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非洲領導人説，想加速複製中國經驗

當西方一些輿論熱衷於“中國崩潰論”，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卻對“中國道路”興趣正濃，尤其是近年來的非洲國家，正在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等各個領域加速複製中國的發展經驗。近期，筆者受中國公共外交協會與環球網主辦的“網絡名人環球行”之邀赴非洲調研，走訪了多個重大工程，還出席了“中非公共外交論壇”與“中非媒體智庫研討會”兩場重要會議，與二十多個非洲國家的精英與民眾交談。這是筆者第三次訪問非洲，結合前兩次赴非體會，深度感受到非洲急切希望國家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意願。在很多非洲人看來，中國經驗是推動非洲崛起最應倚重的思想源泉。

“中國經驗”，非洲官員最願意求教

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是個印度洋海濱城市，該國外交部等內閣部門、各國大使館沿岸而建。在這條風景秀麗卻又稍顯破舊的海濱街上走訪幾個機構，筆者不只一次聽説，中國駐坦大使呂友清已被坦桑尼亞朝野視為最有影響力的當地外國官員，美國、日本和德國等駐坦大使也不得不服氣，連坦桑尼亞總統專機都可借給呂用於中國公務。

2015年，業務覆蓋非洲44國的民調機構《非洲晴雨表》發佈了一份各國在坦桑尼亞影響力的調查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在回答“哪一個國家對坦桑尼亞最具影響力”這一單選題時，名列榜首的是中國，佔40%；第二是美國，佔31%；第三是南非，佔6%。另據美國皮尤調查2014年顯示，77%坦桑尼亞人對中國存有好感。

有人懷疑中國到底使用了多少“金元”進行外交，事實上呂友清的秘訣是“中國發展經驗”的知識輸出。他透露，無論坦桑尼亞反對黨，還是內閣各部門與各地行政主官，都會頻繁登門請教中國治理經驗，而有過地方官經驗的呂正清“知無不言”、“傾囊相贈”，正好助推了中國在坦桑的影響力與國家魅力。

8月9日，坦桑總理馬賈利瓦就視察中資東奧服裝廠，不僅與同在服裝廠調研的筆者關愛有加，一握手就説“你好”、“歡迎”的中文來打招呼。在服裝廠，他發表了熱情洋溢地以“複製中國發展模式”為主題的重要講話。他把這個服裝廠定義為“全國示範意義”的項目，“希望（坦桑尼亞）濱海區、莫洛戈羅區、伊琳加區、恩瓊貝區、姆貝亞區和宋武區等能在第二個五年發展計劃的框架下，啓動各自區域內坦贊鐵路沿線的經濟特區的發展計劃和工業戰略的實施計劃。”很明顯，“五年計劃”、“坦贊鐵路”、“經濟特區”等都是中國特色的政策用語。

坦桑尼亞中資服裝品牌代工廠

這個東奧服裝廠始建於2012年，總投資約1600萬美元，過去三年多，已把1500位坦桑平民培訓成為服裝技術工人，在未來兩年內，還將增加到6000坦桑人受訓。該廠總經理來自中國南方的省份，他透露，全廠無論是設備車間，還是管理機制，全部都從國內照搬過來，非常管用，且由於人工成本的下降，服裝廠的投資收益比國內高出了20－30%。

在達累斯薩拉姆中資基魯瓦鋼鐵廠，筆者同樣看到了中國產能的吸引力。一個僅幾百工人的鋼鐵廠，總理與不少政府高官頻繁來訪，送政策上門，批更大地皮，給税收優惠，希望把中國長期以來“產能帶動當地經濟增長”的模式也能在坦桑尼亞奏效。在達市百餘公里外的中國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幾位重慶來的農業專家已援非七年，以中國雜交水稻技術將當地稻田畝產量提高了近3倍。一位坦桑尼亞農户不辭400公里之遙，顛簸了近兩天的泥濘路來中心領取到了一套背式農藥噴壺的援助，嘴上連説：“真是太好啦！中國農業技術太好啦！”

據駐非洲某大國的中國資深外交官介紹，該國總統多次向他請教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搞黨建的？是怎樣讓人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實現發展的？是怎樣提升人員素質的？該國還將大量執政黨中央和地方官員送到中國來培訓，向中國學習如何反腐、如何治國理政。今年7月，該國一半的內閣成員都在中國訪問或學習。“有智慧、有遠見、真正對國家人民負責的非洲精英們都在思考國家道路怎麼走的大問題。中國幾十年來的巨大發展事實震撼了他們，成為他們學習的標杆。”這位外交官説。

在肯尼亞，東非最大港口城市蒙多薩長達471公里通往首都內羅畢的“蒙內鐵路”是首條採用中國標準、中國技術、中國裝備製造和中國管理建造的國際幹線鐵路。意義更大的是，這是近百年來肯尼亞修建的第一條鐵路，是肯尼亞2030遠景規劃的旗艦工程，總統肯雅塔多次到場視察，召開現場辦公會，表達了對中國經驗的強烈倚重與期待。

“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國經驗在非洲開始流行，而修路的資金、技術與勞務指導都來自中國。筆者曾到訪過的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南非等國，類似基礎設施項目舉不勝舉。據統計，截至2015年6月，中國援非洲成套項目已達1071個，佔援外總量的54%。其中通過援助和融資在非已建和在建的鐵路5675公里，公路5063公里，參與機場建設13座、橋樑19座、電站68座、體育設施77個、國際會議中心9座、學校200多所。許多國家如埃塞俄比亞，90%以上的公路、全國的通信網絡、第一條鐵路和城市輕軌、第一個風電場以及幾個重要的水電站等，都是中國企業承建或參與承建的。

“這些在非工程大大推動中國形象在世界的改善，爭取了佔全球1＼4國家數量的大洲對中國的整體支持，為中國文化走出去與國家軟實力提升創造了有利條件，保障了國家崛起的可持續推進。”此次與筆者同行、曾在歐洲、美洲、亞洲和拉美均長期駐站過的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丁剛不禁感嘆道。

另一位同行的網絡大V、具有5000萬微博粉絲的延參法師在非洲受到了格外的歡迎，處處都有非洲朋友拉着他合影。在他看來，中國發展有過突破西方束縛的經歷，更容易與非洲產生共鳴，被非洲學習、借鑑與接受。

當然，國內一些輿論也熱衷於議論援非的實際經濟收益。對此，一位在非洲工作30多年的中國資深外交官透露：“截至2015年底，中國對非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優惠貸款滿打滿算加起來共1795億元，約260億美元，但得到的工程承包合同額卻高達5482億美元。這些還不包括2000多家民企、100多萬勞務人員走進非洲。中國對非洲的經濟賬是不虧的，何況還有其他政治、歷史、金融、社會、文化的意義呢？”

由西向東，非洲在轉向

雖然21世紀初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10個國家，有6個在非洲，但對非洲來講，仍然面臨着發展道路與增長模式的選擇與困惑。尼日利亞著名媒體人歐努乃居·查爾斯在其新著《中國與非洲：議題、挑戰與可能性》一書專闢一章論述“非洲：從西方到東方”。他説：“向東轉，尤其是轉向中國，不只是因為中國經驗是非洲避免經濟走向停滯的解決方案，更重要的是，目前能夠全面注入非洲國家經濟活力的中國發展經驗，並沒有得到充分運用和指導。”

對非洲發展的反思最著名的，莫過於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他認為非洲國家發展道路一直都處於依附西方的困境中，都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最下端，這是非洲長期欠發達的重要原因。非洲發展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進現有措施，才是目前的正途。這就必須要有獨立的工業體系、能夠符合國情的有效機制，而中國的發展經驗是相當有參考價值的。

贊比亞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先後在《援助的死亡》、《西方迷失之路》兩本書中指出，西方的經濟模式是錯誤的，西方對非洲長達幾十年經濟援助的實際效果，不僅沒有解決非洲國家的問題，反而惡化了非洲國家的發展。

近年來，筆者參加了多場在非洲本土召開的研討會，不只一次聽到類似的反思之聲。去年在南非，筆者聽到多數智庫學者都在談論非洲如何在2063年發展計劃，即從2013年開始的50年時間裏，非洲如何通過聯合自強，發展振興促進非洲經濟多元化和工業化發展、促進技能培養和商業環境變革，實現非洲國家和人民注重發展、期待繁榮、追求幸福的美好願望。

在這個進程中，所有筆者遇到的非洲學者都承認，中國所推行與非洲合作的“三網一化”合作（即“三大交通網絡”建設和工業化）在非洲發展中將發揮關鍵作用。肯尼亞的《人民報》還公開發表評論文章，稱“非洲要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全面借鑑中國道路”。

坦桑尼亞的中國農業技術示範中心，中國農業專家正在培訓非洲人如何種植雜交水稻。

在蒙巴薩舉行的“中非媒體智庫研討會”上，很多非洲參會者表示了對中國的期待與肯定。蘇丹拉卜伊茲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阿巴斯説：“環顧全球，那麼多國家都制定了新的非洲政策，但只有中國對非洲是沒有附加條件的，是最真誠的。”加納資深記者阿杜季馬拉則説：“非洲其實並不窮，相反，非洲很富，很有潛力，但關鍵是要有像中國那樣的政策執行力。從中國學習到發展經驗，就能夠將非洲的潛力發揮出來。”坦桑尼亞《標準報》助理主編姆加斯利則乾脆在演講台上推薦《習近平治國理政》一書，還唸了一大段，談到非洲要向中國學習“釘釘子精神”。

筆者也在主旨發言中談道，目前，非洲在世界眼裏就像是一位美女，每個國家都來追求，甚至都想與非洲結婚。這個時候非洲要睜大眼睛，挑選如意郎君。通常來講，選“夫君”的三個標準是，未來前景、歷史紀錄和現狀評估。中國道路讓一個近14億國家僅花了30多年時間裏就大變樣，未來仍將是最有前途的全球大國；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在被欺負中奮鬥的歷史，不像其他大國那樣殖民或發動戰爭；中國現狀雖有一些挑戰，卻一直致力改革尋找可解決的出路。如果要大國婚姻，中國一定是非洲的如意郎君。在座的數十位非洲媒體人與智庫學者捧腹大笑，深表贊同，會後許多非洲聽眾要求與筆者交換名片，以期日後進一步交流。

該研討會主辦方之一、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院長劉鴻武則表示，今天中非簡單依賴學習西方的時候已經結束了，中非雙方必須立足於自己的社會與歷史，立足於雙方今天正在做的事情，以自己的發展為中心，重建自己的知識與思想，做一雙適合於自己的“靴子”，能夠“穿”在我們的腳下，去走我們自己的路。

想複製中國經驗是一回事，能否複製成功是另一回事

儘管許多非洲領導人都想複製中國發展經驗，但是否能夠成功複製，未來仍將遇到許多不可確定的因素。“非洲不只有中國一個夥伴，許多國家都在兜售他們的理念。中國經驗有比較優勢，但非洲有一些國家、有一些決策者卻架不住其他國家的攻勢，還受到國內反對派的壓力。”在蒙巴薩，一位來自尼日利亞知名智庫的學者私下對筆者表達了這個觀點。

的確，這些年，非洲對中國發展經驗的汲取程度遭遇來自國際格局變遷後他國戰略調整的機制性競爭。2000年，著名雜誌《經濟學人》以“絕望的非洲”為題進行封面報道；2011年該雜誌再次以非洲為題的封面文章，則將題目改為了“希望的非洲”。為此，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傳統強國紛紛升級了非洲戰略，加大了“重返非洲”的步伐，紛紛推出與非洲的機制性年度論壇，2013年，美、日先後宣佈要在今後五年向非洲提供70億美元和300億美元的援助，大大高於中國對非援助額。在非洲，筆者常常看到來自日本對華的圍堵與刁難。如在中國修建的蒙內鐵路起點站旁，日本也援建了一條公路，且故意設計到臨海方位，這樣迫使中國公司必須增加成本填海，才能繼續擴建鐵路。

同時，印度、土耳其、巴西等新興國家也推出與非洲的機制性安全、農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的合作，在減貧、教育、傳染病防控等積極推進與非洲的經濟合作與貿易往來。在內羅畢，筆者在街上偶遇印度在肯尼亞移民的節日遊行，隊伍足足延續了幾公里，且服裝統一，整齊劃一，場面甚是震撼，影響力可見一斑。

在這個背景下，非洲部分精英對中國的警惕與提防心理開始加劇，如尼日利亞央行行長拉米金·薩努西就曾公開撰文説，要警惕中國在非洲的介入。在這次非洲調研中，一位尼日利亞學者坦言：“現在中非早已不是傳統友誼，而是功利的交往。非洲對中國的看法，關鍵在於能否從中國那邊得到好處。”另外，諸如中國模式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中印模式或中美模式在非洲抗衡等聲音也不絕於耳。這些都相當考驗在中國發展經驗在非洲的持續吸引力。

另一方面，非洲經濟民族主義興起，非洲國家不再滿足於簡單地資源能源換取工業品的貿易結構，而希望藉助他國的援建力量與技術轉移，加速本國的經濟發展。遺憾的是，不少非洲國家上層建築超前於經濟基礎，如陷入法律主義的司法制度、黨派林立的政治選舉制度、槍支氾濫的治安失序與人權超載現象等，導致不少國家決策執行效率低下，社會治安無法保障、教育普及率不高，民眾勤奮工作和恪守規則的社會動員不足，使得非洲多數國家領導人對高速增長與全面發展的政策意志“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非洲大陸上出現下一個上海、深圳的困難遠比想像得要大。

另外，隨着中國在非企業日益增多，不斷湧現勞資糾紛問題如非正式用工、工資標準、福利待遇、與工會關係、當地生態保護、工人權益等問題的頻發，個別當地華人犯罪分子的出現，少數企業將國內一些不良做法帶入非洲、不尊重當地風俗、不融入當地社會、公益責任行動缺乏、盲目投資、低價競爭、不考慮可持續性發展等現象，都在折損着中國發展經驗的魅力。

中非合作的國際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對於中國來説，如何抓住機遇，抓住非洲這個中國下一步可持續性發展的價值窪地，考驗着國對外戰略的精細度與平衡感；而對於非洲各國來講，如何充分參考與借鑑中國的有效發展經驗，並轉化為本國的增長與發展動力，考驗着非洲各國政府的戰略決斷與各國社會民眾的團結。

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隨着中國利益的全球化以及中國價值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國際社會的發展已經遠不是“歷史終結”、全球僅有唯一一條發展道路選擇的時代，而是“世界歷史才剛剛開始”。無論是非洲，還是中國，都能夠在大時代變遷的背景，相互幫襯，自力更生，尋找到各自未來的新動力與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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