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亞洲發展的“對沖”（上）：開放社會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經歷着前所未有之變局。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中國何以一邊集中國家權力維持一黨執政，一邊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進而更好地保障民眾權利？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房寧看來，中國發展模式最基本的特點就是保障民眾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的“對沖模式”。而這，也是處於工業化階段的許多國家，特別是東亞成功實現快速工業化的國家的通行模式。相反，許多發展中國家依照西方理念和西方發達國家模式，在工業化階段同時開放國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結果導致政治混亂，甚至一再上演因民主選舉而引發大規模社會衝突和動亂的政治危機。本文是訪談的第一部分，觀察者網獲作者授權刊載。】

作為鑰匙的比較研究

問：目前，您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東亞政治發展研究報告》這套書裏。這一成果是基於怎樣的研究範式？

房寧：中國發展需要比較研究，需要國際視野。比較研究怎麼研究呢？從差異性中發現問題，在重複性中尋找規律。是我們在亞洲政治發展比較研究中獲得的主要體會，也是我們的基本方法。

人們經常講問題意識，殊不知問題往往是研究的結果，而未必是研究的開端。人們常説要帶着問題去研究，但其實這些所謂帶着的問題往往是範圍性的問題，是泛泛而論的，而不是中文裏講的＂問題的癥結所在＂。實際上研究問題，特別是比較研究當中，要知道真正問題是什麼。比如説，為什麼在亞洲工業化時代開始的時候日本是領頭羊，而原來情況比較好的中國會落在後面？這個問題沒有研究之前也許就知道了，但實際上當真正深入研究了以後，便會發現社會的結構、當時的歷史狀態、政治的策略，才構成了歷史上的那一系列因果關係。而這樣的發現在研究開始時候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比較研究非常重要，它能讓人們發現問題，讓人們變得敏感起來。

問：經過長時間的比較研究，結果如何？

房寧：在亞洲政治發展比較研究開始之時，覺得各個國家間有很大的差異，但六年的研究下來，我們的團隊把十個國家和地區走過，我現在的感受是相似性要多於差異性。當真正去研究問題的時候，當不斷地有重複性現象出現的時候，就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做比較研究有一個問題要非常注意，那就是要清空自己。搞比較研究顯然是立足於中國，但是正因如此，要先忘掉中國，清空自己、警惕自己，防止自己既有的立場、觀點影響自己的觀察。否則的話，研究在開始的時候就結束了。

談到亞洲的政治發展的比較研究，我寫過一篇文章《亞洲政治發展比較研究的理論性發現》，通過亞洲多國政治發展中發現的主要問題來思考中國。這些問題包括：亞洲政治發展的策略問題、發展的轉型問題以及發展的基礎性結構問題。

亞洲發展的“對沖”

問：您在書中特別提到了開放社會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該如何理解？

房寧：在開始研究政治發展的時候，可以説我是個“性質論”者，關於社會發展問題，我會非常強調中國和別人不一樣。但是，現在當這項研究初步告一段落時候，我意識到，其實看到的很多的差異並不完全是由於所謂的＂性質＂帶來的。很多的差異是階段性的，就是發展的階段。我現在看問題既從性質看，也從階段看。

全世界都很關注，為什麼中國在過去的30多年裏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進步，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當然這裏面的原因是很多的。在調研中逐步意識到，其中其他成功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他們在發展中採取了十分類似的發展策略，這就是一方面開放社會權利，另一方面集中國家權力。更令人吃驚的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政府文告、詔書，和中國20世紀80年代義烏縣委在一場思想解放大討論中形成文件的概念，甚至語言都是類似的，其中包括“允許”，允許這個允許那個。義烏之所以脱穎而出，最重要的就是當年著名的“四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

亞洲成功的後發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泰國、印尼、越南，它們都有一個基本的策略，就是向社會開放資源，擴大社會自由，給予人民權利，當然主要是經濟社會權利。這樣形成了一種整個社會的經濟預期，再加上開放的市場，允許自由流動，自由遷徙，放鬆了監管。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調動了出來。當然亞洲各國的説法不一樣，一樣的是內在機制。

問：不過，亞洲後發國家並沒有像美國和英國在工業化時期那樣開放選舉。

房寧：的確是這樣。以日本為典型，在它開放社會權利的時候，又集中了國家的權力，實行了天皇制。天皇制是一種政治制度，實際上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為實現快速國家的工業化，集中國家權力，實行戰略性發展的一種集約發展的機制。當時在日本就有國權派和民權派的爭論，民權派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等主張採取英國議會制，開放選舉，實現政黨政治。後來國權派和民權派的爭論結束了，大隈重信被逐。日本集中了國家權力，用於工業化發展。20多年後，日本打敗了中國，1905年又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敗了俄羅斯，繼而崛起。

隨着調研旅程的增加，見識的增長，最後終於意識到，**成功的亞洲國家的發展策略其實是差不多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問：也就是説，中國其實也不例外？

房寧：中國沒有競爭性的選舉，沒有多黨制，沒有議會制，也就是説沒有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如果仔細深入一點看，長期以來，中國對西方民主的理解似乎狹窄了一點。看西方民主要有個動態的觀點，有個歷史的視野。

現代西方民主源於13世紀初的英國的大憲章，距今正好800年。民主政治有三個基本原則，其中兩個就起源於大憲章，一是保障權利，二是分權制衡。所以人們普遍地把大憲章視為現代民主的遠因。還是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以後，民主的第三個原則即多數決定的原則，具體形式就選舉議會選舉，成為新的政治制度，這時距離大憲章已經過去了400多年。民主政治的更廣泛實踐，在更多國家中成為政治制度，是在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之後，距今有200多年。而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等革命時期確立的政治文本、憲法變成法律，比如美國各州全面制訂和實施體現1787年制訂的聯邦憲法的法律體現，已經是1950、1960年代的事了，距今僅僅50、60年。所以，關於觀察民主政治要有800年、400年、200年、50年這樣幾個階段性概念，有一個歷史的視野。

問：但很多國家很難在“權利”與“權力”之間真正做到“左右逢源”。

房寧：從這樣的歷史視野中觀察與思考，一個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時，在政治發展上面對兩個渠道，一個是保障社會權利，一個是開放國家權力，也就是競選。但從歷史事實上看，大多數國家在工業化階段並非同時開放兩個渠道，而是僅僅開放權利的渠道，而同時也是多數國家大多關閉權力渠道，或在開放和關閉權力渠道之間搖擺。**我將之稱為發展的雙向策略，或＂對沖機制＂即開放權利通道而關閉權力通道。**相對於雙開放，開放權利渠道，關閉權力渠道，是一種＂對沖＂。多國在歷史上多采取＂對沖＂策略與工業化的階段性有關。

問：什麼是工業化？又帶來了哪些變化？

房寧：工業化是一個新型的生產過程，馬克思講過，生產不僅僅是物質生產的再生產，也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其實，擴張一點看也是政治制度的再生產。其含義是，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有關。

工業化帶來了四大變化：社會大流動，身份大改變，財富大增加，關係大變化。在這個變化中，人們實現了個人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關係的重構。在這樣的過程中有兩種路徑，一種是經濟的路徑，一種是政治的路徑。當一個社會進入工業化階段的時候，如果開放了經濟渠道、社會的渠道，同時也開放了政治管道，那就不能忘記亞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人們要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有兩種路徑，一種是比較個體化的，也就是説通過經濟的手段，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經營活動﹑生產活動﹑科研活動去獲得利益，改變身份，獲取財富。同時，人們作為天生的政治動物，也可以集體行動，通過政黨活動、通過選舉和政治鬥爭去改變分配規則，進而從更大範圍內、更高的層面上實現自己的利益。

問：這樣的“對沖機制”能產生什麼效果？

房寧：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是利益分配的總開關。由於兩種不同參與通道，開放與關閉不同通道，對於社會發展就會產生不同的作用。**開放權利通道而關閉權力通道，會對人們的行為產生生產性的激勵，即促進人們通過生產與經營活動，通過個人的努力去實現發展，實現社會流動，改變身份，獲取財富和地位。**而如果在這個階段，開放權利通道的同時開放權力通道，就會產生另一種激勵作用，促使人們通過集體行為、政治行為，通過選舉，改變規則，從而實現自身的利益，這是形成了一種分配性的機制，即通過改變規則，改變利益分配方案實現利益。各種社會集團都採取這樣的方式進行政治參與，社會就要陷於利益爭鬥、階級鬥爭。嚴重的情況下，就會導致重新洗牌、全面內戰。

亞洲一些國家之所以取得工業化、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和成功，中國之所以成功，在制度層面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於選擇了＂對沖機制＂，從而形成了一種生產性的激勵，避免了分配性的激勵，所以可以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