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來信：我這樣看新中國統治下的尋常百姓-呂正惠
幺書儀教授這本書人間出版社已於2010年出過一次，印500冊，賣出的不到200本，銷路不好。但我一點都不氣餒，決定重印一次，只出原書的上半部，這是原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我的序文就是要跟大家介紹它的價值何在。
幺書儀教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是元代戲曲的專家，我在未認識她之前就買了她的兩本專著。後來清華大學專攻戲曲的博士生先後見到了幺教授，跟幺教授處得很好。有一天，其中一位跟我説，幺老師有一本自傳，想在台灣出，老師要不要看一下。我匆匆看了一遍，覺得非常好，就幫她出了。書名就叫《尋常百姓家》，封面上有一張幺老師、她的先生洪子誠（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的大陸當代文學專家）和她女兒的合影。那時候我跟幺老師還不是很熟，不便反對她的封面構想，就這樣出版了。一般人可能會以為書裏講的是她們全家三個人的故事，這些故事當然也吸引人，可是在台灣認識他們三個人的並不多，自然引發不起購買和閲讀的興趣。
幺老師把這本書送給大陸的一些朋友，他們都熟知幺老師和洪老師，所以都讀了，讀了以後都説好，應該在大陸出。大陸朋友的反應我完全可以預料到，因為確實是好書，特別好的是談她的父母的上半部，大陸朋友也都這樣看。這一部分涉及到大曆中的小人物，大歷史是指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前四十年，小人物就是幺老師的父母。用幺老師的話來説，她的父母只是尋常的老百姓，但他們卻遭遇到了現代中國的一次極為重大的政治變動，那就是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新政權。這個新政權的性質和治國模式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獨特的，它在建國初期的重大舉措影響了中國幾億（大多書籍都認為當時中國人口在四億左右）的老百姓，每一個老百姓都被捲入大變動之中，日常生活無不受到影響。幺老師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只寫她的父母和家中小孩從小生長的環境。描寫的範圍雖然只限於一個小家庭，但仍然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建國過程對小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造成的震盪幅度之大。由小可以觀大，從一個小家庭我們可想象幾億的中國人口所受到的重大沖擊。因此我認為，本書有兩項重大的價值，首先，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窺見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一些具體細節，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幺老師的父母為了應付這個變局，使出所有的生命的力量，盡力照顧他們的小孩，讓他們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幺老師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但藉由他們的一生，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如何在歷史的大變局中堅忍踏實的生活下去。他們的一生其實可以看作中國所有老百姓的縮影，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國人獨特的生命力，也許就是這種生命力的累積，才有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爆發性的發展。這是一本小書，但它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卻不可小看。
一、
中國共產黨建國時，基於他們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極為重視人民中的階級成分。他們認為，這個政權首先要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長期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當時的中國，工業化規模極有限，工人人口不多，農業人口占中國的絕大多數。所以，共產黨的第一要務是要照顧農民，讓他們可以穩定的生活。為此，共產黨發起了全國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把農業人口分成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以貧、僱農為主力來鬥爭地主，口號是“打土豪，分土地”。這個運動從1950年進行到1952年，其結果是，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到了土地。
這一運動的政治效果非常明顯，廣大的中國的貧、僱農無不擁護中國共產黨，使得剛剛建立的新政權完全穩固下來。我有兩個大陸朋友，1980年代以後都移居國外，他們都不喜歡共產黨政權，但兩人一致承認，中國共產黨所有的羣眾運動中最成功的就是土地改革運動。
《土地改革法》得到農民擁護
除了階級立場之外，中國共產黨還有一種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理論。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受害，只有少數人（主要是買辦和大地主）才會跟外國勢力合作。所以，只要團結了大多數人，自然就能夠全國一心，抵禦外侮。既然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都擁護新政權，新政權無形中也就達到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這也是土改的一大成就，有些人略過不提，事實上是不夠公允的。
與工、農羣眾相反的，是需要整肅或管制的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俗稱“黑五類”。地主和富農在土改運動中受到衝擊，反革命分子在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鎮反）和1955年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中受到清除和管控，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甄別出來的。在歷次運動中先後被歸入“黑五類”的人，除了在土改、鎮反和肅反中被清除的人之外，其他人就一直處在“管控”使用中（他們都不具備充分的公民權，也就是被“專政”的對象）。共產黨用種種方式把潛在的反對者、不滿者以及他們不放心的人區別出來，分別對待，以達到進一步鞏固政權的目的。
我曾經把195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所進行的肅清運動（即所謂白色恐怖，整肅島內一切的左傾分子）講給大陸朋友聽。有些大陸朋友會説，我們也有肅清運動啊，而且規模更大，被整肅的人更多。從表面來看，兩者的確很相似，但本質卻是不同的。共產黨的肅清運動，背後是廣大的工、農羣眾的支持，而國民黨的肅清靠的只是軍隊和特務的力量，兩個政權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對於兩地後來的發展，現在存在着許多議論，但我認為，再過一段更長的時間，歷史的評價就可能會更清楚了。
二、
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之下，我們就可以簡單敍述幺老師父母的一生了。幺老師的祖父和叔祖父兩人是河北省豐潤韓城鎮劉各莊的農民，只繼承了三畝三分三釐的“墳地”。兄弟兩人下定決心要發家致富，因此除了種田之外，還經營一個“雙盛永”的小鋪子，由於兄弟兩人同心協力，一個在家種田和看鋪子，一個跑外面進貨，雙盛永業務蒸蒸日上，讓兄弟兩人能夠購置五十畝地。但就在他們事業的高峯期，先是幺老師的叔祖父因長期在昏暗的燭光下記賬而導至雙目失明，接着祖父又因長期在外面奔走而勞累致死，雙盛永不得不關門。
幺老師的父親是祖父與叔祖父兩人唯一的繼承人，而他卻在二十歲至二十二歲之間在北京、唐山和天津的股票市場，把他繼承的家產幾乎全部敗光，最後只留下六畝墳地和兩座舊宅給叔祖父的大女兒（這個女兒因丈夫抽大煙，離開夫家，回到孃家。）
經過三、四年躲債和到處尋找機會的歷鍊以後，父親終於東山再起，在1945年的三次股票買賣中賺了大錢，把所有債務還完，並在唐山買了房子，而且把叔祖父和叔祖母從農村接來奉養（祖母已在父親到處躲債時過世）。這時候的父親終於擺脱了敗家子的惡名，成為人人讚揚的成功的股票商人。1947年，父親又在股票市場中掙了大約一百兩黃金，決定把全家從唐山遷居北京，因為從北京到唐山和天津交通便利，又可以讓兒女得到更好的教育環境。這是一次非常正確的選擇，對兒女的將來影響非常深遠。
1950年，新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決定在北京開設股票市場，幺老師的父親再一次展現他敏鋭的眼光，又掙了一百多兩黃金，他因此買下了小茶葉胡同一座非常寬敞的房子。但這一次的成功卻種下了失敗的種子。1947年父親剛遷居北京時，曾為一位商人朋友的兒子李濟新開設的信義染織工廠投注資金，到了1950年，這一家工廠的資本已經賠得精光。手中正有錢的父親，已經瞭解了新社會的輿論，知道做股票是投機倒把的行為，他想轉而投資工廠，把工廠辦好，讓自己進入民族資產階級的行列，因此，再度投資信義工廠。
1951年年末共產黨開始“三反運動”，主要整肅黨幹部的貪污行為。由於三反，又引發了“五反運動”，主要針對資本家和姦商的行賄和脱漏税。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工廠要停廠，以便清查，但同時不許解僱工人，不許停發工資。這項運動歷時將近一年，一些小資本的工廠廠主根本撐不住，信義工廠也就倒閉了。身為最大投資者的父親，負責償還所有債務，他只好把股票賺錢以後買來的小茶葉衚衕的房子賣掉，再到兵馬司衚衕租房居住，從而結束自1945年東山再起以後的黃金歲月，時為1953年春天。
從1953年春到1958年底，幺老師的父親以“行商”的身分來養家活口，為此他跑過天津、山西、陝西、東北、廣州等地，從價低的地方進貨，再到價格高的地方賣出，他非常勤勉努力，把一家人的生活維持得不成問題。但是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他卻被牽扯進來了。年輕的時候他奉叔父的命令加入五台山普濟佛教會，被推為理事，併為其募款。他很快就發現佛教會的許多大理事生活糜爛，就不再為佛教會募款，也不再參加活動。1950年鎮反運動的時候，普濟佛教會被共產黨列為“反動會道門”，領導人李俊傑被槍決，父親心裏還為共產黨喝采，覺得做得很對，他完全沒想到他必須向共產黨坦白交待這一件事情。1955年肅反運動發動以後，他突然意識到，應該交待，所以就寫了一份材料交給當地的派出所。從1955年到1958年，他前前後後寫了三十份資料，共150多頁。最後被定性為“一般歷史問題”。
1958年12月，幺老師的父親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要他參加公安局組織的生產隊去當裝卸工，以便“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當時即將進入建國十週年，為了慶祝，首都要完成十大建築作為獻禮。當時被徵調的多達五千餘人，都是一些有輕微歷史問題的人，他們所承擔的都是重勞動。父親雖然已經不是壯勞力，但做事認真，吃苦耐勞，一年之後就被任命為班長。這些裝卸工都是有薪水的，工資每月八十多元，糧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要不是後來碰到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是足夠維持全家七口人的開支的。
1962年下半年，幺老師的父親終於從生產隊回家，結束了他的“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工作，但卻碰到了新的困難。在參加生產隊期間，“行商”已經被取消，為行商重新安排工作的部門也已撒消，父親錯過了安排工作的機會，變成了無業遊民，只好到街道辦事處申請當臨時工。臨時工工作時間不固定，工種不一，報酬也不相同。父親仍然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去面對派給他的任何一項工作。因為他一個人可以既推煤又燒鍋爐，把醫院手術室的温度燒到恆定，因此被人醫院指定留下來，成為長期的臨時工，每天賺兩塊錢。這個時候他的長子已經就業，長女（幺老師）已經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全家勉強可以過日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幺老師的父親受到極大的衝擊，他被勒令掃大街，同時長期臨時工被取消，他只好撿馬糞，收集馬纓花、槐樹籽、馬齒菜、蚯蚓和土鱉什麼的，以維持生活，他知道哪裏收購什麼，收購價多少。1968年12月，突然開始了全國性的“城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父親因為在城市已是無業狀態，所以就被迫“自願上山下鄉”，帶着太太和兩個小女兒到北京郊區昌平縣的北流村下鄉務農。這段時間幾近十年，從父親的五十歲到五十九歲。對於一個五十歲以前從來沒有種過田的人來講，那一種艱苦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但父親最後還是學會了所有的農活。
1979年，共產黨政府允許1969年上山下鄉、而今已經喪失勞動力的、城裏有住處的居民回城，這樣，幺老師的父母又回到了北京城。雖然父親年紀已經六十歲，子女都已成家就業，可以奉養他，但他仍然繼續工作。在徵得原來僱用他的人民醫院的同意後，他回去當臨時工。這時候大陸的經濟體制已經開始改變，所以父親又開始想要經商了。1981年父親辭掉臨時工，申請當個體户，每天拉車擺攤賣水果、花生，每個月掙一、兩百元，一做就是十二年。股票市場重新開放後，1993年父親決心回去做股票，他的三個小女兒都出資，他為每個女兒賺了十幾萬元到二十餘萬元不等，這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財富。十一年後的2004年9月父親騎自行車摔倒，大部分時間昏迷不醒，2005年6月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三、
從以上的簡述可以看到，幺老師的父親1950年以後的生活，完全隨着共產黨的各種運動而起起落落。他雖然已經練就了做股票的種種技巧，但他知道股票生意在新社會終究要被取消，所以就用買股票賺來的錢轉投資到工廠去，沒想到來了三反、五反運動，讓他的工廠破產。他只好登記做行商，做得也不錯。但他也知道，最終行商這一行業也會被取消，所以，當他因為“一般歷史問題”而被徵調到生產隊當裝卸工時，他就認真學習、認真工作。三年半的裝卸工結束，他因為在這期間失去了重新安排工作的機會，淪為臨時工。不過因為他的優良表現，他被人民醫院指定為長期臨時工。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他的臨時工被取消，在北京過了兩年撿馬糞、馬纓花……以換取最微薄收入的艱苦生活，然後又因為國家政策下鄉務農十年。在生命的最後二十一年，他終於又回到了他所最熟悉的行業，賣貨物和做股票。他的本領在經商，但在新的社會主義體制底下，經商的行業被取消。他只念到高小畢業，除了經商之外別無其他才能，所以只好隨着各種狀況從事各種體力勞動。他在舊社會所學習到的本領，在共產黨的新政權底下毫無發揮的餘地。由此可以看到，新政權的建立對他的生命影響之重大，這是他所遭遇的“歷史之命運”。而他只是一個例子，新中國的建立，對千千萬萬的中國老百姓來講，都是他們在中國歷史大變動中所必須面對的“命運”。
幺老師的父親，幺靄光先生，最讓人佩服的是，面對每一次生命的大變化，從不發牢騷，而只是老老實實的重新學習，努力工作。幺老師談到父親在生產隊當裝卸工時這樣説：
父親從小不會勞動，在很長的時間裏都過不了勞動關：鐵鍬不會使，鋼錠扛不起，籮筐抬不動，抬一天筐肩膀腫得抬不起胳臂，幹完一天活以後兩條腿疼得走不動路，四十歲雖然是正當年，卻自認了三等勞動力進了“老頭班”……（145頁）
三年半的裝卸工讓父親在體質上有了很大的收益：吃得香、睡得着，以前的胃痛和失眠都已經不翼而飛，拿起鐵鍬來就象是使槍弄棒，這使他後來對於體力勞動無所畏懼……（147頁）
關於他當臨時工的狀況，幺老師是樣敍述的：
父親的勤勉認真和“人前人後都一樣”的品性，把“臨時工”也幹得勤勞刻苦：他做過給下水道和水暖工當下手的“管工”，存留至今的在一疊元書紙上面畫的“低水箱坐式糞恭桶做法規格”、“樓上高水箱蹲式恭桶做法規格”、“多連小便斗自動沖水做法”……粗細水管、彎頭、三通的連接走向和尺碼都標示得清清楚楚……證明了父親希望從外行到內行曾經的努力和用心；父親做過給鍋爐工打雜的“推煤工”，到後來父親可以一個人又推煤又燒鍋爐，而且做到把醫院手術室裏的温度燒到恆定，以至於父親被人民醫院留下來燒暖氣不再換人，據説那主要是手術室的要求……（155頁）
五十歲的父親不得不下鄉種田，從未做過農活的他，剛開始非常的辛苦，什麼活也幹不了，但父親
一如既往的勤勉和認真，對所有的農活都從不敷衍了事，幾年下來也就學會了鋤地、薅草、耪地、鍘草……而且也學會了像農民一樣養了豬，每天收工都帶回家一捆豬草……（183頁）
幺老師所描繪的父親的形象，一直纏繞在我的頭腦中，讓我突然想起幺老師在另一地方對父親所下的評論。父親股票生意失敗，因負債而遠走他方，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太太，表達他的憂心與痛苦，同時談到對於未來他是如何考慮的（見34─5頁）。這是當時一個高小畢業生的文筆，閲讀起來非常有意思。就在這個地方，幺老師評論到：
這封保存到今的信，是把一個男人在事業上的成敗，和自己對於家庭的責任心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種表述，在父親二十三歲的年輕的心裏，已經擔當起了自己作為“丈夫”、作為“兒子”，作為“兼祧男”，作為“女婿”，對妻子、母親、叔父、嬸母、岳母所有的責任……（34頁）
這一評論可謂精當。父親是中國舊社會倫理培養出來的男人，作為一個男人，他知道自己的責任，也一直在盡最大的努力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最有趣的，是他對太太的態度。他很意外的娶到了城裏書香世家的女子（其原因見56─61頁），雖然他是農村財主的繼承人，但還是高攀了。因此他一直認為賺錢養家是他的事，太太只需要在家中主持家務。按照新中國的政策，女性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但不論家庭經濟如何困難，父親總不讓母親到外面工作，而實際上母親很有能力，也很想出去工作（230─33頁）。這可以看出父親的頑固與保守。他們到北流村落户種田時，雖然經濟更是困窘，父親仍然堅持不讓母親下田，這時母親身體日趨衰弱，這又表現了父親的體貼，而這一切都是中國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男人的性格。
這個傳統婚姻中的傳統家庭，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把所有傳統的美德都發揮出來了。三年困難時期（1960─62，即所謂大饑荒），父親在生產隊當裝卸工，是重體力勞動，全家生活就靠他一個人，他的身體絕對不能出問題，所以在母親的主持下，家中的每一個人主動扣除自己的份額，以便讓父親能夠吃飽肚子去幹活（148─53頁）。為了籌錢去黑市買糧票，父母都盡了最大的力。當父親在生產隊時，母親整天不停的修改舊衣服，“把舊旗袍修改成為短褂、把衣服裏子染成黑色，做成棉襖，把穿不出去的衣服面子（綢緞之類）用糨糊裱成袼禙，納成鞋底……”。父親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一回到家的當天深夜，避開別人的耳目，用自行車駄着母親所做的那一大包衣服上路，去京東郊縣悄悄地賣給農民，買回高價糧食、豆子和全國糧票。第三天深夜從郊縣騎一夜車，第四天凌晨到家，往返三百多里，第四天白天睡一天覺，傍晚回生產隊報到（146─47頁）。這是全書最動人的兩段，可以看出主外的男人和主內的女人如何精誠合作，讓全家度過新中國建立以來最艱困的三年。
看到幺老師的父母不論面對怎麼樣的艱難條件，都以最認真的態度去面對生活，解決困難，決不氣餒，我不禁在想，他們的動力來自哪裏？後來我看到，幺老師的女兒，父親的孫女在給“姥爺”的一封信中就問過這個問題：
上次我問姥爺：“活着為了什麼？”姥爺説：“一為事業成功，二為撫養教育兒女，實際上第一條也是為第二條服務的，總而言之，就是要教育好子女。”聽了這話我有些愕然了，真的，我還沒聽説過這種對於人生意義的解釋。（216頁）
孫女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長大的，那時候大陸已開始流行資本主義、重視個人選擇、發揮個人才性的教育理念，所以對姥爺的回答會覺得不可思議。我父母那一代所秉持的生活理念，和幺老師的父母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我恍然大悟，原來一向被新文化運動和共產黨革命理論斥為“封建道德”的人生觀，也是中國老百姓堅靭的生命力的來源。不管共產黨如何搞運動，不管老百姓要面對多少生活上的變化，他們仍然按照祖祖輩輩的教訓，為了養育子女，咬緊牙關，認真生活。原來，“封建道德”也是中國文化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主要來源。想起來不免覺得荒唐，中國幾億的老百姓所以禁得起折騰，竟然也靠共產黨一直想要“消滅”的“封建道德”。應該説，這是我讀幺老師回憶父母這本書最大的體會，我終於看到了中國歷史流變中的某一個癥結點。
四、
那麼，很多人一定會問，共產黨在建國以後的三十年間，為什麼要不斷的發動各種政治運動，來不停的“折騰”中國老百姓呢？現在還有很多人對共產黨在這三十年的作為持負面評價，主要就是對於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不滿。
我們先來看建國以後第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即土地改革運動。前面已經説過，土改結束以後，三億左右的農民分到了土地。自從清末中國開始內憂外犯以來，許多農民無地可種，無以為生，即使能租到土地，也要受到地主嚴重的盤剝。許多學者已經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年輕力壯的農民只好投靠各種軍閥，靠打仗為生。所以，重建社會秩序的第一步，就是讓每個農民都有地種。農民生性保守，只要種地可以勉強養家，他們就會安定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採取鬥爭地主的方式讓農民能夠無償的分到土地，地主無法反抗，政府又可以得到農民的擁護，可以説是政治上的最佳選擇。前面説到的我的兩位大陸朋友，都出身地主階級，他們當然對這種鬥爭方式很反感，但他們也無法否認這是共產黨高明的政治運作。
其次談到新政權與西方勢力的關係。社會主義是以反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政治運動，它認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設廠投資，都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原料和勞工，來賺取鉅額的利潤，外資的剝削更甚於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新政權就毫不客氣的沒收外資工廠，凍結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賠償或利息，所以幺老師的父親所買的開灤煤礦的股票就形同廢紙。這樣，新的社會主義政權跟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政權必然形成對立，發達國家當然要撤人撤資，讓新政權獨自去面對沒資金、沒技術、沒人才，難以發展的窘境。所有團結全國人民、以反帝國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面對這種困境。如果它們選擇跟外資妥協，最終革命成果仍然會被外資龐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選擇排斥所有外資，就會變得無錢、無人、無技術，最後寸步難行，經濟反而會比革命前還糟糕，如非洲的莫桑鼻克和津巴布韋。
因為種種原因（這裏就不細談），中國新政權選擇與蘇聯合作，由蘇聯提供設備與技術人才幫中國發展經濟，這樣，中國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斷絕了一切關係，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對中國採取圍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國。195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把他們的設備和人才都撤走，中國只能“自力更生”。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曾引述美國經濟學家，197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列昂季耶夫，説到：
這些國家（按，指欠發達國家）必須積累起國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實現自力更生的發展。列昂季耶夫還強調説，要達到這種積累，必須採取“意義重大的社會和制度方面的變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頁，商務，1995）
這意思也就是説，全國老百姓，不分階級，每個人都要過苦日子。如果舊社會中的地主精英階級、城市知識分子和各種技術人員都要過着以前那種優渥的生活，即使全國農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無法控制國民收入的30％─40％，這樣，就無法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須搞政治運動，讓既有的富裕階級一方面承認他們以前是過着剝削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他們才會比較樂於接受低薪政策（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水平雖然降低了，比分配到土地的農民還是好多了。有一個右派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只領半薪，當農民知道他的工資以後，開玩笑的説，你的工資給我領，我代你被鬥爭。）可以説，前三十年的許多政治運動所以主要針對知識分子和城市中產階級，就是要他們甘於過苦日子，好讓國家爭取在三十年內搞好基礎建設、工業建設和軍工業，以保障國家的經濟未來能獨立發展，同時也保障國家安全，讓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再入侵中國。50年代的口號，“不要褲子要核子”，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幺老師的父親在政治上背了兩個包袱，“逃亡地主”和“一般歷史問題”。其實父親在早期股票生意失敗時，已把祖父和叔祖辛苦賺來的五十畝地幾乎敗光，只剩下六畝地和兩座舊宅留給叔祖的女兒，股票生意成功以後，他遷居唐山和北京，早就脱離農村。但是土改時當地農民仍然把他定性為“逃亡地主”，這樣，根據政策他們就可以把叔祖的女兒掃地出門，把六畝地和舊宅分掉，而且以往所欠“雙盛永”商號的一切債務都可以一筆勾消。那時候父親在北京的股票市場賺了很多錢，他根本不會在意這一點損失，但“逃亡地主”的帽子一直戴在頭上，讓他每次在政治運動中都戒慎恐懼，深恐被遞解回鄉，接受農民的鬥爭。
父親的歷史問題其實一點都不嚴重，因為他早就看出普濟佛教會有問題，早就不參與募款。但他前前後後還是寫了不計其數的坦白交待，每一次的坦白交待都會提醒他自己是有歷史問題的。他到生產隊去進行三年半的“勞動改造思想”以後，恢復自由了，但也因此失去了重新分配工的機會，不得不做臨時工。好不容易成為長期臨時工，在文革的時候又被取消，最後還下鄉種了近十年的田。幺老師對於這段過程有極詳細的記載，而且還選載了好幾段父親非常長的坦白交待資料。幺老師深深為父親被列為革命對象感到不平。我覺得父親也許還算不上被革命的對象，但他那麼輕微的歷史問題，卻也把他們全家折騰得夠嗆。在這個地方，任何人都會對父親的遭遇和幺老師的感受深表同情。書中所附父親的坦白資料也許有人會覺得太多，閲讀本書的時候也許可以先跳過不看，但我每一篇都細讀了，也因此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印象非常深刻，對於共產黨藉由政治運動控制使用一些所謂有問題的人有更清楚的理解。文革時，當地管區警察張玉珮對父親的評論是，“幺靄光膽兒小，他那點兒問題都交代了，又沒有新問題”，以此為理由，不讓紀婆子抄家。這個評論同時也反應了，父親是如何小心謹慎的在新政權底下過日子。
認真追究起來，這三十年中日子過得最苦的，其實還是分配到土地的農民。共產黨不久之後就開始辦農業合作化，即所謂人民公社，後來改為生產大隊制，農民一起勞動，按工分分配所得，這種體制是為了把生產大隊的收穫最大比例的繳交給國家。反過來，國家又以比較高的價格把各種農具和日常用品賣到農村。坦白的講，這是對農民進行雙重剝削，黨內外有不少人堅決反對過。但當時國家收入的最大來源還是農業，只能從農業擠出更多的剩餘，來從事國家的整體建設。所以，在文革末期，農村是非常貧困的。改革開放初期，高曉聲的兩篇小説《李順大造屋》和《漏斗户主》就非常生動的表現了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態。
更有甚者，當全面性的經濟危機發生時，農村就會成為泄洪的緩衝地。1960年大飢荒開始蔓延，即將衝擊城市，共產黨決定把幾千萬（具體數字我不記得了）的城居民趕到農村去，而那時候的農村並不比城市好到哪裏去。1968年12月又有一次全國性的城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幺老師的父親就在這一次運動中“自願”下鄉種田的。按照温鐵軍在《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中的説法，新中國面臨的前六次大危機，都是推給農民去承受的。還有，除了種田以外，農民還要承擔額外的勞動，譬如興修水利，而這一切都是無償的。應該説，當新中國需要萬眾一心，忍飢埃餓來從事建設時，農民的犧牲遠超過一切階級。
但奇怪的是，這一切農民都忍受了下來，而且還一直擁護共產黨，至少是不反對共產黨，這實在是歷史上的“奇蹟”。這讓我想起蘇聯在新經濟政策之後開辦集體農場以後，引發農民大反彈，蘇聯政府不得不出動軍隊鎮壓，還把許多農民流放到西伯利亞。從此以後，蘇聯的集體農場始終存在着問題，從而導致蘇聯時期生活用品一直處於匱乏狀態。中、蘇兩個社會主義政權把農業集中生產與管理，都是出於同樣的目的，以農業所得來發展工業，但兩個政權和農民的關係卻完全不同。我至今也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是怎麼跟農民打交道的，可以肯定的是，農民的擁護是他們一切政治運動可以發動的基礎。從純政治的角度來看，這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成就。
以上是要説明，共產黨在建國前三十年以政治運動的形式來動員羣眾，發揮整體力量，集中所有資源，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中國能夠“自力更生”。但羣眾運動的潛能也有它的極限，現在已能瞭解，文革後期羣眾的熱情已大不如前。我們可以説，經過前三十年的刻苦奮鬥之後，羣眾的耐力已經發揮到極點，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這個時候就需要政策的大調整，所以就有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讓中國民眾獲得了相當的自由，可以朝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可以發家致富了，然後他們在前三十年的長期折騰中所鍛練出來的各種能力，也就完全爆發出來了，是“井噴式”的爆發，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包括中國人自己。但我們還必須強調，如果沒有前三十年全體民眾刻苦努力打下的基礎，後三十年的發展根本就完全無法想象。
如果我們只是從一般的社會和歷史知識來論證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那可能會流於抽象、空洞，正如司馬遷引述孔子所説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幺靄光的一生就是新中國前三十年“見之於行事”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從成功的股票商人，一路淪落，做過行商、臨時工、還下鄉務農，但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他養育了五個子女，其中三個考上大學，而全部五個子女都有很好的職業，最後還重回股票市場，幫三個女兒賺了十幾萬到二十幾萬元。雖然他只是新中國幾億民眾的其中一人，雖然他這三十年的經歷也只是新中國三十年曆史的極其微小的足跡，但從這裏擴大想象，就可以窺視到三十年曆史的大概。
我以這樣的方式來論述幺書儀教授這本書的價值，肯定會讓幺老師大吃一驚。記得以前台灣的顏元叔教授曾經發表過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向建設中國的億萬同胞致敬》。他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認識，跟我的看法很相似，但那時我只想到共產黨的領導，而顏教授卻更進一步的想到生活在這三十年中的億萬中國民眾，因為沒有他們的忍飢埃餓和刻苦奮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所以他要向所有中國民眾的致敬。我讀幺老師這本回憶錄的時候，幺靄光先生的形象非常鮮明的出現在我眼前，他就是我應該向他致敬的中國民眾的一員。我也希望現在已經生活在幸福中的中國人，不要忘記新中國前三十年許許多多像幺靄光一樣犧牲奉獻的善良的中國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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