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棒醫生：菲爾普斯也拔火罐，引發爭議

**【里約奧運如火如荼，這兩天比賽之餘，**美國游泳健將菲爾普斯身上的拔火罐痕跡引發爭議。連飛魚都在用的“神秘東方力量”真的有效嗎？我們選擇了一篇來自專業人士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希望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廣泛關注與討論。】

里約奧運會上，紫黑色圓印一時搶了金黃色獎牌的風頭。菲爾普斯為代表的部分美國運動員身上的拔罐印痕不僅引爆了媒體的熱情，更引爆了廣大中醫粉絲的愛國情懷。在中醫粉看來，菲爾普斯們身上的印痕就意味着拔火罐得到了西方的承認；這無疑狠狠打了中醫黑們的臉。拔火罐是中西醫大對決以來的一次偉大勝利嗎？是老外偷學走了我大中醫的絕技嗎？

我們看看一些事實。

第一個事實，世界各民族的傳統醫學中都有拔火罐的古老記錄。

中醫最早的記錄在《五十二病方》中，距今約2200年（大約成書於戰國秦漢之間）。書中記載了一種外痔結紮割除手術，大致是先用小牛角或羊角罩在肛門周的痔核上吸拔，然後以小繩結紮核的根部，以刀割之。這叫做角法，是拔火罐最早的形式，它所起的作用是牽引病變部位以利於手術，並不含有後世所謂“排毒”之義。

角法在南北朝時期有所發展，陶弘景《補缺肘後百一方》中記載當時最常用的“針角”之法，是一種先在病變處針刺，再用角法吸取以排膿的方法。這是非常樸素的物理方法。

而差不多同時期的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強調：“癰、疽、瘤、石癰、結筋、瘰癧、皆不可就針角。針角者，少有不及禍者也”，説明古人已經意識到針角之法是一種充滿風險的方法，因為沒有消毒的概念。我們今天非常理解這種風險。

古希臘的最早記載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大約公元前12世紀初（約距今3200年，早《五十二病方》1000年），希臘聯軍渡海遠征特洛伊，隨軍醫師潑達勒里歐為雪娜公主放血，用到了杯吸（cupping）法。而時代更為久遠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廟的壁雕中有兩個醫用吸杯，杯吸法似乎比角法更接近今天的拔罐法。

古印度的最早記載在外科名著《妙聞集》中，這本書的成書時間已經不可考，但大致與《五十二病方》同。其所記載的手術器械多達百餘種，而鼻成形術、白內障摘除術、截石術、疝手術以及骨折夾板固定等外科成就幾乎達到現代外科的程度，令人驚歎，遠遠超越同時代的其他傳統醫學，包括中醫。其中記載了三种放血法，水蛭、角和葫蘆。角法大致與中醫相同；葫蘆吸血是在葫蘆內置燈，再吸血，已經是拔火罐的雛形，並且這種吸血法是基於體液病理學説（體風素、膽汁素及粘液素），有一定的理論高度。

西方不同時期的拔罐放血器材

此外，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公元前484～435年）記載，古埃及在《五十二病方》時代，已經廣泛使用拔罐。相當於南北朝時期的《猶太法規集》中也常提及拔罐療法。更近一點，中國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醫學，理論與漢醫學並不完全相同，也各有自己的拔罐法，如維吾爾族的“破皮拔罐”法、壯族的“藥物竹罐”法、苗族的“氣角療法”等等，都饒有風情異趣。所有這一切，沒有證據表明它們都是從中醫這裏學去的。至少可以肯定，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的拔罐與中醫無關。相反，據某些醫學史學者的研究，很可能中國的角法來源於印度。

第二個事實，歷史上西醫拔罐曾經非常盛行，程度超過中醫。

這裏所説“西醫”指古希臘古羅馬流傳下來的西方傳統醫學。繼希波克拉底之後，到羅馬蓋倫，西醫基於四體液病理學説，極為推崇放血療法，在靜脈切開、水蛭吸血之外，拔罐也是手段之一。

這種盛行一直持續到19世紀。1801年，英國著名的拔罐師Thomas Mapleson在他的《論拔罐的藝術》一書中詳細列舉了適合於拔罐的各種疾病，包括中風、心絞痛、哮喘、吐血、挫傷、咳嗽、慢性消耗病、癲癇、痛性痙攣、髖關節和膝關節病、耳聾、譫語、水腫、丹毒、發疹、眩暈、痛風、百日咳、腦積水、頭痛、肺炎、中毒、嗜睡、肢體麻木、梗阻、胸膜炎、癱瘓、風濕、坐骨神經痛、氣短、咽痛和胸痛等等，幾乎可治百病。

與之對比，拔罐在中國一直是民間醫術，在漫長的時間裏主要用於痔瘡、癰腫、膿瘡、蛇咬傷等外科病，至清朝才開始用於風寒外感之類的傳染病。然而，醫書中記載非常少，更沒有專著，遠不及西醫的狂熱。

與西醫拔罐衰敗退出歷史舞台前後，清末民國期間，中醫拔罐療法也凋敗幾近消亡，只不絕如縷地散存於民間。1949年後，中醫進入政治化階段，拔罐法煥發第二春，逐漸升堂入室。至改革開放後，和洗腳洗頭房一起，如雨後春筍般爆發；各種養生館裏的拔罐遠遠多於中醫院。

第三個事實，傳統醫學的拔罐治療原理大同小異。

古印度的拔罐是希望排出風、膽、痰三素已經紊亂的不好的體液，古希臘是要排出血液、黏液、黃膽、黑膽四體液紊亂的壞體液。中醫一開始只是樸素的要排膿血，甚至只是起到手術牽引的作用。到清朝，中醫經歷《黃帝內經》之玄學化和金元明清之尊經崇古的兩次思想劇變後，拔罐也不可避免地高大起來，成了“調陰陽、通經絡、活氣血、祛邪毒”。這些想當然的理論無比複雜，在今天的專業或業餘的拔罐師口中往往簡化為“排毒”二字，與其他古老醫學並無二致。

所有這些理論解釋都是錯誤的，都沒有實證的證據。在現代醫學看來，拔罐原理非常簡單，就是負壓造成的皮下毛細血管破裂出血，同時伴有機械性溶血。它是人造的病理過程，而絕不是什麼“排毒”，更不是什麼增強免疫力，調節陰陽。它所帶來的某種舒適感，是因為一定程度的傷害刺激會產生內啡肽類物質，可以減輕痛閾，可以產生快感。如此而已。

第四個事實，現代醫學早已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拔罐療法的療效。

西方傳統醫學極其迷戀放血和拔罐療法，有無數的經典記載了拔罐的種種神奇療效。19世紀英國倫敦著名的拔罐師Samuel在其著作《論實踐拔罐》中寫道：“拔罐是一種藝術。每個有機會接觸拔罐並親身體驗的人都能夠觀察到它的治癒力，從而真正欣賞它的價值”。這話聽起來好有道理的樣子，中醫粉們都是這麼説的，“飛魚”菲爾普斯也是這麼説的。

但是，當西方記者採訪英國倫敦大學藥物學教授David Colquhoun時，他説：“目前還沒有科學證據能證明拔罐對人體有益。拔罐能有治療作用？聽起來不太靠譜，就用杯子在皮膚上吸塊肉怎麼可能提高運動員的表現？跟其他運動員比可能還會出現劣勢，因為他們把寶貴的訓練時間浪費在了這種沒有意義的拔罐上。”

然後有國人表示憤慨：“哼！我大中華的絕藝，哪是你們想想就能研究出來的？理論隨你怎麼説，實際效果説明一切好嗎！”

事實上，現代醫學正是以“事實”而不是“理論”完成對放血/拔罐療法致命一擊的。

西醫曾經就像今天的中醫一樣迷戀拔罐和放血，醫學大神從希波克拉底到蓋倫到阿維森納，普通人從歐洲貴婦的拔罐美容到美國之父華盛頓的放血治病，有無數的傳説和記載。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一個對放血療法提出質疑的是一名記者。

1794年到1797年，美國費城正流行黃熱病。當時有一位絕對的醫學大咖本傑明.瑞師（Benjamin Rush），號稱“賓夕法尼亞的希波克拉底”，他是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籤過字的大神級醫生，創建了美國醫學教育體系，四分之三的美國醫生是他的學生。他熱衷於放血療法。

當此瘟疫流行之時，本大夫揮舞柳葉刀，大展神威，每天給超過100名病人放血，以至其診所後院變成了“血海”，孽生的蒼蠅象“雲霧”一樣密集。英國記者WilliamCobbett對抗疫英雄採訪，他採訪前認真做功課，翻閲了費城的死亡報告，意外發現被本大夫治過的病人死亡率明顯高於別的診所病人。這個發現絕對抓眼球，他迫不及待地發表文章，諷刺本大夫為人類人口的減少作出了突出貢獻。本大夫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一紙訴狀將記者告上法庭。最後法庭判本大夫勝訴，儼然從法律角度聲明放血療法是有效的，但這超出了法律的能力。幾乎在法庭宣判的同時，美國總統華盛頓死於放血療法。這一驚人個案使堅固的信仰動搖，比記者的質疑更有效。

2000年的觀念不會因為一個個案而崩潰，除非出現更堅強的證據。10年之後，蘇格蘭軍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採取分組對照設計的臨牀試驗來研究放血療法。他把366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3組，3組的病人所患疾病的嚴重程度類似，所接受的治療也一樣，這確保了組間的可比性。唯一不同是兩組病人不放血，一組病人接受傳統的放血療法。結果，不放血的兩組分別有2和4個病人死亡，而放血組死亡達35人。差異有顯著意義！這是人類第一個大型的對照試驗，它所出示的數據和事實的可靠性勝於一切理論推演和經典記錄。它的出現意味着，最悠久最博大精深的放血療法即將面臨死刑。

遺憾的是，這一重要發現沒有發表，直到1987年人們才從故紙堆裏找到當時的記錄。但是，對照思想的種子卻已廣為播撒，隨風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再過10年，法國皮埃爾.路易斯（PierreLouis）發表了用同樣方法進行的，歷7年對近2000名病人的臨牀觀察，結論進一步證實放血療法明顯增加病人死亡率。

這樣嚴格的對照研究越來越多，結果一致，放血療法不但沒有那些傳説中的神奇療效，反而是有害的，增加死亡率的。短暫的快感只不過是幻覺而已，醫學界就此慢慢達成共識。

等到巴斯德、科赫等微生物學家出現，找到了人類主要疾病傳染病的真正病因，宣佈了體液學説的死刑，放血療法被這一根稻草壓垮，終於退出至少輝煌了3000年的歷史舞台。

放血療法死了，作為放血療法一部分的拔罐療法自然跟着殉葬。

這一死，就是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後，當漢密爾頓、路易斯的後裔們看到東方神秘的拔罐術，忍不住獵奇一試時，他們居然忘記了他們的先輩曾經否定過放血和拔罐療法，以及制定了療效判斷和病因確定的科學法則。

當然，現代醫學並沒有忘記雙盲對照法則和科赫法則。對現代醫學而言，拔罐是運動員還是奧巴馬用，卻沒有絲毫意義。因為現代醫學不玩這麼幼稚的東西。

拔罐當然是人造病理的一種愚昧行為，誰拔，誰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