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用“命運共同體”來破解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已經是一個過時經驗。為什麼這麼説，“修昔底德陷阱”的説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在當年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本書中講到，當一方實力強大，另一方感受到威脅時，就會增加軍事實力．繼而形成軍備競賽，之後因為對實力差距縮小的恐懼而引發戰爭。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修昔底德陷阱”其實相當於“安全困境”。

修昔底德塑像

“安全困境”是存在於今天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中。在中美之間，美國堅持一極格局，中國要推動多極格局，中美所要追求的國際格局的結構相互對立。但是，中美之間有結構性矛盾、有零和博弈、有安全困境，難道就意味着中美之間一定耍用戰爭的方式來一決雌雄嗎？

中美可以避免直接戰爭

“修昔底德陷阱”建立在2000多年前，是在古雅典與斯巴達爆發戰爭的基礎上總結而來。不過，從學術角度看，結構性矛盾、零和博弈、安全困境與帶來戰爭災難之間，其實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換句話説，最後解決結構性矛盾的方法不是隻有戰爭一種，這也是我與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之間的分歧。他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間必然發生直接戰爭。我卻認為不必然，中美可以找到別的方法來避免直接戰爭，解決零和博弈。

我認為矛盾能夠被克服，主要有兩個依據。

一是核武器的存在。核武器是終極武器，一旦爆發核戰爭，將摧毀人類，這使得戰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有收益，而只能走向滅亡。所以，任何一方不會發動滅亡自己的故爭，這也是為什麼核大國都在力避相互之間衝突升級的原因。簡言之，核武器使大國變得非常謹慎，擔心衝突演變為核戰爭。

二是全球化的發展。自由主義學者説，全球化加劇了國家之間的相互依附，導致他們為了相互依附的經濟利益而不願發動戰爭。但道義現實主義不認為相互依附是減少國家間戰爭的動因，而認為是因為有了替代市場的便利性，使得同家沒有必要發動戰爭。

過去，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存在脆弱性和敏感性，全球化降低了國家依附關係的脆弱性。比如當中國與日本發生矛盾時，日本沒有必要用武力保護它在中國的市場，而是可以把投資轉向東南亞——全球化使得它可以在東南亞找到替代市場。所以在全球化時代，大國發動戰爭的必要性在下降．中美之間發生直接戰爭的可能性是沒有的。但中美之間有可能發生“代理人戰爭”，然而“代理人戰爭”已經不屬於“修昔底德陷阱”所指的內容了。

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雖然中美沒有發生直接戰爭的可能性，但最近幾年，隨着中國國家實力的提升，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越發凸顯。美國及其盟國在中國周邊頻頻製造麻煩，中國沿海方向從北到南部面臨着越來越緊張的安全形勢。

朝鮮第四次核試驗後，中朝關係惡化；韓國決定“薩德”入韓後，中韓戰略關係從合作為主轉向對立為主；日本對釣魚島“國有化”後，中日形成全面戰略對抗；台灣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上台後，兩岸關係全面倒退；南海仲裁案結果出台後，菲律賓等國都表態要求中國遵守仲裁結果。越南據傳在有爭議的南沙島嶼上部署火箭炮。此外，印度決定在離瓜達爾港140公里的伊朗恰巴哈爾港進行投資，對沖我國的中巴經濟走廊戰略。

薩德系統 資料圖

由此可見，中國當前的對外安全環境不僅沒呈改善趨勢，而且出現惡化趨勢。道義現實主義認為，由於崛起大國在不同崛起階段所面臨的主要外部困難是不同的，因此需要以不同的戰略應對。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約為美國的60%。中國GDP已比日德的總和還大，國防開支比俄英的總和還多。這種實力意味着：中國正向世界兩極化中的一極發展，中國崛起向衝刺階段接近。大國崛起有準備、發展、起飛和衝刺四個階段。目前中國處於起飛到衝刺的過渡期。

上述情況決定，中國成為美國的主要防範對象。當崛起國還沒有足夠實力應對霸主國的戰略壓力時，擴大國際戰略支持就成為最大的和最緊迫的國際戰略利益。要獲取比美國多的國際戰略支持，就得結交比美國還多的盟國。用中國熟悉的語言講，就是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擴大國際戰略支持是我國當前面臨的最大安全挑戰，也是我國當前最大的對外戰略利益。同時，降低國際安全威脅，擴大中國在經濟領域中的比重，增加國際規則制定權，爭取科技領先地位也是我國的戰略利益，但這些利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都無法與擴大國際戰略支持相比。

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

要爭取國際戰略支持，首先必須依據國家實力制定戰略目標。道義現實主義認為，不以實力界定國家利益和安全戰略，其結果將損害國家利益。世界上每年交通事故導致的死亡人數在120萬以上．遠遠多於戰爭。然而，沒有國家為了防止交通事故死亡在每輛車上都安排一個交警的，因為這個策略得不償失。這就是為什麼安全戰略不能以絕對安全為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安全戰略需要考慮將“周邊為首要”置於“大國是關鍵”之前，即與周邊國家的安全關係要重於與美國的安全關係。我國對美戰略目標要降低，“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目標以雙方不發生戰爭為準。

我國與周邊國家的安全矛盾是歷史造成的。美國是在利用我國與周邊國家的安全矛盾。如果我國與周邊國家建立同盟，美國就無法利用這些矛盾遏制我國。美蘇兩極時期不結盟戰略是有利於維護我國安全利益的，但目前的兩極化是中美兩極，不結盟則使鄰國恐懼我軍事力量，擴大不了國際戰略支持。

我國應堅持2013年外事工作會議提出來的“周邊命運共同體”策略。命運是安全問題，與周邊國家建立同盟性質的“命運共同體”符合我國軍事實力。當我與周邊國家的戰略關係部好於我與美國的關係時，我國的戰略環境就可以與美國媲美了。

習近平主持召開2013年外事工作會議

在今後一段時間裏，我認為，“台灣法理獨立”將是我國捲入戰爭的最大危險，因為在統一台灣的問題上我國戰略信譽較低。台灣分離主義並不認為我國有武力阻止“台獨”的決心，認為“和平獨立”是可能的。因此，我認為中國的安全戰略和國防建設的重點還應是以統一台灣為抓手。從外交上講，與周邊國家結盟可給統一台灣創造最有利的外部環境。

策略效率決定戰略環境

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而我們面臨的戰略安全環境的好與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戰略。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對崛起大國來説，能力與戰略機遇的關係可分為四種：塑造戰略機遇、利用戰略機遇、喪失戰略機遇和破壞戰略機遇。我們的戰略環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國策略的效率。策略合理，就能塑造，至少能利用戰略機遇。

由此在對外政策和策略上，需要謹防極“左”路線的干擾。極“左”的對外政策曾對我國外部環境的破壞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由此產生的“假大空”政策和做法會削弱我國的國際戰略信譽。“假大空”的外交口號和承諾必然超越國力，由於無力兑現這些口號和承諾，使得國際戰略信譽受損。而國際戰略信譽受損就會降低戰略威懾力和他國對我國的戰略信任。

如今，中國的核力量和常規軍事力量雖然與美國有很大差距，但外部入侵中國的戰爭危險越來越小而不是越來越大。在此條件下，我認為中國外交戰略要給予提高國際戰略信譽優先考慮。因為這是現階段對於實現民族復興大業來講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一個籬笆三個樁，民族復興靠中國孤立性的強大實現不了。戰略信譽提高，盟國就會增加，國際戰略支持就會上升；戰略信譽提高，威懾力就會上升，從而他國以武力與我國競爭的意志就會削弱。我國的國際戰略支持上升了，他國的武力競爭意志下降了，我國的戰略安全環境也就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