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寶：在王寶強事件上，吃瓜羣眾和運動健兒一樣重要

在這個自媒體發達的時代，蹭十萬加的辦法有很多種，有人靠猛料，有人靠深刻，有人靠放圖，有人靠放片，有人靠花錢，這些都正常，唯獨有一種令人不齒，那就是招罵，靠擺出一副天下皆醉我獨醒的姿勢招罵，也能蹭上熱點，紅火一陣子。

最近王寶強離婚這一波里，刷存在感最明顯的，無疑要屬中華田園女權。當吃瓜羣眾眾口一詞、同仇敵愾咒罵狗男女的時候，那些説王寶強捉姦是農耕時代的道德觀的精英姿態並不奇怪，但女權就屬於變着法兒的蹭熱點招罵了。對這種招罵的方式，吃瓜羣眾已經給予了堅決的反擊，讓他們紅了，這且不説。

今天要講的更復雜一點。比如下面這位：

你説他説的對吧，好像也對。但我們今天要説的就是，這位前國家男排隊員、現在的央視排球解説的這種論調，和吃瓜羣眾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咒罵狗男女的事，其實都重要。

奧運會的重要性，前面已經有不少人談過了，這不是重點。但這裏仍然要簡單談一點看法，從這次奧運會上傅園慧、張國偉這種並沒有拿到金牌卻意外變成網紅的情況看，我們有理由對廣大人民羣眾的覺悟表示樂觀。以前中國還不那麼強大的時候，總希望在一些別的事情上找補一點，比如黃飛鴻、霍元甲那種所謂的民族英雄的方式。但那恰恰證明，即使我們能在一些小事上找補一點心理平衡，卻無助於改變中國落後捱打的現實。到今天，我們對是否得到金牌表現得如此淡定，就是因為中國已經強大了，不再需要用奧運會這種方式找補了，所以我們對奧運會金牌的渴望並沒有以前那麼強烈。

但王寶強離婚的事也重要。為什麼呢？因為，在這次全民道德底線的壓力測試中，事實説明廣大吃瓜羣眾是及格的。

尼采認為，啓蒙時代以來，人類社會的道德水平一直在下滑，原因是道德相對主義日益侵入到每個角落。在所謂“超越善惡”的藉口下，每個人都相信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從而變得小善可以不為，小惡可以為之，都覺得自己做的這一點善事不足以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準，自己做的一點小壞事，也不足以降低全社會的道德水準。久而久之，積少成多，就變成了每個做壞事的人都會在心裏告訴自己，雖然自己幹了壞事，但自己仍然是純潔無暇的，是個好人。絕對的道德信念的衰敗導致的是整個社會整體道德滑坡，用尼采的話説，這樣的人也變成了“末人”（最後之人）。

中國正處在高速工業化的時期，雖然從經濟總量看，早已完成了工業化，但是工業化的人口比例還不高，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觀也還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之中，也正因此，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變成尼采説的那種“末人”。正因此，幾乎每次一公眾事件都是一次對中國社會道德底線的壓力測試。

在對待婚外情的問題上，經過公知這些年來持續不斷的“啓蒙”，加上各種歐美文化工業產品流入，已經變成了意見並不是那麼不道德的事，乃至在一些大眾文藝作品中，成了一件很浪漫的事。比如有流行歌就唱道：“越過道德的邊界，我們走過愛的禁區，享受幸福的錯覺，誤解了快樂的意義。”

但這次在王寶強離婚的事情上，廣大吃瓜羣眾幾乎是一邊倒的支持王寶強，譴責通姦的馬蓉與宋哲，這就説明，公知的啓蒙和流行文化的毒害並沒有完全徹底的摧毀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基本的道德底線意識還是在的。

在廣大吃瓜羣眾看來，第一，馬蓉與宋哲這是合夥欺負老實人，這是不能允許的；第二，兩個本來應該是王寶強最信任的人，卻背叛了王寶強，這是對王寶強的信任的利用和背叛，是不能容忍的；第三，退一步講，如果馬蓉真的對王寶強已經沒有感情了，或者説像精英和公知們説的，覺得王寶強即使有錢了也還是沒文化，層次低，那麼可以先離婚再找，可以光明正大的解決問題，不應該用這種違背道德的方式；第四，再退一步講，即使可以出軌，如宋哲所説，他們是真愛，那他們也不應該合謀轉移王寶強的財產，這種串通一氣騙人錢財做法是最無恥的，用我們習慣的話説就是“吃王寶強的飯，砸王寶強的鍋”。

正是在這些衝擊道德底線的問題上，廣大吃瓜羣眾以自己的咒罵維護了這個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也可以説，是用咒罵築起了一堵道德底線的大壩，而且經受住了那些田園女權和半吊子公知精英的衝擊。

在王寶強離婚這件確實是社會負能量的事情上，已經被熱衷於啓蒙別人的公知和精英開過光的法律不能維護這個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反而要尊重那些踐踏了道德底線的人的所謂“權利”，這時候廣大吃瓜羣眾以自己的道德義憤和謾罵維護了道德底線，這是我們應該感到特別欣慰的地方。

在整個事件中，最無恥的是沒有下限蹭熱點的娛樂媒體，以及借事説事的公知。吃瓜羣眾將注意力從奧運會獎牌大戰暫時轉移到王寶強離婚這件事上來，本身倒也合情合理。應該説，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得到獎牌，鼓舞了國家的士氣，吃瓜羣眾則守住了道德底線。兩者同樣重要，都應該大大的點個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