究竟是什麼？霍布斯鮑姆告訴我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實，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國的地位。他説英國的高峯在1850年，英國工業生產佔世界一半，但是不賺錢。我們今天的中國也一樣，我們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潤很薄。國內主流經濟學説我們是什麼“粗放增長”，應該輸出低端製造業、搞高端服務業、搞金融等等，即使美國出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國內照樣有一大批經濟學家崇拜美國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開什麼玩笑？ 我問霍布斯鮑姆，那英國靠什麼賺錢？他説靠兩樣：第一個是控制海運，這海運是壟斷貿易通道，沒有強大海軍不行，就跟美國今天要控制國際航道是一樣的。第二就是金融。
英國1850年明白了這兩條盈利的捷徑，就開始強化這兩條捷徑，結果從那以後英國開始走下坡路。為什麼？重複以前歷代的金融帝國的老路，就是發展過度金融，輸出製造業，然後國力衰落，輸掉戰爭，當然也就輸掉海運和金融的霸權。當然英國的衰落時間較長，從1850一直到一次大戰後大英帝國才不行了，頂峯到衰落接近70年。原來我在2009年澳大利亞的國際會議上分析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病”，類似經濟學熟知的“荷蘭病”，即利潤高的某個產業擠出利潤低的其他產業。霍布斯鮑姆的故事讓我明白，金融危機的根源是“英美病”，因為美國只是重複了英國金融霸權由盛而衰的老路。
（1.5）中國的歷史定位和發展戰略：追求高收入，還是佔領制高點？
我講霍布斯鮑姆的故事，就是因為今天中國有人想走以前英國同樣的老路。接下來我要提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定位和發展戰略是什麼？今天講的問題好像很大，主題講歷史定位，實際目的是要討論中國今天的發展戰略。為什麼？講歷史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而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而歷史給我們的教訓遠遠超過教科書裏的模型。
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已經強大了，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世界上很多國家歡迎我們去投資，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追求高收入？還是要佔領制高點？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願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探索李約瑟問題的歷程。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是中科大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為什麼學物理的要研究經濟學，就是因為文革中一直思考李約瑟問題，中國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發展道路和西方有何不同？我1962年上大學，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幾代人的艱苦奮鬥，那個時候即使吃不飽還要造原子彈。為什麼？陳毅當時給我們學生講話，他當外交部長，希望一個口袋裏面要有原子彈，另一個口袋裏面要有錢，否則外交部長不好當。我的班主任是志願軍司令部彭德懷的支部書記，下鄉勞動就給我們講抗美援朝的戰爭故事。當時中國多難啊？可是照樣打敗了美帝。我們現在兩樣都有了，又有原子彈又有錢。還想幹什麼？有些人反而想不明白要幹什麼，反而崇拜美國已經走向衰落的老路。所以我們要學馬克思、毛澤東，重新反思歷史、展望未來，才能拿準中國的歷史定位。
（1.6）近代科學發展的動力是什麼？
我要回答一個問題，科學怎麼發展？很多人以為科學就是民主，雅典有民主，希臘到文藝復興就是科學發展的主線。這個回答對嗎？對不起，不對。因為沒有科學史的依據。
我在當鐵路工人的時候，業餘系統研究過科學史、技術史、和科技政策史，發現近代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生產實踐，而是從爭奪海路的控制權擴展到科技成為大國崛起的國策。
科學的物理學從什麼時候開始？從天文學開始。你們有沒有想過，天文學發展的非常早，但是不同文明對天文的關注點完全不同。埃及人建金字塔，用於建塔的天文學定位的精確度讓現在的人都驚訝。古埃及人天文學的發展比中國商代還早2000年。中國系統觀察天文的歷史也比西方早，但是觀察的目的完全不同。
埃及的天文學，尼羅河氾濫是定期的，所以不需要航海，它的天文學首先是為金字塔定方向，其次才是研究曆法和氣候、季節的關係。造神廟為的是顯示王權和國威，嚇唬民眾和入侵者，所以天文學主要是為造神服務的，神就可以強化法老的永恆的統治地位，不來挑戰他的產權。新制度經濟學不是強調保護產權嗎？埃及法老保護產權是最嚴格的，王族內部通婚，肥水不流外人田。歷史也最久，沒有一個帝國比古埃及帝國還長，最後整個民族和文化都完了。現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沒有關係。
中國的天文學也目的簡單，就是為農業服務的。24節氣，每年農業經營的預報都是根據天象來的。
（1.7）為什麼哥白尼、開普勒、牛頓出在西方而非中國？
有一個問題天文史家沒注意，是我發現的，大家可以挑戰我的觀察是否有道理。我在文革中研究李約瑟問題，想想天文觀察，中國那麼早，為什麼不出哥白尼，不出牛頓？理論天文學家為什麼都出在西方而非中國？
我的回答很簡單。中國人的海岸線是南北向，船走到哪兒，近海航行的話看海岸上的景物就知道到了哪裏。遠海航行就得測量緯度，你拿個三角板測星高就可以推算緯度。所以中國航海不需要定量的天文學理論模型。西方航海，地中海是東西向的，後來想要尋找東方通往印度中國的東方航路，最大的難度是定船所在的經度問題。光拿中國的指南針，知道北方在哪兒，卻不能知道經度在哪兒，就不知道位置在哪兒。我們從科學史知道，科學發展的路徑絕對不是西方經濟學假設的隨機遊走、布朗運動。恰恰相反，科學問題的解決有非常清楚的思路。科學史上，只有就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決定經度的問題：一個就是觀察行星運動，根據行星所在的位置，如果能建立它的理論模型，就可以反推觀察者（船）在什麼位置。 還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測時差。比如從英國出發帶兩個鍾，其中一個鐘定好顯示格林威治時間，另一個鐘就對當地的時間。兩者的時差可以定經度。
這兩種定經度的方式誕生了科學文明和工業文明兩條路子。 要解決行星運動的定量模型，就從托勒密的地星系開始，用一百十幾個圓的疊加來描寫行星運動的軌道。哥白尼改用日心繫來簡化行星軌道的描寫，改變座標系後，哥白尼只用了十幾個圓的疊加來描寫行星軌道。開普勒把圓改為一個旋轉的橢圓來描寫行星軌道，大大簡化理論模型，才有牛頓力學的建立，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整個物理學的開拓就是經度問題所帶動的。
為什麼解決經度問題？因為西方航海要尋找去東方的航路。為什麼要東向或西向航海？因為要爭奪新的市場和新的資源。西方的地理大發現，絕對不是亞當斯密講的看不見的手，不是市場的盲目衝動，那隻能原地踏步；而是帝王，包括葡萄牙的王子，西班牙的國王，意大利的財閥支持的，包括英國海軍還懸重賞解決經度問題。
亞當斯密雕像
另外一條路，機械鐘的發明和改進引發整個工業革命。如果你仔細讀讀西方哲學，西方的宇宙觀實際就是機械鐘模型。
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宇宙觀是生物學模型。中國講天人合一，易經講星象和人體、季節的關係。氣候變化引起生物行為的變化。如果講西方航海貿易促進早期分析科學、機械論的發展，則中國早期從農業需求出發的整體論，難以發展分析科學的定量模型就可以理解。中國現在時來運轉，因為我們做非平衡態物理學，做複雜科學，動機就是要理解生命現象的科學機制。非均衡理論本質上是生物學模型，而非機械論模型。古代生物學已經非常複雜，講講辯證法可以，沒法定量描寫，所以西方人搞機械那套反而是先佔了上風。回頭來看，西方近代科學領先中國和其他文明，是一個非常偶然的經度問題促成的，把經度問題作為理論天文學以至現代物理學的出發點，是受地理環境決定的。不是什麼民主、專制決定的。因為古埃及和古中國都不需要關心經度問題。
（1.8）近代科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不是生產，而是大國的軍備競賽
我要強調一下，古代早期的技術發展，比如養牛、採集種子，那是偶然的發現，為了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但是後來，從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到西方的中世紀，大國之間的戰爭加速了鐵器和火藥的運用。從拿破崙到兩次大戰，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科技政策成為主要的國策，能否掌握科技制高點成為決定大國命運和地位的主要武器。很多民用技術的源頭，例如現在的雷達導航、核電站都是軍用技術向民用技術的轉移。我講幾個最簡單的故事。
西方資本主義的法典，誰建的？拿破崙。我跟索羅斯講，西方大陸的法律體系是拿坡侖用炮隊建的，不是議會建的。拿破崙發明大炮集中轟擊人羣的戰略戰術，打敗西方傳統的貴族軍隊--騎兵。平民出身的炮兵軍官打跨整個歐洲的貴族，資本主義替代封建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改朝換代，道理很簡單。
拿坡侖是炮兵軍官出身，要學彈道學，成為第一個受過嚴格數學和科技教育的君王。是拿破崙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多科理工學校。高等科技研發院校不是牛津、劍橋開始的，是法國拿坡侖建立的，法國的埃及遠征拿破崙還帶着大批科學家去，中國古代軍隊遠征，從來只帶謀士，不帶科學家。達爾文航海乘坐的是英國海軍的艦船，任務是調查殖民地的物種資源，才會發現物種演化論。中國的本草重視的是農用植物，而非動物。
德國被法國拿破崙打敗，要重新恢復國運。普法戰爭打敗法國，靠什麼？靠科技。普魯士最早普及教育，才能使有文化的軍隊掌握新式武器。英國最早修鐵路電報，而普魯士最先看到鐵路和電報可以用來打仗，統一德國。西門子公司的做大和普魯士的崛起密不可分。法國首先向普魯士宣戰，但是法軍還沒出動，普魯士軍隊已經坐火車開到城下把法軍擊潰了。所以拿坡侖戰爭和普法戰爭以後，科學成了國策。
一次大戰前後，西方大國紛紛建立國家級的科研機構，都把發展科技變成國家的頭號戰略。美國為什麼在全世界稱霸，靠的不是人口多，靠的是科技強，才能軍事技術厲害，想打哪兒就打哪兒。當然現在沒有工業經濟支撐的軍事遊戲，以後想玩也玩不動了。
中國今天必須明白掌握科技制高點的重要，那不是花錢，搞市場交易能買到的。我們現在用的民用技術，包括核能，手機，GPS導航，互聯網，都是冷戰軍事技術的產物。中國如果拿錢去玩金錢遊戲，投機房地產等於自殺。拿錢投資教育、投資科技，佔領科技、軍事、工業的制高點，中國才有希望。失去制高點，就失去斯密承認的市場經濟的權勢，就沒什麼“國富”，只能給人家抬轎子。日本、韓國工業做的再好，也只是美國的依賴經濟，什麼“高收入國家”也是軟骨頭。哪裏有中國或前蘇聯的能力，可以對抗美國的霸權？
（1.9）研究“史觀經濟學”要從認識斯密的“空想資本主義”開始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把經濟學研究的結論説在前面，再講故事來理解經濟學的變革。
我今天講歷史故事不是目的，是給我寫《代謝經濟學》的書做準備。我們幾十年來的經濟研究可以分為兩條線。最早的第一條線，就是從鐵路開始，重新研究分工、市場和協作的關係。我獨立發現了斯密的問題：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場機制協調。
我認為亞當斯密真正的貢獻是《國富論》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章他講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他講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這是經濟學非線性本質的最好解讀。只要土地資源有限，再怎麼擴展市場，你的發展空間也是有限的。
市場規模的限制有哪些因素？
第一，是馬爾薩斯看到的，市場規模受資源限制。中國傳統的落後、停滯就是守着那一畝三分地，不去開發新的資源，當然落後了。後起的西方對外擴張，把全世界的資源都佔了，才會有所謂的現代化和全球化。
第二，西方靠什麼搶佔資源，不是靠人多勢眾，是靠新技術，開發新的資源，比如電能、太陽能和核能。
第三，如果生產技術差不多，甚至市場競爭不過你，就用軍事技術發動戰爭，或者金融力量兼併對手，最終達到控制市場份額的目的。兩次大戰，德國在科學技術領先，但是輸掉戰爭和金融。英國和美國的霸權，靠的不只是科技實力，更是靠軍事和金融的優勢，先後控制全球化的制高點。
你如果讀懂了斯密，理解了近代史，就可以知道，爭奪市場規模是市場競爭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絕對不是像新古典講的什麼價格均衡，什麼優化資源分配，哪有這回事？互聯網給大家免費使用，釣你上鈎，幹什麼？為了先把市場份額給佔了，一旦佔據壟斷地位，後面的競爭者進不來，再怎麼提價是我的事。市場價格機制的核心，是策略定價，不是成本定價，更不是邊際定價。把市場規模競爭忘掉的話，就會讓新古典經濟學誤導中國的發展戰略。因為國際市場根本不是完全競爭，根本不是完美市場，而是壟斷競爭，美國寡頭控制的國際市場，西方金融危機的解決之道不是西方改革瀕臨破產的福利體系和軍備競賽，而是向新興國家轉嫁危機。
我們早在1968年就觀察到中國的重工業不能實現規模經濟是因為西方經濟封鎖，1979年我們認識到改革開放的重大機遇是突破了西方強加給我們的市場限制，從而能開拓世界市場。我們用演化動力學做的產業競爭模型是1987年發表的，當年西方學者覺得產業競爭等價于軍備競賽模型，各國文化與學習戰略的不同，可以研究美日競爭，美蘇競爭的多種前景。2012年，國際熊彼特經濟學協會的主題是中國為什麼崛起，請我做第一主講人。我想經濟學話語權的實質是經濟學概念的創新。我把1987的論文改了標題，1987年的文章題目“分工起源”，經濟學家看不懂。我改了標題他們就懂了，叫“代謝增長論”。代謝增長論目標就是用中國崛起的現象來挑戰主流新古典的經濟增長論。
我們首先挑戰索羅的“外生增長論”，索羅把人口和資本作為增長的主要動力，鼓吹經濟增長速度趨同論。國內經濟學界近來流行的全要素生產率，其實就是索羅模型的殘差，拿來忽悠什麼中國的“粗放增長”，否定中國工業質的飛躍。
其次，我們挑戰羅默的“內生增長論”，羅默（他剛剛被任命為世界銀行新一任的首席經濟學家）講知識資本是南北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源，因為經濟學認為知識是積累和規模報酬遞增的。
西方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領先，知識積累自然領先，應該永葆富貴。對嗎？不對，為什麼？我們做科學的非常明白，知識不只是積累的，更是新陳代謝。要不是新陳代謝的話，怎麼有後來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們對中國崛起的理解，在經濟學理論上叫“代謝增長”。
我們更大的目標，要把“代謝增長論”發展成“代謝經濟學”。因為我想要實現當年凱恩斯沒有實現的夢想，發展經濟學一般的統一理論，而非侷限於一家之言。
凱恩斯當年寫通論的時候，中譯本對書名的翻譯是錯的。 General Theory” 不應當譯為“通論”，應該譯為“一般理論”，為什麼叫“一般理論”，因為凱恩斯要效法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中國也翻錯了，應譯為“一般”相對論，它作為“一般”理論，可以把“狹義”相對論（應當譯為“特殊”相對論）作為“特殊”理論包容進去。狹義相對論又可以把牛頓力學作為特殊理論包容。我們現在發展代謝經濟學，目的不是把前人的成果都推翻，而是要發展更一般的理論把前人的成果整合進去。
怎麼整合呢？我們四十多年的研究，從1985年從貨幣指數中發現經濟混沌開始，否定了一系列的得了諾貝爾獎的主流新古典理論，包括弗裏德曼的貨幣理論，包括宏觀經濟學盧卡斯的微觀基礎理論，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和計量經濟學弗裏希的噪聲驅動模型。
現在主流經濟學思維最大的問題是叫“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宏觀就是簡單的微觀加總，“整體等於部分之和”。這是不對的，有機體的整體遠大於部分之和。你觀察生物的進化過程從生物結構的演變開始。林奈最早對生物物種的分類，是從宏觀開始還是微觀開始分類？當然從宏觀的形態和生理結構開始，從物種進化的歷史順序開始。我們重新構造經濟學的體系，要學習馬克思的大歷史觀。恩格斯認為馬克思最大的貢獻是歷史唯物主義。大歷史觀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歷史階段。我們現在要發展新的經濟學框架，我的出發點就是先做“史觀經濟學”，再順序研究宏觀，金融，微觀，制度。這是我的計劃。有沒有新意？請大家檢驗。
（1.10）斯密國富論的內在矛盾
我們重構經濟學框架的出發點就是斯密《國富論》沒有解決的內在矛盾。《國富論》的內在矛盾可以引出經濟學發展的不同方向。
《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講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大家都贊成。但是後來的新古典經濟學不提了，因為新古典的均衡論和優化論無法解釋分工的演化。
《國富論》第一篇第三章的標題是斯密最重要的貢獻，但是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不提了，領導人決策者也都忘了，就是“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其經濟學的含義，就是市場競爭的核心是競爭市場份額，不是競爭價格或成本。這點，像馬雲、任正非那樣的企業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裏的經濟學家不明白。
《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討論“限制進口國內可生產的貨物”時，僅有一次提到“看不見的手”，他認為國際貿易會自動平衡。斯密為了證明自己的猜想，給了一個例子。假設有個荷蘭商人用船做國際貿易。荷蘭當時是海上馬車伕，從柯尼斯堡（當年屬普魯士，現在變成俄國的加里寧格勒）買了玉米運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們會裝了葡萄牙產的水果和葡萄酒運回去。如此這般一個極為簡單的外貿例子，斯密立即來了個邏輯跳躍，斷言説國際貿易一定會自動平衡。新古典經濟學則把“看不見的手”推廣到所有政府幹預都是扭曲市場、降低效率。我奇怪的是，這麼多人讀《國富論》，竟然沒有發現斯密的邏輯錯誤。
大家想過嗎？斯密説船往返不會是空的，但是來回船裝的東西，重量不一樣，體積不一樣，總的價值會一樣嗎？一船糧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總價值怎麼會一樣呢？
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案例可以證明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即使在國際貿易問題是也是不成立的。美國貿易逆差，從1970年代開始持續到現在幾十年了，打了各種各樣的熱戰、貿易戰和匯率戰，壓日元、人民幣升值等等非經濟手段，美國實現貿易平衡了嗎？沒有。19世紀英國進口中國茶葉造成的貿易逆差持續了170年。英國種植販賣鴉片，打了鴉片戰爭還是解決不了貿易逆差問題；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種茶，英國政府補貼修鐵路，這全都是“看得見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轉了逆差。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幻想靠市場交易就能協調國際分工，以為匯率調整就能解決國際貿易的供求平衡，這是一個經濟學理論的烏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資本主義”的創始人，因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也看到資本主義初期的殖民主義，看到財富和權勢的聯繫，卻幻想市場能自動均衡，道德可以約束貪婪帶來的戰爭和動亂。後來的哈耶克、科斯在親身經歷兩次大戰之後，依然堅持空想資本主義的幻想，否認資本主義帶來的市場內生的不穩定性，就不是簡單的經濟學問題，而是對人類發展方向的信仰問題了。
（1.11）中國道路的貢獻在發現協調分工的新模式
我今天要討論的基本的問題，是中國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別，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斯密理論的侷限只有一句話：“分工加市場不等於協作”。市場對分工的協作最多隻有一半。 協調分工的另一半、也可能是多一半，靠的不是市場、而是靠政府、靠社會，靠科學家，靠其他的非市場機制。中國搞社會主義大協作的市場經濟，優勢遠遠超過美國、歐洲和日本。因為中國人口是發達國家的兩倍，發展速度超過歷史上任何的大國，尤其是大帝國。如果看不到這一歷史現實，就沒有理論自信，也看不到中國巨大的發展機遇。
我給大家畫一個圖，稍微用點數學來解釋我們的“代謝增長論”。
這個圖描寫的是理論生物學兩個物種競爭模型，我們用來描寫兩種技術或產業的競爭。當開發出更多資源的新技術（綠線）出現後，競爭市場份額乏力的老技術（藍線）產出就下降了。總產量是紅色的包絡線，是兩種技術產出的加總。換言之，兩種技術競爭，可能有兩種結果：要麼兩者共存；要麼一個滅了，一個興起。任何一種技術、產業的生長都受資源限制。技術的發展路徑，開始一定是S型曲線，如果沒有挑戰者也會飽和。這叫邏輯斯蒂增長，其過程中知識是積累的，內生增長理論只對這半個過程成立（如綠線）。但現有技術一旦面臨新技術的挑戰，新技術打開的資源空間比舊技術高。比如傳統農業資源只有耕地，工業化開發新的資源，如煤、石油、核能，結果怎麼樣？老的技術就衰落，新的技術就上去，兩者加起來的宏觀產出，就又有增長又有波動，這就是我們宏觀經濟學天天看到增長和波動的疊加。
我們的理論創新在於，宏觀經濟波動的源頭，不是計量經濟學建模的噪聲或週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的疊加。小波英文是wavelet。小波的產生是非線性相互作用的結果。市場規模限制是市場競爭最基本的非線性特徵，和市場經濟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疊加絕對不是線性疊加，整體不等於部分之和。中國整體論的思想非常簡單。就這麼一句話，新古典經濟學線性均衡論的數理模型就要加以改造。新古典經濟學用布朗運動、隨機遊走來描寫價格變動是“看不見的手”，他們認為市場參與者理性決策的結果，是市場價格像一個醉鬼，在均衡態附件隨機遊走。政府對一個醉鬼市場什麼也幹不了，不能把市場放在籠子裏，只好聽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機，也只能等市場自身復原，沒藥可醫。但是如果宏觀波動是小波疊加的結果，你會發現在小波的不同發展階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樣。技術研發初期市場難以介入，政府和社會支持的研發對技術創新起決定性作用，技術起飛階段規模遞增，市場泡沫可能出現，技術飽和階段必然出現壟斷，技術衰落期消化過剩產能或落後產能更需政府和社會的幫助。你也可以用這個圖形來解釋大國的興衰。顯然，市場和政府在技術競爭的過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純粹的市場，也沒有可以脱離市場的守夜人。政府、社會、企業、家庭都是相互影響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