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我就是這樣開始走上藝術創作之路的
【8月10日是古元去世二十週年紀念日，一個人雖然離這個世界遠去了，但是他的藝術依然被人們記得，且帶來啓示。古元曾寫過一篇文章《起步》，回憶了他如何走上藝術創作的道路。為了熱愛，為了理想，他執着地走了下去。今天分享這篇文章，希望我們也有同樣的勇氣執着行走於自己的理想之中。】
中學時代的古元
1919年7月，我出生於廣東省中山縣那洲村(現屬珠海市)。父親是農民，青年時期他跟隨同鄉去巴拿馬謀生，在一間華僑經營的商店當雜工。幾年以後，把積蓄起來的工錢做資金，自己開設一間小雜貨店，從家鄉來的妻子，兩人共同料理店務，過着勤儉的生活。十多年之後，由於思鄉心切，就離開巴拿馬返回家鄉，建立一座新房，購買幾畝田地，又過起耕種生活。我是父母從海外返家鄉之後出生的。
廣東珠海那洲村古元舊居
我的童年是在家鄉度過的，我常常跟隨父母在田間和家裏勞動，拾柴草、拾田螺、拾花生、摘豆角、種瓜菜、舂米、曬穀… …我喜歡的遊戲是放風箏、捕魚、鬥蟋蟀。各季農閒期間，村裏有時請班子來演出，大多數是木偶劇團，我也模仿製造一些小木偶在家裏自唱自演。
古元舊居內景
我七歲上小學，先讀識字課本和《千字文》，以後讀《孟子》、《論語》、《古文》和唐詩。在家唸完小學後，父母打發我去廣州上中學。
1932年夏天，我考入省立廣雅中學。這所學校以前是廣雅書院，創辦於清代，設備甚好，環境清靜。辛亥革命以後，改為省辦的重點中學。全校學生1500多人，全部食宿於校內。
30年代初期的廣州，是封建軍閥，官僚和洋人統治的城市。帝國主義的軍艦停泊在珠江的白鵝潭，外國領事和買辦集團居住在白鵝潭的沙面。中國人不許隨便進入，但洋人可以在廣州作威作福。珠江沿岸和室內高樓大廈林立，少數上層人物過多是燈紅酒綠豪華奢侈生活，絕大多數人民卻生活在屈辱和困苦中。這種不合理的這回現實引起了人們的深思。我和很多青年學生一樣，關懷着中華民族的前途，期望社會發生重大改變。學生們常常掀起學潮，有時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表達對時局和黨政者的不滿。
中學時代的習作 19cm×26cm 1936年 水彩
中學時代的習作 19cm×26cm 1935年 水彩
我童年時期就很喜歡繪畫，從祠堂廟宇的壁畫中受到啓迪，自發的畫着人物、動物和山水。進入廣雅中學以後，興趣逐步升級，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到校外作水彩寫生，描繪田野、村舍、河流的自然風光。有時和興趣相同的幾個同學一起帶着乾糧和畫具到遠處寫生，互相觀摩，開始走入繪畫之門。
播種者 101 cm×82.5 cm 油畫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讓•弗朗索瓦•米勒 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法國油畫家
那是我常常閲讀一些美術書籍，學習繪畫的知識。由於我童年生活在農村，對法國19世紀著名畫家米勒所創作的反映法國鄉村生活的油畫，如《拾穗》、《晚鐘》、《牧羊女》、《餵飯》等十分喜愛，感到親切優美，而對歐洲畫壇上流行的現代畫派如達達派、未來派、立體派、抽象派、等就不喜歡，覺得這些作品與我們的生活習慣和審美觀念距離太遠，難以理解。
1937年7月盧溝橋戰火燃起，日寇的魔爪伸向全中國。廣州也遭日本轟炸機的空隙，居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在紛亂中，廣雅中學要求疏散到偏遠的鄉村去。我沒有隨校轉移，回到了家鄉那洲村，在一所小學校擔任代課教師。我十分痛恨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便在教課之餘繪製了一些抗日救國的宣傳畫，張貼在家鄉的街頭上，這是我第一次向社會展示自己的繪畫作品，感到很有意義。
有一天，我們村裏來了一支宣傳隊，演出救亡話劇和抗日歌曲。宣傳隊的成員大部分是一些鄉村小學教師。他們看了我的宣傳畫，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宣傳隊。我立即表示同意。以後就隨同這支宣傳隊到各村巡迴演出，我負責美術宣傳活動。
1938年夏天，我從廣州出版的《救亡日報》上看到了一些有關延安的消息。其中報道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的情況，對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憧憬那個地方，經過打聽，得知在廣州設有八路軍辦事處，我就毫不猶豫的奔往廣州，向八路軍駐粵辦事處提出去延安的申請。辦事處的負責人審閲了我的證明資料，便同意我的請求，介紹我去西安找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並囑咐我路上要小心，不要隨便對別人談及前往的目的地。
1938年9月18日我乘坐北上的火車離開了廣州。一路上列車冒着敵機的空襲，斷斷續續的運行，經過幾個晝夜才到達西安。我按照信封上寫的地址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出來接待我，安排我住進一間簡樸的招待所，讓我稍微休息一兩天，再前往陝北公學分校學習。
第二天傍晚，辦事處以為負責人召集我們幾位從不同地區前來的青年人在一起，通知我們明天早晨就起程，要步行六七天才可以到達目的地。並囑咐我們路上可能遇到國民黨軍隊的阻攔，要隨機應變，繞彎子前進。然後指定我們當中一位大約30歲的湖南人擔任組長，我們稱呼他為劉先生。
騾馬店 11.8cm×21.5cm 1942年 黑白木刻
翌晨，我們攜帶行李來到一間騾馬店。院子裏有一些騾馬，幾個穿軍裝的人忙着整理貨物和行裝。他們是國民黨軍隊的一支運輸隊，準備返回駐地。劉先生找到他們領隊的接談，付給他一些錢，他們就把我們的行李安放到他們的貨物一起。我們跟隨在這支運輸隊的後面，徒步走出西安城。途中，經過一道國民黨守軍的崗哨，運輸隊的領隊人對哨兵説：“他們(指我們這一組人)都是軍人家屬，是去找長官的。”有了他的掩護，我們沒經過盤問就順利通過的關卡。當天下午我們到達了三原縣城，在一間小客棧裏住了一夜。次日，劉先生僱了兩頭毛驢來馱運我們的行李，我們繼續向目的地旬邑縣出發。
我們每天要步行六七十里路，這對於我們這些初次長途跋涉的人來説還是很累的，但大家由於激動和愉快的心情而忘卻了疲勞。經過七天的行軍，我們順利到達了久已嚮往的目的地——陝北公學。
1939年，初到延安與戰友合影
陝北公學有數千學員，來自五湖四海，變成幾十個大隊。老師中有的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紅軍幹部，有的是國內著名的革命理論家。教授的課程是政治理論課和軍事課。我們沒有專設的校舍和課室，農民的打穀場和農村的空曠地都是課堂，借用農民多餘的房屋或窯洞作為宿舍。吃的是小米飯，睡的是墊着的麥秸和葦蓆的地鋪，生活條件是艱苦的。
我們大隊有一個俱樂部，叫做“救亡室”，是借用一座廟宇建立起來的，供大家文化活動的場所。我參加救亡室的美術工作，寫標語，繪製壁報的裝飾和插圖，創作宣傳畫。這裏還設立了圖書閲覽室。我在閲覽室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覺得道理高深透徹，文字精練易懂，給予我極大啓發，使我懂得了革命真理，認為馬克思學説是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最先進思想，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指針。經過深思之後，我決心加入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於是向大隊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1939年11月11日，我被批准入黨，經過三個月的預備期後，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預備成員。
1938年12月末，陝北公學這一學期的學習結束了。同學們紛紛走上工作崗位，有的到部隊黨幹部，有的到地方任職，有的到學校當教師，有的到研究班深造。我要求到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美術，得到了組織的同意後，我便背起行裝離開陝北公學。經過六天的步行，來到了黨中央所在地延安。1939年1月，我成為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的學員。
延安魯藝舊址(古大彥攝)
魯迅藝術學院的校址設在延安城北門外的山坡上(1939年5月遷至延安東門外橋兒溝)。它是1938年2月由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親自發起成立的，以中國偉大文學家魯迅先生的名字為校名，是一所綜合性的藝術學院，分設文學系、戲劇系、音樂系和美術系，由很多著名藝術家擔任教師，沙可夫同志、周揚同志先後擔任院長。
《聖經時代過去了》（又名《延安魯藝校園》） 古元 12.2cm×7.3cm 1939年 黑白木刻
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師生們自己動手挖窯洞，建教室，制教具，開荒種菜種糧，紡棉紡毛，伐木燒炭，以解決生活和學習所需。沒有油畫、國畫、水彩畫的畫具和紙張，只能用木炭或從山上找出一種深褐色的化石在土製的的馬蘭紙上畫素描，用染布的顏料代替繪畫顏色。在延安一帶的山野，生長着很所杜梨樹，它的木質堅硬纖細，是創造木刻畫的好材料。木刻的工具簡便，可利用廢棄的鋼鐵加工而成。木刻畫還有獨特的優點，它刻成後可以立即拓印很多幅，廣為傳播，並且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所以，魯迅先生生前曾經極力倡導木刻，認為他是一種很好的宣傳革命的藝術。30年代初期經魯迅先生親自指導而成長起來的木刻加江豐、胡一川、沃渣、馬達等同志於抗日戰爭爆發後紛紛派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因此，美術系的學生都學習木刻。當時延安地區以及抗日根據地的木刻極為興盛。它改善了根據地軍民的戰鬥、生產、文化生活及社會面貌，在全國以至國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為了迅速培養藝術幹部，以適應抗日戰爭發展的需求，魯迅藝術學院的學制很短。開創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學習期限為三個月。到了第三期，改為一年。但一年中有幾個月時間師生們參加生產勞動，業務學習時間還是很短的。比如素描課，最多隻能用三小時完成一幅作業。其他課程如木刻課、宣傳畫課、美術史課、藝術欣賞課等，都是短期的，不能像現在的美術院校那樣搞長期作業。那時候，十分注重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的緊密聯繫。我們創作的木刻作品、宣傳畫、漫畫等，經常用牆報或流動展的方式送到羣眾中去，考驗我們的作品是否為羣眾所接受和歡迎，以發揮藝術作品對社會的功能;同時在不斷的藝術實踐中提高技巧，並加深藝術為人民服務，為革命服務的思想。
《駱駝人》(又名駱駝隊) 13cm×28.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播種 14.5cm×11cm 1939年 黑白木刻
我是第三期的學員，比起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學習時間較為長些，所以能夠在學習期間內創作了較多的木刻作品。比如：《開荒》、《播種》、《秋收》，是歌頌魯迅藝術學院師生們的勞動生活的;《駱駝人》是刻繪我初到陝北首次看見駱駝隊那種高興心情的;《青紗帳裏》是表現人民羣眾抗擊日寇侵略的堅強意志的。我還刻了一套木刻連環畫《自由在苦難中成長》，刻繪一家貧苦的農民因不堪地主的剝削從農村來到大城市，進入一間工廠做苦工，日寇入侵時把他抓走當勞工，後來他逃走出來參加抗日鬥爭的故事。
1940年5月，我在魯迅藝術學院的學習結束了，組織上分配我和文學系畢業的幾位同學一起去延安縣碾莊鄉工作。囑咐我們協同鄉村幹部一起把基層的工作搞好，和當地羣眾打成一片，希望我們熟悉他們的生活後運用文學藝術手法反映出來。
古元在延安時期鄰居的窯洞(古大彥攝)
到碾莊後，我住在鄉鎮府辦公的窯洞裏，在農民家裏吃“派飯”。鄉長分配我協助鄉文教委員處理一些鄉鎮府的日常工作。
碾莊村共有42户人家，全村除了正在上學的兒童外只有一個識字的人，其餘都是文盲。自從1936年人民政權建立以後，鄉親們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生活也逐漸好轉，村裏已辦起一所小學校，兒童可以上學了。但青年好成年人要參加生產勞動，上不了學，文化上還不能翻身。為了使他們也能獲得學習的機會，我就利用工作之餘
教他們識字。我每天繪製一些識字畫片——在紙片上畫一頭牛，寫上“牛”字，畫一隻羊，寫上“羊”字，畫一隻水桶，寫上“水桶”兩個字，分別送給各户人家。相親們勞動後回到家裏，看見這些圖片，就能認識圖片上的字，一天認識一兩個字，一個月就能認識幾十個字，效果很好。
鍘草 13cm×10.3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牛羣 12.5cm×17.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過了很多天，他們積存的圖片也多了，鄉親們都喜歡把畫着大公雞、大犍牛、大肥豬、騾、馬、驢、羊的圖片張貼在牆上，朝夕欣賞。而畫着水桶、鐵鏟、鐮刀等的圖片，誰家也沒有貼出來。從這裏我瞭解到他們對家畜的喜愛心情，也領會到他們的審美趣味。我便採用了這方面的題材創作了《牛羣》、《羊羣》、《鍘草》、《家園》4幅木刻，拓印很多張，分送給相親們。他們看見這些木刻畫便津津樂道：“這頭驢真帶勁!”“這不是劉起蘭家的大犍牛嗎!”“放羊娃不帶狗不行，要背上一條麻袋，母羊在山上下羔裝進麻袋裏揹回來。”我見到鄉親們的高興神情，從中受到許多啓發，也感到十分欣慰。
入倉 10.5cm×7.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經過一段熟悉的過程後，我對這裏的生活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見鄉親們的日常生活，如同見到很多優美的圖畫一樣。見到一個農民吧收穫的糧食倒進倉裏，我及時就想到：“這可不是地主的糧倉”，於是創作了一幅木刻《入倉》;見到區政府的辦公室，雖然是一間簡陋的房子，但它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自己的政府啊!於是創作了《區政府辦公室》。我還創作了《選民登記》、《冬學》、《小學校》、《準備春耕》、《讀報的婦女》、《離婚訴》、《結婚登記》、《哥哥的假期》、《農家的夜晚》、《減租會》、《逃亡地主又歸來》等木刻作品。這些作品的素材，都來源於碾莊的生活。
離婚訴(一)11.7cm×13.2cm 1940年 黑白木刻
離婚訴(二)9.5cm×11.5cm 1943年 黑白木刻
我每創作完一幅作品都拓印多張，分送給鄉親們。他們很喜歡這些作品，但是對於有些表現手法提出了批評。例如對《離婚訴》，首先肯定這幅木刻畫的內容，認為陝北婦女過去太受壓迫，婚姻不能自己作主，出嫁以後受到虐待也不敢反抗，只能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如今解放了，男女平等，受到壓迫就可以起訴。但是，對於這幅畫的刻法有疑問：“為啥臉孔一片黑一片白，長了那麼多黑道道?”表示不能理解。因為我開始學習木刻時，參考了一些歐洲的木刻作品，又把這些表現手法帶到自己的作品中。鄉親們對於這些手法看不慣，他們提出的批評是值得我重視的。我聯想起我國的傳統繪畫和民間年畫以及書籍插圖，是中國廣大羣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我應從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中吸取精華。於是我又重新刻了一幅《離婚訴》，用單線的輪廓和簡練的刀法來表現物體，畫面清晰明快，鄉親們也就樂於接受了。
以上所提到的作品，有一部分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登載在國內外的雜誌上，並在延安和重慶的美術展覽會上展出，受到了社會公眾的讚揚，給予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在碾莊工作和生活將近一年，時間不算很長，但這段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使我深切體會到為什麼作畫和怎樣作畫，它對於我以後的藝術道路有着深遠的影響。
我就是這樣開始走上藝術創作征途的。
（本文經授權轉自微信公眾號“北京畫院”，ID：v_bj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