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胡適沒説“愛國賊”，説的是“愛國癲”
觀察者網日前刊載了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周永明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回國後第一次聽到“愛國賊”的説法，驚訝莫名，感嘆某些中國人對愛國者這一概念的影射和褻瀆超出想象。
有讀者指出，“愛國賊”一説，是魯迅先生的發明；也有讀者留言，稱“愛國賊”的説法是胡適提出的，發明的時間，是在1946年發生的美國士兵強暴北大女生沈崇事件，認為胡適污衊反蔣反美的廣大師生與民眾是“愛國賊”。今天，我們來對後者的説法做一番考證。
胡適在沈崇事件中的表現，確實受到一些批評。他的主張是不要將法律問題擴大化為政治問題，胡適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説：“我們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適還對記者稱：“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希望能夠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決。”，“這是東方特殊的道德問題，國人當然同具憤慨。學生間的開會遊行，亦屬理之常情，但不可罷課，希望能即日恢復，免廢學業。”
筆者沒有查到胡適在當時用“愛國賊”一詞的直接證據，而胡適的態度也不能簡單理解為否定學生的愛國行為。
不過，胡適確實發明了一個詞“愛國癲”，當時他用這個詞表達的意思，和今天在社交媒體上頻現於論戰中的“愛國賊”是不是一回事？
1915年，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是一個熱血青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也和國內一樣抗日情緒高漲。但對於與日本決一死戰的呼聲，胡適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説：“此刻，餘要説上述言論完全是瘋話。吾輩情緒激動，神經緊張，理智失常，可以説得了‘愛國癲’。諸位，在此危急關頭，情緒激動是決無益處的。激動之情緒，慷慨激昂之愛國呼號，危言聳聽之條陳，未嘗有助於國。吾輩自稱‘學子’、‘乾材’，若只是‘紙上’談兵，則此舉未免過於膚淺。”
胡適認為開戰的主張不負責任。當時《中國學生月報》上有人稱：“我有100萬敢決一死戰之雄獅。”而胡適列舉事實，認為中國僅有12萬訓練有素的士兵，且裝備簡陋。最大的戰艦也只是噸位僅4300噸的三等巡洋艦。開戰的後果“不僅於國無所改觀，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躪！任人蹂躪！再任人蹂躪！”
胡適確實甩出了“愛國癲”的帽子，自己也被扣上了賣國之名。
不過細讀胡適的原文，不難再次驗證一個常識：以愛國的名義，完全可能提出相反的主張，做出相反的行動。而任何人都可以打起愛國的旗號。
當然，分辨愛國名義下的行動是否對國家和歷史負責是一回事，而愛國這個詞本身，作為崇高的概念，是被敬重還是玷污，則是另一回事。
李敖2005年在北大演講，表示願意捐款在北大設立胡適的銅像。當時就有不少人翻出了胡適“親日”、“賣國”的舊賬。除了上述“愛國癲”的例子，還有從《胡適全集》中搜出的許多罪狀，比如指出胡適對《二十一條》的讚賞。
胡適在日記中的原文是：“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有説法稱，胡適將《二十一條》全文抄錄在日記中，併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事實是怎樣的呢？胡適在4月1日記了《日本要求二十一條全文》之後，並未加以評論。而上述這句話，是在5月10日的《日人果真悔悟乎》中的。胡適首先指出中日交涉得暫時了結，“日人似稍憬然覺悟侵略政策之非計矣”，然後列舉了日本在聲明中取消的要求，種種讓步後的結果，包括可以將膠州歸還中國。在詳細分析了每一個條款之後，胡適給出的是這樣的評價：
“此次交涉，餘未嘗不痛心切齒，然餘之樂觀主義終未消，蓋有二故焉：（一）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島歸我，又收回第五項之要求，吾雖不能驟變初心之原因果何在，然日人果欲以兵力得志於中國，中國今日必不能抵抗。日之不出於此也，豈亦有所悔悟乎？吾則以為此日人稍悟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之非遠謀之徵也。”
對於胡適日記中的觀點，讀者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包括能否據此推斷胡適讚賞《二十一條》，這裏僅做澄清事實，與流傳的版本確有出入。
不過，這並不等於説，胡適沒有對日妥協的思想，他在《提議廢止國恥紀念》的演講中，反對將簽訂《二十一條》的五月九日定為“國恥日”，認為“這種機械的紀念，毫無意思。”
胡適日記中，也確實還存在支持蔣介石不抵抗政策，和主張在談判中對日讓步的言論。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依然説：“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胡適全集》第21卷第617、618頁、《年譜》第211頁）胡適還主張由國際共管東三省，主張東三省問題“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
1935年7月26日，胡適在給羅隆基的信中稱，他曾寫信給外交部長王世傑“主張與日本交涉解決一切懸案；中國可以承認滿洲國。”（《胡適全集》第24卷第233頁）
胡適在日記中哀嘆汪精衞：“汪精衞死在日本病院裏。可憐。精衞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在行動上，胡適親自另搞了一個以“興辦實業為宗旨”的“自覺救國會”，來抵制“抗日救亡”團體。他給自己參加的不滿主戰派的團伙命名為“低調俱樂部”，這個組織的成員很多日後都加入了汪精衞偽政權。直到被蔣介石派去美國做大使，胡適才從和平幻想中醒了過來。
周永明教授在文章裏引用並贊同了學者周錫瑞的話：“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積極參與政治的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來説，他們試圖在現代世界恢復中國的尊嚴、地位和主權。他們的主要分歧在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從這個角度看，即便是胡適，或許也該被看作民族主義者，也不會説出“愛國賊”這種話。從胡適的日記裏，可以看到他試圖恢復中國尊嚴的關切，同樣，也能看到他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與當時主流意見的分歧。
但胡適又不同於普通的知識分子，他被許多人豎為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幟，罩上民國大師的光環，因此有必要還原更多的歷史細節加以説明。與胡適合著《胡適口述自傳》的唐德剛的評價或許也可作為參考：“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
從這個意義上，反對李敖為胡適在北大豎立銅像的人，未必沒有道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