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農民自殺只是新興國家的陣痛？

近期，一位印度官員對於農民自殺問題的評論又將這個長年縈繞印度社會的頑固問題推向輿論中心。國大黨中央邦立法會成員塞蘭德拉·帕特爾向印人黨中央邦內政部長布龐德拉·辛格發起質詢，要求後者澄清其選區瑟霍爾以往3年的農民自殺案件數、死者詳情、以及導致自殺的原因。然而，在回應文書中，內政部長辛格居然將部分農民自殺的原因歸為“撞鬼（possession by ghost）”，還聲稱 “生計困難”不是導致農民自殺的原因。

在看到這則新聞的同時，有一條評論吸引了筆者的注意，這條評論下“點贊”和“點踩”平分秋色，足見爭議。觀察者網網友評論道，這是“犧牲農業餵養工業，工業起來之後再反哺農業的道路”，屬於“新興國家在工業化初期不可避免要經歷的陣痛”。這種説法有一定道理，但是用中國現成的工業化成功經驗來套印度的“糊塗賬”合適嗎？這種農民大規模自殺究竟是“印度特色”還是新興工業化歷程中“必要的惡”？

印度農民（資料圖）

看天吃飯的印度農民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講講印度農民的處境。每年，印度農民自殺潮像印度洋季風一樣如約而至。雖然印度早就對這一頑疾關注有加，近年來各種研究、論文、評論層出不窮，但農民自殺案例多、頻率高、地域分佈廣的現象並沒有明顯改觀。美國馬薩諸塞大學2016年1月份的一項研究表明，印度每10萬農民中自殺案例數近幾十年來一直處於上升之中，不管是邦層面還是國家層面皆是如此。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中心（NCRC）的數據，單是2014年就有將近12400宗自殺案例，比2013年高了近5%。更悲哀的是，很多人對這種現象已經漸漸出現“注意力疲勞”，要不是這次中央邦內政部長“撞鬼”的荒唐之論，農民自殺恐怕已經不是什麼大新聞了。

雖然中央邦政府避重就輕，不承認“生計困難”是導致農民自殺的主要原因，但是多項研究表明，糧食歉收以及由此帶來的債務負擔是印度農民自尋短見的主要因素。在導致糧食歉收的原因中，季風異常導致的洪災、旱災是首要因素。目前，40%的印度家庭依賴農業為生，佔比高達55%的印度勞動力受農業部門僱傭。然而，根據印度時報的報道，印度45%-70%的農業用地都不同程度依賴印度洋季風降水維持生產，沒有擺脱靠天吃飯的狀態。

季風降水一多就成了洪災，一少就成了旱災，遲了早了都會擾亂農作物生長週期。印度農民首當其衝成為異常季風的受害者。而通過影響糧食和原料價格，季風對印度經濟關鍵指標（比如通貨膨脹、物價指數）有超強的影響力。因此，許多經濟學家和官員甚至打趣，比起辛辛苦苦研判經濟數據以制定合適的宏觀政策，不如直接去求神拜佛，以求風調雨順，畢竟季風帶來的影響力實在太大。

缺乏宏觀調控 涉農投入落後

可以説，印度農業、農村、農民抗風險能力低下的核心原因是其涉農投入整體落後。在印度獨立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奉行“計劃經濟”的國大黨政府確實曾經集中資源，修建了大量灌溉管網、山塘水庫，並推廣農機，對印度農業進行現代化改造。當時印度的這些努力可以説是與其雄心勃勃的工業化計劃有關，畢竟只有農業現代化才能源源不斷為工業產生原始積累。

與推廣良種（主要是雜交水稻和小麥）、農藥、化肥和先進園藝的“綠色革命”結合在一起，印度農業不僅大大提高了抗災能力，還使農作物收穫水平在短時間裏出現爆發式增長。由於畝產提高，印度人口在這一時期也經歷了快速增長。這一時期，由於計劃經濟體系下對農業的不斷投入,農業技術的不斷改進，以及人口增長的滯後效應，農業部門面臨的問題並不嚴重，印度農業甚至在很多場合被稱為“綠色革命”的典範。

然而，隨着印度經濟體制轉軌，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推行的市場化改革，印度政府用計劃經濟的方式集中投資農業基礎設施的行為變得難以為繼，甚至很多地方由於長期投資不足，農業基礎設施出現嚴重的退化。在強調政府計劃“有形之手”缺失的條件下，鮮有市場資本會選擇投資低收益、高風險、長週期的大型農業基礎設施。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一些地主、富裕農民對涉農基礎設施進行投入，也很難達到大規模基礎設施的那種“普惠”效果。恰恰相反，這些零星的投入不僅難以填補大型基礎設施老化留下的空白，還常常會惡化其他農民的處境，產生“負外部性”：少數使用電動泵井的農民超額取水導致地下水位下降，使得大量使用普通水井的農民在枯水期無水可用；少數農民使用強力農藥導致害蟲遷飛，使得大量其他農民遭受害蟲之苦……

除了整體投資不足和農民羣體內部的分化以外，60、70、80年代爆發式增長的人口對土地資源的擠壓也慢慢顯示出來。在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長，而工業、服務業又無法吸收足額勞動力的情況下，很多原本並不合適農業生產的土地——比如邊坡地、沙荒地、沼澤地、鹽鹼地——也被大規模開闢為農業用地。雖然由於自然稟賦限制，這些土地抗風險能力極差，容易遭受旱澇災害，但是不斷尖鋭的人地矛盾卻依舊不斷將勞動力向這些邊緣土地擠壓。在無所不用其極的生存博弈中，那些經濟水平最低、社會境遇最差、政治地位最低的羣體就容易成為最先被擠到這些土地上。無法被原有的“普惠”大規模基礎設施覆蓋，又缺乏資本對這些邊緣地塊進行改造投資，這些弱勢農民往往就成了季風異常等自然災害面前最容易受害的人羣。

印度特色的“體制問題”

明知道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足，農業抗風險能力低下，農民自殺人數連年高位盤旋，印度政府為什麼不有針對性的增加“三農”投入呢？這就牽扯到了印度特色的“體制問題”。

文章開頭網友的評論有一定道理。的確，除了那些依靠殖民、掠奪的老派工業國家，現在有志於工業化的國家多多少少都需要通過自身“工農業剪刀差”來完成原始積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搞“工農業剪刀差”並不意味着忽視農業投入；與此相反，農業現代化是幾乎與工業化同等重要，且需要協同進行的步驟。這是因為只有經過了現代化改造的農業才能跟上工業化的投入需求，只有經過現代化改造的農業才能為工業提供效益最優的“剪刀差”。例如，即使是在中國推進工業化最猛的時期，對於農業技術、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也不曾間斷，合成氨、拖拉機、小水電等涉農項目則一直都享有較高的優先級。

那位網友根據中國的經驗得出的判斷——目前印度農村、農業、農民曆經種種磨難只是“不可避免要經歷的陣痛”——顯然低估了印度社會經濟的異質性，高估了印度政府經濟決策的執行力。與他的觀察相悖，印度獨立初年在尼赫魯的領導下，工業化高歌猛進，這時恰恰卻是農業現代化推進最快的時期；而近年來印度對於“三農”的投入並不算低，但大規模投入並沒有帶來“三農”問題明顯改善。造成這種悖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印度的“體制問題”。

在與三農相關的各種“體制問題”中，印度的“庇護主義”尤其值得一提。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楊光斌教授的研究，在參加印度選舉的1000多個政黨中，絕大多數政黨都是影響範圍小，且奉行小團體利益至上的地方族羣型政黨。這些地方族羣型政黨的目標選民羣體非常明確，因此很容易結成明確的“恩惠-選票”庇護關係，暨統治集團和政治精英為特點羣體提供各種恩惠，以換取這個羣體對恩主的支持、忠誠和默認。比方説，在泰米爾納德的一次選舉中，德拉維達進步聯盟黨（DMK）候選人承諾，向選民派發攪拌機、筆記本電腦、冰箱、洗衣機；而反對黨全印安納德拉維達進步聯盟（ADMK）則又擴大了禮品規模，除了贈送各種家用電器外，還向每個貧困家庭提供四頭羊，向6000個村莊發放60000頭牛，並開通免費的有線電視等等……

在這種庇護主義的影響下，原本就對政治抱有懷疑心理的選民就變得更加保守和狹隘，他們常常不得到即期的現實利益就不投票，畢竟比起遙遙無期的宏大承諾，老老實實接收送上的贈品還貨真價實一點。同時，庇護主義使得選民的公共責任觀念變得極其狹隘。比起週期長、回報少、但是又極其重要的公共項目——比如修建灌渠、治理土地等，選民往往更傾心於能快速變現的短平快項目——比如贈送牛羊、電費補貼等。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雖然歷來印度各政黨對農村、農民、農業不乏大舉投入，但是卻很難取得理想的效果，因為大量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源都被花費在迎合選民上，而沒有投入能夠真正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項目中。顯然，如果“勒緊褲腰帶”把農業剩餘積累關鍵項目的投資上，工業化才能切實推進；而如果“勒緊褲腰帶”只是為了競相滿足選民的消費需求，那隻會適得其反，浪費了寶貴的資源。

並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會有回報，並不是所有歷經的磨難都會有意義。網友在評論説道，“希望網友們看到這種印度農民高自殺率新聞時，別動不動就恆河水民主國家之類的沒心沒肺地嘲諷……不説要你悲天憫人，至少希望你對這些為了工業化而做出犧牲的可憐人表達出起碼的敬意”。倘若印度真的踏上了工業化的陽關大道，那麼就如同他所指，這些農民短期的犧牲和付出都是值得敬佩的，因為只有通過工業化才能真正從根源上去除農民自殺的社會和經濟土壤。然而，倘若印度並沒有徑直奔向工業化的方向，而是迷失在他印度特色的“民主政治”中做布朗運動，那麼當代這些付出生命代價的農民就和幾千年來印度小農沒什麼兩樣，只不過是生存博弈的失敗者，並不藴含什麼特別偉大的含義。

作者簡介：毛克疾，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研究員，南亞問題專家，微博@公文包攜帶者克疾 ，在《環球時報》英文版、《鳳凰週刊》、《財新》、觀察者網、中國網、澎湃等媒體發表大量時政評論和新聞分析。請關注風雲學會的微信公眾號風雲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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