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周世峯等顛覆國家政權案，西方在搞雙重標準

近日，中國政府對一些涉嫌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人員進行了公開審理，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為此，我們採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鄭教授在“律師職業”、“西方雙重標準”、“中國法治”和“法治教育”等方面給出了他的看法。

鄭永年教授

“律師不能超出職業範疇”

鄭永年：律師應當在法庭裏面為你的辯護人辯護，如果你走出法庭，走上街頭，利用社交媒體，去鼓動老百姓來支持自己的話，已經是超出法律的底線了，所從事的已經是政治活動了，超出了作為律師的職業範疇，已經不是法律行為。這樣做是非法的。所以我認為他們這樣做不符合律師的身份。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要起訴他們。

應該懂法律的人，總是做違法的事，總認為用這種手段對付政府是正義的。這完全是錯誤的看法。律師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法律，而不是政治，當你放棄了法律手段，使用政治或者其他手段，已經超出了法律的範疇，已經是非法的行為。這樣做不僅無助於中國法治的進步，反而促使法律的倒退，使得政府和社會處於一個惡性互動的循環。

“西方國家是雙重標準”

鄭永年：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不會允許發生這種事情。西方國家也不會允許。西方國家的律師從政是有的，但是不會把案子本身政治化。新加坡的律師更加不會。律師利用非法律的手段時就已經不是律師了，在任何國家都是違法的。

那麼為什麼西方現在吵得那麼兇？因為西方國家持雙重標準。他們總是認為，只要你對付共產黨、對付共產黨政府的就是正確的，就是正義的，道德的，怎麼樣做都可以。我認為，這就是雙重標準，是非常荒唐的。這鼓勵暴力的產生。

中國對西方的這些説法不用太在意。他們完全持雙重標準。西方的一些人一定要把其它國家搞亂。中國要堅持自己的原則，根據法治的原則來解決這件事情，審判這些被告人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則在做。

西方國家持雙重標準，對他們自己是一套，對其他國家又是一套。我不認為通過西方的干預，就能實現中國的法治，相反，西方的干預會使中國的法治倒退。

“中國應該建立規則約束”

鄭永年：法律是國家暴力機器的一部分，法律領域怎麼能接受外國的錢進來呢？中國人可以去影響美國的司法嗎？外國的力量能影響新加坡嗎？一個國家干預另一國的司法，這本身是非法的。

我覺得中國政府在這方面還沒有建立足夠的規則約束（regulation），本國的司法怎麼能讓外國的力量干預呢？這種非法的東西早就應當禁止的。中國政府現有的規則約束遠遠不夠，如果外國的力量可以干預本國的司法案件的話，那就永遠是政治，永遠不會有法治。

中國在法律上的規則約束（regulation）還不到位。美國的律師協會、西方各國的律師協會都有很多詳細的規定。中國在這方面還不完善，還是太抽象，太頂層，太宏觀。很多方面包括怎麼能避免外國金錢干預本國司法等一些細節規定還遠遠不夠。

“中國在往法治方向發展”

鄭永年：中國這次審判比較公開。當然，任何案件都有改進的空間，但中國畢竟是在往法治的方向發展。西方經過幾個世紀才確立法治。中國在這方面的建設到現在也是沒多少年。人們要看到，一方面中國確實離法治還有很多空間要走，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國在很短時間內就進步很快。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也不是兩天就能建成的。要看到中國在很快地往法治的方向走。法治建設永遠不會有盡頭的。

“政府要加強法治教育”

鄭永年：我覺得政府要好好總結一下經驗。政府自己應當做什麼，應當怎麼改進？對老百姓應當進行怎樣的法治教育？更重要的是對律師這個羣體、對法官這個羣體怎麼進行法治教育？這些都非常重要。執法的人、司法界的人如果不懂法的話，如果沒理解法律精神的話，就會很麻煩。如果這些人不守法，那整個社會都不會守法，就會永遠處於一個比較混亂的狀態。

要想一想，西方經歷了數百年把法治建立起來。當然中國不是要建立西方式的法治。但是中國式的法治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你要把它説清楚。現在中國沒有自己的話語權。

這是一個非常系統的工程，是政府所要去做的。

（記者 張巖 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