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暉：當非洲遇見社會主義（上）
**提起非洲大陸，人們往往會想起黑色、撒哈拉、飢餓貧困、殖民反抗。説起社會主義，我們又會立即想到紅色、蘇聯、鐮刀斧頭、階級鬥爭、馬恩列斯毛。可是當非洲遇見社會主義時，我們又能想象出什麼呢？而事實上這並不是一種想象，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發展理論在非洲進行過大規模的社會實踐，非洲的社會主義也的的確確生根發芽過。
法意今日為讀者朋友帶來北京大學蔣暉教授關於非洲的一文。文章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和國家關係的角度重新討論了非洲國家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政黨組成、階級鬥爭、經濟制度、文化價值和冷戰格局的影響，反思了二十世紀非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原因。同時，也設想二十一世紀非洲可能有的社會主義形式。觀察者網將分三部分刊出，以饗讀者。
關於非洲國家社會主義的幾點斷想
蔣暉**
一、沒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
今天，一切思考和分析非洲問題的框架，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抑或非洲內部，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歸結為沒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
當福山（Fukuyama 1989）預言歷史終結的時候，他指的是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然而他的前提畢竟是承認那段歷史曾經是存在的，並給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因此，理解人類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必須以承認社會主義革命為前提，以宣告其失敗為結論，除此別無敍述之可能。換言之，無論面對東方還是西方，福山提出的是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的思想。
福山的預言似乎無法應用在非洲問題上，不是因為非洲歷史尚未終結，而是非洲根本沒有歷史。如果説，當社會主義國家想把自己終結在福山的同質化的理想時間設計裏面，必然面臨來自內部的各種各樣的抵抗，而這些抵抗也必然要通過市場和國家機器的雙重手段來制約，才有可能完成社會基因的再造，那麼非洲似乎全然沒有這個抵抗發生。非洲曾經影響深遠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一夜之間就煙消雲散，沒有給社會機體留下任何的DNA的記憶，彷佛那段社會主義改造歷史只是非洲龐大病體上的一次膝跳反射，一旦痙攣過後，再無發生過的跡象。
這就是我們今天研究非洲問題的最基本的假設：非洲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只是一個歷史的噴嚏，連小感冒都算不上，根本無需我們的注意。需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是種族的對立、階級矛盾、政府腐敗和執政能力低下、缺乏基礎建設、教育落後、內戰、宗教衝突等等，是這些根本的現實制約着非洲發展的矛盾。至於從60年代開始至90年代，非洲大陸嘗試的兩種道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則不能被敍述為非洲現代歷史的內在矛盾的反應。
這樣，非洲的現代史雖然被認為是深刻地捲入世界歷史的根本衝突的漩渦裏，比如，它的反殖是世界革命歷史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認為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衝突也有機地內化在非洲的歷史進程中，並且成為今天思考非洲問題的一個出發點。相反，從殖民體系掙脱出來的非洲在剛剛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後面的歷史：所有非洲問題都被一個個孤立出來加以研究，這些問題被懸置於歷史之外。
今天思考非洲問題的基本框架就是這種沒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它的前提是，非洲在八十年代已經實現了歐洲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設計，即一黨體系讓位於多黨制，計劃讓位於市場。正是這兩個關鍵方面的轉換使得非洲成為西方內在的一個不理想的自我，然而畢竟，非洲不再是他者，就像它永遠也不曾是他者一樣─它為歐洲的繁榮兢兢業業地服務了數百年。它的種種疑難病症只需要使用外科手術來切除即可。這就是我們今天談論非洲問題的思路，在這點上，中國的企業家和西方的企業家對非洲問題的看法沒有任何不同，而這也正是令人擔憂之處：按照世界經濟體系需求打造出來的非洲的增長是否可以帶來非洲的真正的發展？誰還願意反思，非洲面臨上述各種各樣的問題是否本身就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物？
我們理解各種務實的考慮，但我們有理由懷疑，非洲給我們出的各種棘手的難題是否完全可以在缺乏對非洲歷史邏輯的深刻把握上而得到解決之道？問題的關鍵依然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非洲自我歷史的生成過程。它與福山所描述的歷史終結構成什麼樣的關係？它是否內在於這種被終結的歷史？而許多重大的問題恰恰是因此而生？
本文旨在提供一幅宏觀的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圖景，希望以此激發更多的討論。關於非洲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西方學者貢獻頗多，但是，在非洲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之後，社會主義遺產如何被轉化和吸納，如何成為改變現狀的思想和體制的資源，還期待更多的研究，鑑於它和中國問題的相似性，這或許是中國學者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
△ 凝結着中非友誼的坦贊鐵路
二、非洲革命的性質
**如果把社會主義看作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高級發展階段的話，非洲則完全無法設想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後會大面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南非具有高度工業化、城鎮化、龐大的工人階級大軍、完善的基礎建設和尖鋭的階級矛盾等這些從理論上進入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其他國家生產力水平大多處於原始農耕、漁業階段，畜力耕作尚不普及，遑論有什麼現代農業和發達的現代工業。更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於1957年前無一獨立（埃塞俄比亞﹝Ethiopia﹞並未被西方殖民，因此除外），因此，脱殖才是最緊迫的任務，選擇什麼樣的道路發展則是下一步的事情。
△ 歐洲殖民勢力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為唯一的獨立國家）
但是如果要理解為什麼大多數非洲國家一獨立就開始搞社會主義，就必須考慮社會主義運動是如何天然地根植在非洲的獨立運動之中的。它們不是截然相反的兩件事，而是一個運動的不同方面。這主要表現在一大批非洲獨立運動領導人都是在四十年代戰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蓬勃開展的思想氛圍中完成自己的學業的。在法國留學的學生深受法共影響，在英國和美國留學的則深受英國工黨影響，其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開設的馬克思主義課程在非洲留學生和印度留學生裏面影響深遠。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非洲學生也是最公開批判歐洲殖民統治的一羣人，被非洲民族主義者視為最可依靠的力量。在美國留學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在英國留學的尼雷爾（JuliusK. Nyerere）、和在法國留學的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分別是加納（Ghana）、坦桑尼亞（Jamhuriya Muunganowa Tanzania）和塞內加爾（LaRépubliquedu Sénégal）的國父─都是在四十年代皈依了社會主義學説。
兩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大本營都建立在塞內加爾。相比較於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對非洲的影響則更早。1921年，非洲最早的共產黨分別在南非和埃及建立，1946年，第三個共產黨組織在蘇丹建成。實際上，非洲的共產主義思想一直與第三共產國際有密切的互動。非洲同志的加盟帶動了第三共產國際內部研究非洲問題的興趣，一批研究非洲黑人經濟社會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在蘇聯成立（Cohen1986），這直接導致1928年第三國際把「黑人共和國」作為一個政治議題來討論。根據謝里丹．約翰斯的研究，斯大林在這個時期根據自己的「民族理論」提出黑人應該為一個民族，並意識到黑人反抗將有效遏制美、英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出於這種考慮，黑人解放事業被納入東方問題這盤國際共產革命的大棋來考慮（Johns1995:208-209）。
△ 蘇聯宣傳畫
旅居西方的黑人知識分子也感受到蘇聯人的友情，泛非主義思想家喬治．帕德摩爾（Padmore1931）旋即在其名著《黑奴的生活與戰鬥》（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Negro toilers）一書中表達對第三共產國際的忠誠。
但是，蘇聯對非洲獨立運動的影響並不總是積極的。愛德華．威爾遜（Wilson1980）指出，蘇聯對非洲的興趣是沙皇時期俄國對非洲興趣的延伸，其核心是維護蘇聯的帝國利益。不久，許多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國黑人思想家都意識到在獨立運動中蘇聯是不想給予什麼實質援助的，非洲的獨立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來完成。法共更是站在法國立場上反對非洲獨立，這引起非洲知識分子極大的不滿。
法儂（Fanon1963〔1961〕）在《大地的受難者》（The wretched of theearth）一書中明確指出，非洲獨立必須依靠非洲全體的團結來實現；非洲黑人性（Négritude）的領導者賽爾（Césaire2000）在《論殖民主義》（Discourse on colonialism）一書中，也從黑人解放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批評；桑戈爾在塞內加爾執政後執行温和的社會主義政策，而他的總理馬馬杜．迪亞（Mamadou Dia）則由於訪問蘇聯而主張激進的國有化政策，兩個人在議會上爭吵起來，迪亞調動警察進入議會，隨後桑戈爾調來軍隊約束警察，才穩定了局面，並罷免了總理，將之投入12年之久的牢獄生活（Brockway1963:38-42）。恩克魯瑪根據利比亞的局勢在1947年提出「非洲團結起來」的口號。他主張利比亞的革命需要依靠西非的革命才能完成。1965年在非洲各國紛紛獨立後，他又提出，為了抵禦歐洲的新殖民主義政策，非洲應該團結起來，成立非洲國家聯盟，以全權處理非洲各國的防務和外交事務。喬治．帕德摩爾（Padmore1972）這時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在晚期的《泛非主義還是共產主義？》（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一書中，提醒非洲需警惕共產主義陣營裏面的種族歧視，並明確拒絕階級鬥爭理論，主張非洲的民族主義應該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政策，走城鎮工業化和農村合作化的治國之路。他的這個主張代表了初期非洲社會主義者的集體思想。
△ 泛非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毫無疑問，非洲的反殖鬥爭是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的反帝鬥爭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兩種鬥爭相互支持，最終才終結了人類數百年殖民史。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社會主義陣營和非洲各國都進行了長期富有成果的合作，有效地維護了國際秩序的合理性。儘管如此，我們卻不應忽略非洲反殖鬥爭的獨特性，它不是建立在階級壓迫和階級反抗的理論上，而是建立在種族反抗的理論上並通過民族國家的建立而獲得成功。現代非洲政治核心意識形態是泛非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這最終發展為非洲大多數國家採取與兩大陣營不結盟的國關政策。泛非主義強調非洲社會、文化和歷史的獨特性，因此在政治上強調非洲國家的團結，在國內政策上則不主張以階級區分人民，反對將各種族羣衝突、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處理為階級矛盾。所以在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統治黨大多是全民黨而不是代表農民和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理解非洲的革命就必須同時理解社會主義和泛非主義兩種既有聯繫又有許多矛盾的兩大非洲現代思想潮流。
非洲的革命提示我們，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的反帝革命並不是單一的一個階級反抗另一個階級的革命，這個革命是依靠對不同類型的革命性力量的動員來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力量、無產階級的力量、農民的力量、黑人的（種族）力量和婦女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的革命更應該理解為階級、種族和性別三大革命，三者性質並不完全相同，不能簡單地將種族解放和性別解放看成為階級解放的附屬品，認為前者的實現以後者的實現為條件。中國共產革命是按照這個邏輯展開的，但這個邏輯放在非洲就不完全適用。當代非洲的獨立運動、獨裁、內戰、種族屠殺以及美國內部黑人與白人的矛盾，都不能簡單地以階級矛盾理解和處理。種族的問題階級化、階級的問題種族化反映了非洲最普遍的現實。從非洲的處境重新反思二十世紀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有現實意義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陣營被推向極端，也最終造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因為它對外將資本主義完全敵對化，對內追求絕對的平等和消除階級差別，這兩項革命策略都被證明是失敗的。階級鬥爭理論不能解釋的現象太多了：中蘇不和，蘇聯內部的民族矛盾，我們72年與美國建交，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許多非洲小兄弟根本就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些都無法以階級鬥爭理論説明之。我們現在需要認真檢討以階級鬥爭來定義二十世紀革命性質的片面性，這樣才能對多元的革命動力重新做出説明，才能真正解釋目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性質。其實，西方戰後左翼各種各樣的發展，其核心是放棄機械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辨析被階級論所遮蔽的各種革命要求和革命的力量，這一切在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多元決定論」後一下子變得可行了。
△ 毛澤東和亞非拉各國青年朋友
非洲革命是世界反帝反殖革命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它並不簡單的是蘇聯和中國式的階級革命，這是我們認識非洲現代社會和其從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前提。它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是：一方面，沒有冷戰格局中的社會主義陣營對西方施加的壓力，非洲的獨立無法完成；另一方面，非洲交織在一起的複雜的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和文化矛盾使得非洲必須走不同於西方和東方的第三條道路，而這第三條道路為冷戰的二元格局開闢了第三世界的戰略空間，中國正是藉助這個空間才取得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發言權。
回到福山的命題，我們反對他的説法，提出世界的歷史並未終結，我們的理由不僅僅是因為人類的階級鬥爭不但並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同時因為隨着階級衝突的升級，種族、民族、宗教的鬥爭也變得越來越尖鋭。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只能通過取締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來解決一切矛盾。恰恰相反，我們需要在各種矛盾形式裏面（政黨、民族國家形式、階級、種族、宗教、市場、資本）找到各自的進步的力量。
三、非洲式社會主義的精神遺產
1957年撒哈拉以南被殖民的第一個非洲國家獨立了，那就是加納，其領袖恩克魯瑪立刻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自此揭開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序幕。從1957年到1992年，非洲55個國家裏面至少25個在一段時期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據蘇聯學者1982年的統計，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統治着非洲大陸約30%的土地和25%的人口。就連尼日利亞（Nigeria）這樣的傾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從未間斷。科特迪瓦（C?ted’Ivoire）從來未稱自己為社會主義國家，但獨立後，政府立刻採取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控制私有企業的發展。
△ 毛澤東會見瓦米·恩克魯瑪。
社會主義運動隨着葡萄牙殖民地在七十年代紛紛獨立達到了另一個高峯。這種運動一直持續到1992年，隨着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非洲的紅色旗幟也緩緩降落，除了坦桑尼亞至今還將社會主義制度寫入憲法，非洲已經沒有社會主義國家了。社會主義制度在非洲可謂以失敗告終。更可悲的是作為同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我們對另一個大陸所嘗試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失敗的原因以及經驗和教訓關心不夠、研究甚少，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説明了失敗的無可避免。相反，真正對非洲進行深入的研究的還是西方學者，今天我們只能通過閲讀西方學者的着作來了解非洲社會主義的歷史，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悲的事情呢？
△ 社會主義在非洲的失敗
非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本質是：非洲不同的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探索非洲式的發展道路。他們並不想重複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具體的反抗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他們不認可西方式的民主，大多數的非洲國家實行一黨制，這樣保證政府執政的力度和進行社會動員，這在一個多種族、經濟落後、治理體系極不健全的國家，不能不説是應該嘗試的制度。如貝寧（Benin）1990年進行多黨制改革、放棄社會主義，標誌非洲大面積民主化進程之開始。第二，在經濟方面，非洲否定利伯維爾場原則，普遍實行計劃經濟，許多國家土地國有，大部分國家自然資源國有，這樣有效保證自己民族工業的發展，否則，市場一旦開放，非洲微弱的工業體系將受到極大衝擊。目前南非的情況就是最好的説明。第三，在人文價值上，非洲不認同西方的必須有階級才有發展的理念，強調自己傳統價值裏面的互助、和諧原則，社會主義消除剝削和平等的原則因此才深深打動非洲人民。
△ 馬恩列像下祈禱的非洲婦女
同時，非洲也不想重複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表現在：第一，在政治上，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面的執政黨大多為大眾（the Mass Party）黨，而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非洲社會主義一大特點是“沒有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大多數非洲社會主義國家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在憲法中強調對人權的保護。非洲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六個：安哥拉、貝寧、剛果布（Congo）、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Mozambique）和馬達加斯加。第二，在經濟上，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徹底取締私有非洲國家獨立後長期實行一黨制，被稱為big man rule。但是一黨制之所以盛行，除了非洲內部政治氣候的原因之外，也和國際政治環境有關。法國對前殖民地的控制比較嚴格，一旦是法國認可的領導人執政後，法國就不支持換人。所以，法屬前殖民地國家大多比較穩定，這和一黨執政、執政黨和法國關係密切因此得到法國的保護有關，見van Der Veen（2004:84-92）。企業，相反，他們根據自己的國情認為，由於非洲的生產方式是混雜性，從原始農耕的生產方式到殖民者留下的現代生產方式應有盡有，所以，非洲必須強調以公有制為主導但也要允許私人企業發展，由於工業化需要的資金短缺，非洲歡迎西方投資、借貸。第三，在外交上，實行不結盟政策，儘量避免成為美蘇超級大國爭霸的犧牲品。
從上面具體政策可以看出，非洲力圖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和國家安全方面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我們因此有理由説，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走的是非洲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非洲的資本主義國家走的也是非洲式的資本主義道路。非洲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在2000年前徹底失敗了；非洲的資本主主義道路在2000年前也沒有成功。在2000年之前，當世界各地貧困人口都在鋭減的時候，唯有非洲的貧困人口不降反升。佔25%人口的非洲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對此負責，佔75%的非洲資本主義國家更該對此負責。非洲的不發達的原因太多了，由於非洲並沒有出現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兩極分化現象，不能簡單歸結為哪個制度的問題。2000年到2010年，非洲迎來了高速發展期。這十年，世界發展最快的十個國家六個在非洲。其中三個是原社會主義國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亞，另三個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盧旺達、乍得（Chad）和尼日利亞。姓資還是姓社在發展的起點和潛力上再次平分秋色，打個平手（MillsandHerbst2014:1）。
因此本文認為，我們不能按照“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分析非洲社會主義運動。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的起點，去了解非洲式社會主義興起的目的是要解決獨立後非洲發展的一個普遍困境：有增長而無發展。非洲的經濟在六十年代初有了一定的增長勢頭，然而財富明顯開始集中到少數商業和政治精英手裏，他們利用從殖民體系留下來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累積財富，而不是通過建成自己民族的工業和農業體系來促進整個國家的發展；行政、經濟、教育體系依然是殖民時期留下的，只為少數精英所服務；城鎮化和農村發展極不平衡；農民和工人的根本利益被遺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有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的嘗試，在許多人看來，這是唯一可以改變現實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