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瑾：中國古代的虎患——老虎傷人頻發，百姓苦不堪言

中國人打虎的歷史很悠久，大概在三四千年前就已經出現在甲骨文和獸骨的記錄上了。遠古社會，人與虎的距離很近，為了生存人虎之間免不了有衝突。

不過在那個時候，生產力很低，個人肯定完不成打虎，所以就會出現眾人在王或諸侯的領導下，一起圍獵老虎。打老虎逐漸成了一種帝王宣示武力的方法，例如“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逸周書集訓校釋四》）講的就是周武王狩獵的事情。

秦漢後，農業開發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加上戰爭不斷，打虎除了是帝王的愛好，也是將軍們展現實力的資本，例如西漢時的飛將軍李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史記·李將軍列傳》）

魏晉時期，中原戰亂，虎患也相對平和了。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由於世家大族崇尚“文化打虎”，史冊中充斥着以德伏虎，用道德來感化老虎的祥瑞記錄。“君弟子三人。隨道士邢邁入宣城涇縣白水山。去縣七十里，餌術黃精，經歷年所。有鹿走依舍邊伏眠，邁等怪之，乃為虎所逼。邁乃咒虎退。鹿經日乃去。”（《何法盛晉中興書·晉諸公別傳·杜夷君》）

《二十四孝》中的“打虎救母”資料圖

唐宋時期，隨着社會與文化的進步，人虎衝突更是有增無減，一些傳奇小説中也充斥着虎吃人、人打虎的鏡頭。一些民間獵人由於長期狩獵，總結出了一套打虎辦法，甚至以此為業。“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為業，於徑施弩弓焉。”（《太平廣記》）

比較有名的宋元民間“説話”就是“武松打虎”的故事，從清代《臨安縣誌》和《西湖大觀》記載可知，歷史上杭州確有武松此人，但在正規的史籍資料中並沒有其打虎的記載，相反民間故事中就有很多。武松的故事最早見於南宋羅燁《醉翁談錄》，《武行者》小説篇目。這些全都是文學創作，因此武松打虎的事情並無實據可考證，但從側面反映了當時虎患嚴重，百姓迫切希望出現打虎英雄。

人們打虎的另一原因，是隨着醫學的發展，老虎的藥用價值被髮掘。唐代孫思邈撰寫的《備急千金要方》卷十一《肝藏》載：“（虎骨）治肝虛寒勞損，口苦，關節骨疼痛，筋攣縮煩悶。”於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惜為此而冒險打虎。

元代，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實現大一統，從東北到江南都有民間打虎英雄，甚至還有女子殺虎的記錄，讓人歎為觀止。在《元史》卷200的《烈女傳·胡烈婦》中記載：“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整個故事非常有畫面感，稱其為“烈婦”一點也不誇張。

明清時期，人口快速膨脹，土地資源嚴重緊張，山林資源也被大面積地破壞。在耕地不足的情況下，人們將目光盯向了山區，環境的破壞不僅僅造成了某些動物的滅絕，老虎的生存也受到威脅。這時，老虎開始走出深山老林，正式向人類宣戰，所以説明清以來，我國的虎患發展到空前絕後的激烈時代。虎患災害最終遍及華北平原、西部地區、東南地區、雲南地區、以及南部沿海等地。

這種災難到底比起之前有多厲害？僅以東南地區為例，明清時期此地區出現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該地區發生虎患次數的85倍，幾乎平均每年發生一次。更為可怕的是，人虎衝突的頻率幾乎是隨着時間推移越演越烈。

這一時期的老虎作惡十分猖狂與兇殘，甚至直接到居民家中傷人。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就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夾城巷北，有黃斑虎軀體雄偉，自南河遊至巷。有腳伕謝四，因早出行，與虎交肩行過，被虎爪傷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煌家，據廳上大吼，鄰里無不杜門。凌家破後壁逃，虎遂登樓，地方奔告官司，喚獵户二十餘人，擒之無策，後以石灰灌入袋內，上瓦揭開，放日光，虎仰視，以灰迷其目，次以堅利長槍刺其口，始獲送官。”(《錢塘縣誌》)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上海也曾經是個老虎出沒的地方。從今天保存的一些上海各縣誌和鄉鎮志中，隨處可見老虎傷人的記錄。例如正統二年（1437年），寶山吳淞附近有白額虎，傷65人，堪稱是單隻老虎傷人最多一次，據《寶山縣誌》記載，當時的場景是“繃村繞舍時縱橫”，“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害得“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嘉靖三十年(1541)，有二虎來到金山衞城，傷三人。萬曆三十五年(1597)七月，金山衞城又有二虎來到，也是傷三人。（《金山縣誌》）

晚清上海老照片

清代的上海老虎傷人不但神出鬼沒，而且傷人後往往可以逃走。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寶山廣福出現老虎，傷兩人後逃走。（《石岡廣福合志》）乾隆十六年(1751)，外岡鎮瞿門涇附近的樹木深密處，跳出一隻老虎，傷人後逃走。（《外岡志》）

《金山縣誌》中還記載過一件事情，大概是在順治十五年(1658)四月，一隻白虎衝到了金山衞城內，“負一嫗去”，雖然官兵與老虎進行了英勇格鬥，但結果卻被咬死四人，“民俱闔户”，而老虎卻大搖大擺地走了，可見隨着時代進步，老虎的戰鬥力也在不斷增強。

虎患這麼嚴重，民間和官府都不得不想盡辦法捕殺老虎。與明以前的打虎行動有着明顯不同的是，此時官府成為打虎驅虎的主導力量，不但徵調官兵、差役打虎，還會招募獵户打虎，當然也少不了施德政、作禱虎文驅虎等迷信措施。

面對老虎直接闖到民居中的囂張，官吏們有時甚至要親自督捕，在要害地點還要佈防設兵。康熙時的《羅源縣誌》中就記載：“康熙四十七年春羣虎夜夜入市，三月，遊擊陳騰龍督兵民捕之，前後殺獲六虎，患遂息。”《鹽乘》中也記載，雍正年間，“虎至城東蔡氏門前咥人”，因此“始設把總以兵防守”。

在一些有駐軍的地方，如果看到老虎出沒也會開展圍捕。順治四年（1647），“泖西有虎”，守兵迎其首射之，“中目而殪”（《松江府志》）。一些圍捕老虎的行動有時是受到上級的指示，例如光緒《寶山縣誌》中提到寶山所的老虎傷害了數十人，經過各級政府的層層上報，最終到了皇帝的手上。皇帝遂下令“詔下襄城伯李隆遣吳淞所千户王慶、縣丞張鑑捕之”，縣丞張鑑將此次政府組織的捕虎行動詳細記錄在了《殺虎行》裏。

在記錄中，官府組織了一支滅虎隊伍，“爰遣壯士十餘人，赳赳勇力誰敢當。雕弓引發白羽箭，鐵騎森列羅刀槍。郡侯重民委蓮幕，幕召切切食不遑。”最終，這個殺虎大隊完成了任務，“尋蹤覓跡走林麓，驅逐攫殺如屠羊。籲呼號令殄民患，食其肉兮刳厥腸。行人聚觀集如市，歌者快者聲琅琅”。張鑑寫詩時估計滿是得意洋洋，通篇都是讚揚之音，真實場景也許沒有這麼誇張，但的確反映了當時官府會號召百姓來有組織的打虎。

雍正行樂圖之打虎

除此之外，官府還會出賞錢招募獵户來打虎，這些獵户有多年的打虎經驗，打虎效果通常不錯，官府對此法也是樂此不疲。江西安遠縣縣誌記載：“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境內多虎，白日噬人，知縣李多柞懸賞募善捕者旬日獲十三虎。”《尤溪縣誌》中也有記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虎入城，知縣閔本貞募善捕者射之，一日於西郊外連中雙虎。”

對於農商為主的上海來説，僱人圍捕老虎的方法十分受用。明正德年間，嘉定安亭就在發現老虎後，“購獵者捕之，其患遂息”（《安亭志》）。可見，當地官府都非常喜歡這種出錢招募的方式，不但針對性強，效率也高。

明清時期的虎患如此猖獗，説明虎的生存環境遭到了人為的極大破壞，人與虎的矛盾到了對抗性的地步，要麼虎吃人，要麼人殺虎。打虎的工具和方法也隨着技術的進步更加多元化，甚至炸藥、鳥銃和短槍火藥都用在了打虎上。

其實，這些吃人的老虎之所以養成這種習性，是跟環境的變遷脱不開關係的。明清後人口密度的增加，農耕地的擴張，都進一步逼得老虎們無處可去，也就必不可少會去襲擊人類。乾隆後，各地虎患日漸減少，經濟社會的發展也趨於穩定。但老虎卻因為過度的捕殺以及生存環境被侵佔，到了瀕臨滅絕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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