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是下層中產階級嗎？
怎麼解釋法西斯主義，其實是觸及到一些最深刻的問題，也挑戰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因為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政黨是代表某一個社會基礎的。
現在，不可能完全直接簡單重複墨索里尼也好，希特勒也好，領導的那種法西斯主義運動。但在今天新的條件下，這樣的危險我覺得也還存在。比如説1113的法國恐襲（發生於2015年11月13日），大家可以設想一種可能性，在這個事件爆發後，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在法國媒體上被稱為新法西斯主義政黨，這個黨的主張一直都是反對移民。但這個黨的創始人（讓·馬利·勒龐）由於長期發表類似法西斯這種言論，連他的女兒（瑪麗娜·勒龐）都看不下去了，後來女兒在黨內組織，造了老爸的反，現在女兒是黨的領袖。但是大家可以設想，就是巴黎恐襲事件發生後，國民陣線有可能會獲得更大的影響，它本來已經是個全國性的政黨。
讓·馬利·勒龐
另一個是世界經濟狀態實際上很差，最近習主席接見了21世紀委員會里二三十位世界前政要和一些著名學者，比如福山、還有前墨西哥總統，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薩默斯不僅是美國前財長，他也曾經是哈佛大學校長，也是一個著名經濟學家。他最近一年多來的主要經濟言論，就是認為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一個“長期停滯”週期。中國是G20輪值主席國，如果 G20也拿不出更好的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復甦方案的話，就是全球的經濟危機疊加上反移民思潮。因為現在不僅是法國，整個歐洲現在面臨着最大規模的危機就是敍利亞佔了一半的還有整個西亞、非洲戰亂地區的移民。這些問題使得至少局部性的催生法西斯主義，我覺得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我們坐在這討論法西斯主義，還是有着一個比較大的現實意義。
第一個觀點認為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大資產階級。關於大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主義的關係，大家知道最早是共產國際提出，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為了戰勝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所發動的，這個論點被後來的歷史學家和比較簡單的直覺分析所否定了。其實你可以看一個電影叫《辛德勒的名單》，就是講一個德國大資本家，他表面上好像和法西斯有些合作，但是實際上他挽救了大量的猶太人。
在很多學者的討論裏面，提到這個論點的問題涉及到希特勒上台是通過了合法的民主選舉，1932年7月31號，納粹黨在德國議會選舉中獲得了37.3%的選票，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在這一刻，如果大資產階級是最支持希特勒的話，希特勒就應該被任命為首相，但實際上這時候他沒有被任命為首相，還有一個複雜的過程。因為大資本家有一個他們自己的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和德國總統興登堡元帥關係非常密切。在議會選舉以後，因為當時憲法有一定的模糊性，他推薦的不是希特勒，是代表更保守的傳統勢力的一個人擔任首相。但幾個月後，社會危機愈演愈烈，興登堡才任命希特勒為首相。這個例子被很多學者用來説明至少希特勒不是大資產階級的一個首選。
第二個最有影響的觀點就是認為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小資產階級。這個結論的代表有很多學者，主要的代表就是曾經擔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的馬丁·李普塞特，在他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中説：“希特勒主義是下層中產階級孤注一擲的反映，它是發端於19世紀即將結束的那幾年的一種運動的繼續。從物質上説，沒有必要設想小店主、教師、教士、律師、醫生、農民以及工匠在19世紀末期比19世紀中期更加糟糕，然而從心理上説，下層中產階級在工人和資產階級上層面前相形見絀，因為兩者的工會、壟斷利益集團和政黨佔領了舞台的中心。”
李普塞特這個觀點和馬克思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不穩定的中間階層，日益面臨着無產階級化的危險”實際上是一致的看法。所以，正是因為這種1920年代的經濟危機給下層中產階級，就是小資產階級帶來的不穩定感、焦慮感和失落感，使他們容易被希特勒的煽動所誘惑，成為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和納粹黨。
馬丁·李普塞特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
但是這個觀點也並沒有很深入具體的對選舉，就是那個37.3%的選票進行定量分析，後來的學者實際上也挑戰了小資產階級是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1982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加拿大的著名社會學家理查德·哈密爾頓的《誰投票給希特勒？》，（Richard 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
作者分析了德國14個大城市的所有選區，發現了三個現象：一是工人階級選區大約有四分之一選民投票支持希特勒；二是在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混合居住區大約有三分之一人投票支持希特勒。但下層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混合居住區的三分之一選民很難區分誰是誰，因為投票裏面沒有這樣的標記；三是發現上層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居住區對納粹黨的支持率高達35%到45%。
同時哈密爾頓對農村選區也進行了定量的分析，發現只有信仰新教的農村下層中產階級——按照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農村下層中產階級包括自耕農或者我們叫中農——才比較大比率地支持納粹黨，而信仰天主教的農村下層中產階級多數並不支持希特勒。
這樣就引發了很多的學者，包括計量經濟學方面學者都在研究這個現象怎麼回事。因為有一個詞叫做catch-all party，catch-all party就是説它抓住了所有社會階層的政黨。但是這種解釋被哈佛大學一個特別著名的計量政治學家，叫加里·金（Gary King），他説如果用catch-all party的這種現象，不僅能解釋納粹黨在社會各個階層中都有支持，而且所有的政黨實際上都是catch-all party，美國民主黨、共和黨也是catch-all party。比如共和黨，我們以為它比較支持富人，其實美國白人中產階級支持共和黨的人很多。所以他認為這個catch-all party是所有的政黨的普遍現象，不過還不足以解釋納粹的政黨。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個非常深刻的問題，現在至少在國際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定論。
加里·金比較深層地提出了一個什麼問題？實際上是對所謂的“政黨一定是某個社會階級或者社會基礎”這種整個分析思考方法的一種質疑。我們可能過於受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看一個東西一定要找它的社會基礎。但實際上這種catch-all party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它表明，特別在社會面臨着巨大的危機、巨大的動盪和不確定性的時候，社會更多處於一種動態的，某一社會階層並不一定明確地知道自己的偏好、利益何在，他們往往取決於這個政黨提出的綱領的具體內容，和對他們的吸引力如何。
但這個現象是不是就説明階級分析就完全沒有意義了？我舉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剛才我們説認為小資產階級是法西斯主義社會基礎的這個理論的主要代表是李普塞特，但是李普塞特的一個學生，加州伯克利分校的魯珀特，寫了一本書，叫《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或社會民主》，副標題是“社會階級和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之間的體制”，他主要分析在一戰和二戰期間，歐洲各國為什麼出現了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三種不同的機制。他還是做了一些社會階級的分析，但是這個社會階級的分析更加精緻一些，它特別提到政黨不是有一個固定的社會基礎，而是和政黨的政策有關。魯珀特分析了三種體制，自由、社會民主制和法西斯主義，這三種體制在兩次大戰之間逐步成形，並且成為明顯可以互相替代的方案，特別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和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工階級需求的回應。
在1914年之前，工人追求政治和經濟權利仍然受到限制，勞工階級的抗爭依然被管束，在西歐多數地方隨着勞工權利傳統障礙在1919年的崩潰，這種管束已經不再可能。接下來幾年是探求穩定政治權力平衡，提供治理經濟有效方法，同時緩解、協調甚至贖買組織化工人訴求的政治經濟方案，這種競爭的時期，在這些探究中形成了自由民主制、社會民主制和法西斯主義。
這三種政體一個是以英國、法國、瑞士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義政體，這個自由主義政體的核心是形成了一個lib-lab聯盟，就是liberalism和labor，自由主義和勞工形成了一個聯盟，它的中產階級實際上相對內部比較穩定和一致，它是改革派自由主義和英國工人聯盟的結盟。1832年英國第一次議會改革，擴大了一部分選舉權。英國第二次議會改革，把選舉權更多地擴大到包括工人階級。法國也有自由主義和勞工的聯盟，並且從第三共和國開始就已經大量出台社會立法保障工人的權益。但是除了英國、法國等少數國家，這時候多數國家還無法實現自由主義和勞工的聯盟，自由主義政黨無法通過改革其政策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比如在德國，俾斯麥以來的國家福利型社會政策已經得到了工人階級的長期認同，而俾斯麥當然是反自由主義的保守的政黨，在自由主義無法獲得政治領導權的前提下，社會民主黨和它聲稱代表的城市工人階級與農村中產階級成功結盟的話，可以保證社會民主主義獲得領導地位，但是如果城市中產階級也就是説社會民主黨不能夠和中農，和農村的中農成功結盟，就容易導致法西斯主義獲得政權。
比較關鍵的是，在北歐國家都是社會民主黨和中農的結合，但是在德國卻沒有得到中農的支持。為什麼？根據這本書裏的分析，因為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本來是應該去組織農村的僱農，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農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但是這些北歐國家，特別像挪威，農村已經先被其他的社會力量，比如教會組織起來，北歐的社會民主黨沒有成功地組織僱農，並不是它不想，但是出乎它本來意料的，就是它沒有得罪中農。但是比如説像德國社會民主黨一部分時間裏面，激進地去組織僱農的時候，實際上得罪了中農。在中國江西根據地的時候實際上出現了這種現象，長征以後為什麼共產黨越來越在政策上改變了江西土地革命的做法，也越來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其實可以有類比的關係。
另一個我想強調，剛才提到《誰投票給希特勒？》那本書的作者在批評了大資產階級是社會基礎，也批評了小資產階級是社會基礎以後，他到底是什麼觀點？他強調政黨的主動性，而不是有一種已經存在固定的社會基礎。
他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觀點，強調了退伍軍人的政治選擇，這種解釋被認為有些旁門左道或者認為是一種莫明其妙的一個東西，但實際上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種解釋。一戰期間很多都是壕溝戰，壕溝戰中有很多間歇，這個間歇裏面馬克思主義也宣傳，各種思想都在宣傳，等於很多時間在壕溝裏讀書。所以我説十月革命也是一戰俄國的退伍軍人的一個選擇，當然是和列寧的這個政黨的發動有很大關係。法西斯主義比如它的衝鋒隊的主要來源都是退伍軍人，包括參加希特勒慕尼黑啤酒屋最早暴動的所有元老都是，這些人都是一戰退伍軍人。退伍軍人為什麼這麼重要？他們其實也是這個社會運動的一個幹部基礎，恰恰也和我剛才説的那種catch-all party，實際上沒有一個政黨就代表一個固定的社會基礎，而是基於上下互動的一個關係。
而退伍軍人有好幾種可能的選擇，不僅從一戰後出現了德國退伍軍人和俄國退伍軍人兩種不同的選擇，他還例舉了法國的情況，比如兩個特別的觀點，一個是二戰後1954年奠邊府失敗，法國士兵回國後非常不滿，這些士兵又結合1958年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退伍回來的士兵共同導致了戴高樂的下台。1958年，戴高樂宣佈辭職。當時有一本小説在法國很有名，就是描述這些退伍軍人、傷兵回來以後，醫院有個號召人們輸血的廣告，但它註明説這個血漿不給從奠邊府回來的這些士兵輸。這本小説裏反映了士兵對這個廣告的憤怒。
與之非常類似的另一個現象是我們原來可能也沒有注意到的，葡萄牙軍隊1974年的革命，這也是導致為什麼中國的香港政策和澳門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葡萄牙在1974年發生了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而這個革命的產生原因是因為退伍軍人從安哥拉殖民地失敗回來以後，在葡萄牙發動了社會主義革命，提出要把澳門歸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主動放棄接受，可能是出於對香港要同步考慮。總而言之，葡萄牙74年的退伍軍人的革命也很類似，但是幾次退伍軍人的選擇可以完全不一樣，可以是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是比較左翼的社會主義。所以，總的來説，怎麼解釋法西斯主義，其實是觸及到一些最深刻的問題，也挑戰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因為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政黨是代表某一個社會基礎的，有一個社會基礎。
但恰恰是在社會高度變革時期，我們關於怎樣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正義的、美好的社會的這種理念的鬥爭，政黨綱領和政策的競爭實際上是促使社會分化，所以才會出現所謂 catch-all party，任何party都是可以catch所有的社會階層中的一部分人。這種現象的普遍性，雖然不能解釋法西斯主義單獨的一個現象，但是如果再結合我剛才説包括退伍軍人的政治選擇這些的解釋，可能我們會對法西斯主義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同時也對我們整個對政治行為、政治的動態、政黨和社會階級的關係，可能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本文原為作者於2015年11月14日在高和系列講座上發表的演講，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