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宰走向末日 亞洲崛起取代“美式和平”-吉迪恩·拉赫曼

西方全面喪失優勢

儘管中國想要作出保證，但毫無疑問，美中之間的戰略緊張關係一直在升級。去年，中國已經試着通過擴建人工島嶼和修建軍事設施，再度強化對幾乎整個南中國海的具有爭議的主權聲索。作為回應，美國海軍故意讓艦艇駛過這片爭議海域——導致北京用強硬措辭回擊。

美中之間的敵對狀態是國際政治中最引人注目、最危險的主題之一。但東亞緊張局勢升級僅是一個更大故事的一部分。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大特徵是西方對國際政治的主導權面臨一系列挑戰。在中東，主要由英國和法國在20世紀初建立的國家制度——1945年後由美國強權所維繫——正在土崩瓦解，陷於暴力和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在歐洲，俄羅斯於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這是自1945年以來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以武力吞併領土的行為。

將這些看似區域性的危機串聯起來的紅線是，西方越來越無力發揮作為穩定和實力支柱的功能，沒法為一個混亂的世界建立秩序。在美國，奧巴馬總統的批評者常常認為西方的軟弱是奧巴馬的錯誤所致。但事實上，一些更為深層次的歷史因素也在起作用。500多年來，自歐洲殖民時代之初，亞洲、非洲與美洲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都是由歐洲的發展及其作出的決策所決定的——後來則是由美國所決定的。但現在，西方長達幾個世紀對國際事務的主宰正在走向終結。導致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過去50年亞洲經濟的超常發揮。西方的政治強權建立在技術、軍事和經濟的優勢之上——而這些優勢正在迅速消失。現在，這一後果已體現在全球政治上。

亞洲今時不同往日

當我在1993年作為外國記者第一次來到亞洲時，認為亞洲崛起可能在某一天威脅到西方地緣政治優勢的看法似乎仍是遙不可及的。當時，中國經濟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它仍是一個窮國。即使是在上海——中國的經濟中心——大街上的自行車數量仍比汽車多。浦東新區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還躺在建築師的圖紙上。

過去50年來，西方對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已在逐步下降。亞洲經濟轉型最先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然後是20世紀70年代的韓國、台灣和少數東南亞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開始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後，印度經濟也出現強勁增長，即使增速並不是很快。

一個標誌性的時刻出現在2014年，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佈，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現在中國成了“第一”。中國的崛起僅是全球經濟實力出現更大規模轉移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世界四大經濟體中現在有三個在亞洲。中國是第一，美國第二，印度第三，日本第四。

經濟實力向亞洲轉移的根本原因很簡單：人口。到2025年，約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將居住在亞洲。相比之下，美國將約佔世界人口的5%，歐盟約佔7%。

幾個世紀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財富和技術差距如此之大，不論人口的差異，西方國家一直主宰着國際事務和商務活動。但是過去二三十年裏，亞洲經濟的高速發展意味着隨着亞洲人口的增加，東西方財富差距已大幅縮小，並使得世界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出現傾斜。

西方對亞洲崛起的影響感到焦慮，這種焦慮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在左翼人士——和現在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看來，正如唐納德·特朗普和瑪麗娜·勒龐所説的，其重點在於對西方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影響。然而對於很多美國企業而言，它們往往會將亞洲崛起誤認為是海市蜃樓，或者是一個階段——並不會真正威脅到美國的老大位置。

瑪麗娜·勒龐，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戰線領導人，有“法國最危險女人”之稱

尤其是，中國經濟和政治出現任何疲軟的跡象都會被抓住並放大——而且這個國家並不缺少政治和經濟上的預警信號。但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國和亞洲經濟增長放緩將不再是變革性的。讓中國和印度奮力爭取大國地位的經濟發展已經實現。西方政府的高級分析人士已在設想，經濟實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將繼續，經濟實力的變化將演變為戰略實力的變化。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曾在2012年預測，“就基於國內生產總值、人口規模、軍事支出和技術投入的全球實力而言，到2030年亞洲將超過北美和歐洲的總和”。

“美式和平”難以維繫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並不怯於闡明這一趨勢對美國實力的影響。該委員會稱：“美式和平——始於1945年的美國在國際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時代——正在迅速衰弱。”這些在奧巴馬開始第二任期前就已發表的言論，似乎成了對接下來四年的預言。在敍利亞戰爭不斷升級、俄羅斯一再對歐洲安全構成威脅之際，美國一直袖手旁觀。

但在很大程度上，對太平洋地區美式和平的威脅很可能是從長遠產生影響。美國人知道亞洲現在是全球經濟中心。因此，奧巴馬政府重大外交政策之一就是“重返亞太”——向亞洲轉移軍事和外交資源，以應對全球經濟東方化和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帶來的挑戰。奧巴馬政府還在設法對如何以及何時使用美國軍力作出更為謹慎、更具戰略性的思考。美國刻意不使自己更深入介入中東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試圖保持自己的軍力和資源以應對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但實力也是一個理念問題。如果美國認為自己不應在歐洲和中東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那麼也會對自己在亞洲實力的持久性表示懷疑。

唐納德·特朗普以粗魯且語無倫次的方式，準確指出了在東方化時代美國實力多面臨的某些新困境。他質疑美國能否肩負經濟重任，以保護歐洲及亞洲盟友不受俄羅斯或中國潛在入侵行為的威脅。他還把自己塑造成“全球主義”和“糟糕”貿易協議的反對者，這些協議提供了有助於亞洲崛起的國際經濟結構。

唐納德·特朗普

因此，對中國而言，特朗普很可能既會帶來危險，也會帶來機遇。在地緣政治層面，他嘲弄美國重返亞太的做法——這將承認北京一直渴望獲得的周邊地區的影響力範圍。但在經濟上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將採取嚴格的措施，以限制亞洲國家進入全球最大的市場——美國，從而對所有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體構成威脅。

（原載於8月5日英國《金融時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