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滿洲里市副市長出哲學專著：向先賢致敬
近年，官員寫小説已不是新鮮事，但涉足哲學的可能比較少見。據中新網8月1日報道，46歲的內蒙古滿洲里副市長羅軍出了一本書，這是他第一次在哲學領域“挑戰自我”。對於這部處女作，央視主持人白巖松、魯健，以及詩人湯雲柯聯袂推薦：一部需“勞神”閲讀的心靈力作。
半個月前，當他拿到這本耗費心血的專著——《中國人的文化仰望》率先和朋友共享時，大家都表示訝異。“他怎麼會有時間寫書。”
祖籍山西原平的羅軍，目前就任內蒙古自治區滿洲里市副市長。1970年12月24日生於呼和浩特的他，曾榮獲中國科協先進工作者、內蒙古十大傑出青年提名獎、內蒙古青年五四獎章等多項榮譽。
1日，羅軍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説：“時間都是擠出來的”。為何出書？“只為向先賢致敬”。羅軍的回答，簡潔明快。他坦言，寫這本書源於七年前他對人生的感悟和對哲學的“親近”。
大約在2009年前後，他的事業和家庭都面臨着巨大的危機。羅軍在專著的後記中寫到，複雜的政商關係、繁忙的工作應酬，幾乎讓我失去了時間的自由和心靈的自由，也沒有主動去審視自己的人生……羅軍開始追問人生的意義。
圖為作者羅軍
羅軍最初與哲學結緣，用他的話説是一次“完全功利的冒險”。
也是在2009年前後，他有幸認識了一生的導師張廷國教授。“交往之初，是為了我能讀取博士學位，老師深知我的哲學基礎薄弱，還是耐心給予指導，並且推薦給我幾本哲學教材，為了那個目的，我拿起久違的書本閲讀。”
“命運還是垂青我，讓我有機會在校讀了四年書。”羅軍説，我真正喜歡哲學，自覺學習、自覺思考、自覺對照行為，能自我感覺到樂趣是在博士畢業之後。
對於這本新著，羅軍構思已久，其中的一部分思想來自博士論文，當時是按照學術要求來寫的，有很多規範性的表達，但內容很不成熟。
“大約在三年前，我開始重新收集題材，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正式開始動筆是在北京任職期間。”羅軍告訴記者。
2015年8月，他在北京房山區一個叫蘆西園的小村裏完成了本書的初稿。如今，拿到這本新著時，他感慨道，在本書中只想告訴大眾，如果我們找不到文化的制高點和超越點，我們沒有文化強大的形而上基礎，那麼一切形而下的制度都是無源之水。”
羅軍表示，尋找信仰，找到民族超越的根，找到民族文化的本，是這本專著的寫作動機。
“完成這本新著最大的意義是完成了向先賢致敬的願望。”羅軍補充道。
**對這部“向先賢致敬”的哲學專著，**白巖松的評價是：“《中國人的文化仰望》這本書，既非艱澀的哲學專著，但也絕非普通文化讀物，需要沉下心來慢慢品味。”
一些買過該書的讀者也一致好評：
翻頁為羅軍所著《中國人的文化仰望》的前言：
2015 年8 月的一天，我在北京房山區一個叫蘆西園的小村裏，完成了本書的初稿。其時就像迫切逃離戰場的士兵，扔下了一切武器，就要跑了，什麼都不想管，就是想休息，厭倦再回頭看一下書稿，當時的狀態就是麻木，也是一種自煩。此後大約有半個月，沒有重讀書稿的慾望。
在開始寫作的時候，曾經信心滿滿，決心做一個“吐絲的蜘蛛”，儘量應用自己的獨立思想。但是一路下來，感覺太難了，甚至一度喪失信心，中間幾次煩躁欲狂，就要停筆不寫了，心中充滿了自責和慚愧。
對於我這樣一個半路出家的哲學愛好者而言，面對這樣宏大的哲學題材，確實感覺寫之前太過於“無知者無畏”了。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學識功力太淺，無法駕馭題材。這本書涉及的哲學領域在是太大，之前本來是想考驗自己的學習思考能力，也曾鼓勵自己不要按照學術書來寫，但是作為哲學這樣一種特殊的思維，想輕鬆並不那麼容易，哲學語言和語境，也不是能輕鬆表達的。畢竟這是人類抽象思考的大水庫，想打撈出一些真東西，不能不莊嚴，不能戲説，還是要老實梳理，這對我這樣一個未經過科班訓練，僅憑着哲學思考愛好而進入哲學領域的票友來説，真的是好艱難。寫出來並且正確表達自己的意思和獨立遐思不是一回事，曾經那種享受般的思考過程很快變成受刑式的寫作過程，這才真的知道，人的知識不是那麼輕易獲得，學問也不是那麼容易掌握。
進入這樣一個思考中，最大的體會就是所謂自己的思想，曾經那麼好笑和輕狂，譬如一條小魚無意中進了太平洋。人類先哲們的思考，幾乎無所不包，簡直就是一個思想的大海洋，每一個簡單的論斷之後，就有無數先哲進入了真正的思考，每一個不經意的角落，都有很多先哲到訪過，停留過，留下過史詩般的語言。真正的哲學思考，即使你認為是“荒謬”的觀點，如果你進入到一種同感狀態，用同理心去體悟，也會感受到真誠，也會感受到艱難。梳理這樣一個宏大的思維數據庫，每一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無論怎麼想，怎麼寫，都是在述説着前人已經説過的事情。在思考的天空，每一顆星星，每一片樹葉，都有人關懷過，嘆息過，這樣的感悟，給自己巨大的反思和震撼，也有一種巨大的自慚。
構想本書之前，基本想法就是不進入學術書的範疇，一方面是為自己淺薄的學術水平解脱，另外也是想真正進入獨立的思考，做一個文化的傳播者也好。但是一路寫下來，兩者都很難輕易做到。就學術而言，裏面大量的思考都來自先哲們的“述説”，想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找出自己的所謂思想，恐怕連一頁紙都不夠，這也是我幾次停筆的原因之一。就文化傳播而言，如果自己扭曲了先哲思想，不僅不能傳播，還有可能誤人不淺，倒不如説都是自己胡言亂語。這種糾結幾乎在我寫作的後期每天都存在，讓我不斷有停止寫作的打算。
好在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師給了我很大鼓勵，他説“學問是天下的東西”，真正的學問都有一種使命，為天下人分享，而不獨為個人私有。每一位先哲都在用自己的哲學慧命，來承擔人類這樣一個大生命體的傳承，即使是孔子這樣的先哲也是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是哲學的擔當，也是哲學先哲的分內之事。
所以，我咬牙堅持了下來，並且在這裏鄭重説明，本書如果有不妥甚至謬誤之處，懇請讀者以同情心看待，權當這是一個哲學愛好者的思考。本書述説到的思維思想，包括思維邏輯，涉及過去的先哲、當代的老師，凡是我引用的，如果有遺漏沒有註明出處的，都非我所敢私有，也非這本書敢專有，這本書就是為了向先哲致敬，為哲學鼓喊。
這裏面也包括本書最中心的觀點“自由心”，此心為一顆滾燙的“中國心”，並非我的創造，僅僅是我的發現和揭示。在這裏有必要和讀者簡要談一下本書的寫作動機和主要觀點。
一、本書的寫作動機
帶着問題思考，這是我一貫的原則。在對自己糟糕的生活痛苦反思的過程中，我開始打量着身邊的朋友，身邊的社會，甚至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世界。我發現儘管每個人的生活不同，但是當代人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心累。
當前中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和革新，激烈地衝蕩着中國人的心靈。一些時代的重大問題既具有共同性，也具有必然性，必須得到一些關注，不能迴避。
由此上溯近150 多年以來，我們民族面臨的最巨大的問題就是被迫與西方文化的衝撞與消融，而且是在非常短暫的時間之內，我們快速地消化了西方文化，在這個血與火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付出極大代價，走到了現在。
如果這是一種歷史精神的展現，那我們就必須要有一種承擔，來獨自承受和反思我們未經過細細思考的這個痛苦過程。這個痛苦過程的後果就是展現出我們正面臨巨大的信仰缺失、價值顛倒、倫理失序、精神危機。
每一天，我們都生活在一種價值拷問的社會中，每一個關於公平和正義被踐踏的醜聞、每一個環境破壞事件、每一個喪失底線的食品安全問題被揭露，都讓我們生活在一個“他人都是地獄”的假設中。
這種危機又無形中對每個人的行為動機形成影響，潛在或者公開地扭曲着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和正義感。我們的危機是深刻的，我們的感動是淺薄的，幾乎一點的正能量，都能讓我們脆弱的心靈潸然淚下。
而這正説明人類其本質，人心本善，仁義永存，這是人之為人的真實存照。
無數的危機現象，讓我們這個社會浮躁，讓我們的國家治理成本更高，而在這每天都上演的危機故事後面，無數人自覺地把問題歸因於信仰。一種正在流傳很廣的説法，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沒有“信仰”，所以無法挽救現在的社會危機。
我們想問，那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難道是歷史的虛無？我們燦然的歷史難道只是一個盲目的車輪？
於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潮流的裹挾下，人們一方面無理智、無節制地開發着物質需求，另一個方面，也盲目尋求着每一個人自己認為的信仰。
雖然信仰自由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我們的國策，但是我們也看到，現在很多人未經理性思考和道德反思就加入了某個宗教，也會對每一個宗教背後巨大的義理精神產生危機。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經常能看到在各個合法宗教裏傳出的個人醜聞，其實不是這些教出了問題，而是人心出了問題，沒有解決良知，壞人進了宗教裏面，宗教也一樣無奈。
更可笑的是大大小小的“神棍”和“大師”，冒充着人和“仙”的組合體，在社會呼風喚雨，讓無數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拜倒在旗下，我們就像看電視劇一樣，看着一個“大師”倒下，無數“大師”又站起來。這種社會毒瘤不除，簡直就是我們中國文化巨大的恥辱，也會加深西方文化對我們的輕視。
對於一個普通人的心靈而言，生活的艱辛自不待言，而生活的意義喪失，幾乎就是在剝奪他們幸福的權利。我們是不是準備羣體性喪失意義，喪失價值，去做一個只為麪包和物慾生活的動物？這是堅決要否決的。
即使是嚴肅地按照學術標準，我們用同理心看待西方文化，一個有理性、有道德情感、有歷史的民族，也要有充足理由問一個西方外來的信仰，難道一個“有神”的信仰就適合我們中華民族，適合我們的文化，能成為我們的心靈歸屬嗎？
信仰是不是非得有“神”，除了宗教信仰，是否還有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等維度？信仰的本質是什麼？中華民族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信仰？我們過去的信仰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如果我們找不到文化的制高點和超越點，我們沒有文化強大的形而上基礎，那麼一切形而下的制度都將根基動搖，都是無源之水。
尋找信仰，找到民族超越的根，找到民族文化的本，這是本書的寫作動機。
二、本書的主要觀點
每一個偉大的文化都有一個超越處，都有一個最高的敬畏，從而形成信仰。中華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偉大推動者之一，自然不能謙虛。
在對中華文化三大主流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傳統及超越性問題梳理中，我們發現三家文化雖然發展方向不同，但在最高超越的本體論問題上，具有一致性的趨同，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儒家、道家、佛家這三家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源，而其他文化只能成為餘脈。
“超越的心學”，這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方向。“心”是中華文化的共同主體。
就儒家而言，“心性學”成為其主體，每個人的本心、仁心是最高本體，這個最高本體具有道德形而上特徵，而“天”，這個原始文化初期帶有神性，帶有創生意義和位格意義的概念被化掉，成為“心”的一個最高理念指向處。從一個名詞的“天”成為一個副詞“至高至善至真”意義的“天”。此心不是人的心靈，不是器官機能之動，而是人類及宇宙至高的道德本體，創造本體。
就道家而言，道只是其經驗層面的超越，作為不可道的部分，我們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兩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之中，揭示出所謂“有和無”，所謂“玄”，是超於經驗層面的本體，也是中國文化裏的最高超越“心”，這是義理的揭示。
就佛家而言，在由印度文化進入中華文化體系之進程中，經歷了長期的融合，其最高本體阿賴耶識、真如、如來藏、佛性，都被中華文化解讀為“阿賴耶識心、真如心、如來藏心”。“心”之本體最高性所以被現代人難以理解，是我們現代人總會和人的器官之心、心靈之心、精神之心混淆。“心”在中國古代之重要性，與西方上帝是一致的，是統籌天地人的最高範疇，“心”就是中華文化最高超越，最高的“真善美”，道德的最高，價值的最高，是一個無限的意思，是一種德性的無限仰望目標。
中華文化的一個方向就是生命，就是安頓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的靈性生命得以續存，使我們人的價值和意義得以歸存，使我們發自本心的道德實踐有一個至上敬畏。
然而這樣一個本體的發現，我們依然認為不能圓滿，因為作為偉大文化，一定要在宇宙論（關於世界的生成）、實踐論（關於世界的運行實踐）上給出我們民族文化的見解，不然，我們總強調道德價值的本體論超越，就無法對話西方關於上帝創世和世界實踐的問題，我們的文化不可能忽略這樣重大的哲學問題。
所以，本書第一次揭示了中國式的“自由”，嚴格來説是中國式的“自”，中國式的“由”。所謂“自”，是世界的生成原則。西方文化認為上帝創生世界，這是一種“外力”或者“他力”的思維，這與西方文化傳統與方向不可分割。而中國人認為世界之創生是一種“自力”，儒家的“自強不息”，首先是宇宙創生原則，而後轉移到人的道德原則上；道家的“自然”，首先也是宇宙創生原則，然後轉移到社會法則上；佛家“自證”，首先是對佛家提出世界“空性”的創生性自證，同時也是對阿賴耶識心的自證。“自”其實是中國文化的宇宙論、創生論，是辯證原則的最高法則，無論世界如何，其起源和本質是一“自力”原則，是否定之否定。自否定原則，有一個“空”，就會自我否定出一個“非空”，有一個“無”，就會自我否定出一個“非無”，有一個“佛”，就會否定出“非佛”，就像《金剛經》所言“佛説佛，即是非佛”，不僅在“解空”，也在解世界之“自我否定性”。甚至可以説有一個“上帝”就會否定出一個“世界”。
必須指出，世界的“他力”和“自力”創生，分野了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界限。“他力”創生，就會讓人的主體消解，人成為自然之一物；“自力”創生，人就會昂立自己主體人格，弘揚自身道德性，彰顯人作為“人”的道德實存性。所謂“由”，是宇宙與人生的運行和實踐原則。“由”就是一種往返，中華文化的運行和實踐原則有兩大特性。一是“逆向性”，儒家的“反身而成”，道家的“反者道之動”，佛家的“苦行”，都是對宇宙人生順成原則的逆反，由一種“反向逆行”的路徑，找到和發現本性本心。另一個特徵是“利他性”，儒家、道家、佛家對“修行”的理解都具有一種崇高的道德擔當，使得這樣一種逆向於人欲的修行具有人類生存使命感和價值性，儒家的“厚德載物”，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佛家的“普度眾生”，都不是站在個人生命意義上的一種實踐原則，而是站在人類生命這個“大體”上的道德實踐，是一種利於他人，為了整體生命提升和解脱的實踐原則，所以這種實踐原則就變得“浩然長存”，具有文化擔當的根源性。
這種中國式的“自”和“由”組合，又和康德所説“自由是一種實踐理性”，並且從自由意志裏面發現“道德律”高度符合，在這裏東西方關於“自由”在實踐領域的解讀，具有了高度相似性，並且有了實踐對話基礎。“自由心”，作為一個哲學組合，是將“自”、“由”和“心”做了新的連接，實際是對世界的生成原則（宇宙論）、世界的運行實踐原則（實踐論）和世界的本體原則（本體論）做了大膽而且清晰的連接。
而這顆“心”本質依然是中華文化的本心初心，就是那顆“道德的心”，依然是孔子的“仁心”，孟子的“四端心”，王陽明的“本心良知”，一顆“中國心”。
然而“自由心”的表述卻具有世界意義。
這是我們自信地面對西方文化，面對未來的基礎。
首先，關於形而上學，這是人類理性文明的超越共性。不同的文化對世界的本原本體解釋不同，無論世界如何生成，世界的本體如何，這都是人類超出經驗層面的問題，不在人類“知識”範圍之內。對於看不到、摸不着、我們人類經驗無法證實的東西進行思考，是人類心靈的機能，我們雖然不可以證明，但是這是人思考的權利，與現實的真實性無關，每一個民族文化都可以提出一個解釋，並無高低之分。
就西方之“上帝”來説，自啓蒙運動之後，就逐漸受到挑戰，但直到康德出來，才從一個完全理性的高度給予了總結。康德在其《純粹理性批判》的結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方哲學傳統所處的童稚狀態。他説，在哲學幼稚時代，人們開始的“關於上帝的認識”，關於“另一個世界的特殊性質”，使得莊嚴的“超感觸界”淪為哲學家展示空想和神救論的場地，一部西方哲學史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虛幻、妄作，這些都是我們必須結束的。他批判了西方哲學傳統那種離開人的主體機能而尋找認識外在客體的虛妄做法，他認為一切我們哲學認識論及的只能是我們主體機能關涉到的同一世界的不同領域，任何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心靈與肉體、經驗與超驗等“二元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康德更為嚴厲地批判了經驗論者、懷疑論者要求取消“超感觸界”問題的哲學意義，他認為這是一種更為危險的傾向，忽略了理性本身的性質要求，以此破壞純哲學，這種傾向，不僅破壞了哲學，也破壞了道德和宗教的基礎。而理性在康德那裏是“實踐領域的立法”，他説“理性只在關涉於意欲中包含着先驗構造原則，它在實踐理性批判中獲得它的自在物”。
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心”的超越性是靠我們人的感觸和體驗，通過理性的意欲和情感機能“悟”出來的。“心”的超越，極高明但又在世界之內，在知性理念最高處，同時又是道德實踐的實存，可以説真正的理性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因為按照康德的説法，“超感觸界”就是人的意欲情感機能的領域，它是道德和宗教的基礎，也是理性領域的立法範圍，在理性領域的實存性就是通過人的道德和宗教實踐彰顯出來的，世界上只有唯一一種宗教，就是理性純粹的道德宗教，宗教只是讓你的道德更加堅定。
也就是説，西方的上帝超越，是知性的虛妄推斷，上帝不是知識，而是人的道德法則決定出來的。而中華文化的“心”超越，是實踐理性的彰顯，是理性文明的典範，是道德和宗教的結合文化。中國人的“心”超越，是由自由意志和道德法則決定的，並作為唯一真正宗教和道德的侍奉對象。
其次，中華文化關於世界的“自”動，“自”力原則，是一種有別於西方上帝創生的宇宙論原則，其根本基礎也是理性實踐中人的意欲機能及情感機能的推理。自強不息、自然自化、自證自明，都是人的關於情感能力的凸顯，道德能力的實證，是由人的道德實踐原則推論出來的宇宙生成原則，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延伸，也是一種理性文化。這與西方的上帝推動、他力和外力推動最大的不同，在於對人的暗示意義。人靠自己，還是靠他人，這是我們立身世界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走向。我們中華文化高舉人文之大旗，昂立人文精神，這是人類最了不起的自證自明。最後關於“由”的實踐原則，其內在包含的“逆向”與“利他”兩項基本特徵，揭示了實踐自由的運行本質。真正的自由不是順成，順成的自由不僅是任性，也是對他人權利領域的侵犯，作為一種實踐領域的理性自由，必須是“逆向”並且“利他”缺一不可的，是一種高度的道德擔當，這是與世界文明完全接軌的一種人類實踐理性。
“自由心”，作為中華文化信仰的發現和揭示，具有巨大的未來意義。
作為一種文化信仰，就是文化的軟實力和文化內核，是文化最高超越處，是中華文化在本體論、宇宙論、實踐論上的最高理性信仰，對於凝聚全民族情感，凝聚各宗教信仰、各政治信仰，提煉中華民族最大文化“公約數”而言，具有不言自明的世界性意義。
作為文化信仰，“自由心”對我們未來的政治的作用，就在於其強大而超越的道德意義。未來的政治，不僅是經驗層面基於利益的政治，也是超越層面基於“仁義”的政治。西方基於個人及團體利益基礎上的“知性計較”的政治傳統，必然會走向以人類生命體共同發展，面對未來的“大同”政治，這是一種道德性理性型政治。中華文化的信仰可以指導人類預設一個道德信仰作為政治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為文化信仰，“自由心”內含着剋制逆向以及利他原則，在經濟上可以克服人類無度開發和無限追求物質的盲目性，使得經濟的發展彰顯出“人之為人”的根本性，脱離“物化”的危險。未來的經濟法則必然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為根本大綱的經濟憲章，經濟的最根本形態必要要回到任何自然的和諧統一，那就是經濟環境，那需要人類的剋制，是逆向的一種經濟實踐活動。
作為文化信仰，“自由心”內含着人類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理想。發展的目標是德福一致的終極目標，是以幸福為目標來逆向倒置設計的社會制度的發展史。每個人的道德自覺，每個人的自由意志，使得整個社會走向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使人類走向道德光明，在心靈上實現最高幸福。
“自由心”是人類可以預告的道德發展歷史。
三、本書的情感立足點
本書的寫作動機及主要觀點，其強大而內在的情感立足點在於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一種理性的熱愛，希望每一箇中國人都能為自己生為中國人而驕傲，每一箇中國人都應該為我們有這樣深厚的理性文化而驕傲。我們中華民族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不用外求，不用他力，是基於我們歷史文化最深處的澎湃不竭的動力。儘管我們目前在現實的社會層面依然沒有出現這樣理想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態，但是我們堅信，作為一種文化超越和文化信仰，“自由心”一定能開創一個世界性的未來。
羅軍
201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