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菲什：教授們，請不要再評論特朗普-斯坦利·費什

7月11日，一個自稱“歷史學家反對特朗普”的團體散發了一封“致美國人民的公開信”。這些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這封信的目的是告誡人們警惕“特朗普的參選以及他的競選活動對公民社會所造成的嚴峻挑戰。”這些歷史學家暗示，他們是唯一有資格發出這種警告的人，因為他們“作為歷史學家，有專業領域上的職責，為了美國的未來，他們有必要與普通人分享自己對歷史的理解。”

或者換句話説：他們是歷史學家而我們不是，“歷史學家明白這些現象對社會最弱勢羣體的影響。”因此他們不能保持沉默，“歷史的經驗教訓要求我們公開發聲來反對特朗普”，信中説。

唐納德·特朗普（資料圖）

我認為，這封信簡直狂妄得離譜，這些教授們竟然認為擁有高學歷就等同於擁有了美德。這不僅僅是簡單地學科專業知識所帶來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優越感，還由於專業的訓練，歷史學家們認為自己是唯一客觀的觀察者：“作為歷史學家，我們能夠考慮到不同的觀點，雖然我們也承認自己有侷限性和主觀性。”

但他們在信中很少提到自己的侷限性和主觀性，只有對特朗普典型、常見的批評之詞，這種批評從政治角度來説，並不能作為參考，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競選活動是一場暴力運動：暴力反對個人和團體；反對記憶和責任，反對歷史的分析和現實。”發出這樣的聲音，怎會做出冷靜、温和、公正的分析？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説他們關於特朗普先生的觀點本身是錯誤的，我也不是説這種觀點切中要害：這只是一種觀點，就像其他人的一樣。通過包裝把他們顯而易見的黨派的觀點變成“歷史的教訓”，公開信的簽名者把自己作為真理化身。但事實上，他們不過是有着歷史學學位的人，這意味着他們讀過特定的書目，上過特定的課程並且寫過學術論文，僅此而已。

雖然專業的學科訓練使他們有資格能夠發問並且回答學科內特定的問題，但是當我們準備在總統大選中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時，他們沒有資格成為我們的導師或指南針。學術上的專業知識並不等同於政治智慧。

發表政治意見也不是他們的工作，儘管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分內之事：“填補特朗普的競選所造成的漏洞是我們全部的工作”（我不確定我是否理解了這句冠冕堂皇的話的意思）。不，他們的工作是教學生們怎樣處理檔案材料，怎樣確定證據是否可靠，怎樣對有爭議的事件發表有説服力的解釋。簡言之，怎樣做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預言家或者政治評論家。

如果某個歷史學家以個人身份在專欄或者讀者來信中公開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意見，我對此沒有任何意見；但是當一羣歷史學家聲稱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認知，甚至暗示他們所説的代表了整個歷史學界，我覺得這就確確實實存在問題了。

從這份公開信來看，至少有兩方面是錯的。首先，它不可能符合事實，除非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一個歷史學家都沒有；事實上只需一兩個歷史學家支持特朗普就可以證明他們的結論不成立。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歷史專業人士不應該做任何形式的政治性聲明，它的能力應表現在其本專業的學術方面。

如果一個學術組織宣佈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那它將不再是一個學術組織，而是把自己轉變為政治組織，其觀點不能再借他們的學術背景獲得支持或權威。它的成員可能成為政治活動者，他們都擁有高學歷。但在政治問題上，學歷最終是無關緊要的東西，辯論將決定最終結果。

學者舉着學術的旗幟，卻捲入政治事務，這絕對是錯誤的。

那麼，露絲·巴德·金斯伯格錯了嗎？她在一次採訪中曾對特朗普進行直白的評論。也許是（的確，她自己已經對這些評論感到歉意），但是她沒有犯下和這些歷史學家一樣的錯誤。法官金斯伯格是即興演講，發表了自己關於當下新聞中一個事件的看法，就像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做的那樣。她沒有引用或者利用她的法官服飾；她也沒有在法官席上宣告。

“歷史學家反對特朗普”在他們的長凳上宣佈，不是字面意義上的長凳，而是代表他們學術地位的長凳。他們説，“你要特別注意我們關於大選的觀點，因為我們來自學術界；而且，大選本身就具有學術性”。而法官金斯伯格卻説，“請特別注意，這只是我對特朗普先生的一些個人觀點”。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他們的學術背景是他們所倚重的關鍵，但對於法官金斯伯格來説，自己的身份與對特朗普的評價無關。

為了避免不恰當的表現，法官金斯伯格本應該更謹慎一些（對於她的黨派觀點可能會外溢到她的審判行為中的懷疑是難免的）。但是無論她説的有多麼不恰當，她沒有以最高法院法官的身份來説，也沒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威來為上述言論背書。而“歷史學家反對特朗普”這個組織，卻利用他們的學術背景來增信自己的言論，並且通過這樣做他們也損害了自己手中學歷證書的權威性。

（青年觀察者林夢婷譯自7月15日《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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