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風：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在哪裏——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
中國產業升級的任務
當前，幾乎無人會否認，無論如何定義“轉型”，中國經濟的轉型都需要產業升級。但是，產業升級在轉型中的關鍵作用，卻似乎仍然沒有被普遍地認識到。例如，無論是在官方對經濟政策的陳述中，還是在學術界的討論中，**最大的一個“空白”是沒有説清楚新的增長來源是什麼或來自哪裏。**換句話説，在目前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關於新增長來源或“新動能”的產業內容是模糊不清的。實際上，由於任何一國的經濟都是由具體的產業和企業所組成的，所以如果無法説清楚“新動能”和“動能轉換”的產業內容是什麼，經濟政策就會失去落腳點。
產業升級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它涵蓋了經濟轉型及其“新動能”的全部產業內容；更進一步來説，要認識產業升級的重要性，在於把產業升級看作是其他轉型因素的結果（因變量），還是轉型本身的基本驅動力（自變量）。
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看，目前有兩種關於產業升級的視角居於主導地位。
**第一種視角是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視角看待產業升級。**這種視角關切的重點是宏觀經濟平衡和長期經濟增長的條件，傾向於把產業升級看作是某種宏觀經濟條件下的自然結果。例如，最近引起熱議的“供給側”改革——就媒體報道的內容而言，其原始含義仍然是從宏觀經濟平衡的角度出發，**認為只要市場出清、化解掉過剩產能並淘汰掉“殭屍企業”，產業升級就會自動發生。**顯然，這個視角並沒有真正觸及產業升級本身的內容，所以實際上無法解釋為什麼只靠市場機制或“市場出清”就可以自動帶來產業升級。
**第二種是傳統的產業政策視角。**這種視角往往提出具體的目標（如“製造強國”、“中國製造2025”等）、具體的做法（如推廣“互聯網+”、“智能製造”、機器人等）及其相應的支持措施（國家項目和政策）。從這個視角出發，中國產業升級的任務被定義為若干工業領域的技術突破，然後通過政府項目的形式對這些領域的技術研發予以資助，最後由政府組織的專家評審並“驗收”成果。**這種視角先把技術突破等同於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繼而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等同於產業升級。**但這一視角同樣無法解釋為什麼由國家項目組織和資助的有限技術突破就一定會引發產業升級。
上述兩種視角的共同問題是沒有從產業發展本身去討論和理解產業升級的動力、過程和機制。因而，它們既沒有回答中國產業升級的內容或範圍是什麼，也沒有回答中國產業升級的途徑是什麼。
本文的立場是：產業升級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基本驅動力。雖然經濟轉型還包括體制改革等方面的內容，但**產業升級不僅具有獨立於其他因素（如市場機制）的內容，而且是衡量轉型是否成功的唯一標誌（即生產力標準）。**為説明這個立場，本文基於包括“i5革命”在內的一系列工業研究的經驗證據，就產業升級的具體內涵提出三個命題。
第一，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產業升級是“基礎廣泛”的升級，既包括髮展高新技術工業，也包括現有工業向更高技術水平、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產業活動轉移——後者對於中國尤其重要。
許多人認為，產業升級就是發展高新技術工業或以新的產業代替舊的工業。在中國經濟遇到產能過剩的問題時，這種想法尤為流行，甚至於籠統地按產業部門劃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和“舊動能”。這種觀點某種程度上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對於任何一個經濟體，包括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傳統”產業活動都構成經濟活動的主要部分。[1]按照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未來10-20年間將有包括2億農村勞動力的8億農村人口轉變成為城鎮人口。面臨如此巨大的就業結構變化，隨之而來的消費需求和就業需求，都遠遠不是少數高新技術工業能夠滿足的。
**產業升級的實質含義是產業向較高生產率和較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轉移，而技術進步是實現這種轉移的基本動力。**就工業發展而言，技術進步對於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兩個主要形式：第一，技術創新會不時創造出全新的工業。由於新工業在成熟之前往往會經歷較高的增長率，所以它們可以抵消成熟工業逐漸衰落的增長率，成為一個國家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是第二，正如David Mowery 和 Nathan Rosenberg所指出的，技術進步的另一個主要形式是新技術向成熟工業部門的擴散。[2]例如，電子和化學工業的創新影響了從消費品到資本品的一系列工業；一些工業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對其他工業高端產品的需求，如汽車和航空工業的發展帶動了汽油、航空燃油和合成材料的發展；成熟工業通過吸收新技術可以出現全新的產品（如橡膠輪胎工業的合成橡膠子午胎、機牀工業出現數控機牀等）。因此，這種部門間的技術流動“是美國經濟在20世紀創新的基本特點”。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計劃經濟年代奠定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所以中國的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工業具有廣泛的基礎，只是在依賴引進技術的階段，中國才會被擠到了低端領域。因此，產業升級的一個主要內容是這些工業向高附加值領域的爬升。只要想想下述對比就很容易理解這一點：中國的民用航空工業是一個通過分包為外國公司加工零部件的工業，還是一個自主開發和製造幹線飛機的工業？中國的汽車工業是一個組裝外國品牌的工業，還是一個能夠不斷向市場提供自己品牌新車型的工業？中國的機牀工業是一個依靠進口數控系統和核心功能件的工業，還是一個以自主掌握核心技術而為中國製造業提供先進裝備的工業？這些對比也説明，**技術突破是通過產品開發來實現的。**圍繞着向市場提供新產品的工業活動——包括產品或工藝的開發、提供更多的服務、以新的方式製造和銷售這些產品等等——同時也都是創造需求的活動；而且，正是這些經濟活動在有效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和勞動者的收入。因而，產業升級才是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
因此，從經濟發展和勞動就業、從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從保持國際競爭力等各種角度講，中國的產業升級都算是基礎廣泛的，絕不是以“一小撮兒”高新技術工業去替代構成經濟活動主體的現有工業。
第二，產業升級具有“內生性”，因為造成產業結構性變化的主要力量產生於產業發展過程本身，即來自企業的創新活動。
如果把產業升級等同於某些技術突破或以高新技術工業和服務業代替傳統工業，就會導致以行政手段進行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做法。例如“騰籠換鳥”的做法，以及在中國許多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一窩蜂地建設大數據、雲計算、機器人等產業園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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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產業升級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來，因為它具有“內生”的性質：即產業升級的主要力量（如技術和組織的變化、能力的成長等）產生於現有企業的創新活動。僅就技術進步而言，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史上，許多重要的技術特別是那些導致新工業誕生的技術，是由在位企業發明或創造的（如半導體晶體管、合成纖維、光纖、液晶顯示器等）。新工業的興起會引發大量的新進入者，但這些“新進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業領域的在位者。現實中也的確存在着大企業創造的新技術不能得到利用的情況，於是一些小的、新的企業會應運而生，成為利用新技術或將其產業化的生力軍（如硅谷的歷史）。但從工業層次上看，這種情況也仍然包含了在位企業的貢獻，因為這樣的新創企業大多是從在位企業分離（spinoff）出去的。因此，在位企業是創造新知識和新技術的主要源泉。當年，針對一些人説小企業比大企業更具有創新性的説法，發明了“摩爾定律”的戈登·摩爾就説過：“但需要注意，區分利用和創造是重要的。人們經常説，新創企業（start-ups）能更好地創造新東西。它們不能。它們只是能更好地利用新東西。成功的新創企業幾乎總是開始於在大公司的研發組織中成熟的想法。如果失去大企業或大企業的研發組織，新創企業也就消失了”。[3]
在位企業之所以在創造新技術和新知識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為在產業活動的背後是一個知識和經驗的體系。雖然中國的產業升級有自己的特點，**但“規律”是不變的——新技術、新企業和新工業只能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基礎上被創造出來，否則它們就無法具有市場競爭能力。**因此，對於產業升級來説，中國的企業普遍走上自主創新道路的力量，要遠比由政府直接組織一些項目更重要。
第三，產業升級的實質是工業知識和經驗體系的擴張和更新，所以產業升級是一個演進的過程。
工業的知識和經驗體系是以累積的方式變動——新的技術和能力產生於已有的基礎，然後才能逐步代替舊的技術和能力。所以，產業升級的過程是伴隨着企業能力的成長而逐漸演進的。因此，對待產業升級的政策思維不應該存在對“一招鮮”的幻想，否則就會採取事實上的“休克療法”，以為只要有市場機制就能憑空產生只有靠能力成長才可以收穫的成果。
回顧不久前的歷史，當中國經濟在世紀之交前後進入一個罕見的高速增長期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感受到**中國工業的一個結構性特徵：低端部門和高端部門的同時存在。**在其背後，是中國不同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結構特徵：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勞動成本較低的同時，勞動者、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具有較高的素質和技能。較高的技能水平是指一個經濟體的生產技能高於人均收入水平通常所預期的水平。這種水平，可以表現在出口產品的結構上，也可以表現在為低端（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和高端（資本密集型）工業部門並存的產業形態上。[4]沒有這種結構特徵，中國經濟就不會在全球化過程中迅速發展起來。
那麼，形成這種特徵的原因是什麼？中國農業人口比重較高，是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原因；而技能水平較高，則是因為中國在1950年代的工業化和隨後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個相當整齊的工業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當然，高增長階段也暴露出中國經濟的許多問題。一些工業部門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如鋼鐵、水泥、鋁等）；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組裝工業不僅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衝擊，等等。但與此同時，中國每年進口2000多億美元的半導體集成電路；中國汽車工業的產銷量是世界第一，卻以組裝外國品牌為主；中國需要的民航幹線飛機、重要醫療設備、機牀數控系統全部或大部依靠進口。這些情況説明，生產率增長較低（粗放增長）的原因是中國工業主要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或從事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因此，目前的經濟增長失速、某些行業產能過剩、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不過是表象問題，其實質是説明依賴技術引進、依賴外資、依賴廉價勞動力、忽視自主研發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反過來説，生產率水平的落後，也恰恰説明中國經濟仍然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而實現這些潛力需要中國工業的普遍技術進步，尤其是需要在高生產率的技術和資本密集型部門或領域取得明顯進展。這樣的產業升級，首先需要中國工業體系向高生產率和高附加值活動的轉向，繼而需要企業的技術突破和能力成長。這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更不能中斷；但其效果，也將是巨大的和深遠的。
產業升級視角下的經濟政策
從上述三個命題的視角出發，就能看到為什麼產業升級對於中國經濟轉型的作用是全局性的和關鍵性的。由於這種作用在經濟政策中受到忽視，所以從產業升級的視角出發，還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經濟政策中存在着三方面需要改進的內容。
1.把產業升級置於中心地位
最近幾年來，產業升級的議題實際上受到忽視，主要原因是這幾年的經濟政策突然轉向一個以抽象的自由市場模型——教科書經濟學的主要內容——為基礎的思維框架。在這個框架下，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被定義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認為是強政府導致的“投資驅動”和粗放增長，於是經濟政策以“不刺激、去槓桿化”為名轉向事實上的緊縮。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眼裏，投資成了萬惡之源，而中國經濟出現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這種邏輯反映在經濟政策上，就是要通過緊縮實現經濟的平衡，希望由此釋放出來的市場機制讓中國經濟自動升級。
上述邏輯合乎“教科書經濟學”，但卻不是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總結而來的，其最大的問題是使中國經濟發展突然喪失了方向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裏，中國經濟經歷過多次“危機”，1980年代後半期的通貨膨脹，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1992年之後的經濟過熱，以及1990年代後半期的國企虧損、銀行呆壞賬劇增和通貨緊縮，等等，中國政府都以實事求是的處理方式加以化解了。每一次“危機”都是通過進一步的發展——政治領導層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動力——化解的。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越來越市場化和全球化。中國30多年的經驗證明，改革與發展是互動的、互為因果的，並沒有遵循誰是誰的先決條件的教條。產業升級之所以重要，首先就是因為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繼續，而改革，則內生於升級和發展的過程。
但是這一次中國經濟遭遇危機卻沒有人提供方向感——因為希望被寄託在市場機制的自發力量上。不過實踐證明，市場機制的“奇蹟”沒有出現，反而是中國經濟增長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現通縮現象。究其原因在於，這種經濟政策沒有為“市場”提供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方向和新途徑，反而讓愈發感到茫然的“市場”（企業羣體）喪失了投資信心。
堅持從教條出發，就會丟掉幫助中國經濟渡過多次激流險灘的“實事求是”思維。比如，中國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剛剛經歷了世界現代經濟發展史上罕見的高增長階段，突然就有人説中國存在着一大批“殭屍企業”，這在邏輯上是説不通的。事實上，今天中國經濟出現令人意外的減速和企業大面積遭遇困難，至少部分地是2013年以來緊縮政策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硬説今天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是存在大量的“殭屍企業”，其實是倒果為因。
**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在哪裏？就在於繼續完成未竟的事業。**有人以中國的工業就業比重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為理由，認為中國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工業化的任務；但如果我們從與主要工業國的對比來看，就會發現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中國完成工業化任務的標誌只有一個：在工業生產率上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2010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國在此之前就放緩工業發展並轉向服務經濟，一定會導致工業化過程的早衰，其危險不是工業發展會在某個水平上放緩腳步，而是在發達國家保持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中國卻產生倒退，被迫在遠離發達國家生產率水平的階段就開始“去工業化”。
很明顯，中國需要經歷一個以產業升級為主要內容的發展階段才能躋身發達國家行列。要真正完成工業化任務，中國就必須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繼續經歷一個工業生產率高增長的階段，其內容就是以高強度投資和自主創新為手段，以競爭性企業為主體，實現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工業領域的廣泛突破，從而帶動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如果把中國經濟發展置於一個縱深的歷史脈絡來看，那麼中國在“前三十年”的主要成就是在一個農業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而“後三十年”的主要成就則是在人口最多的低收入國家中實現了空前廣泛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才剛剛浮現出來，而不是已經結束。一旦經濟政策的重點被放在引導經濟發展進入這個階段，中國經濟的方向感就會失而復得。
2.從中國的產業基礎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如前所述，產業升級需要發展新知識、新技術和新能力，但它們主要是通過企業的創新從現有的產業基礎上產生；從這個角度去看，即使是產生於產業之外的新知識，也只有通過現有產業對其的利用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但是，這幾年的經濟政策似乎卻是從中國的產業基礎之外去尋找“新動能”。這事實上就是把中國工業看作是落後的、產能過剩的“舊動能”——這是產業升級重要性被忽視的重要原因。
這種思維與對待投資的態度直接相關。由於把中國經濟出現問題的根源認定為是“投資驅動”造成的，所以主流經濟學家提出的轉型定義是：把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依靠投資驅動轉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表面上看來，這個説法沒什麼問題，但它隱含的邏輯是把投資與生產率提高的關係對立起來——要推動經濟轉型，就應該實行不投資或少投資的緊縮政策。這樣做，就會導致中國工業因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成了指望不上的舊動能；那麼，經濟發展的希望只能被寄託在那些來歷不明的“新動能”上。
上述説法在理論邏輯上站不住腳。如果説投資只是產生飲鴆止渴的短期刺激效果，其前提條件一定是由投資所形成的新生產能力沒有技術和生產率的變化。但這個條件即使在教科書經濟學中也不成立。經濟學教科書一般是以索洛首創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來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這裏沒必要講模型本身，只介紹它被應用於對經濟增長來源進行測算時的方法，即“增長核算”（growth accounting）。由於索洛模型認為資本和勞動是兩個主要的生產要素，所以新古典增長核算就可以被表達為如下方程（假定國民收入的3/4歸因於勞動，而1/4歸因於資本）[5]：
方程（1）：
產出增長率（%）= 3/4（勞動增長率） + 1/4（資本增長率） + T.C.
由於技術進步率很難測算，所以上述方程根據在國民收入統計中可以找到的產出增長、勞動增長和資本增長數據，間接推算出技術進步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去其他要素貢獻之後的餘值，也被稱為索洛餘值）。由於這個餘值不僅衡量了技術進步通過提高勞動效率對產出的影響，而且也衡量了技術進步通過提高資本效率對產出的影響，所以它也被稱作“全要素生產率”（即方程1的最後一項：T.C.,，或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人均產出增長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指標，因為它直接決定一國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在增長核算中，為解釋人均產出的增長，可以不把勞動當作獨立的增長來源。從方程（1）可以得出：
方程（2）：
人均產出增長率 = 產出增長率 - 勞動增長率 = 1/4（資本/勞動增長率）+ T.C.
當索洛在1950年代中期根據美國1909〜1949年的國民收入統計數據去測算各生產要素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他發現資本積累（人均資本的增長，即方程2中的資本/勞動增長率）只能解釋這個時期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人均產出增長）的12.5%，而剩下的87.5%必須歸因於一個不明來源的巨大餘值。[6]索洛決定將其稱作“技術變化”（techical change），而比索洛更早發現這個現象的阿布拉莫維茨則把這個餘值稱為對“我們無知的衡量”。[7]由於到那時為止，經濟學理論一直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看作是資本積累，所以索洛的貢獻是第一次以數值表達方式讓人們意識到，技術進步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增長核算所揭示的一般規律是，發達國家的產出增長率大大高於加權平均後的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率，即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大於要素增長的貢獻。這就是被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曲解為投資對經濟增長不重要的理論依據，而事實上索洛模型根本就沒有這個含義。
新古典增長核算後來受到過許多批評，其中最重要的意見是：諸如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增長與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而不是互相獨立的。[8]引用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通俗易懂的話説：“⋯⋯技術變化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很難獨立於投資，因為大多數新技術需要體現在資本品之中才能被引入。大多數新技術是作為投資決策的結果才進入經濟生活的源流的。同時，技術變化的特性，特別是要素的節約型或使用型的傾向，也影響對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需求”。[9]實際上，納爾遜在1964年就證明，無論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長速度都取決於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10]甚至索洛本人也在後來的著述中指出技術變化與投資之間的互補性，或技術變化體現於新資本設備的必要性。[11]因此，那種認為可以脱離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觀點，完全是無稽之談——天底下有不需要投資的創新嗎？
事實上，如果要推動經濟增長向依靠生產率提高的方式轉變，就應該加大、加快對帶來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產能力的投資。用於短期刺激的投資和用於長期結構調整的投資在政策上是可以區別的，也存在可以區別實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區別地不投資或少投資，就會阻礙中國工業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很顯然，如果經濟轉型的目的不是退回到石器時代或農耕時代，就必須以效率更高的新生產能力代替舊的生產能力，而形成新的生產能力以及它必須進行的技術進步和創新活動，就需要新的投資。更何況，生產能力的新舊交替只能在不間斷的過程中完成，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有一天停止生產。在現實中，許多中國企業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就意識到轉型的必要並做出相應努力，但它們的許多努力都在以“不刺激”為名的緊縮政策下被迫中斷（許多地方的企業在2014年遭遇銀行大規模抽貸）。
那麼，經濟發展能不能從中國工業之外找到新動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為新動能只能在舊動能的基礎上產生——圍繞創新的活動必須依託現有的工業經驗基礎。參考筆者所描述的“i5”產生的全過程，[12]儘管以IT技術為主的數控技術與傳統機牀的機電技術相差甚遠，但觸發了開發“i5”決策的是中國機牀工業的升級需要，而為“i5”提供了機牀經驗、實驗手段和應用市場的是中國機牀工業的基礎。也就是説，如果中國沒有機牀工業，無論中國是否擁有先進的IT技術，“i5”革命都不會發生。因此，導致中國經濟轉型的創新力量不會發生在中國工業的經驗體系之外，只能發生在已有的工業基礎之上。
為説明此種關係，筆者這裏引用一位美國工業家對美國人的忠告[13]：
⋯⋯那種認為美國的創新精神在需要的時候就會體現出來的想法本身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一個創意發展成為產品的過程並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
創新以產品開發和製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為基礎，這種體系一旦消失，創新也就不復存在了。一個國家若喪失了將技術發展轉換為成熟產品的能力，那麼它最終也會失去創新能力。⋯⋯隨着美國先進的技術及其工業基礎一道被全球的競爭者搶佔，短時間內能替代的新技術將會很少。並且，未來技術將以今天的技術為基礎，什麼都不是憑空就有的。
在上面的引言中，“產品開發和製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就是現有的工業體系。科學和基礎技術的突破當然會創造出誕生新工業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仍然需要現有工業的支持——當半導體集成電路發展起來後，為該工業提供曝光機（亦稱步進機，是製造集成電路的設備中最昂貴的設備）的企業來自傳統的照相機工業（如日本的尼康和佳能）。高技術工業的產品往往是由傳統制造活動所實現的——所以iphone是由富士康製造出來的，而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電商新業態是由廉價的快遞活動（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支撐的；當光彩照人的“深圳模式”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華為等一批高技術企業身上時，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那些高技術企業只是金字塔的頂端，而“深圳模式”的金字塔底座是那些靈活多變的中小製造企業；**沒有這個底座，頂端就會搖搖欲墜——“i5”數控系統的偉大之處就是它也為那些中小製造企業的升級提供了技術手段。
正是由於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只能產生於中國已有的產業基礎，所以產業升級才對未來的中國發展具有關鍵意義。如果我們真的重視產業升級，那麼經濟政策的重點就應該從做“減法”——如去產能和淘汰“殭屍企業”等，然後等待“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轉向做“加法”——引導、鼓勵和支持中國工業沿着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級方向進行突破。
3.產業升級需要來自政治層次的領導力
中國的產業升級需要政治領導，即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應該由政府而不是市場提供。
關於中國經濟一直以來流行的思維方式是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看成是對立的，市場是萬能的，政府的作用必須被限制在最低程度。這種信仰來自教科書經濟學：在私有制的條件下，只要沒有對價格機制的人為干預，市場競爭將會導致市場均衡（市場出清），而均衡則代表了社會效率的最優狀態。於是，政府（通過干預價格機制和國有制）就成了對市場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脅。
**但“均衡”理論不能解釋進步是怎麼發生的。**今天人們已經公認，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有用知識的進展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力。亞當· 斯密在200多年前探索國民財富的原因時，把勞動分工——通過產生分散化的專業知識——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源泉；正是因為沒有人能夠掌握如此產生的全部知識，所以他才會認為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市場活動需要協調機制。[14]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新古典經濟理論誕生的標誌——把經濟增長及其源泉的知識進步機制排除在經濟理論之外，於是才會認為經濟協調只能靠價格機制。50多年前，今天可稱之為新古典經濟學祖師爺級別的肯尼思· 阿羅就以嚴格的新古典框架證明，價格機制在知識生產的資源配置上是無效的，對創新活動的最優和有效資源配置要求政府或其他非營利性的融資。[15]事實層面上也是如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90年代中期的50年間，美國聯邦政府的投入佔美國全部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國研發投入的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場，而是聯邦政府。
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經濟活動的本質看作是人類社會通過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利用自然資源以獲得福利的過程，把知識進步和能力成長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基本驅動力，那麼政府和市場就同屬於知識生產機制和經濟協調機制的組成部分，二者的關係就不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產生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技能的機制是通過市場競爭的分工和專業化，所以有用知識存量的增長及其應用的擴展主要是由企業承擔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單個企業都沒有關於宏觀經濟的知識，沒有關於經濟體系應該向哪裏發展的知識，沒有關於基本社會矛盾（如能源、環境等）以及如何通過經濟結構調整來化解這些矛盾的知識——所有這些知識都掌握在政府的手裏。政府當然沒有對於特定技術和工業領域的具體知識，但這隻説明政府不應該干預企業，而把精力集中於領導工業體系的演進。
在世界經濟不僅存在市場競爭，而且還存在國家之間政治和戰略競爭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層次上決定——中國是向消費和服務經濟轉型，還是向更高生產率的工業經濟轉型，決定着世界格局的演變方向和“中國夢”得到實現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決策為前提，才能產生連續一貫的政策，避免跳來跳去、缺乏邏輯聯繫的政策。政治領導的作用不會阻礙市場機制的作用——因為它允許來自基層的創造性，而且也要通過競爭檢驗結果、獎優罰劣。這種框架關係的有效性其實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所證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確（政府的作用），人民自會創造奇蹟（市場的作用）。
一旦中國工業升級帶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所有今天看似嚴重的問題都會大大緩解。經濟發展出現暫時困難並不可怕，關鍵是領導層在這樣的關頭把握住方向並樹立起明確的政策目標（市場不會提供這種方向）。倘若如此，就可以一掃當前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迷茫和悲觀情緒，增強企業界的投資信心，在經歷過一段調整期後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形成更高生產率、更多附加值和更強國際競爭力的生產力體系。
註釋：
[1] 2000年，高技術和中技術工業只佔OECD國家的全部工業增加值的8.4%（其中日本佔9.9%，歐盟8.3%，美國7.9%），低技術工業佔製造品出口的32.8%。2000年，經合組織低技術工業的研發支出佔製造工業全部研發支出的48%（從美國的40%到歐盟的53%和日本的56%），見（Mendonca2009）。
[2]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5.
[3] Gordon E. Moore, “Some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in thesemiconductor industry”, Richard S. Rosenbloom and William J. Spencer eds.,Engines of Innovation: U.S. Industrial Research at the End of an Era, Harvard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p. 171.
[4] 對這個現象的分析可見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China & World Economy, no. 5(2006).
[5] 下面兩個方程及其含義見：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宏觀經濟學》（第19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07頁。
[6] Robert Solow, “Technical Advanc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 3(1957).
[7] Moses Abramovitz,“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Growth: Areas ofIgnorance, Old and Ne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2(1993). 後來許多經濟學家企圖把這個餘值的內容具體化，如教育、組織變化等等因素，但還是有很大比例的餘值內容無法確定。這裏不再多講。
[8] Richard R.Nelson,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productivity dfferences: dead ends and new depar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 no. 3(1981).
[9]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4.
[10] 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1] 轉引自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2] 路風、王晨：《中國數控機牀的“逆襲”揭秘》,《望》2016年5月20日。
[13] 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大國的命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14] Brian J.Loasby, “The significance of Penrose’s theory for the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1999).
[15]Kenneth J.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Resources for Invention”, Richard R. Nelson, ed., The Rate and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60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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