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城上半年GDP竟顯負增長 你的家鄉變窮了嗎？
【中國各城市上半年經濟數據公佈後，出現了四大異常現象：上半年GDP增長為負數的城市竟有21個，數量之多屬於罕見；福建省一向低調，近期的發展態勢卻令沿海各省黯然失色；煤炭城市一片蕭條，安徽阜陽卻一枝獨秀；GDP增速最快的城市達20%，而最糟糕的甘肅嘉峪關市增速卻為負31%，差距之大，前所未有。城市經濟學博士李曉鵬對上述種種重大異常現象的解釋，無意間勾勒出各地區未來的經濟命運，值得參考。】
“去產能”衝擊：21個城市“倒退”
2016年上半年各大城市和各省份的經濟數據基本都公佈了，可以説是冰火兩重天，名義GDP最快的是廣西欽州，增速超過20%；最糟糕的甘肅嘉峪關市，名義GDP增速竟然是負的31%——GDP按照這速度增長，再增長几年就快增長沒了。
嘉峪關著名景點：嘉峪關關城
（注：不同於實際GDP，名義GDP指未扣除通脹率的GDP，作者認為，在貨幣和人都自由流動的經濟體裏面，跨區域比較GDP增速，扣除物價反而會造成信息扭曲。——觀察者網注）
我統計了一下，在我能找到數據的280個地級以上城市中，2016年上半年GDP增長為負數的竟然有21個之多。分別是：
山東：德州，-1.91%；東營-2.2%；
東北地區：鞍山，-4.27%；大慶，-14.01%；錦州，-6.44%；本溪，-1.64%；葫蘆島，-0.53%；雞西市，-2.3%；鐵嶺，-0.29%；阜新，-17%；
山西：臨汾，-0.88%；朔州，-6.07%；陽泉，-2.45%；
陝西：榆林，-11.21%；渭南，-1.55%；延安，-12.44%；銅川，-5.34%；
西北地區：烏海市，-5.09%；吐魯番，-4.2%；嘉峪關市，-31%；金昌市：-11.79%。
這些負增長的城市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資源型或資源粗加工城市。朔州、陽泉、榆林、渭南、雞西、烏海、鐵嶺、阜新、臨汾、銅川、吐魯番都是以煤炭為經濟支柱，大慶、錦州和東營的經濟支柱主要是石油(德州靠近東營，主要是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葫蘆島主要是煉油、鞍山是鋼鐵、嘉峪關市是初級的鐵合金冶煉、金昌市是有色金屬。
一般來説，以前因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各個地區的差異也就是個增長快慢的問題，但現在中國經濟減速，就拉開如此大的差距，高增長和大面積負增長同時出現，這就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
資源型城市密集出現負增長，主要就是這一輪供給側改革的“去產能”衝擊的結果。這可以説也是一種“新常態。”
這種新常態，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速放緩，同時產業結構升級，創新驅動逐步取代投資拉動，大規模的“鐵公基(鐵路、公路、其它基礎設施)”建設減速了，對煤炭鋼鐵這些資源型產品的需求下降，簡單的資源開採和粗加工的產業結構肯定就不行了。
這種趨勢可能會長久的持續下來，將來這一批城市的變革轉型可能會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個決策層需要處理的一大問題。
“天時”眷顧：廈門、福州、海口，備受恩寵
俗話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用到現在的中國城市經濟格局上來正好相反：負增長的城市都是些相似的，而高速增長的城市則各有各的優勢。
上半年的數據中， 名義GDP增速超過10%的副省級以上城市或省會城市有七個：
廈門：15.23%；福州：13.6%；深圳：14.02%；杭州：11.61%；重慶：10.54%；長沙：10.41%；海口：10.38%。
廈門和福州的高增長跟國家戰略有很大關係。福建在過去幾年很是得到了國家的重點支持。
中央大力提倡的“一帶一路”戰略最後選了兩個省份做核心區，路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是新疆，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就是福建。同時，福建還是繼上海之後第二批自由貿易試驗區的三個省份之一(另外兩個是廣東和天津)。“中國製造2025”的首個地方試點也落在了福建泉州。
本屆政府最大的三個經濟戰略：自貿區、“中國製造2025”和“一帶一路”，都重點支持福建了。特別是泉州在智能製造方面優勢並不突出，竟然成了“中國製造2025”的首個地方試點，中國工程院的同一批專家一邊編制《中國製造2025》一邊幫泉州做《泉州製造2025》，國家政策的偏愛顯而易見。
在這一輪“新常態”經濟增長中，福建可以説是佔盡天時，各種優惠政策和國家投資滾滾而來。2015年和今年上半年，福建省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能夠執沿海各省份的牛耳，並非偶然。
海口經濟的優異表現也和國家戰略有關，主要就是南海開發。海南已經被確定為國家南海開發的基地，新設立的負責管理南海諸島礁的三沙市也歸海南管理，大量的國家戰略資源也就接踵而來。
作為海南省會，海口擁有海南最大的港口，是南海開發大宗物資運輸的支點。南海開發是個大戰略，可能持續數十年，現在只是起步，將來的強度和力度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海南未來發展的前景也是非常看好。
自力更生，誰是中國經濟新未來?
如果説以上三個城市主要倚靠國家戰略支持的話，深圳、杭州、重慶、長沙的優異表現則主要是靠自身的努力。
1. 深圳，“甩開北上廣”
除了廈門，深圳在副省級城市中是表現最好的。核心就是它的前海金融示範區和科技創新結合的非常好。中國這一輪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創新驅動，而創新驅動的關鍵就是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相結合，凡是能把這兩件事情結合起來做好的城市，就必然成為新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在上一個十年，也就是2003年到2012年這個期間，深圳經濟的表現並不算突出。因為上一輪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土地資源有限的深圳在這方面沒什麼優勢。
2003年的時候，一篇叫做《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文章紅遍網絡，那時候很多人覺得深圳作為改革開發特區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全國都已經全方位對外開放了，還拿深圳這個特區來作什麼?
2008年的時候我參與過深圳政府委託的一個發展戰略課題研究，當時深圳的危機感還是很強，覺得要想跟廣州競爭，還得寄希望於港深一體化，藉助香港的力量。
但是等到國家經濟切換進入“新常態”，創新驅動戰略取代投資拉動戰略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之後，深圳很快就恢復了信心，已經有人喊出“甩開北上廣”的口號了。
港深一體化什麼的深圳已經不感興趣，廣州也沒法跟深圳比了。在創新能力方面，北京上海其實也不如深圳那沒有活力。上海是金融中心，但是科技創新動力不足；北京金融科技創新都有，但因為是首都，官僚主義的作風總是有影響的，真正顛覆性的創新不太可能在北京出現。
這樣一算下來，深圳就從新找回來自己的定位，它這個特區不再是“開放特區”而是“創新特區”，沿着這條路走下去，深圳在未來十年顯然還會有更光輝的前景。
我記得2008年的時候，深圳還被大家戲稱為“文化沙漠”，似乎那裏只是一個暴發户的名利場和農民工的打工地，深圳大學在全國很不起眼，高學歷人才並不願意去深圳。也就是從2008年前後開始，深圳開始斥巨資大力引進國內外知名大學來辦分校區，南方科技大學也在2011年開始招生。
一轉眼七八年過去了，海內名校北大、清華、人大等齊聚深圳大學城，高學歷人才培養已成氣候，再無人敢以“文化沙漠”來稱呼深圳了。
這正是深圳提前多年深耕努力的結果，也説明一個城市的成功，確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以長遠的戰略眼光來培育支撐一個城市發展的基礎體系尤為重要。
2. 杭州，中國經濟新未來之一
與深圳類似，杭州的優異表現也是把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結合起來的結果。不過它的科技實力和金融實力都比不過深圳，畢竟它不是特區，沒有深交所和招商銀行，主要還是靠浙江民間商業資本支撐起來的草根式創新體系，特點就是“民間創投+互聯網創新”。
如果中國要找“金融創新+科技創新”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排第一沒有懸念，北京和杭州誰第二可能會有爭議，但深圳、北京、杭州作為前三強當是沒有疑問的，它們都代表着中國經濟的未來。
跟深圳相比，杭州在人才戰略方面似乎缺乏前瞻性，沒有像深圳那樣提前多年佈局中高端人才培養，浙江商業資本的不足之處就體現出來了，草根性太強，戰略眼光還是有所欠缺。
3. 長沙，中國裝備製造之都
深處內陸的重慶和長沙處在高速增長的第二梯隊。重慶現在是耀眼的明星，而長沙似乎一直默默無聞。其實長沙跟深圳、杭州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已經“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麼。
我們可以稱深圳為“中國科技創新之都”，杭州為“中國互聯網創新之都”或者“中國電商之都”，而長沙則可能成為“中國裝備製造之都”。
長沙一直都很低調，直到去年12月26日中低速磁浮試運行，才算勉強被新聞媒體關注了一下。長沙也成為繼上海之後，中國第二個開通磁懸浮的城市。跟上海那條磁懸浮不一樣，長沙這條磁懸浮是自主設計、自主製造、自主施工、自主管理的。通過磁懸浮的建設，長沙在裝備製造領域的系統整合能力展露了出來。
去年5月8號，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製造2025》。僅僅過了三個月，長沙就公佈了《長沙智能製造三年(2015—2018年)行動計劃》，是全國第一個公佈《中國製造2025》實施方案的城市。可以説是拔得頭籌。這麼快的反應速度，是因為長沙在智能製造方面早就做好了準備。
早在2008年，長沙就提出了要打造“中國工程機械之都”，在2011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裝備製造基地”。在《中國製造2025》公佈的半年多以前的2014年9月，長沙就發佈了《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在集中力量發展裝備製造方面的戰略，長沙是很多年一以貫之的。
中聯重科、山河智能、鐵建重工、三一重工這一串在裝備製造領域如雷貫耳的名字，全都出自長沙。與行動計劃一起公佈的，還有長沙智能製造第一批30個試點示範項目和一系列配套政策——我們做規劃都知道，方案文本可以快速攢出來，項目和優惠政策不是隨便能整出來的。
《行動計劃》公佈一個月之後，長沙就組建了智能製造研究總院。雖然名字叫“研究”，其實是一個集科研平台、融資平台、服務平台、創業孵化為一體的一個智能製造“總管家”。這種做法是一個很大膽的創新，在國內首屈一指。
2014年，長沙的規模以上裝備製造企業從723家增加到了769家，只新增了40家；到了去年，一下子就新增了兩百多家，可以説是出現了爆發式增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是指的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以上的企業，不是説新增就能新增的，需要較長時間的發展積累。
這些事例都説明，長沙經濟這兩年的優異表現，是長時間專注和深耕於裝備製造領域的結果，並非偶然和幸運。
4. 重慶：“金融市長”黃奇帆
重慶的情況比較特殊。它的面積實際上相當於一個省，比台灣、寧夏、海南都要大。一個省的產業佈局和戰略定位跟一個城市差別很大，一言難盡。它的特殊優勢在於有一個“金融市長”黃奇帆。以組建“八大投”投融資平台為代表，重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導的新型投融資體系，這跟杭州以民間商業資本為主的創投體系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重慶在政府主導型金融創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八大投”模式開創建設完整的地方政府投融資體系的先河，萬州商業銀行的兩次重組都堪稱地方開發性金融建設的典範。
等國家對投融資平台大力限制了，“八大投”系統又很快往國家大力提倡的產業投資基金方向轉型。PPP的概念剛起來頭一年，重慶落地的PPP項目投資金額就佔了全國的一半。“金融市長”黃奇帆在投融資領域總是能領潮流之先。
這種金融創新的效果非常厲害。京東方到重慶投資建設8.5代面板生產線，總共兩百多億的投資，超過三分之二都是重慶市政府負責解決的。重慶市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也得益於組建了機器人產業投資基金。這個基金就投資幾十億對市內諸多的裝備製造企業進行自動化技術改造，以此創造對工業機器人的需求，然後以獲得政府技改訂單為條件把川崎重工和瑞士ABB等幾家國外著名機器人企業招到了重慶來投資。
現在，重慶已經成為僅次於瑞士本土的ABB全球第二大生產基地。龍頭落地以後，相關產業鏈建設也就很快起來了。
可以説，中國現在的金融創新協同產業創新，重慶是政府主導型代表，杭州是民間主導型代表，深圳則是二者的混合。中國的創新驅動路徑，一定是金融創新與產業創新相結合的成果。在這條道路上，這三個城市的探索應該都會是很有價值的。
煤炭城市一片蕭條，為何安徽阜陽一枝獨秀?
除了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以外，還有很多地級城市也表現搶眼。增速在10%以上的普通地級市太多，不能一一列舉分析，就壓縮一下範圍，上半年名義GDP增長超過15%的普通地級市有六個：
廣西欽州：20.82%；安徽阜陽：17.62%；河北廊坊：16.59%；福建漳州：16.21%；貴州畢節：16.72%；海南三亞：15.2%。
欽州的高增長是因為北部灣建設的國家戰略落地。欽州港是北部灣貨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唯一一個保税港。北部灣是中國大陸前往東南亞國家最近的大型港口，“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來以後，大量的國家項目投資把它拉起來了。廊坊則是京津冀一體化和首都功能疏解戰略的最大受益者。漳州是福建的，高增長原因和廈門、福州類似。
三亞的經濟則受益於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離島免税的政策讓三亞成為中國除香港外最大的免税購物中心。海棠灣免税購物商場總建築面積約12萬平方米，商業面積達7.2萬平方米，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單體免税店。
離島免税的政策和免税店建設正好趕上中國遊客全世界購物的大爆發時期，這一家店剛開業一年就成了三亞最大的納税單位，銷售額超過了中國免税集團在國內其它地方所有免税店的總和。免税購物的熱潮也帶動着三亞的酒店住宿、娛樂展會等相關產業迅速發展。
三亞目前的鳳凰國際機場流量已經嚴重飽和，正在新建一個客運量超過4000萬的新機場，還在崖州區新建萬噸級貨運碼頭，將來在南海開發方面可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其高速增長應該説還有很大的潛力。
除了上面這幾個以外，剩下的城市也就跟長沙類似，沒有太多的國家戰略支持，主要倚靠自身的努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貴州畢節和安徽阜陽都屬於非常落後的地區，主要是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做的好。畢節打造起來了以汽車零部件製造為核心的裝備製造產業鏈，成了貴州省三大裝備製造基地之一；阜陽是承接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
其中，阜陽可以説是一個資源型城市轉型成功的勵志典型。它的經濟本來是以煤炭資源為主的，潁上縣的煤礦開採是它的經濟支柱。但是在煤炭價格最高的時期，阜陽就把從煤炭裏面賺的錢來大力搞基礎設施和戰略新興產業投資，可以説是未雨綢繆。
所以現在煤炭城市一片蕭條，阜陽卻幾乎一枝獨秀，紡織業和裝備製造業一輕一重撐起了大半邊天，靠的就是幾年前打下的基礎。
與阜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它南邊的淮南，這也是一個煤炭資源為支柱的城市，之前煤炭行情好的時候日子過得相當滋潤，不注意接替產業的發展——淮南連着有三任市委書記一任市長都因為貪污腐敗在十八大後被雙規了，看起來主要領導不務正業不思進取可能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這兩年國家一“去產能”，煤炭價格暴跌，淮南經濟一頭就栽了下去，今年上半年的名義GDP增速只有1.26%，相當慘淡——要不是去年年底安徽把壽縣從六安划過來併入淮南，説不定經濟增長就成負數了。(李曉鵬系中興大城策略諮詢公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