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糾正被儒家文官扭曲的歷史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pengyouquan1982”，改編自作者李曉鵬在新書《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出版座談會上的演講，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
一、從漢武帝“晚年悔過”事件的真偽説開去
我在《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這本書裏面，重點對明史發表了一些新的看法。考證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滿清的文官集團，特別是東林黨人，帶着很強的偏見去寫的，裏面有很多歪曲歷史真相甚至顛倒黑白的內容。但是對於明史之前的中國史，我這本書裏説的東西是比較少的。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長文，感覺到我的這些觀點，其實在《明史》之前的中國史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團故意歪曲顛倒的地方。這篇文章是辛德勇寫的《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在這篇文章中，他對一直以來被認為是非常權威的正史《資治通鑑》中的很多內容進行了考證。指出《資治通鑑》並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是一個非常客觀的正史，而是一本帶着強烈意識形態偏見的書。
這篇文章主要考證了“漢武帝晚年悔過”這個故事的真偽。
漢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績，就是在西漢王朝前六十年休養生息、發展國力的基礎上，對匈奴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他派名將衞青、霍去病等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收河套地區，奪取河西走廊，將當時漢朝的北部疆域從長城沿線推至漠北。喪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區後，匈奴王庭遠遷漠北，這就基本解決自西漢初期以來匈奴對中原的威脅。
漢武帝北擊匈奴戰爭示意圖
在對匈奴的戰爭同時，他又恩威並施，同時採取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來使西域諸國臣服。為後來把西域併入中國版圖奠定基礎。
這些成就是中原農耕文明對北方遊牧文明的偉大勝利。當時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強大的軍事帝國之一，對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壓頂之勢。漢武帝給予匈奴的毀滅性打擊和征服西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標誌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但是呢，也流傳一種説法：到了漢武帝晚年，他對自己的這些行為開始反思，甚至有點後悔了。他覺得對匈奴大規模的戰爭實際上是勞民傷財的舉動，導致民不聊生、社會動盪，所以他開始反悔自己之前的戰略決策。
這種説法的權威來源就是《資治通鑑》。《資治通鑑》裏邊關於漢武帝“晚年悔過”的描述是這麼一段描述：
徵和四年三月，從泰山封禪回來以後，漢武帝説了這麼一句話，叫做“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這句話説的很重：“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就是把自己當皇帝以來，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盤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我非常非常後悔，自己扇自己耳光。
《通鑑》裏面還説，有一些儒家學者跟他建言説方士神仙信不得。漢武帝也完全接受他們的建議，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趕走了。
為了表明自己的悔過，漢武帝還為此寫了一個詔書，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詔”，又稱為《輪台悔過詔》。
在這個詔書裏面——根據後代學者的説法就是——漢武帝系統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錯誤，進行了全面悔過和自責。
田餘慶發表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論輪台詔》一文，就是説在漢武帝去世前兩年，大幅度轉變了政治取向，由橫賦暴斂、窮兵黷武，轉向“守文”，澄清了紛亂的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這樣，在武帝死後，西漢王朝才有了“昭宣中興”的大好局面，使西漢統治又延續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過來理解，就是説：如果漢武帝還走原來那條窮兵黷武的道路，可能西漢王朝馬上就要崩潰了、就要滅亡了。正是因為有了晚年悔過，有了這個“輪台詔”，使這個國家又得以休養生息，重新復興。國家才又存在了一百年。而田先生的這個論點，最重要的依據就是《資治通鑑》上的記載。
如果《資治通鑑》上的説法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會對漢武帝一生的功績產生很強烈的疑問。漢武帝去北擊匈奴，這麼大一件事，可能就是過錯大於功勞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個好大喜功的暴君——為了滿足自己開疆拓土的虛榮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這不是暴君是什麼？
但《資治通鑑》上的記載，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個皇帝，特別是像漢武帝這樣強勢的皇帝，竟然會公開用“向時愚惑”，甚至“所為狂悖”這種詞句來自己罵自己。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就算他意識到了錯誤，悄悄的糾正過來就可以了，或者找幾個替罪羊，把執行他之前戰略擴張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線自然就轉變過來了，何必用這麼嚴厲的詞語咒罵自己呢？這種做法本身有點違背常理，讓人覺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據《資治通鑑》的記載，他説自己“向時愚惑，所為狂悖”，正好發生在他去泰山封禪回來以後。漢武帝泰山封禪是當時的一件大事，很多歷史文獻都有記錄，《漢書》裏面也有明確的時間記載，真實可靠。那麼，武帝的想法轉變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為，又非常聽儒家學者的話，他可能就不會帶着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禪，宣告自己的偉大功績，搞這麼大一件勞民傷財的事。泰山封禪回來，就幡然悔悟，自己罵自己，這個轉變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這兩條，都是基於常理的推測，對史料提出質疑，還不能算是證據，不能證明漢武帝“晚年悔過”的那些話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裏面提出了一些證據，我認為是比較有力的。首先，漢武帝自己罵自己的這段話，在《漢書》裏面都沒有記載。是在西漢滅亡一千年以後的《資治通鑑》裏面才出現。
《資治通鑑》裏邊能在《漢書》裏邊找到根據，説漢武帝有“晚年悔過”之舉的，只有一個“輪台詔”。
《輪台詔》的原文，在漢書裏面有記錄。如果我們認真地讀一下《輪台詔》以及它發佈的前因後果。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所謂的“輪台之悔”，並不能成為漢武帝系統地反思自己政策的一個證明。
《輪台詔》的發佈是什麼背景呢？就是桑弘羊等幾個大臣，上疏請求漢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輪台那個地方去駐軍囤田，説這個地方是西域的戰略要地，佔領這個地方有助於加強對西域的控制。
漢武帝接到上疏以後，就下了一個詔書——也就是“輪台詔”，説了一大堆話，總的意思是：輪台這個地方非常偏遠，前一段時間我們對西域用兵，特別是貳師將軍李廣利去徵西域，仗沒打好，損失慘重，勞民傷財，士兵大量死傷。我感到非常的悲痛，覺得目前還是應該讓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時間，所以輪台駐軍這個事兒就不要乾了。（《輪台詔》原文見附錄）
所謂的“輪台悔過詔”，其實就這麼一個東西。
從“輪台詔”發佈的前因後果來看，實際上漢武帝只是針對輪台駐軍這個事在説事。他完全沒有説自己北擊匈奴的整個戰略是錯的。
這裏面武帝有關對軍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話是：
“貳師敗軍（貳師將軍李廣利敗了），士卒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他重點是説輪台駐軍這個事兒。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詔書的後面，他還補充説了一下，雖然輪台不駐軍了，但還是要“毋乏武備”——不要讓我們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而被削弱。整個詔書的最後一句話，是“郡國二千石以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兩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員，都給我上書説一下，以後我們怎麼幹才能夠積蓄更多的馬匹，怎麼能夠鞏固邊防。
從這個文本里面，我們看得出來，《輪台詔》的意思就是：前兩年我們打仗沒打好，花的錢太多了，所以應該休息兩年，把工作重點從對外征伐轉變為改善內政和補充兵馬錢糧，現在就不要到輪台那麼遠的地方去駐軍囤田了。這屬於短期的戰術調整，而並不是否定之前的國家戰略。
——至於所謂“向時愚惑，所為狂悖”這種話，並沒有出現在《輪台詔》或者其它任何漢朝官方記錄中，只能在《資治通鑑》中找到。現在有一些文獻直接説武帝在《輪台詔》中罵自己“所為狂悖”則是完全以訛傳訛、牛頭不對馬嘴了。
除了《輪台詔》的文本解讀以外，説漢武帝“晚年悔過”的事情不存在，還有幾個證據。
第一個證據：武帝死後，留給兒子的顧問班子，即所謂顧命大臣，都是對外進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積極參與者。
武帝的兒子八歲登基，受武帝顧命掌握大權的主要是四個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將軍，是征討匈奴的名將霍去病的弟弟。漢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為霍去病。
桑弘羊是武帝的財政大臣，他以善於為皇帝理財而名垂千古。武帝對外戰爭，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了一套徵税系統來保障軍費後勤。國家壟斷鹽鐵專營和對商人徵收重税來擴大財政收入，都是桑弘羊搞出來的。
上官桀是職業軍人，官拜左將軍，曾經與李廣利一起統率漢軍，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戰功顯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對投降漢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兒子。投降以後一直是武帝的貼身侍衞。
我們看武帝留下這個人才班子，三個武將加一個軍事後勤專家，這四個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張修身養性的黃老學派代表人物。這個班子的搭配説明，武帝希望在他死後，前幾十年這種對外擴張政策能夠得以延續。
如果漢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經對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後悔，那麼他一定會對核心決策層進行調整。他死後留下的這個顧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這個樣子，肯定會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議進行戰略休養生息的官員，但是沒有。這是武帝沒有“晚年悔過”的第一個證據。
第二個證據就是《鹽鐵論》。
《鹽鐵論》是漢武帝去世之後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組織的一次討論國家鹽鐵專賣的會議記錄。這個會議記錄很幸運的完整保留下來了，直到今天我們還能夠看得到。
在這個會議記錄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員，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對漢武帝時代的政策進行了長達數天的討論。如果漢武帝在晚年有過系統的“悔過”，主張與民休息，認為自己窮兵黷武導致勞民傷財等等，那麼當時的學者，一定會引用武帝的言論，説先帝晚年的時候曾經後悔過云云，來證明鹽鐵專賣和徵收商業税的不合理。肯定會有這些説法。
但是，在《鹽鐵論》當中，我們找不到這方面的內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説，要恢復“文帝之政”。簡單説就是反對武帝當時的政策，回到漢武帝的祖父漢文帝時候的政策路線上去。
而桑弘羊，則主張繼續維持政府在鹽鐵方面的管理。他説：“君薨，臣不變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也就是説，武帝剛死，你們這幫人就要改變先帝的這個政治路線，我認為這樣做是不對的。
這樣的辯論記錄也可以説明：爭論的雙方都很清楚，漢武帝晚年並沒有改變其一貫的政治路線，沒有任何顯著的“悔過”的舉動和言辭。如果有，不可能不在《鹽鐵論》中反映出來。
此外還有第三個側面證據。在輪台詔之前，實際上漢武帝有多次類似的戰略收縮的先例。比如説元朔三年，“罷滄海郡，罷西南夷”——聽了一些儒生的建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軍事徵發的事宜。但是過了一年以後，馬上又派衞青率大兵攻擊匈奴。
這樣的先例説明，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國家戰略的時候，需要一張一馳的節奏切換——打了一段時間的大仗之後，就休養生息，讓人民有機會休息，士卒有機會訓練；等國家又積蓄了一定的財富之後，再大舉向外擴張；擴張到了一定程度之後，再休息一下，恢復國力……這種從戰爭到休息的節奏切換，顯然不能算是對整個戰略的反思。
通過這些證據，我認為可以比較有把握的説：所謂漢武帝“晚年悔過”這個事兒，應該是虛假的。在歷史上不存在武帝晚年悔過的問題。
那麼關於武帝晚年悔過的那些話——“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資治通鑑》是從哪兒來的呢？
根據考證，它應該是來自一本叫做《漢武故事》的野史。這本野史現在已經失傳了，但是在很多史料當中有抄錄它的內容。它裏面有關武帝晚年悔過的內容就跟《資治通鑑》裏面的表達，是非常一致的。而這本《漢武故事》的野史呢，大量地記載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類似於一本神鬼小説。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這麼重要的史學著作，怎麼會去引用這樣一個看起來這麼不靠譜的、講妖魔鬼怪故事的《漢武故事》這個書呢？儒家不是講究“鬼神之事敬而遠之”嗎？
這裏面應該説，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輪台之悔”，或者是漢武帝晚年悔過這個故事，很明顯的體現出了儒家文官集團的政治取向，叫做“重文輕武，醜化皇帝”。
儒家文官集團這些人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總體而言大大弱於職業武官。特別是司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團掌權，武將被邊緣化，被剝奪了統兵的權力。北宋的軍隊對外基本上一打就全軍覆沒，喪權辱國、喪師失地。儒家文官集團主導整個國家權力，軍事上就是不行，打不過北方少數民族。跟漢武帝時代比起來，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但是，儒家文官集團必須要論證北宋這種局面的合理性。如果歷史書上説，中原政權對北方的少數民族，打贏了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打輸了是一件喪權辱國的事情，那麼儒家文官集團執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被動搖。北宋的局面就説明你文官當權不行，還是要武將來，要加強皇權。這樣，武將的權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權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樂園，他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當然不會允許這種宣傳論調出現。
通過“輪台之悔”這件事情，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儒家文官們就可以昭告天下：漢武帝對匈奴的一系列打擊，是過大於功的，本質上是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給中國的民生造成了嚴重的困擾，使國力衰退等等。武帝本人晚年都非常後悔，自己罵自己狂悖、愚蠢。就像田先生所説的，如果武帝不反悔的話，西漢可能馬上就要完蛋了。
把這個故事加進來之後，那麼，再來看北宋，在對外戰爭當中，少數民族來打我，我就不應該反擊，打輸了也沒什麼丟人的，説明我們不像漢武帝那樣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嘛，對不對？敵人一打過來，我們就籤條約，割地賠款，這個才是正確的。這種做法跟漢武帝晚年悔過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這樣，儒家文官集團的執政合法性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整個國家民族的價值取向就被顛倒過來了——對外戰爭、開疆拓土的皇帝和將軍們變成了罪人，割地賠款的文官大臣們變成了英雄。
於是，我們就面臨兩種觀點。西漢能夠存在兩百年，到底是靠漢武帝去打擊匈奴打出來的，還是靠他反省自己打擊匈奴，搞休養生息休養出來的？
這是兩條政治路線。
如果是前一條路線是正確的，西漢的兩百年國運是靠打擊匈奴打出來的，那麼我們這個國家，我們的中華文明，在它的發展過程當中，就應該走富國強兵、積極防禦的道路。對於給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敵人，就是應該嚴厲打擊，對於敢於用暴力來跟我們對話的敵人，就是堅決的以暴制暴，先用暴力把你打服了，我們再來談和平。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來保障和平。
如果後一條路線是正確的，西漢在武帝死後還能維持一百年，全靠武帝晚年悔過。那麼，我們就應該選擇北宋這種積貧積弱的這種國策來生存，對外妥協，依靠金錢外交來謀求生存空間。
我個人的看法很明確，武帝晚年悔過的事情是假的，《資治通鑑》的這種價值觀是通過偽造歷史來傳達的，不可接受。
北宋的文官集團執行的後一種方略，結果怎麼樣？《資治通鑑》成書於1084年，北宋滅亡於1127年。《資治通鑑》成書後40年，北宋就滅亡了。而且國家是亡於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中原人民被屠殺得非常慘烈。
武帝死後，漢朝有“昭宣中興”，漢軍橫掃匈奴，把西域全部納入中原政權的管轄之下。西漢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輝煌的一個王朝，武帝在位的五十年，以及武帝死後的五十年，都是中原政權非常強盛、國家經濟繁榮的好時光。西漢和北宋的對比説明了什麼？説明武帝積極進取的國家戰略才是正確的，北宋苟且偷生的戰略是錯誤的。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他晚年從來沒有為自己一生的奮鬥後悔過！
二、司馬光為什麼對色情小説感興趣？
司馬光出於政治目的取捨史料的傾向，他自己也承認。他寫過一篇文章《史剡》説，“愚觀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我看以前的歷史，有一些東西，與其讓後人知道，不如把它消滅了算了。就是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公開聲稱，他認為歷史上有些事最好別讓後人知道。
編寫《資治通鑑》之，他説了一句話“史有記錄之害義者，不可不正”——歷史上的那些記錄，有違反我儒家正統道義的，一定要把它斧正。
從這些話語可以看出，司馬光在治史的時候，確實帶有一種強烈的主觀價值的取捨。為了闡明他所相信的儒家正統，他認為可以歪曲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出於這樣的目的，司馬光把野史中的漢武帝晚年悔過寫進了《資治通鑑》。除了虛構武帝“晚年悔過”事件，《資治通鑑》為了貫徹儒家文官集團的政治路線，在其它地方，也有很多明顯虛構的故事。這些故事真偽的考證，就不如我們對“輪台之悔”的考證這麼有力了。但是我們也可以看一看。
一個是所謂的“楊貴妃洗兒”事件。就是唐朝中期，安史之亂之前，安祿山在河北地區執掌兵權的時候，曾經到長安晉見過唐明皇李隆基，還見到過楊貴妃。這個事兒大家都知道，但是《資治通鑑》裏邊多了一段正史上沒有記載的事情：
楊貴妃非常喜歡安祿山，認安祿山當了自己的乾兒子。認了乾兒子之後，還把安祿山召到宮廷裏邊來。安祿山説我們少數民族有風俗，認乾兒子要給他洗澡的。楊貴妃就吩咐人用大毯子，把安祿山這個大胖子裹起來，扔到池子裏，楊貴妃親自給他洗澡。唐明皇李隆基還看着，還挺高興，一點都不覺得懷疑。
這個事情太荒唐，很多認可《資治通鑑》權威性的人也是很反對的。清朝就有人指出：“《通鑑》載此事，皆出《祿山事蹟》，及《天寶遺事》諸野史，恐非實錄。”“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而通鑑乃採《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此種小説乃存巷俚言，乃據以污唐家宮闈也。”
這個事情司馬光為什麼要寫進去？他引用的那個什麼《天寶遺事》、《祿山事蹟》，其實就是類似於色情小説，專門寫宮闈野史的東西。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這麼嚴肅的歷史著作，怎麼把這些正史上沒有記載的，而且聽起來非常荒謬的事情，堂而皇之地寫進去呢？
這説明什麼？説明司馬光確實有很強的主觀價值取向。就是醜化皇帝、醜化宮闈。皇帝就是好色，就是昏君，皇帝要不得。通過醜化皇帝，凸顯出來儒家文官集團是堅持正統的、堅持道義的。皇帝的話是不能聽的。
儒家文官集團要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是要把皇帝的形象不斷地加以醜化。把安祿山叛變，“安史之亂”的責任都歸結為皇帝好色、昏庸。出了事情，就是因為女人是禍水、皇帝是昏君，而官僚集團沒有責任。從而樹立儒家文官集團在道義上的“偉光正”的地位。
《資治通鑑》上第二個不靠譜的記載是漢成帝寵趙飛燕姐妹的事情。這裏邊司馬光就引用了一句話，就是披香博士淖方成説過的，“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所謂“紅顏禍水”這個詞就是從這來的。但這句話也是《漢書》等權威記錄裏面沒有的。那麼這句話從哪兒來的？實際上也是出於一本野史叫做《趙飛燕外傳》。
這個《趙飛燕外傳》就是後世文人瞎編的黃色小説。這裏邊記錄的漢成帝怎麼死的，記錄過程污穢不堪，説皇帝生病的時候，還在吃趙飛燕姐妹給他的春藥，吃了春藥之後天天跟趙飛燕姐妹混一塊，結果就是精盡人亡然後就死掉了。精液流了好幾個時辰才死的。這裏邊的描寫很污穢，而且完全違背生理學常識，它就是一本黃色小説。
那麼司馬光為什麼在他的《資治通鑑》裏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這些東西呢？就是我説的，要醜化皇帝，醜化皇權，以達到強化儒家官僚集團的正統地位正確性的這麼一個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司馬光不惜把黃色小説當正史來用。
三、儒家文官的崛起與道統觀念的強化
我在《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第二卷裏邊，一上來就分析了儒家文官集團崛起的過程。它是一個從軍事集團的附庸到一個獨立的權力集團的發展過程。
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首先是從戰爭發展起來的。原始部落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組織軍隊進行戰爭，而建立起君權。軍權來自於君權——皇帝的權力來自於軍隊的權力，皇帝的前身就是軍事領袖而不是政府領袖。
在戰爭形成了統一的國家以後，就需要一些行政官僚來處理日常事務，這個時候行政權力是屈從於軍事權力的。所以文官集團才必須要對皇帝完全地服從。
但是，國家大一統之後，軍事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內政的重要性逐漸上升。文官集團、官僚集團，或者叫行政官僚集團，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開始尋找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就開始從儒家的思想裏面尋找建立他們的道統。
西漢的董仲舒最先提出儒家天道的概念，説“天不變、道亦不變”。但這個時候，董仲舒所謂的天道，還是一種授予天子執政合法性的這麼一個意思。道統和法統是合而為一的，道統必須遵從法統，儒家正統必須屈從於皇帝的權威。漢武帝因為欣賞董仲舒，下詔問了董仲舒幾次治理國家的建議，這個事情就被後來的儒家史學吹上天，説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胡説八道。漢朝內部決策以法家思想為主，兼用道家和儒家，對外則是思想文化自由，百家爭鳴隨便説，沒有廢黜過任何一家，更沒有獨尊儒術。漢武帝的核心決策班子裏面根本沒有儒家學者，董仲舒不過被武帝派到地方上去當小官，連中央政府的職位都沒給他。
儒家文官集團真正掌權要到唐朝中後期，武則天改革以後。科舉制度加強了文官集團的權力，他們就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獨立於皇權、獨立於軍權的一個意識形態體系。這個時候就出現了道學。以韓愈的《原道》這篇文章為代表，提出了從周公到孔子，再到唐代儒家的這麼一個“天道傳承體系”。
這個天道傳承體系是獨立於法統的，跟換了誰當皇帝是沒有關係的。儒家文官集團，就是尊重這個道統。道統從法統分離了出來。
到了北宋，就完全建立了一個儒家士大夫樂園，從帶兵打仗的統帥到皇帝的侍衞，基本都由文官擔任。沒有通過儒家經典考試的武將沒權力了，皇帝想殺儒家士大夫也被禁止了。宋神宗想要殺一個棄城逃跑的敗軍之將（文官），宰相蔡確明確告訴他不行，神宗毫無辦法。
這個時候，道學就進一步加強，文官集團就認為我只需要服從我的道統就可以了，不需要聽你的法統。為了強調這個儒家道統，司馬光就編撰了《資治通鑑》，對中國的歷史進行了重新的梳理，按照儒家的道統來重新解釋中國歷史。
在司馬光所解釋的中國歷史中，皇帝基本都是昏庸的，如果不昏庸他就比較暴虐。皇帝的主要優點就是對文官們言聽計從，只有這樣的皇帝才被認為是聖賢的君主。
軍事戰爭的重要性被系統地貶低了，武將的角色也不是很好，太監當然就更壞了，皇帝寵愛的后妃一般都是紅顏禍水，農民起義等幹革命的肯定就是反賊。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著名人物都成了反派角色。只有誰正確呢？就是儒家文官集團，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這就是《資治通鑑》產生的背景。
儒家文官集團的崛起，我在第一卷書裏面説了，首先要充分肯定它的正面意義——它促進了政府治理的理性化，科舉制度讓底層人民能夠有一條參與政府治理、國家治理的一個渠道，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個巨大進步，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偉大的貢獻。
但是呢，在文官集團一派獨大的這種地位奠定以後，它又開始逐漸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反動，變得腐敗墮落、貪婪無恥。壟斷國家的權力，對上架空皇權，削弱武將的權力，也就間接的削弱國家的戰爭能力。對下，跟大地主大商人等豪強階層勾結，形成國家的權貴集團，欺壓老百姓，導致官逼民反。
最後出現一個什麼情況？就是兩宋積貧積弱，軍隊被徹底削弱了，對外打仗一觸即潰，對內嚴酷地剝削老百姓，税賦高的不得了，食鹽專賣的收入是唐朝和明朝的十倍，農民起義連年不斷。
老百姓的負擔非常沉重，但是文官集團，過着非常舒服的日子，在他們記錄的歷史裏邊，把兩宋描寫成一個經濟繁榮的超級盛世，大家都過得非常得舒服。但是真正過得舒服的只是這個社會當中很小的一部分，整個國家民族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態。
我在書中對比了兩宋和明朝：宋朝不殺士大夫——不管他貪污了多少錢、激起了多大的人民反抗、丟掉了多少國土，都不會被判處死刑，因此被認為是仁政；而明朝總是不斷的用死刑來對待貪污腐敗的、激起農民起義的和打仗失敗的官員，所以被文官集團描寫為黑暗專制的恐怖帝國。
但實際上，宋朝對老百姓極其殘酷，凌遲這種酷刑正式進入國家刑法典就是在北宋，給犯人在臉上刺字的刑罰從漢朝就被取消了，到了北宋又復活了。販賣私鹽二十斤就是死刑。相反，明朝就沒有刺字的刑罰，凌遲處死雖然也有，但是沒有寫入刑法典，必須皇帝特批，官僚集團不能判處任何人凌遲處死，而對於販賣私鹽這種事，明朝則規定，普通人生活無着，在肩挑背扛的範圍內販賣私鹽，不算犯法。
兩宋對文官士大夫非常仁慈寬鬆，對老百姓非常殘酷；明朝對文官士大夫嚴加管束，而老百姓的權利和自由保障得比宋朝好得多。
最後，大家都知道的是，宋朝這個儒家士大夫的樂園，徹底地亡於北方少數民族。中原文明第一次完整地被北方更加落後的遊牧民族徹底地征服了。這使中華文明出現了很大的倒退，給中原人民帶來了非常慘重的災難，被屠殺的人民數量以千萬計。儒家文官集團宣傳的道統，以及精心編纂的《資治通鑑》，最後就搞出來這麼一個結果。
《資治通鑑》是一本重要的歷史著作，司馬光做了大量的歷史整理的工作，這些功績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們也要清醒的認識到，它並不是一本客觀的歷史著作。它是儒家士大夫掌握歷史話語權的登峯造極之作，是一部扭曲歷史真相的歷史著作，它的目標是宣傳和塑造儒家道統意識形態，而不是盡最大努力真實地去記錄歷史。
四、東林黨人對明朝歷史的扭曲和醜化
前面我講的這些東西，算是對我《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第一卷、第二卷的一個很重要的補充。我講《資治通鑑》某些方面不太靠譜，但實際上要論證這個觀點，找出《資治通鑑》的根本性錯誤還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非常困難？因為元朝取代南宋以後，出現了一次中原文明完整地被北方少數民族消滅的事件，導致大量文獻資料被損毀。留下來的主要就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官方正史和《資治通鑑》，宋以前的大量文獻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要想再找別的史料來證明《資治通鑑》中有大量虛假東西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像我們辨析“輪台之悔”，這個論證應該説是比較有力的。因為有那麼多史料可以證明它。正好《鹽鐵論》還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算是我們的幸運。但是，比如關於趙飛燕姐妹和楊貴妃這個故事，我們只能説它太不合常理了，而且正史又沒有記載，根據《資治通鑑》在“輪台之悔”事件上的表現，我認為他們應該是偽的。
但是，這個論證的史料支撐是不夠的。你説它是從《趙飛燕外傳》裏面抄過來的，但是也許萬一人家司馬光看見實錄上也有這個記載呢？對不對？這種可能性是有的。畢竟實錄已經消失了。
所以，要想理清楚在元之前的歷史，有多少被篡改了、有多少是不符合歷史的，非常困難。我的《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雖然説的是梳理整個中國古代史，但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的篇幅都用在了寫明史上。就是因為只有明朝的史料保留下來的還比較充分。最重要的是《明實錄》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此外像朱元璋編寫的《逆臣錄》，還有楊士奇、申時行、陳洪謨等朝廷大臣的個人回憶錄，還有各種宮廷檔案和地方墓誌銘等等，直到今天我們都還是能夠看得到的。
這些第一手或者接近於第一手的史料的留存，為我們考證明史在多大程度被扭曲了，提供了比較充分的材料。所以我就是把明史作為一個典型的案例來深入地去挖掘它。
通過對現在保存下來的明朝史料的系統挖掘，我們不難發現，代表明朝晚期的道學文官集團的東林黨人在投降滿清以後，編撰的《明史》也符合《資治通鑑》的一貫表現——就是極力地醜化皇帝，把明朝亡國的責任一股腦推給皇帝，把文官集團描寫成充滿理想主義的白蓮花。
受官修《明史》和以東林黨後裔為主的“浙東史學派”的影響，明朝的十多個皇帝，在今天很多人心目當中，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好色、昏庸、心理變態……沒一個好東西。附帶着，東林黨人還大力地醜化后妃、醜化太監、醜化武將，還要醜化文官當中為天下國家負責任的人物，歌頌那些為文官集團謀福利人物。
我舉幾個例子。比如，有關朱元璋的文字獄的傳説，基本都是靠不住的。比如説，説朱元璋殺掉杭州教授徐一夔，僅僅是因為徐一夔的文章裏面出現了“光”這些文字，就是犯了朱元璋當過和尚的忌諱。
但是，我們發現在朱元璋死後，這個徐一夔還活着，還給人寫過墓誌銘，杭州地方誌裏還記載着他還當過官。這些一手的資料出來了，我們就可以知道，關於朱元璋因為文字獄殺徐一夔這個事兒，肯定就是假的。
還有，《明史》中關於明憲宗朱見深和萬貴妃的故事，説萬貴妃因為自己生不出孩子來，在後宮裏邊只要是后妃懷孕的，全部就給打胎，生出來的也要殺死。朱見深的兒子明孝宗朱佑樘之所以能夠活下來，是因為宮中太監張敏冒死秘密撫養。等萬貴妃發現以後，張敏就自殺了。
明憲宗朱見深，竟然寵幸這樣一個萬惡的女人，當然也就是昏君。
但是，通過對《明實錄》的考證，我們發現，實際上明孝宗朱佑樘，不僅不是什麼太監千辛萬苦保護下來的，相反，他就是由萬貴妃親自撫養成人的。因為在內閣給皇帝的奏章裏面，明確地説：朱佑樘蒙貴妃“躬親撫育”，雖然不是貴妃親自生的，貴妃對待他卻好像親兒子一般，真是一個難得的賢妃，我們大臣們無不交口稱讚。
而那個所謂把朱佑樘秘密養大成人之後，然後又自殺的這個太監張敏，在《明史》上記錄張敏死後三年，在《明實錄》裏面還有他跟明憲宗的對話記錄。
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知道，這個故事也是子虛烏有的。
還有像對太監的污衊。關於明朝“四大權閹”之一的太監汪直，《明史》對他極盡醜化之能事，説他如何迫害大臣。但是，在實錄裏面我們可以找出汪直所寫的那些奏章，他收拾大臣是有原因的，核心就是為了協助皇帝反腐敗。那些大臣們犯下了什麼罪行——為了兼併別人的土地打死人，貪污了多少錢等等——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報皇帝，由皇帝批示，然後處理的。他沒有權力來判決官員。
而且汪直在對外戰爭中，在對女真的戰爭當中，對蒙古的戰爭當中，都立下了非常卓越的功勳。説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和反腐英雄，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毫不為過。
此外，還有像名臣嚴嵩，《明史》把他列入奸臣傳，它視之為大奸臣，但是嚴嵩執政的二十三年，正好是明王朝跟東南沿海的倭寇進行激烈鬥爭的二十三年。在這個過程當中，嚴嵩起用了包括胡宗憲還有唐獻之在內的一系列的優秀人才，為平定東南沿海倭寇立下了重大功勳。但是文官集團一定要把他寫成奸臣，就是因為他不反對皇帝誅殺失職的官員，比如北京城被蒙古圍攻，皇帝追究責任要殺掉兵部尚書，嚴嵩不去阻攔，文官集團因此對嚴嵩恨之入骨。
對於武將，像戚繼光這種名將，文官們又編造謊言，説他進獻春藥和美女給首輔大臣張居正。張居正就是吃春藥和好色過度而死——張居正雖然也是文官，但大力推動改革得罪了腐敗的文官集團，所以他們將其一併醜化了。
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張居正去世的原因在他的私人書信往來中説得很清楚，是痔瘡手術的術後感染導致的。當然沒有抗生素等消毒藥品，手術感染往往致命。張居正對自己病情惡化的描寫，與現代醫學總結的痔瘡症狀和術後感染的症狀完全一致。
還有像萬曆皇帝，《明史》裏面説他“怠政”——天天在後宮裏面窩着不幹事。但是我們通過核對《明實錄》裏面的記載，發現他一直在不停地批閲各種奏章，不管是在治理黃河，還是鞏固邊防，還是組織救災等方面都在做事，甚至還下過奏章，要求找熟悉西方曆法的人進宮重新編制曆法，他並沒有“怠政”。這中間他還指揮打贏了抗擊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幹了這麼多大事的一位皇帝，竟然被文官們空口白牙地説成萬事不管的大懶蟲，這顛倒黑白的水平簡直令人稱奇。
通過閲讀各種奏章，可以發現，萬曆皇帝的怠政其實就是不理睬那些進行黨爭的文官奏章——他只批覆辦實事的奏章，而對於搞人事鬥爭的奏章全部置之不理。東林黨人對此極為不滿，所以編造了所謂的“萬曆怠政”的謊言來對皇帝進行攻擊。
當下常見的批評“萬曆怠政”的論調
相反，那些在《明史》中被大力稱頌的某些人物，我們發現，他們似乎並沒有真的幹出多少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比如説著名的所謂“三楊內閣”中的大賢臣楊士奇，我們就找不出來他幹了什麼利國利民的大事。相反，在三楊內閣當政期間，明朝放棄了越南北部的中國領土，中斷了鄭和下西洋的行動，三楊還主持了三位皇帝死後的殉葬，殺掉一些無辜的后妃等等。除此以外，找不出來楊士奇幹了什麼好事，倒是他兒子在老家兼併土地打死了幾十個人的事是真的有。
楊士奇之所以能夠被《明史》認定為是一個大賢臣。主要原因就是能夠當好和事老、善於和稀泥，能夠有效地阻擋皇權對文官集團的監督和管理。出了問題，他在皇帝面前能夠説好話，讓官員們能夠生活得比較自由自在，隨便貪污、隨便兼併土地。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官員，不管是楊士奇也好、徐階也好，都被公認為“大賢臣”。
而那些敢於對天下國家負責任的人，敢於得罪人，敢於整肅官僚集團，整肅權貴集團的人，就一律，或者是大部分被醜化成奸臣。最典型的就是嚴嵩、張璁這些人。
最後的結果，就是真正為國家民族做事情的人，包括皇帝、太監、武將、正直的大臣，都被系統地醜化了。
醜化的效果，在東林黨自己看起來，重要就是為了突出東林黨這麼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
如果這種醜化僅僅是利益之爭，我們還可以不管。甚至説，我就沒必要去花這些時間來幹這些事。
但是，正是因為一兩千年以來的這種“正史”，像《資治通鑑》、《明史》這種記錄，儒家文官集團為了集團的利益，改變歷史的真實，對中國社會的精英集團除了他們自己以外，進行系統地醜化。實際上最終是達到了醜化整個中華文化、貶低整個中華文明的這麼一個效果。使我們當代人，在瞭解中國歷史的時候，自然而然就認為：兩千年來的中國人，就生活在一羣厚顏尤恥的、貪婪好色的、昏庸暴虐的專制皇帝的統治之下，沒有任何的個人尊嚴。這兩千年簡直就是黑暗的兩千年。
整個中華文明，可能偶爾有一點點閃光點，有一些四大發明之類的東西，但是主流是一個黑暗的、昏庸的、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其中被醜化最嚴重的，恰恰就是我們國家歷史上，和平時間最長、經濟最繁榮的大明王朝這段時期。
我們中國古代的歷史，絕不是儒家文官集團永遠正確的歷史。它是一部由許多偉大的皇帝、偉大的太監、偉大的武將、偉大的文官和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共同努力，鑄就的一部光輝燦爛的偉大歷史。這裏面充滿了正義與邪惡的鬥爭，有輝煌的勝利，也有悲壯的失敗，但判斷正邪的標準絕不是儒家思想，更不可能是是否維護了官僚集團的特權，是否讓文官們的日子過得很舒服，只能是是否有利於人民安居樂業、有利於國家繁榮富強。
儒家文官集團，他們掌握了書寫歷史的權力，事實證明他們濫用了這種權力。他們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的進步的作用，但也發揮過極為糟糕的反動的作用。中原政權僅有的兩次完整地被北方少數民族消滅，都是在儒家文官集團全面掌權的背景下發生的。南宋和明末後期，都是儒家文官一家獨大的局面，他們整體腐敗無恥，為國家的豪強權貴階層的利益服務，為此不惜殺害岳飛、毛文龍這樣忠心報國的武將，危害國家國防能力；不惜把並不沉重的税收轉嫁到身無分文的底層農民身上，自己這個階層腰纏萬貫也不願意多交一分錢税收，誘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最後的結果就是國家因為內外交困走向滅亡，而不是亡於外部武器水平低的過、人數少得多的少數民族，這些給中原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給中華文明製造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對於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必須徹底地反省。
五、反思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往前看
有人總結説，我這本書就是“一個經濟學博士，為了研究政治問題，寫了一本歷史書”。我很喜歡這句話，我就是這麼一個意思。我的寫作目的最重要的還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為促進國家的強大，為了中國文化的復興。
我們學習西方，學習了一百多年。這個很好。西方有先進的東西就是要學習。但是學習完了之後，如果我們要超越西方，要比西方做得更好，必須要有創新，有新的東西，有自己的東西。這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我們自己歷史的重新整理和反思，建立我們獨立的史觀。從整理自己的歷史中，找到中華民族獨立的靈魂。
研究歷史是往後看，但不是為了復古，不是説要再搞個皇帝來管理中國。往後看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往前看。
我並不認為研究歷史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充其量只是具有基礎性的價值。如果説我們中華文明真的要復興，絕對不是説靠吹，説我們歷史多麼偉大。但是如果有人想刻意貶低我們的歷史，説我們在歷史上從未真正強盛偉大過，説我們這個民族的基因就是黑暗專制沒有創造力的，我是堅決不能同意的。
如果中華復興有一個客觀的標誌，應該是科技復興。如果有一天我們這個社會，有一些科學家能夠整出來可以顛覆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一套新的科學理論體系出來，中華文明就真的復興了。
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光指望科學家的努力是不夠的，我們在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重新反思歷史，重建中國文化自信，就是其中的一個基礎性的工作。
在新時代反思中國的歷史，是為了從當中找到一些可以指導未來的普遍規律，而不是簡單地肯定和效仿以前那些制度變革。
比如説，中國歷史上有包辦婚姻。很多人認為是反動。我也認為它肯定是不對。但是我認為在古代社會，這個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古代人的壽命很短，平均壽命30多歲。你看現在咱們中國這個剩男剩女問題很嚴重。如果古代社會都像咱們一樣自由戀愛，大家都到了30歲還不結婚。那中華民族就要亡國滅種了。沒辦法傳遞後代了。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就應該十五六歲趕緊結婚，剩下十多年的壽命用來把孩子撫養成人，沒時間給你戀愛、東挑西選。抓緊結婚生兒育女，形成人口優勢，對外要戰爭，對內要生產。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壓抑人的婚姻自主選擇。
我講這個話，是不是説今天我們也應該搞搞包辦婚姻？顯然我們推不出這個結論來。因為時代已經變了，人均壽命都七十多歲了，你慢慢戀愛，三十四歲結婚都可以。人口太多了，你不結婚不生孩子，也不影響大局。歷史的合理性，只有結合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才能實事求是地分析。但是呢，這個事情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再説出點什麼東西來？那就是我們還是要注重中華文明中家庭倫理的價值，要重視個人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如果你到深一點的層面去討論它，我認為從中也是可以找一些有益的啓示的。
還有，比如説，中國古代有嚴刑峻法這種傳統。很多人把中國古代法系，認為是一個沒人權、沒法制的黑暗法系，整個是一團糟。
中國古代確實是嚴刑峻法，但是我在第二卷書裏面，也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説，一個國家法律的嚴峻程度，應該跟什麼相關呢？應該跟破案率相關。如果説破案的技術很高明，破案率很高，那麼，刑法就應該輕一點。只要你犯罪了，你都能被抓住，刑法就輕一點，量刑適當。如果説破案的技術非常低，被抓住的概率也很低。那麼這個時候，就應該嚴刑峻法——不一定抓住你，但是抓住你，你就會死得很慘。這樣才能起到對社會犯罪的威懾作用。
中國古代的嚴刑峻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破案技術很落後，沒有指紋技術沒有DNA檢驗，主要就是依賴口供；沒有全國身份信息聯網，抓捕逃犯也非常困難。所以必須允許一定的刑訊逼供，必須要嚴刑峻法，才能有效地震懾和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古代的法治體系的積極意義和合理性是很大的。跟同時期的西方法制體系比起來，我們要先進發達得多。
但是我們今天這樣説，為古代的嚴刑峻法辯護，是不是説，我們應該恢復古代的那種嚴刑峻法呢？用凌遲、砍頭、五馬分屍來震懾犯罪？當然不是。因為時代變了，今天我們的刑事破案技術，刑事破案率已經大幅度提高了。這種情況下，就應該強調程序的正義性，強調罪刑相適應，這樣也能夠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實事求是地承認中國古代嚴刑峻法的合理性，能夠得出什麼有益的啓示呢？就是可以抵禦西方那些極端的輕刑思想。從基礎的理論層面來證明，應該對那些給國家社會造成嚴重危害的人處以嚴厲的懲罰，以保護那些守法的人，保護這個社會的正常秩序。
西方刑罰思想片面地強調輕刑、片面地強調程序、片面地強調保護罪犯的權利，這就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像挪威那種，拿着機槍打死八十幾個人的犯罪分子，只判了十幾年，還可以住在五星級酒店一樣的監獄裏面，享受非常爽的生活。這種事情，我們認為就是不應該出現的。誰要是認為西方就是比我們先進，我們的法律思想就是落後，他們把殺八十個人的罪犯當大爺養着就是先進的，我們就不同意。通過正確的反思中國歷史，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抵制這些錯誤的做法和思想，更好地維護我們的社會穩定，保障遵紀守法的普通人民的權利。
所以説，我們今天重新反思明史、反思中國歷史，找出了什麼結論？找出的結論不是説我們要恢復皇權。而是有一些新的啓示是西方思想不能夠給我們的。比如説，中國歷史的經驗表明：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改革官僚體系。只有把這個控制社會最重要資源的官僚體系的運作規律梳理清楚了，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社會。這一條西方的歷史中就沒有，而它直到今天也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明白了這一條，我們進一步研究，可以説，當前中國改革成敗的關鍵，並不是所謂的市場化改革推進得是否徹底，並不是説市場化程度越高越好。市場化程度越高，中國經濟越發達。我們先不説這個觀點對不對。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它可能不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才能保證官僚集團的清廉高效？
還有什麼啓示？比如説，要警惕政府的“文官化”傾向。
這個“文官化傾向”是什麼呢？就是決策者脱離基層實踐。一些沒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僅僅因為他是某個領導的秘書，或者在官場裏面人際關係混得很好，就可以讓他當上中央大員呼風喚雨。就像明朝“非翰林不能入閣”，不是進士別想在北京當大官，真正一線做實事的人晉升渠道被堵死了，年輕人考中了進士都想着在中央政府裏面混，跟中央大員拉上關係就可以被提拔重用，而不是到基層去踏踏實實做出成績來。如果我們現在也搞這樣的風氣，那國家就真的要完蛋了。
文官集團，或者官僚集團，不是説你當了官就是這個集團的成員，關鍵看這個人是以官僚集團利益為重，還是以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為重。如果一個官員不貪污不腐敗不以權謀私，當然不能説它是文官“集團”的成員。
我們把儒家文官顛倒的歷史顛倒回來之後，就可以更好把歷史研究清楚。然後就可以更好地回答一些很實際的問題，比如：
明朝滅亡之前，那種東南豪強利益集團，打着保護弱勢羣體，打着給人民減税的旗號，來維護他自身利益。當時明朝的税收，什麼遼餉、練餉之類的，如果平均分配到每個人頭上，一點也不重，甚至可以説很輕。但有錢有權的豪強官僚集團卻把税賦轉移到底層老百姓頭上，然後對上説民不聊生，必須給富商地主們減税。如果今天再次出現類似的情況，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應該怎樣才能夠不重複明朝和其他歷史王朝覆滅的這個歷史教訓？
此外，從歷史的教訓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必須建立強大的軍事實力，才能夠保障和平。妥協投降、經濟往來都不能保障和平。貿易這個東西是很好的，貿易可以促進和平，但是貿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保障，才能夠維護國家的長久和平。僅僅靠對外來的一味地妥協，像宋朝，割地賠款，指望獲得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不可能實現的。還有像明末的時候，東林黨為了自己東南豪強的利益，拒絕國家徵税，削弱國家軍事實力，結果明朝滅亡了，東林黨記錄的歷史裏面，卻大力鼓吹，説是當時要是跟滿清和談就好了，滿清就不會侵略明朝，國家就不會滅亡了。説來説去，還是認為宋朝的方針政策好。
這種論調直到今天還有很大的市場。我在書裏面也通過史料的考證，反駁了這種論調：當時滿清對明朝的和談根本就是一種戰略欺騙，它消滅明朝的大戰略只跟它有沒有實力消滅明朝有關，而跟明朝方面願不願意和談無關。當一個國家政權沒有力量抵抗外敵入侵的時候，和談不過是一廂情願。
東林黨在明朝亡國以後鼓吹“和談救國論”，認為明朝的滅亡是因為兵部尚書不小心把和談的秘密信件泄露出來導致的，這是一種幼稚可笑的説法。本質上是為了推卸掉因為他們腐敗無恥而導致亡國的責任。
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為了保障和平，靠出賣國家利益搞和談是沒有出路的，中國這個大一統國家必須具備集中國家資源、形成堅強的國家意志的能力，誰敢對我們使用暴力，我們就堅決以暴制暴，先用加倍的暴力奉還回去，再來談和平和寬容。這是我們生存發展的唯一可靠保障。
以上這些，才是我們回顧歷史所真正希望達到的目的——既不是為了復古，也不是盲目學習西方，而是實事求是地評價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從中發現可以指導中國未來走向的一些結論，這才是我寫這本書的一個真實的目的。
我的講座就講到這裏。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