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亞洲發展的“對沖”（中）——民主轉型的三大要素

【西方主流學界認為，中產階級推動了“民主轉型”。但這一結論放在後發國家，尤其是很多亞洲國家身上並不成立。是什麼推動了亞洲國家的轉型？就此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房寧通過多年比較政治學研究做出瞭解答。本文為系列訪談第二部分，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

政治轉型成敗繫於精英集團？

問：談到亞洲發展模式，民主轉型便是繞不開的話題。尤其是後發國家的“民主轉型”，更是紛繁複雜。

房寧：在通過有關亞洲多國政治發展的比較研究獲得的新認識和知識中，有一些與西方學者以前所做的有關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研究不同的認識，也許可算是對西方以往理論或成説的匡正。民主轉型的動力問題就屬於這類問題。

關於後發國家的所謂＂民主轉型＂，西方學界有一個比較流行的解釋，即是認為是中產階級推動了轉型。**但在我們看來並非如此，至少亞洲多國不是這樣的。**舉個例子，如果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而不是所謂專權制度的擁護者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一個現象：前些年在泰國社會運動當中，曼谷的中產階級，即所謂黃衫軍圍攻國防部，要求軍隊政變，來推翻民選政府，恢復集權統治。這種現象用西方的政治發展理論是無法解釋的。

泰國黃衫軍

問：如果中產階級推動轉型不適用於亞洲國家，那您的研究結論是什麼？

房寧：**亞洲多國實際上是在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新興社會集團推動了民主轉型。**韓國是最典型的例子。原來它很落後，按照朴正熙的説法，韓國是世界的棄兒，人民非常困頓、非常沮喪。韓國工業化發展中逐步產生了三大社會集團：一是軍政集團，出現在朴正熙政變以後，它是韓國工業化的主導力量之一；二是財閥集團；三是新工人階級。在韓國所謂新工人階級是產業工人與部分知識分子的組合，韓國知識分子比較左傾，大批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同情工人，參與了工人運動。韓國的民主轉型是新工人階級和財閥集團共同推動的。當年韓國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但當軍政集團和財閥集團結成一體的時候，新工人階級是難以作為的。

但是為什麼到80年代中後期情況發生變化了呢？現在初步的認識是一部分財閥集團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韓國的財閥是比較綜合性的財閥，實力又很強大，而且帶有某種地域性，多方面的原因造成這些財閥在不斷發展壯大中產生了多元化的要求。當然，財閥的訴求和工人階級的訴求完全是兩回事。當時軍政集團像大家長，直接安排經濟運行和資源、利益分配，這導致財閥集團對軍政集團日益不滿，他們的訴求是要求社會資源不能由軍政權分配，進而財閥集團與軍政集團矛盾日深，財閥集團也打起了要求＂民主＂的旗號，也在一定程度上藉助了工人階級、學生運動，甚至有可能暗中支持民主運動。

在這樣情況下，韓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軍政集團一定程度上陷入孤立。當然，韓國轉型也還有1988年的奧運會，以及美國在蘇東劇變情況下對東亞政策的調整等一系列原因綜合的影響與作用。從理論分析上看，實際上是新興社會集團利益的變化，以及他們之間的利益的整合、裂變導致了韓國的民主轉型。

問：我們也注意到，亞洲有的國家民主轉型比較成功，有的卻不成功。在您看來，轉型成功的必要條件有哪些？

房寧：根據觀察與研究，其原因在於新的社會結構重塑。**亞洲國家民主轉型成功，所謂民主轉型成功即從所謂＂威權體制＂相對平穩地轉化到多元體制。**轉型比較平穩的國家主要是具備了三個重要條件：

**第一，社會的結構變化。**社會從過去的利益結構轉化成新的利益結構，比如説中國過去的社會階層是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後來是什麼樣的？十大階層，政治學也可以講六大階層。**社會結構從原來的比較簡單的結構變成比較複雜的結構。**而且這個結構是各得其所，這是所謂的結構的穩固。

**第二，精英集團的整合。**憲政體制、權力結構、利益結構構成了政治體制的基本結構。所謂憲政體制，即政治學傳統意義上對政治體系的描述，即憲法、法律與機構。在傳統意義上政治學是這樣認識政治體系的，但我們在研究中逐步意識到實際上這樣的認識具有很大侷限性，是一種比較表面化和靜態的認識。實際上憲政體制之下存在着一個實際掌握國家權力的權力結構。國家權力主要是在這樣到結構中運行和繼承複製的。每個國家的權力結構是在精英階層層面上存在的。隨着工業化進程每個國家的精英階層也是變化流動的。比如，在韓國，隨着工業化進程，傳統的政治精英集團從軍政集團逐步分化為了所謂保守和進步兩大集團，保守陣營由統一國家黨為代表，進步陣營有民主黨為代表。現在韓國的國家權力主要掌握在這兩大陣營的上層集團的手裏。我國台灣地區也分為由國民黨為主的藍營和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所謂綠營兩大權力精英集團。

台灣“立法院”內，藍綠兩營不時上演“全武行”

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新興的精英集團、精英階層能不能逐步整合，形成基本共識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平衡，在重大問題上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又是政治轉型的基本條件。不同背景的權力精英乃至整個國家的精英階層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原有的意識形態和派別利益，則可以保證政治轉型的成功與平穩。

**第三，社會保守意識。**這涉及工業化社會中的主要社會集團的整合，與精英階層整合有一定關係。民主轉型，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最大的問題是民粹主義。工業化進程中出現要求社會變革、要求政治民主自由的訴求是普遍現象。民主化、自由化的訴求往往伴隨着民粹主義的社會情緒以及社會運動。民主化、自由化運動中會看到這樣的現象，當第一步目標實現了，就會有人説它不夠，要求接着來，結果越走越極端，造成了政治動盪和社會混亂，嚴重的情況下社會失序，民主化運動失敗。這樣的現象在亞洲尋常可見。因此，**社會政治轉型要成功的一定條件就是要對所謂的民粹主義有所抑制。**當民粹主義不能號召多數人的時候，這個社會才能穩定。亞洲轉型比較平穩的國家中有一個現象，當新的社會結構形成後，相應地在社會中上層形成了保守意識，對現有制度及社會秩序比較認可，反對繼續變革的激進主張。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轉型才能比較平穩。

問：這些比較平穩的完成了轉型的國家，有沒有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可識別的外在標誌？

房寧：人們常問：亞洲轉型國家有沒有轉型節點？是什麼？在哪裏？當然，這也是研究團隊常常思考和留意觀察的問題。現在初步的結論是：城市化率65%是一些亞洲國家成功政治轉型的一個節點。

以前，西方學界有相關研究。多數情況下，是用人均收入或人均GDP來衡量和標誌轉型節點的。比如，認為人均GDP達到多少就具備了轉型條件。但根據觀察與研究，**發現採用人均GDP為標準存在很大問題，主要就是沒有考慮規模。**國家之間的比較規模問題很重要，它不是一個簡單的量的問題。也就是説，一個小國的人均GDP和一個大國的人均GDP，説明的問題是不一樣的。人均GDP是一個統計意義上的現象説明，而不是對問題的揭示。

根據對亞洲多國的研究，顯然採用城市化率是衡量社會結構與政治發展程度的更好的指標，因為城市化率既有對生產水平的衡量，又有對社會結構變化的標示。工業化帶來城市化，城市化率在某種程度上標誌着社會結構的變化。在城市化率超過65%的情況下，實現轉型的國家是比較平穩的。東歐國家也有是這樣情況。所以城市化率65%及其以上，是這些國家轉型的一個節點。